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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内战而在1945年及1949年来留下来的恶劣情绪亦不足为永久的仇恨。中国国民党和中共都曾与日本作战，不仅两方都已与日本采取和平方式，而且在很多方面两方都已从事善意合作。宽大之美德，也为两方所重视。蒋介石生前即已原宥一打以上和他作对的军阀，毛泽东有一个儿子在韩战中殒身，可是他开怀接待尼克松。如果年轻一代并未实际参战，倒要将双方的仇恨永久化，则是不可思议了。
可是因为几十年来的武装对垒，双方都以不承认对方之合法地位为本身立足之逻辑。突然放弃这立场，可能引起内部争执，也可能投柄于分裂运动。在本书成稿之日，有很多迹象显示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准备给蒋介石恢复名誉。他在浙江之故居据说已经修整。一座抗战史迹博物馆将开设于卢沟桥畔。在北京和汉口，街道已改用国民党抗日殒身的将领为名。黄埔军校校友会已成立，此中值得注意，这军校只有蒋介石曾任校长，人民解放军元帅徐向前则为现任校友会会长。这一连串事情，逻辑上的结论将是在历史里重新树立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地位。香港
香港是一个岛屿，连着九龙半岛，更附有大陆上一片领土。以面积言，她的400平方英里不算极小（如与澳门的6平方英里比较）。并且香港的摩天楼面对着石山作背景的自然港口，以她直立之价值超越她横卧着的价值。多年以来这自由港口因物产荟萃，成为采办中心和旅游者下榻之胜地。即使是英国旗，也替中国挣得不少外汇，近年来以本身经济成长著称，是亚洲地区成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除了以银行业和船舶业为世界上重要中心之一以外，香港也是纺织品和塑胶品、电气设备、电子、机器与化学物品的制造场所。她的印刷业、食品处理和电影业也甚为称著，这三项对海外华人特别有吸引力。
本书整备付印之前，作者得到一份香港特区的基本法草案。这文件使我得有机会证实我不久以前的想法：一个国家在现代经历了一段主要的突破时，连国家这一观念也可能变更，如400年前荷兰民国诞生时的情形。这基本法给我们一个机会想见1997年重返中国以后的情形。这特区将保持其独特的税收制度和货币制度。它将有特别的旗帜，它的行政首长将由选举产生，他也和被选的立法员一样，至少已在本地居留20年。现有司法机关将全部保留。香港所立的法律将报告于北京的人民代表大会登记作为纪录，可是特区不隶属中央政府任何机构之下。而且特区有权处理仅与本地有关的外交事宜。起草委员会完成了上述初稿，正在与咨询委员会商议，两者都在广泛征集公众意见。工作表现地方自治的精神，将各处有价值的地方尽量保存，和对1984年中英两国协定的尊重。这不是容易的工作，它的成功应当为澳门造成前例。来日这动力之所致，不难渡过台湾海峡，使突破历史的中国一统成为事实。本书命意
在结束本书时，我乘机解释写这书的哲学立场。初看之下，宏观历史好像与道德全不相关。人类之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于因果关系，不能由各个人意愿左右，更难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在写作以上各章时，我更将前一时代所留下来的影响昭然指出，就和以前的史书不同。传统的史学家通常将每朝代之初当作一段有创造性的时代，当日的人口和社会都带着可塑性，可以由一代伟人照着他的理想转折成器。我自信我的叙述比较近乎实情，可是也会造成一种定命的印象，亦即注定将发生的事物总会发生，道德与否和事实之来往无关。这样无人性的立论很可能扰乱读者的心情，更可能冒犯有些敏感的读者，然则这不是作者之本意。
下图里面，实线部分表示我想象中历史之形成。它也是人类不断向前推进所留卞来的纪录。为简明起见，我们以三个较大的段落代表当中无数短程的进展。我们的路程连亘不断，朝以继夕，有如印度思想家所谓“羯磨”（或因果报应，karma）或如西方神学家所谓“定命”（predestination）。即从一个读史者的眼光看来，我们的自由，无论如何也只能始自我们祖先撒手的地点。自此向空伸出的箭头表示我们理想主义之倾向。道德也在这时候成为一种有力量的因素。大凡人类全体性的动作既有群众运动之参与，必带牺牲自我的决心，也包含着公平合理的性格。可是和这种倾向作对的有向心的力量，以较短的箭头表示。后者或称为“原罪”，或者如宋儒所提的“人欲”。弧线上的历史进程总是以上两种力量之总和，也就是阴与阳之合力。
历史之总意义，也如这图所示，在其整个的美感。人类整部历史不过约10000年，在宇宙的生命里不过是极为短促的一部分。而我们所能理解的宇宙生命尚且可能是更大事物当中的又一小部分。如康德所说，“事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或noumena）非人力可得而知。在弧线的前后，我以虚线画出，此不过根据人类历史，推想其来踪去迹。如此看来，实线的真实性也靠虚线之陪衬而得，并且也只有相对的意义。
人类历史之大块文章，以长远的距离视之，属于神学领域。作者的经验识量有限，只好像鹦鹉学舌一样将大哲学家康德提出作为交代。除此之外我不能将我个人有限度的观测去推论无可知之数。同时，历史家的眼光总是以回顾为主，在广大空间划出几条短线，并无预言的意义。
现在有不少教科书作者在叙述西方事物时，乘空插入一两段有关中国琐碎之事而称之为世界史。在我看来，人类1/4的生活历程不容如是草率处理，尤其在我们已临到一个紧要关头之时。所以我提出中国历史的全部历程，注重它内部的节奏和特性，然后才提到它与现代西方冲突与接触的全部经过。这样的安排也确能使我们观察世事时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眼光。以前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全不合情理之处即可因此冰释。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的重要，而人类长期忍耐力之伟大也因之而显然。各人对以上的反应不同，可是能将一个古老国家的维新以及她重新振作的态势笔之于书，作者已有一股愉快的感觉，并且希望读者有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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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7…108…00915…3
【书 名】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定 价】 28。80
【作 者】 黄仁宇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7…5…1
【页 数】 574
【字 数】 420
【装 祯】 平装
【开 本】 32开
【内容简介】这本书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近代的形成历史。全书共八章，内容可归纳为四个部分，分别研究了资本主义概念及早期资本主义形成因素；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资本主义在欧洲之外的延伸；结论及研究方法。该书在讲述历史的同时也阐述了作者的分析，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既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有一定的思想性，读起来比较有味道。
目录
◇第一章 问题的重心
◇第二章 威尼斯
◇第三章 荷兰
◇第四章 英国
◇第五章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
◇第六章 美国、日本和德国
◇第七章 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第八章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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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题的重心
“资本主义”是一个常用的名词，不时出现于众人笔下和口语之中。可是要给这名词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不仅各种书刊作者坚持己见，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旁人顿生误解。这问题若不得澄清，则可能成为社会上思想冲突的根源，亦可能影响到各个人的人生观，使我们对世事惶惑而觉得没有主宰。
以一个常用名词而会产生如此多问题，大概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牵涉的地区广泛，历时久远，迄今尚未停顿，且又与现代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近世纪中主要的战争与大规模的动乱，通常都与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资本主义，既可以当作快乐与新生命之原动力，也可以视为许多失望与灾害的渊薮，因而我们无法在理智上或情绪上漠然视之。
虽然一般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一种经济生活的现象，首先在13至14世纪之间出现于意大利半岛，可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却产生在几百年后。纵然如此，从开始使用至今已有100多年了，以今日世事变化之剧之速，也可以算得“曾经沧海”。对西方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1929年经济恐慌的记忆犹新，各界批评资本主义的文字很多，组织工会，防制托拉斯，提出社会福利的立法，亦与当日提倡资本主义者的立场相反。直到东西冷战之后，才有人以在资本主义的旗帜下自豪，才有人倡说它与西方社会中之自由不可分割。可见得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资本主义——名目之由来
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研究资本主义多年，他的考证如下：
资本主义为这三个名词＇其他两个名词为“资本”（Cap－ita）及“资本家”（capitalist）＇之中最带激动性的一个，曾经促使历史学家及辞典专家拚命追究而尚无定论。据陶查特（Dauzat）说，此字眼曾见于1753年之《百科全书》，它并赋予奇特的意义：“富裕之人的景况。”这种说法可能不正确；因为此一文句迄今未为后人觅得，仅见于1842年黎察（J．B．Richard）所著《新法文广义》）（Enrichissementsdelalanguefrancaise）一书中。可能是由于布兰（LouisBlanc）与巴斯夏（Bastiat）的争辩；才赋予这名词新意义。他在1850年写着：“我所谓之资本主义乃是有些人拨用资本，不让旁人介入。”当时“资本主义”这字眼仍不常见。普鲁东（Proud…hon）间或使用。他的说法亦算正确：“土地仍是资本主义之堡垒。”这也是他的主要论题之一。普鲁东给这个名词下了很好的定义：“一种经济与社会之体制，当中劳工以劳力使资本产生作用，使之成为收入之来源，而此资本并不隶属于这些劳工。”可是六年之后（1867）马克思仍不知有此名目。
事实上要到20世纪之初，“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才在政治论坛的争辩中，轰轰烈烈的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反面。宋巴特（WernerSombart）爆炸性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moderneKopitalismus，初版，1902），更将之引进学术界。在很自然的情况下，这个马克思从未使用的名词，却被归并于马氏的规范之中。自此，奴隶社会、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被视为《资本论》作者的三阶段之演进。
这名词在出现过程中的含糊不清，可能是由于它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名目。20世纪初年，经济学家长期的拒绝使用，如纪德（CharlesGide）、康瓦斯（Canwas）、马歇尔（Marshall）、西利格门（Seligman）、卡萨尔（Cassel）。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后，才在《政治学辞典》（Dictionairedessci…encespolitiques）中出现；《大英百科全书》迟至1926年版才赋予一篇解释。《法国研究院辞典》则迟至1936年才加以介绍并给它一个啼笑皆非的定义：“资本主义：资本家之整体。”这书至1958年仍未有显著的改进：“一种经济体制，内中生产的品物属于私人或私家行店。”——为什么不径称“生产工具”？
事实上自20世纪初年以来，资本主义即被重重推压着不同的意义，而尤以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更盛，曾使很多人感到尴尬。有声望之历史家如希亚通（HerbertHeaton）曾提议将之废弃不用。他曾说：“在各种主义之中，最扰乱听闻的乃是资本主义。这字眼有了如此五花八门的解释与定义，任何人都可以说，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似。”费伯微（LucienFebvre）认为它既然被过度滥用，实应自此放弃。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放弃，又必立刻感到怅然若失。南非德（AndrewShonfield）说得好：“还在继续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人，最严峻的批评者在内，得提出个较好的字来代替。”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名词之发生问题，其来有自。
陶蒲的三种学派
前剑桥大学讲师陶蒲（MauriceDobb）分析当代有关资本主义之论文，归纳为三派。一种注重生产关系之转变。资本主义一行，生产者开始出卖劳动力，此后对制成品无法过问。这也就是马克思学派。陶蒲自称属于此掀。第二派着重资本主义的精神，亦即新时代的资本家将存积资本当作一种高尚的事业，并且赋予以虔诚的宗教性。还有一派则重视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之特征，组织上本就预备对付遥远的市场，于是批发商出资垫买商品，因之也干预着零售商及生产者的业务。
但在现有的著作中，没有一派的理论可供我们全部观摩借用。因为许多理论并不合于我们所处的时间及地点，对一般读者说来，沉缅于这些理论可能始终不得要领，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例如陶蒲提及工业资本之形成时，承袭马克思的说法，指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匠工扩大了本身行业的制造。他们阶手胝足挣积了资本成为资本家，开始雇用劳工，创造新局面，通常是前进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将商业资本投入制造，压制生产，使物以稀为贵，而大规模的赚钱。他们也不愿意高度的分工合作，于是避免了大量的投资，总之就是反动。作者根据英国在16、17世纪间不同的行业，提出无数例证。但是在初期存积资本的过程中，工可以为商，商也可以为工。即算作者所举例证全部确凿，在数百年后的今日，前进的工匠与顽固反动的商人皆经过市场的测验和时代的淘汰，有的歇业破产，有的臻荣日上。今日尚待开发的国家，百事待举，亟需将廉价的劳工投入国际市场以便存积资本。资金的辗转则已国际化，不借贷则眼看着旁人占先，并使自己坐失机宜。虽说任何国家都要尽量保护本身和劳动者的利益，可是现在已不是计量企业家的家庭环境背景和阶级出身的时候了。对已开发的国家来说，刻下的问题早已逾越多个世纪以前的范畴。今天各大公司除需面对同业的竞争外，更需防备的是职业性的“公司突击者”（corporationraiders）。他们靠游说为资，先向银行家和证券交易人取得“垃圾证券”（junkbonds），将若干大公司的股票成批买去，然后接收对方，裁道其经理人员，再将其经营的事业撤离合并，有的出卖，有的加强，只顾刻下的效率，忽视长期惨淡经营的需要。先进国家的工商业人士既要对付诸如此类的大问题，因为所牵涉的资金动辄十亿、百亿，被接收的公司的雇员也以万计，使整个社会已无力去顾及初期存积资本时其成员的积极性与消极性了。就像一个商店今日之盈亏每年逾百万，已无暇去考证几十年前账簿上一个小数点后面之数字是否确实可靠了。
韦伯（MaxWeber）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者。他的著作将新教伦理（protestantethic）与现代资本主义并为一谈。作者一方面提出路德提倡的上帝之召唤（calling，亦即天命，对每个人不同）与加尔文之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一样有个人主义的趋向，因为天主教徒过去崇信带有集体性格之良心，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已代之以匹夫匹妇个人为主义之良心。自此也不能全恃寺院修道作为获救的阶梯，各人之生计行业仍不能与信仰无关。路德尚只消极的以各尽所能乃系上天谛命。加尔文则鼓励各信徒设想本身已被选拔获救，于是事业上的成功乃系得到恩惠之象征，因之更积极进取。另一方面韦伯也根据富兰克林及英国非国教（non－comformist）牧师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的言行证实英美资本主义之兴起与清教徒之间有密切关系。中国读者特别有兴趣的则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里有一卷专论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他述及中国社会受儒家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下层的组织既靠父系权威（patriarchialauthority）的氏族（sib）作主，科举制度又将一切名利交付文人，使其他各种行业缺乏适当的诱导力量。道教则被中国社会看作一种魔术，它本身也逐渐减轻入世的行动。佛教在中国也同样被排斥。韦伯指出佛教因对女人情绪有特别感召的力量，以致成为宫闱之中被重视之信条，经常有宦官为其赞助人，而缺乏领导社会之力量。
韦伯引用中国资料常有错误及误解之处，可是整体来说，他这种比较式的观察尚称得体。他批评中国旧社会教条森严无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针见血。但韦伯只是一个社会学家，其作品可视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的论文，一般心理上的分析细腻，很适合用为评议文艺和美术的根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有如资本主义者，则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论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
十六七世纪以荷兰及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趁着宗教改革之发难，将封建制度的残余社会力量一扫而光，代之以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这种组织与体系，以“资本主义”称之。其中又以加尔文教派为盛，并以其战斗力量与旧有力量周旋。所以历史上提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必有其互相衔接之处。但是若以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可概括全部除旧布新的运动，或可以推测以后社会新组织的全貌，则不免过度将问题简化。
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威尼斯时并无新教渗入。以后相继推及于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