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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的关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调，冷静从事，以 避免出现混『乱』。我处理过芝加哥的拉沙热病事件，以及几年前出现在新泽西 的埃波拉可疑病案。我有效工作的秘诀是保持镇静，估计出可能的危险，制定 一项计划去限制这些危险。向人们解释清楚发生的一切，让他们冷静下来。与 新闻媒体打交道，我一向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事实，决不评说我不知道的事情。 因此，即使我很焦虑，也会表现得镇定自如。
会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新闻发布会，它是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 究所和“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召开的，会上简要地说明在弗吉尼亚雷斯顿地区 实验室的一群猴子身上发现了类似埃波拉的病毒。我们的行动计划要求我们识 别在海萨顿的人与病毒接触的情况；评估并控制猴子，找出是否其他地方的猴 子会被感染。为此，我们需要调查其他进口动物，也许这样会弄清楚雷斯顿地 区从哪些地方来的猴子受到了病毒的感染。这项工作由“疾病控制中心”的检疫 部承担。
有一段时间，检疫部一直在关注猴子贸易中的环境和条件问题，因此他们 的行动是积极有效的。我们的工作量从一开始就十分饱满，整个行动很快发展 为一个强大的协作力量。
弗吉尼亚州卫生部派来工作的人们个个精明强干，他们不仅是在专业上十 分胜任，而且一直保持头脑清醒，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我向他们解释埃波拉是能传播的，以及还没有传播等情况，远比预想的难 度要小得多。他们可能很想把任何接近受感染的组织或猴子的人全部列入高危 一类。实际上，这没有必要，而且还会引起那些人的不必要的忧虑。不过，对 于州卫生官员来说那是相当便利的，他们采取的是一旦怀疑就加以封锁的策 略。本州的官员们不愿引起恐慌。
不幸的是，一些记者大肆制造危机的气氛，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出风头。这 样，我们想表达的一些信息——我们在医学领域和实验室的经验告诉我们，有 必要保留这些病毒传染…………被歪曲了。但布伦特·布莱克利奇 （brentblackledge）是个例外。他是费尔法克斯县地区报纸《新闻报》（the journal）的记者，他不仅写出了不少好的报道，还向社区提供准确的信息，消 除造成恐慌的微小隐患。
我着手与“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包括苏在内研究疫情扩散到人群的可 能『性』。苏是唯一的具有猴子感染埃波拉病毒实际经验的人。我同史蒂夫·奥斯 特洛夫（steve0stroff），“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以及弗吉尼亚州卫 生部门的人们一起，开列了一张接触过猴子的人员名单，并设计了调查问卷 表以便能估定他们受感染的程度。我们不得不对每一个与动物或它们的细胞组 织有过接触的人进行调查。
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切顺利。当我赶到海萨顿实验室时，发现除了我们分别 处理的动物实验室的人以外，所有可能与动物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全体雇员已 被召集开会。我没有安排这样的会议。这是公司的主张。主持会议的是军队的 一位兽医病理学家。她的工作是和实验室的猴打交道。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也不了解什么是埃波拉。会议组织得很好，我想最好不要干涉。实际上，在邀 请我发言以前，我一直保持沉默。
这并不等于我不想起身反驳，只是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她对这种病的不着边 际的描述。
当众反驳她与事无补。会使大家认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并给 人一种事态失控的印象，这当然会无故地造成担忧。当我最终有机会发言时， 我告诉大家他们感染埃波拉病毒的机率很低。实际上病毒不可能从实验室的动 物房里跑到咖啡屋秘书小姐身上。即使与一块感染了的猴细胞组织呆在同一房 间里，也肯定不会染上埃波拉。唯一有危险的人是那些与生病的动物有过密切 接触的人。我向与会者保证我们要把这些人识别出来，对他们进行密切的观察。 很自然，人们想知道一旦他们患病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告诉他们，万一有人患 了此病，他们将在费尔法克斯县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我强调指出，医院的医 务人员已做好准备来应付这样的局面，我说，毕竟我们已确认在非洲即使那些 与这种病和将要死亡的埃波拉病人紧密接触的人们，传染率也仅大约百分之十。 在那些长期看护重病人的人群中，危险『性』有所上升，但仍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 最大的危险来自伤口或感染了血的一种仪器的针棒。那些与病毒打交道的雇员 都戴手套，有良好的实验室环境。而且在报告的病例中都与伤口、抓伤及针棒 无关。另外，我在苏丹见过成排的将死去的病人，在扎伊尔看到过这种病传 播所造成的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不愿被疾病打倒，我要用我的知识和经验去接 受挑战，扭转危机。
我在海萨顿工作时遇到的最理智的人当数达尔加德博士，他是负责猴子的 兽医，同时，我也同情他的困境。他受到三方面的压力。他为动物担忧，同时， 他得考虑它们感染人类的可能『性』。他还不能忽视此次事件对他赖以生存的实验 室的财政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任何事件中，雇员们都保持了镇定，至少，他们 不能惊慌失措，或回家不干，或向新闻界和议员们说三道四。他们和我们一道 工作，按照他们与任何动物或动物细胞组织接触的程度自己组成各危险群。
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否埃波拉会通过空气传播展开了大量讨论。每当埃波 拉现形的时候，这个灰『毛』怪就会『露』头。有关人类疾病所有的流行病学提供的 证据，包括 1976 年，1979 年和玛尔伯格的首次流行都引发了对这一问题的讨 论。尽管对许多病人的治疗是在通风条件差的茅屋中进行的，从他人身上感染 这种疾病的人只是那些与病人有直接接触，特别是与他们的血『液』、『尿』、呕吐物 或下泻物有接触的人。如果埃波拉是通过烟雾传播的，罗伊·巴伦和我在扎伊 尔就会被传染上的。最近在加蓬一些村民中发生的一次埃波拉流行是因为接触 了一头死于这种病毒的大猩猩并且被一些年轻人带回家中。同样，是接触了被 感染的动物以及制作食用其鲜肉是流行的诱因。确实，由于有了对此传播途径 的了解，才使艾伦·乔治（alaingeorges）和来自朗丝国际医学研究中心（le centrelnternationalederecherchemelicaledefrancevill）的人们得 以及时地控制了疫情的传播。
问题是无法证明埃波拉病毒不是空气传播的。你可以证明有些事确实发生 了，但你无法证明它从未发生过。我们有空气传播的鲜明的例证，如水痘， 流感，麻疹，但这些疾病与埃波拉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它们的宿主是人，人 是最大的传染源，呼吸系统则是主要目标。为了通过空气向人类传播，这些疾 病基本上都是有联系的。这是疾病传播的主要战略。第二，由于麻疹一类的疾 病具有如此轻易而快捷的传播方法，它们袭击人的比率大大高于埃波拉病毒。 大多数的非洲病人是在没有空气的房舍中接受看护的，其他在空气中繁殖的病 毒，甚至像肺结核这样的病菌都会轻而易举地传播开来。在这些病例中，许多 都受到了传染，但埃波拉病毒与它们不同。
确实，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实验表明空气传播几种出血热病毒是 可能的，但这需要把面罩罩在豚鼠和猴的脸上，在这样在压力下面罩可以输送 大量的病毒。在这个实验中，所有的动物都被感染了。显然，这不是自然传播。 这项实验唯一的教益是如果你按紧面罩就可能染上肺炎以及你想要得到的一 切细菌，包括皮肤表面的非致病细菌，如葡萄球菌表皮细胞。值得注意的是这 次实验没有使用任何非致病细菌有机体作为控制手段对实验目的进行说明。
即使有了证明，我也相信虽然空气传播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个别的。 这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我们曾经把一份所有可能接触过病毒者的综合名单分类。 按照他们接触的程度，把他们分成高危、中危和低危三类，然后对各类进行观 察。我们确保每天与名单上的人接触以便掌握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并检测他 们是否发烧。
此外，我还要保证准备好适当的『药』品和病房以便为可能出现的病人提供医 疗。我们的工作方针与在芝加哥时的一样，病人将被正规医院接收，并得到应 有的医疗照顾，可能还包括隔离护理技术。这样做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 患有出血热病人需要最高质量的医疗护理，这一点除非病人能比较容易地得到， 特别是得到监护，否则就谈不上。第二，病人很难住进四级高控病房。在为病 人寻找医院就医期间会丧失宝贵的时间，而且更多的人将在运送病人中受到感 染。出血热患者难以承受运送时的颠簸，因为他们的心血管系统很脆弱，有发 生休克和出血的危险，搬运会引起死亡。第三，分配到高控病房的医务人员也 许不能保持三级护理的高标准，除非他们每天练习。如果大城市的医院没有这 些设备，有些事情就很难办。
我有证据支持我的观点，我只需指出几年前一些拉沙热病人在病因不清的 情况下被送进了伦敦一些医院的普通病房。有些病人甚至在他们康复后也没有 得到诊断。在没有隔离护理下，没有一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阿兹基韦的血『液』 中含有比任何其他病人都高的拉沙热病毒，但是在芝加哥一家三级医院与他 接触的人中没有一个受感染的。
我和费尔法克斯总医院的流行病学家和传染病专家阿兰·莫里森博士（dr。 allanmorrkon）以及监护小组的医务入员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仔细听我 讲述对他们面临危险的估计，并听我解释他们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为了应付 不测，库卡·佩雷斯（cucaperez）搞来一个移动式实验室配有检测第四级病毒 病原体的设备。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在任何埃波拉感染可疑的地方给任何病例 检测血『液』和血清并且及时做出诊断。库卡负责在必要时做试验。
我们没有等待很久。 月日，雷斯顿的一个动物饲养员早上去上班时发烧，并开始呕吐。在气氛高度紧张的猴子实验室里，这足以使人们拉响警报。病人被急送医院并收 进了监护室。医务人员按常规接收病人。使用了我们建议的保护措施并给病人 做了全面检查并了解了病史。我立刻意识到假如他得了埃波拉病。对此我表示 怀疑…………可能不是非洲感染的那种传统形式的埃波拉病，埃波拉的一个显著症 状是突然发烧、肌肉酸痛、关节痛、头痛，你会立即感到生病了，而这个病人 没有任何这类症状。
但是，也许他感染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埃波拉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因此， 我们得为这种病的不同表现做好准备。在 2。1 小时之内，库卡的一系列呈阴『性』 的检查结果证实了我的印象。不是埃波拉。这时病人退烧了。据我猜测，那人 的病是焦虑所致。考虑到雷斯顿的环境。我不责怪他。
第一卷 29。亚洲病毒引起的骚动
1989年11月30日晚，我觉察到隔壁特殊病原体分部一个小办公区乔的办公室内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弗雷德和乔在一起。听声音就知道弗雷德很激动。 我好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探头向屋里张望。他们看见了就让我进去。
“罗塞尔将军刚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给弗雷德打来电话”。乔说。 “彼得说他在雷斯顿一个实验室的一些病猴身上发现了看来很像埃波拉或玛尔 伯格的病毒，就在华盛顿附近。”我很了解彼得·贾林。他花了很长时间在 迪特里克堡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研究拉沙热病毒和埃波拉病毒。但是，华盛顿 反而有埃波拉病毒？它又出现了？“他一定是看花了眼”，我说。我开始思考。 这也并非不可能，以我们对玛尔伯格病毒一无所知来说。假如它以前出现过一 次，就有可能再次出现。弗雷德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用一种肯定的语气，转述 着拉塞尔将军在电话里对他说的活，显然，他们是在培养死猴身上的细胞组织 时发现了大量的丝状病毒。
“猴子是从哪里来的？”我问道。我等待他说出乌干达这个地方，从那里 进口的猴带有玛尔伯格病毒。
“菲律宾”，弗雷德答道。
“菲律宾？”“可是”，我说，“带有这种病毒的猴子都是来自非洲，菲律 宾不应出现猿出血热。”弗雷德和乔都表示同意，他们也一直为此表示疑『惑』。 不过，我们都知道彼得的能力，我们应重视他的活。假如他说他在菲律宾的猴 子身上发现了丝状病毒，可能他确实看到了。另外，他还告诉弗雷德他证实 猴子务身上带有猿出血热病毒。这样看来，那死猴是受到了两种病毒的合并感 染引出的血热病毒和丝状病毒，都应只存在于非洲和印度。
那些猴子当时正在华盛顿的郊区。
第二天弗雷德和乔到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去会见军队和地方的有关 人员。当他们回到“疾病控制中心”后，他们坐下来研究“疾病控制中心”的 对策。乔决定由史蒂芬·奥斯特洛夫陪同回雷斯顿，去进行调查，并准备应付 可能出现的人受病毒感染的情况。当乔决定了他下一步怎么办时，他转向我说： “苏，我们不知道这些猴子是在哪里被感染的。我们需要一个计划以便追索它 们的来路并找出它们与非洲接触的任何线索。”事情趋向复杂比了，我想。我 们开始给熟悉的人打电话，也许他们了解一些世界各地猴子的运输情况。这些 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吉姆·米根，（jimmeegan），在马尼拉开展由“疾病控 制中心”举办的实地流行病学训练规划的马克·怀特（markwhite），还有德国 和苏联的科研人员。也许他们能证实死猴是从他们国家出口的传言。马克对我 们尤为重要，因为受感染的猴来自菲律宾。乔说服他尽可能调查在马尼拉的猴 子实验室，看看能否了解到一些有关猴子和饲养员的情况。有幸的是马克的流 行病学专家组里有几个兽医，这正是他们喜欢干的工作，不幸的是当时菲律宾 正处于困难时期，叛『乱』者在许多农村地区打仗，使得马克旅途艰难。
我也和荷兰航空公司派驻纽约的货运部经理广泛交谈。他给了我很大帮助。 原来猴子是 1989 年 10 月从马尼拉运来的。随着线索的展开，我们发现在马尼 拉有四个猴子贸易商，这只病猴来自四个贸易商之一。它们被装在荷兰航空 公司正常飞行的飞机货仓里运进来，还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开办的一家动物旅馆 过了一夜。另一种我们无法肯定的说法是一些被运到美国的猴子在飞行途中周 围环境过热，这些都是指同一批动物吗？事实证明，它们是从另一条航线被运 进来的，温度过热不会给带有丝状病毒的猴子不良影响。在正常情况下，约有 百分之五进口的猴子会在飞行途中死亡或到达后不久死亡，这是旅途中劳累造 成的。可我们现在说的是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死亡率。另一件麻烦事是我们发 现运往雷斯顿的动物还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另一个动物旅馆呆过一夜。现在纽 约和华盛顿郊区都被牵扯进来了。
在门厅里，我偶然遇到一位在军事方面很有经验的同事。他已听说了我遇 到的情况。
“我得提醒你，苏”，他说。
是什么呢，我想，于是我说：“你想说什么？”“记住我的话，这次流行 将改变你们分部的整个特点。等事情结束后，一切都变样了。”我不能想象怎 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次流行会与我以往调查的如此不同，我来不及多想，就投 入了工作。我给在马里兰迪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彼得打通了 电话。
“苏，这里发疯了”，他说，“我们被病猴搞得不知所措，我从没有见过这种 情形”。
他尽量把那里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向我提供了一些有关猴子来源的线索。 他说兽医们自己在对付猴子，他很高兴他不再为他们负什么责任。我们同意保 持联系。
关于与非洲的关系，我肯定病毒与非洲有关系，可怎么去寻找呢，乔和我 讨论了几种方案，不久我们就决定下来我该做什么。
“你最好搞一份去阿姆斯特丹的邀请”，乔说，“需要有人去那里，看看在 运输中猴子是否出过什么事。”这项任务意味着要打长长的、难办的横越大西 洋的电话，这与特殊的政治问题有关。 我们立即提出有关权限的问题。荷兰『政府』对带有埃波拉病毒的猴子经过他 们飞机场的可能大为震惊，我设法与日内瓦国际卫生组织的吉姆·米根联系上。 吉姆是军队的一名病毒学专家，当时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出血热专家身份工作， 而他还是个学院病毒学专家，主修树木病毒的实验室诊断。树木病毒主要是由 蚊子传播的，大多数树木病毒最多达到 2～3 级，他没有和这种猴子身上病原体 带有的致命病毒打过交道。不过，他说他要去阿姆斯特丹调查，并带一名兽医 同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独占的地盘，即使他没有关于埃波拉 感染方面的经验。从我们成为帮助国际卫生组织工作的参考实验室的那天起，事 情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仍使用原来的名称，但政治是首要的。 问题更多了，当我打电话给阿姆斯特丹的卫生官员时他们告诉我，他们赞 同我们需要了解病毒是哪来的，但他们威胁我说“疾病控制中心”可能不受荷 兰欢迎。我们把这消息告诉了弗雷德，他让我们与著名的荷兰病毒学家，同时 也是鹿特丹热带医学研究所的布因斯马教授（professorl3ruinsma）联系。 他恰好也是弗雷德的同事。我一跟他联系上，立刻就知道我有了一个盟友，他 是个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