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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企知的法国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说到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已给我们预先安排一种假说之中的借镜，所以我们的观察集中于18世纪末期，法国突然改组时，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而不着重人身方面之情节。兹举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图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带传奇性的一段插曲。本来计划周密，初步突破难关。只是一离开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备，国王两次被识破，车行亦不能保持预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预备接应的人员不得不撤离岗位，马匹也已遣散。国王抵达华伦内（Varennes）时已黑夜，在此的迟滞是被截获的一大主因。华伦内已去边境不远，也有奥军准备接应。事之不成，诚然令替国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历史家内心也不免忖测：若是天假其缘，使路易平安抵达边境，以后局势将起何种变化？可是这种空想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产生错觉。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日法国的问题，已不是加强或甚至改革国家之高层机构所能解决，在这情形之下，国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国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杂又磅礴，当时无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决不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谓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这些酝酿的因素出现既突然，在每一阶段逗留的时间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励各人立即争取主动。勒费弗在叙述1789年10月，巴黎妇人强迫路易自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时，写出：“没有人能够梦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见得时人总以为当日的细雨微风已如未来的巨浪与狂飙。
路易十六曾被历史家指摘为意态游离。最初他有机会出走而不愿脱逃，因为逃避责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稳定时，他调兵入防，也有压制议员的情势，可是他被乱民威胁时，又不肯动武。他多次谋算王后，临时又改变主意，只有最后丧身于断头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其缺乏决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局势不能明朗化。而他对各方的责任观念，互相冲突，亦不可谓之不真。当革命初开始时，各人无法预知其牵涉之广，即有少数人作大刀阔斧的看法，日后证明其眼光仍过于狭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进而至君主立宪，又前进一步而成立民国，再进一步修改整个人类的文化，上至伦理宗教，下运历法及度量衡，最后改变而军事独裁，又受国际干涉，其余波振荡几十年。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更只能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绰号“老虎总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说，“革命是一个整体，一个大方块”。因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这也等于说集体的责任（corporateresponsibil－ity）比单独各人的责任重要。也因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国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如中国）之历史衔接。
责备路易国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比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罗伯斯比尔穿浅蓝色外衣，着贵族型马裤，头发敷粉。他的亲信同党圣约斯特（Saint－Just）戴耳环，丹东和外国交涉时渗入个人利害，至少是不诚恳的。可是拿破仑也曾被指责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结婚，靠裙带关系升官。至于说到以革命起家发财，则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统统裂土称王，或带贵族头衔。而拿破仑在国外的掠夺也不曾公开交代。总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转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以上之评论与指摘，都没有接近我们企图审察的主题。大革命企图重订人类道德的标准，其记录不应当先被道德问题分割。我们再引用勒费弗的言辞：他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
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的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的事实：大革命之发生，一般认为开始于1789年。其实前一年巴黎的议会（parlement）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着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已在序幕之前，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此中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之发生，并不是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致命冲突，而是各阶层间、各地区间、各种利害错综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阶级斗争实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以后这样的作法，也见于俄国与中国。
法国之议会与英国之议会（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区设立，不是立法机关，而像高级法庭，也保持类似中国唐朝“门下省主封驳”的作风。所有法令一定要经过议会“登记”，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关不能置之不顾。而且承封建制度遗绪，司法独立，非特别强有力之君主无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议会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对立，即酿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时国家的财政也陷入低潮，原来，18世纪法国的军事政治力量虚有其表，国家靠借债度日，军队也靠德国与瑞士之雇佣军充实行伍。以前几次的国际战争不是惨败，即是胜负未分；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也算战胜国，却又兜上一笔蚀本生意。同时，财政的困难也不能由内部解决，因为宫廷的开销不及预算6％，而公债摊付的利息即超过预算之半。
当日法国的人口，据估计约在2300万至2500万之间，巴黎即超过60万，以法国资源之富，如果经济组织有条理，其国计民生较之邻国，如英国、荷兰，不应相形见绌。而且法国的国民经济已有起步的基础。重商政策自17世纪以来，经过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贝特（Colbert）锐意提倡，法国的造船、海外贸易、纺织、玻璃工业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长足的进展，股份公司的组织也和其他先进国家大致同时，巴黎的证券交易所经手投机生意，则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时期”被停封为止。可是在法制上，这些新经济因素未能结合成一个自行调节的结构（在我们的眼光内亦即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组织的呼吸之间。后者可以将各种经营特权公开贩卖。现在看来，“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业不能与农业归并为一元，其财富基层脆弱，利益只泽润于一部分人口，与德国落后的情形（详第六章）相比，过犹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级会议，说明法国实有三种体制。其原则有似中国汉初吴楚之乱以前的封建与郡县并行，复杂则远过之。第一级（FirstEstate）为僧侣，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为数不逾10万。他们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统、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产，很多主教方丈实际上是各村庄的领主。僧侣既视察全部信民的养生送死，也管辖到他们的婚姻与遗传，兼及教育与慈善事业。第一级不向国王付税，但是传统上经过磋商自愿地向国库捐助，有时担付国债利息之一部分，唯无成例数目。
第二级为贵族。总数也不过40万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来的武士阶级，有些追溯到中世纪前的德国血统，有些则是后来加封。另一种是各级法庭的法官、地方经理的首长，大体出资捐官购买。18世纪末年法国的贵族极为混淆，有些极富，有些极贫。一般爵位由长子继袭，可是也有新贵族头衔，只及于受者本身。海陆军军官由贵族领先，有时身份即包括特权。过去的观念凡贵族即为庄园的领主，这种情形已不存在。因为法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时候整个庄园落入平民买主手中。可是封建体制没有全部取消，有些贵族仍为领主，仍开设庄园法庭。据估计大革命前夕，法国约1／5的士地仍在贵族手中。他们除了向农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坚持其水利权、矿产权与种树权和狩猎权等。
贵族无集体组织的机构，向他们抽直接税极为困难。一方面这也由于法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历史的发展使法国领土的中央区域早期就属国王，中央政府派驻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边疆的各单位，在归隶时与国王定有契约，内中也各有世袭性质的地方首长和代议性质的地方机构从中主持，税收还待磋商。而且庄园制度的继续存在，更是调查统计难以精密的原因。欧洲封建的成规，从不说明何种产业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数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来彼往的享有特权，种地也只好按成规，如此更妨碍农业的增进。此外还有整个一市一镇享有不同的特权。
第三级为平民，据称占全国人口94％，其中大多数为农民。法国穑夫制早已废除，除了东北角少数地区之外，穑夫已不存在。一般农民可以自由购置产业。自耕农与佃农的比例各地千差万别。一般的困难为耕地分割过小，农业技术无法增进。过去几十年来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数农民感到生活压迫。每值天灾流行，即有食物匮乏之虞，也影响到市民生活。又据研究，大革命前夕与18世纪初期比较，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况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严寒，河水冰冻，食粮既短缺又无法输送。翌年，城市里市民失业多至半数，为助长革命声势的主因。夏间巴黎的骚动引起各种谣传，惊扰进入乡村，而遍及全国。
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是革命之领导人。他们争取本身权利，事诚有之，痛恨贵族享有特权，亦是当然。但是单纯的阶级利益之冲突，并不是使他们忘身舍命发动政潮的主要动机。因为他们事业成功，也可以与贵族通婚，也可以买爵捐官。只是他们在旧体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闷。启蒙运动以来，种种天赋人权、国民公约的观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识与社会环境及生活习惯发生距离，是现代社会里驱使中产阶级参加革命最有力之条件，法兰西此时已具备此背景。以后银行家和富商出资捐助市民暴动，律师以辩才参与组织，赛亚司（Sieyes）以教团成员参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贵族降为平民代表，丹东与罗伯斯比尔和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以律师出身。马拉由医生改作新闻记者。以上都不易以他们本身阶级利害，解释他们的心境与行动。同时资产阶级（bollfg60isi）是一个极为广泛而不着边际的称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权阶级，下至小本经营的工匠，都可称为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大革命固然使资产阶级抬头，也使不少资产阶级成员被清算。
现在让我们再追叙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时的情形：这种会议自1614年以来，未曾开过。因为过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们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此时国王召集三级议会的目的，无非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可是下层阶级已被重重剥削，既担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税（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劳役（corvee），又要负担盐税（gabelle）之绝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无法向他们增税。而新负担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级。过去公私财政事宜的叠床架屋，久未改组，何处可增税、何处应加租，也无从获悉，所以税收与租金的收集多来承包制。只有职业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个别间的情形，才能执行任务，而且从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数目字管理，则早已用不着劳驾他们了。同时这时候还有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例如以后风潮加紧，贵族出奔国外，下层阶级里有很多人因之失业。提高粮食的价格，应当对农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种葡萄酿酒的农夫叫苦连天。改进农业生产，首重圈地，才能将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种，但是首先反对即是农民；他们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权利，立即无以为生。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从规划，找出对策。
所以从各种非人身的因素看来，法国已经无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组。只有将一切投入一个大熔炉之内，听候历史之安排，只是这情形当时没有人看穿。
当三级会议在1789年召集的时候，各级与地方的单位，依前例条列他们向国王请愿的要求，称为。ahi6y，我们不妨径呼之为“陈情表”。当中第二级的要求，有一段要国王固定贵族的地位。各人的勋级要仔细勘明，让他们如僧侣一般自成一财团与系统，今后朝廷不得再以卖官鬻爵的办法混淆名位，国王的近臣务必由贵族中遴选，他们的子弟则由王室负责教育。今日我们看来不免惊讶，此类要求可谓不识时务。大革命志在清算贵族，以后步伐一经展开，尚有不少贵族未经审问，即送上断头台。那么当初何以如此跋扈嚣张，在应当要求谅解的时候不虚心求愿，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强他们的特权？
这种举动也可以引用非人身关系的情形解释：
提出陈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级会议原来是国王与臣民的一段对话。国王固然要各级代表协同决策抽税，后者趁此机会将下情上达。既有权力则有义务，既有义务则有权力，以上都符合于封建体制。只是会议既分三级，召集会议即已伏下了一个阶级斗争之阴影。
各级代表由各地方单位选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经过初选与复选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单位授权参加，而不是以个人的见解，参加国事的磋商。经过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单位的选举人也觉得他们已成为一种民意上的机构，除非他们阶层里和地方上的陈情表获得答复，他们责无旁贷。于是以巴黎为首，此地既为国都，又有沙龙为时尚人士讨论政治之处，产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册子煽动革命情绪。此后，巴黎的407个“选举人”，在选出三级大会的代表之后，经常集会，巴黎公社及国民军（NationalGuard）由此选举人的会议而产生。这些机构与组织，和巴黎政客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成为策动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后他们既维持秩序，也策动暴民。其他各地区的情形也大同小异，1789年巴黎的骚动一开始，旧体制派往各处的省长（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组织已经瓦解，各市镇大致仿效巴黎的办法，除了传达国民大会（NationalAssembly，详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国王所辖行政系统指挥。
所以旧体制力量脆弱，是局势脱离掌握之一大主因。这种情形，也使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与德国的统一运动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首先冲入伤病军人大厦，取得滑膛枪32000支，随后进攻巴士底监狱，其目的在于取得兵器与火药，解除这要塞对巴黎市民的威胁，并非所谓解放囚人。消息传到各处，很多市镇与乡村群起响应，农民进攻贵族的堡垒。
为简便起见，大革命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叙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级会议开幕到1792年8月，历时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宪。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职权，革命由温和走向极端，终至恐怖时期（reignofterror，简称恐怖Terror），后因“热月反动”（ThermidorianReaction）才得结束，时为1794年7月，后期也历时近两年。此后迄拿破仑于1799年11月兵变夺取政权为止，其间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顿的时期。
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级代表约600人，第一二两级各约300人。起先国王和议会坚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的同意即算通过。显然的，这样无法对国家体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变方针与政策也必困难重重。所以第三级的代表主张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体表决，在这主张之下，三级会议变成了“国民大会”（NationalAssembly，这组织后来自称“宪法制定会议”＇ConstituentAssembly＇，由宪法制定会议参加产生的代议政治机构称为“立法会议”＇Legisla…tiveAssembly），于1791年集会。以上都与革命后期的“国民会议”＇NationalConvention＇不同）。因为国王封锁议会的场所，这些代表聚集于凡尔赛宫室内网球场，也鼓动一部分代表下级僧侣和前进派的贵族参与，又怕国王以武力压制，与会的人签名誓约之上，内称除非达到目的，决不分散。其中提到国民大会之召开，其目的在“草拟宪法，给国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确原则”。
这样展开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势已无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代表一体参与。他的让步并非出于开明主见，而是于内外的威胁，而巴黎既感到粮食恐慌，又不知道国王意向所在。他集中军队于巴黎内外以防止暴民蠢动，保护国民大会的安全。但是所谓暴民既经组织，实际已是革命的群众力量，和国民大会里一部分代表之护身符。
三级会议于5月5日集会讨论，6月20日有网球场誓辞，6月25日巴黎公社组织就绪，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视，希望抚慰众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头妇女6000多人冒雨手执标枪，又挽两门炮，跋涉12英里，到凡尔赛宫向国民大会和国王请愿，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们后面还有国民军两万人的支持，国王与王后被迫由凡尔赛迁往巴黎的特拉里兹官（Tuileries）。两周之后，国民大会在巴黎开会，从此彼此都在巴黎群众阴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挥之群众或暴民，对以后国事的进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时至今日，这些事迹还找不到确切的解释。即如巴黎的暴动与妇女的示威，显然有人策划主持。他们是谁？当初目的何在？虽说历史家各有猜测，最可能从中获利的乃是奥尔良公爵（ducdeOrleans），当今国王的远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宪君主，也可能是赛亚司和米哈波预闻其事，甚至有人怀疑，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成名，今被公推为国民军司令的拉法叶（LaFayette）。还有几个办报纸的主笔，也被指责唆使主动，却没有人提出可靠的证据。总之从人身方面的观察，很难写出此中确定的历史。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粮食问题也一度解决，紧张的空气业已和缓。那么何以以后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