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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个明星告诉您，使了她的洗面『奶』〃今年20，明年18〃，就是那个明星跟您说，〃用了他的牙膏〃吃嘛嘛香〃；一会儿，这个明星给您展示西服、领带，告诉您这是〃男人的世界〃，一会儿，那个明星拿出保健『液』，在您耳边念叨〃女人更需要关怀〃；刚端起饭碗，马上过来个明星，冲着您喊，〃泻立停、泻立停，跑肚拉稀一吃就停〃，刚准备夹口菜，就有明星教给您，〃贴肚脐，治痔疮；一贴就灵〃。反正这么说吧，从洗头洗澡，到涂脂抹粉；从穿鞋戴帽，到喝酒解馋；甭管您是发炎还是闹脚气，也不管您是腰酸、背疼、腿抽筋，明星们没有不管的，就连孩子『尿』床，到晚上熄灯睡觉，只要电视开着，明星们就整天围着您忙活，一直伺候着您。眼看这些大腕们整天服侍自己，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似乎破坏了心目中的那个美好形象了。
星光渐『乱』『迷』人眼，到底追星追到什么份儿上，谁也没底，谁也说不清楚。
明星画蓝眼圈，准有一群人涂得像熊猫似的；明星穿中式小棉袄，大街上准有一帮人打扮得像村姑；明星穿短背心，大姑娘就『露』肚脐眼儿；明星穿圆跟鞋，满大街的女同胞，把脚下的大圆掌，叭叭地跺得山响，在马路上盖戳；明星要是港台腔，得，台下准儿有大舌头。
追星，已经追成了〃模仿秀〃。不仅发型装饰衣着打扮而且连语言风格、举止做派，都要把明星模仿得惟妙惟肖。少不更事的俊男靓女，不远千里，纷纷报名，登台献演。模仿者，自以为得意，沾沾自喜；观看者，乐不可支，呵呵傻笑。只道是现在的换颜美容，技不如人。如果真能达到吴宇森执导的影片《变脸》中的高超医术，我敢打赌，定会有甘愿献脸者，把自己变成心中的偶像。可要是满大街男的都是刘德华、任贤齐，女的都是赵薇、张惠妹，也够招人烦的。找个人，接个站，报个户口，兴许凑合，可要是登个寻人启示，不把您急死，算我白说！
追星风之猛烈，连文化人也不能免，前些时候，有一作家仗着自己和某著名胖歌星长得几分相似，于是在作广告之时，将他的新书书目往屏幕一冲，并大吼一声。至今，我还不懂，难道真是那位作家〃找不到北〃吗？
追星风，战鼓擂，不知到底谁追谁。现在，除了追星族追星，就连明星自己也顾影自怜，开始追星。明星创办〃名人〃杂志，于是乎，明星找明星，明星照明星，明星写明星，明星捧明星，明星策划明星。明星忙得手忙脚『乱』，明星忙得不可开交。明星把〃名〃当成了星，明星把〃星〃又做出了名。我猜想，或许明星也研究过日本的企业管理，懂得了〃团队精神〃，或许明星学会了市场经济，明白了〃群体效应〃？
其实，社会上疯狂地追星，完全是市场经济使然，完全是被利益所驱使。市场经济，品牌也是资产，名人也有效应。商家追星，并非看中明星的脸蛋和身段，而是看重明星身上的商业价值。唱片公司雇佣〃星探〃，寻星探宝，为的是日后能在明星身上赚到滚滚财源。街头小报、地摊杂志炒作明星，为的是制造新闻，诱『惑』读者，提高发行量。出版商追星，为的是借用明星名望，出书赚钱。企业追星，为的是推销他们的产品，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在电视屏幕上，无论那些明星们是怎样地对我『露』出《笑脸》，是如何对我《甜蜜蜜》地劝说，我总感觉到在笑脸后面，隐藏着商人们抢占市场的焦灼心情；我总感觉到在甜言蜜语当中，包含着商人们寻求猎物，〃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急切渴望；我总感觉到自己后脖梗上有把快刀，正在丝丝地冒着凉气。
电视机前，我常常胡思『乱』想，全社会对明星的这种无条件的狂热，会不会使人丧失正常的理智？会不会叫人出卖自己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判断能力？会不会成为对大众的文化与时尚的媚俗与亵读？会不会就是对我们的品位与格调的一种廉价的拍卖，
为什么鲜有明星在电视中做公益广告？为什么鲜有明星作为公众的正面形象出现在屏幕上？或许这类广告无法给厂家和明星带来巨大收益？或许明星本身已经在市场经济中完全异化，只是具有商业价值，而不具有社会道德和良知的感召力？倘若，真有歌星、影星在电视中高讲〃反腐倡廉〃；倘若，真有歌星、影星在电视中宣讲〃关心下岗职工〃；倘若，真有歌星、影星在电视中教育我们要〃遵守社会公德〃、要〃整顿社会秩序〃……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看着追星『潮』的疯狂涌现，我甚至有点无动于衷，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胡思『乱』想，在想什么，追星的出现到追星的内在。其实，我们也可追星『潮』中读到许多更深层的东西，比如人们内心的空虚等等。
2。权力：追逐者的坟墓
何谓市场经济，即一切可以放到市场中去交换，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也在咱们中国建立起来了，那一切也可用去交换，其中当然也包括权力。
王宝森，就是其中一位，他选择了用权力去交换金钱、美女，市场经济则选择了他的灭亡。
1995年4月4日北京之夜，一辆悄然驶向郊外的豪华轿车上，一个60开外、面『色』苍白的男人，用颤抖的手向自己举起了枪……几天后，新闻在全国炸响：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他贪污公款数十万元，挪用2亿多人民币，建造豪华别墅，取悦姘『妇』一掷千金，亲友立项随心拨款……此案件更令人惊心恶心的是这些大人物在案发前仍是满口冠冕堂皇……
两年前，原贵州省委书记夫人、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建宏因收取巨额贿赂被执行枪决。1996年2月，她的继任者向明序，又因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而被捕。这是权力的不幸还是人的不幸？
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北方，仅国内外的住宅就有6套，香港半山区的别墅耗资2500万港币，而他给单位造成损失10亿元。在这前后首钢又有5位权重位高者贪污金额均在百万元以上。而首钢，原以严格管理著称。
除王宝森、阎建宏、周北方在权力面前被淘汰外，还有相当一大批贪官难以逾越〃权力〃这一道〃鬼门关〃。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古代贪官如是，今日贪官更如是。
权力，正把越来越多的贪官送入〃鬼门关〃。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训。
市场经济的大『潮』，正改变着国人的生存方式，正冲击着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面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变，大过渡的前夜，然而在〃十字路口〃，国人中有些『迷』失方向，有些躁动不安，有些则坐等观望，其间违法变成了〃合理〃，丑君变成了〃潇洒〃，支流充当主流，一时间，泥沙俱下，浊流泛起。
在中国，许许多多一味追逐要权力的贪官污吏被送进了坟墓，这给国人带来沉重的话题：
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部门显得十分无力，我们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与管理，在一些部门也显得十分软弱。党和国家培养一个干部是很不容易的，要经过许多年的培养考验，要经过个人长期的奋斗和努力。而一些干部走上犯罪道路经常是一念之差。每当发现干部成为罪犯时，我们总要花大力气去忍痛挖疮、亡羊补牢。无疑，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花精力对干部加强日常的监督和管理呢？常检肌体、未雨绸缪总比忍痛挖疮、亡羊补牢强得多吧？
许许多多的案例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绝不仅仅是权力监督问题，比如还有，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批评与自我批评如今不那么管用了，现在有些党组织的生活会上，所谓的批评犹如隔靴搔痒，更多的是小批评大夸奖；那种出自于同志情的尖锐的批评再也听不到了，当党『性』碰到人情或权力的时候，往往有些人就把党『性』抛在脑后。比如，我们有些领导，对下属的干部看优点多，看缺点少，看成绩多，看失误少，夸奖他们多，批评他们少，尤其是那些曾取得过一些成就的干部，一叶障目不及其余，对于反映这些干部的问题也很少认真调查核实，而是一压再压、一推再推，完全背离了党使用干部的原则，这无异于纵容和姑息干部犯错误。如果说，一个正确看待自己成绩的人，他脚下的路总是从零开始，那么，我们领导对任何有成绩的干部的考察不妨也从零开始，摘掉有『色』眼镜，考察干部会更客观；再比如，在党委的领导下，纪委如何有效地监督党委的成员，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对党政干部如何预防经济犯罪，全面防微杜渐等等。
很多案例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我们党的反腐败工作却任重道远……
其中不少东西令人深省，当今的中国怎么了？难道真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或许在他们眼里赶赶『潮』流，玩玩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有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行为终归还是逃脱不了法律这张巨网，当然留给他们最后的也只有阴森的牢笼。
3。观念：守旧难以冲浪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似乎演绎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当今的中国，竞争异常激烈，『潮』起『潮』落，又有多少英雄能屹立其中，接受市场浪涛的洗礼。
马胜利就是这样一位守旧的冲浪者，在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凭借其改革的东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后来的观念的僵化，一味地用以前的老套方法、落后的旧观念去进行企业的改革，最终导致失败，就是缺乏创新所换来的巨大的损失和血泪的教训。
客观地看问题，马胜利的承包方式在改革之初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求；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推进，马胜利的经营方式已远远不适应，为此，承包方式他尝试过，集团方式他尝试过，租赁兼并方式他也尝试过，而他不能更深地去控制企业内部的潜力，并且没从深处关注以产品、以名牌为主的企业间的深层联合，似乎他所强调的联合仅是表面的承包，也就成就了〃马承包〃，但是他最终却未能挽救败局，且直接导致了企业的翻船。
对于这一教训，马胜利有所领悟，但他对矢志改革以来所产生的压力始终感到委屈。
市场经济是无情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能够适应谁就能够站稳住脚，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这是市场经济一条铁的规律。
与马胜利相似，以3800元起家的巨人集团曾以奇迹般的崛起速度，成功地演绎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初创时期的辉煌。然而，巨人集团却因经营危机再次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个经济巨人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从高峰滑到低谷？
透过巨人危机，我们能够窥到民营企业发展的症结所在：一是民营企业与生俱来的投机欲望和短期行为。决策者们强烈的增长欲，易于形成哪里热就向哪里投资，忽略产业选择的可行『性』，企业经营表现出随意『性』。二是民营企业家长制的管理作风。家长制的管理风格随着民营企业的壮大很容易得到强化，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机构和集体决策体制。在巨人风波中，史玉柱拒不纳谏，执意推行的两件事：巨人健康大行动（损失1亿元）和修建巨人大厦（积压资金1。7亿元），成为巨人集团元气大伤的根源。三是个人素质的提高跟不上企业发展的要求。随着企业的发展，竟争的加剧，如何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运作资本、加强管理等等，成为企业家的基本功。而这些对于从〃农作坊〃里把企业盘活扯大的民营企业家来说，还显得相当陌生。四是难以清醒认识〃形势比人强〃的真正含义。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操』作阅历中形成了自己的经验和思路。往往他们的经验和作风与深层的市场经济机制是相悖的，并且市场经济中存有优胜劣汰的原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如果民营企业家不会随之采取措拖，放眼未来，仍抱一种〃有经验比谁强〃的心态，企业难免要陷入被动挨打局面，最终被淘汰。
4。新闻：在中国也有〃自由〃
所谓〃言论自由〃，我国宪法之中便有明文规定，而由此推展开去，到了〃新闻自由〃似乎有点让人感到为难，为何有之，人们对新闻有自由与言论自由之间关系有一种误解，将新闻自由当成『乱』说『乱』动，视之为忌讳的东西，实让人笑话。
真正的新闻自由，第一不是〃『乱』说〃，其所有言论都必须以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为为限度；第二不是〃『乱』动〃，即便是〃腹诽〃，或〃敢怒而不敢言〃。但如果发展到〃君子动口又动手〃、〃敢言而又敢动〃的地步，就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当事者该如何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还没有实现新闻自由……不但没有一部《新闻法》，令新闻工作者无章可循，无法可依，而且他们还被赋予了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即只能〃帮忙〃，不能〃添『乱』〃。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对有的人而言，这并不意味着痛苦，反而使他们享有了另一种〃新闻自由〃。
有两类人享有这种〃新闻自由〃。一类是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他们常常被认为代表了中央和〃上面〃的声音，每到地方和基层采访，往往能享受到某种级别的领导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渐渐也学会了领导同志那种前呼后拥、颐指气使的派头，好不舒坦。笔者曾亲耳听到某中央大报一名〃名记〃的感慨：〃要什么新闻自由，我现在够自由的了！〃另一类是主流媒体的主管部门或上级单位，他们对麾下的媒体具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命令它报什么、不报什么，正所谓〃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咬几口〃，因此他们享有空前的新闻自由。南京市副市长张连发对此深有感触。他的经验是：〃噪音扰民、占道经营等困扰居民生活的问题，反映到我们这里，要是一级一级转下去，起码得一个星期才有回音〃，〃我让新闻界一捅，往往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能解决或有个说法，灵得很〃（《人民日报》1995年11月11日第5版）。
而在河南省新乡市，『政府』部门享有的新闻自由更大。企业家刘万奎，出资购买了300辆三轮车，想为该市的下岗职工开辟一条再就业之路。不料下岗职工以〃难为情〃、〃无固定工资〃等理由拒绝了刘万奎的好意，而大学生却踊跃报名，希望以此勤工俭学。河南省党报《河南日报》下属《大河报》，以及《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随即报道此事，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新乡市有关领导一看，这还了得，〃好，我们新乡的下岗工人有问题，思想落后，这无形中使新乡投资环境受到了很大影响，谁还敢来这种落后地区投资？〃于是一声令下，当地党报《新乡日报》连篇累牍发表〃调查报道〃及新闻评论，一方面大骂〃刘万奎欲以三轮车作摇钱树〃，一方而指责计大学生蹬三轮车是〃误人子弟〃……高度的〃新闻自由〃，使《新乡日报》在维护新乡形象、保护新乡投资环境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那些享有〃新闻自由〃的人的角度来看，新闻有如胡适博士所感叹过的历史，无非是一个乡下姑娘，想怎么打扮她就可以怎么打扮她。你不是说刘万奎是急下岗职工之所急的〃好人〃么，我偏要把别人和有关部门签订的合同加在刘万奎身上，以此〃证明〃他是一心想利用下岗职工赚钱的〃大骗子〃；你不是说大学生积极勤工俭学是自立自强的表现么，我偏要说他们是〃心态浮躁〃、〃不务正业〃……诸如此类随心所欲地利用手中的〃新闻自由〃大树特树〃形象〃的例子，实在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你不是说我这里街道普遍脏、『乱』、差么，我今晚就在电视新闻上播放一段样板街的录像给你看看；你不是听说我这里最近发生了一些人室抢劫案件么，我马上可以派记者去采访一个居民小区，让居委会的老太太给你描绘一番本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妙景象；你不是在某高校亲眼目睹了青年教师住房困难之〃怪现状〃么，那不要紧，我明天就通知日报组织采写一篇反映本市为青年教师办实事的长篇正面报道……
这一种〃新闻自由〃，代表了一个地方的〃主流〃声音，引导了一种惟〃大人〃马首是瞻的舆论，的确可以大帮其忙，避免被人〃添『乱』〃的危险（好在小地方如《新乡日报》的〃新闻自由〃并不十分可怕，因为其他地方的媒体如《大河报》。《中国青年报》它管不着）。这种〃新闻自由〃，是以取消新闻学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为代价的，二者此消彼长，似不能共存；但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当二者可以和平共处，每个人。每个群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能平等地接受公众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时，真正的新闻自由才可望水到渠成。
其实，河南新乡的那种〃新闻自由〃从表面上似乎真还给其带来了声誉，是否能如愿引进外资却很难说，但好像刘万奎等等能以为家乡作贡献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也是不错的，毕竟〃新闻自由〃是他们的嘛！
既然有人享有着命令媒体报什么、不报什么的〃新闻自由〃，那么反过来看，媒体便不可能享有自己决定报什么、不报什么的自由。但即便如此，有人仍然不满足，希望对媒体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督。
1998年4月14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一篇题为《谁来监督媒体》的评论，严厉谴责了此前不久流传颇广的一则假新闻（某大导演口出狂言：只要有钱，中国也能拍出自己的《泰坦尼克号》），认为〃有人说假新闻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对媒体缺乏监督，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并由此发出疑问：〃对'无冕之王'的'超水平发挥'，应该由谁来监督呢？〃
我倒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对这个不成其为问题、同时似乎又有点问题的问题提出疑问。说〃它不成其为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媒体已经和正在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监督。按照正统和权威的理解，媒体是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