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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目标比我们想像的要远，那段路比我们预计的更难。〃
1995年，朱伟之后，历经磨难的《生活周刊》终于正常出刊。
1999年，我离开《生活周刊》。随后几年跟《生活》时有接触，总在关注它的每一步变化和成长。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总会用《生活》的概念观察和评判我们。《生活周刊》像胎记一样，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印记。
2003年9月的一天，在飞机上读到朱伟为《乐》杂志写的一篇有关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乐评。他用滤去了水分的锯木来表达卡氏大提琴的力量，他说那是丰富的祈祷，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像石砖一样被堆砌，进而成为一种建筑。我好生感慨。一是为卡氏的琴声，二是为我认识的这个人和这些事。想到《生活周刊》这本杂志10年里经受的艰难和压力，一定也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吧。
朱伟：净土胡同15号与1995年的复刊（1）
朱伟 1952年出生于上海，16岁赴黑龙江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在那里开始小说写作。1978～198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文艺部编辑；1983年～1993年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编辑、编辑部副主任；1988～1989年曾为《读书》杂志撰写《最新小说一瞥》专栏，主编《东方纪事》杂志；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并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9月接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我经常想；《三联生活周刊》之所以会有今天，很大原因是因为它诞生在净土胡同。从大约是1993年钱钢与陶泰忠看中这个地方，到2000年《三联生活周刊》搬出这个地方，这里留下了太多的欢乐，当然也有痛苦。
我不知道钱钢他们当年是不是因为〃净土〃这两个字，才选中这个地方。反正，不知多少朋友都羡慕这个地方：在闹市之中，不需走多远，竟会有这么静的一方净土！
这里原来是北京净土寺所在，寺早就倒塌，15号原来是北京最时髦的雪花电冰箱厂的厂房。我记得钱钢刚把破败的厂房装修成编辑部时邀我参观的场景，在胡同里，无论从哪一个口进去，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钱钢与陶泰忠，一个是原来《解放军报》的记者部副主任，我们一起合作编辑过《东方纪事》；一个是原来《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部主任，我在《人民文学》时的竞争对手。两人可谓珠联璧合，在当时真是年轻而被理想主义所笼罩。他们营造的15号，白墙白窗白桌椅加上灰地毯，整个一种静谧的气息。记得我当时印象最突出的是三楼设计的摄影部洗相片用的暗室，还有二楼已经准备就绪的会议室。
遗憾的是，钱钢后来没能在他自己精心设计的编辑部里呆多久就离开了。
我第二次走进15号，是参加还在筹备中的《三联生活周刊》一次文化研讨会。那时朱学勤刚刚接过钱钢的理想，他的办公室里云集了一帮学者，我记得清楚的有刘东、邓正来和雷颐；而他的办公室对面，杨浪的屋子里则是另一帮人，大家也都是兴奋而躁动，屋子里同样弥漫着烟雾。钱钢、朱学勤与杨浪当时对《生活》未来憧憬的那种眼神至今一直在我记忆里，我由此一直觉得，净土胡同正是有了他们那样的奠基；〃生活〃后来才能得以存活。到我这里，只不过是在一定积累之后的水到渠成罢了。
1995年9月我接替杨浪，准确地说先任执行主编。等我真正走进15号院内这所三层小白楼时，留下的只有方向明一个主笔与苗炜、王锋、刘君梅、张晓莉四位记者加上钦峥管电脑与资讯。我上任的第一天向这六位做就职演说，一个个都是黯然或者不以为然。我讲完了，他们说，这样的就职演说我们听得多了。
我9月上任后按要求要在年底前复刊。当时请来帮助策划的有汪晖、李陀、黄平和黄速建（时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聘闫琦（当时任编辑部主任）、何绍伟（当时管社会报道，后来很快去了《东方时空》）、兴安（当时是《北京文学》副主编，业余帮我约稿）、胡泳（由沈昌文先生推荐，从《中国日报》过来应聘）、刘怀昭（由《北京青年报》黄利推荐，负责国际）、舒可文（原来是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时的小说作者，负责文化）。一个主笔（实际的副主编）、四个记者、六个编辑，这个结构可谓畸形。
现在回想，1995年我们筹备复刊的三个重大决策，一是确定了要以半月刊方式起步。因为1994年底杨浪开始起步时先采用的是月刊，月刊节奏太慢，很难体现新闻价值。二是当时确定了要做新闻的文化评述，在新闻与文化中架一座桥梁，利用三联的文化资源，也有利于三联文化普及。三是在铜板纸、胶版纸与轻涂纸中坚决选择了轻涂纸。杨浪创刊时使用的是铜板纸，我总觉得作为周刊用纸太硬，也不亲切。试刊时用过胶版纸，又觉得太显文化感觉图片效果不好，也不利于将来广告发展。使用轻涂纸可以与国外的新闻周刊接轨，也可以像报纸一样直接上轮转印刷。但当时国内没有印刷厂使用，也没有这种纸，我们是头一家。记得决定使用这种纸后，我找到当时做外贸进口生意的邻居、朋友王蕾蕾，第一批纸是由她联系从香港进口，运到天津海岸后再拉到北京。
复刊的第一期封面故事是方向明执笔的邓斌集资案。记得当时方向拿到了此案特别翔实的材料，但最后稿子写成，中纪委方面说不能发，临时只能改用与沈太福对比分析的方式，一手材料都舍弃不用。值得一提的是方向在周刊重新起步时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连续几年的封面重大选题常常都由他拼出来。常常是他写完了，我觉得还不行，他就重写一遍，从无怨言。我觉得在周刊我就是一个过于苛刻的编辑，大家只不过容忍了我的苛刻，也才有一期期刊物的出来。
这一期的社会报道头条是约当时《工人日报》记者高晓岩写的北京地铁超负荷现状，提出地铁安全问题。经济头条是闫琦约一个叫王艳的女孩写的《〃327〃与管金生的悲剧》。专题是何绍伟组织的《好莱坞给我们带来什么》的讨论。苗炜在这一期中写了4页的《辛普森的三个角色》，显示出他的才华。刘怀昭做了两个话题，一篇谈美国的炸弹杀手抗拒工业文明，一篇谈现代人离不开扑洛载克（抗抑郁药）。我觉得是她开创了周刊批评国际潮流的模式。而娜斯是把对时尚的质疑带进周刊，这一期她介绍凯文·克莱恩探讨感官刺激的广告，探讨的是色情与广告商业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周刊一复刊，王小波就来帮我捧场，他给生活周刊的第一篇文章叫《个人尊严》。复刊第一期的最后一个栏目是《大家谈》，除王小波此文，苏童帮我写了一篇《购物批评》。
朱伟：净土胡同15号与1995年的复刊（2）
这个第一期，也就是1995年第五期的版式设计是我拉了《收获》编辑部原来我的好友谷白来完成的。他用老式版式纸一页页地画版样，封底他选了四张照片作为刊物内容宣传，宣传词分别是：〃十部大片的冲击波远没有过去，好莱坞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一个5岁女孩怎样与动物成为朋友，你尊重动物，动物也会尊重你。〃〃因为人和狗之间缺乏友爱与理解，中国的狗才会经常咬人？〃后期的制版，包括版心、行距，最后的调整都是潘振平先生自己出马，他是三联书店分管周刊的副总，他的工作应该是确定选题、把握方向、审稿与代表三联书店对周刊日常管理，但最后实际由他成了忙里忙外的总监制。
整个复刊是手忙脚乱的过程，楼上楼下灯火通明。闫琦是最后盯屏的，我们要求每篇文章不甩尾巴，多出来的字她就一定一行行一个个字地抠，认真到所有后期排版人员全都叫苦不迭。
我从1995年9月开始，就天天进出净土胡同，从此，我也就把净土胡同15号当成了自己的家，在那间小办公室里我呆了四年半。我喜欢胡同里冬天的感觉，走在胡同里，抬头看那些掉光了叶子，伸向天空的树枝，我总感觉露着它们的质，显得特别丰富，比长满了绿叶要有味道得多。刮风的日子，能进屋的都进屋了，小平房烟囱里冒着温馨的煤烟，晚上加班后走在胡同里，有一种特别的静。我至今依恋那个小办公室，累了时候站在窗边，眼前是一片错杂的屋脊。下完雪，那些屋脊上都覆着雪，让阳光一照漂亮极了。后来我们搬到安贞大厦，又搬回三联书店，就再找不到那种感觉。我由此始终珍藏着编辑部一些同人在净土二楼会议室后门防火梯上的那张合影……这张照片是年轻的生活周刊的一个剪影。
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1）
闫琦 原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1995年8月任《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主任，1998年4月离开后任《Newton…科学世界》执行主编，2002年11月返回生活周刊，任战略发展部主任。
1995年8月初的一天，我穿过雍和宫、国子监一直向西，来到了净土胡同，看到这名字，心里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宁静。
《三联生活周刊》坐落在一家倒闭工厂的厂房里。上得二楼，打听朱伟，等待接见。一个戴眼镜清瘦干练的人走了出来，互做介绍后，朱伟就直奔主题谈起了编辑部主任的工作，好像我这是第一天上班，而不是来面见。谈话间，副总编潘振平过来了，他为我倒了杯茶，没聊几句，就说一起去吃顿饭吧，我想这意味着我被他们接受了。
做好大姐
来到鼓楼著名的马凯餐厅，席间我才对编辑部的情况有了更多了解，朱伟刚来接任主编，我是他第一个找来的人，朋友推荐我给他当编辑部主任。此前，我没有做过编辑部主任，甚至没有编辑部工作经验，怎样担当好这个职责，我没底。潘振平非常和蔼，说话声音很轻很柔和，像个兄长，颇给人好感。事实证明他日后成了同事们释放压力和倾诉困惑的一个出口，尽管他从来都是只给一个耐心倾听的姿态，少有表态，他说他必须维护主编的权威。那天潘振平对我说，如果大家都把你当成了大姐，你就成功了。朱伟雄心勃勃，是个透着精明的人，他追求简单有效的操作模式，不惟资历，看中人的实际能力，正是这样，我侥幸进了生活周刊。
说实话，开始时我对〃三联〃并没有特殊的感情，只是找一个自己愿意呆的环境。来周刊前我在一家公司做了近两年总经理助理，那之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作了很久。我〃下海〃出于三个考虑，一是想找一个说话自由、个人意志不被强迫的地方，二是逃避我始终应付不来的人际关系，三自然是想增收。
前些日子，同事王小峰把一张我大学时代的照片贴在网上，招来大家的议论，大致都认为那种精神气质和纯粹在今天已经十分稀缺。也许是他们年轻，其实即使在以往的年代，真正追求纯粹的人也是少数，因为那样的人很难生存。我不能再忍受那些形式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忍受为了几元钱的一级工资调整也勾心斗角，更不能忍受说假话比真话还多的政治生活，所以我想走。
当时的生活周刊真像一方净土，使我的心灵得以小憩，摆脱了想摆脱的东西，我很满足。当然，我也时刻记着自己的责任，努力去〃做好大姐〃。过去我在朋友圈中受的是他人的关照，但在同事中我总遭遇人际障碍，因为我太过爱憎分明，说话也太直截了当。如何〃做好大姐〃，让我想了足有半个月。一开始，我还是脱离不开管人的思路，但后来，我真庆幸是这个可爱的集体让我自然发生了转变，我努力去了解伙伴们的价值观，熟悉他们的做事方式，最终我觉得，除了必要的管理外，对于一个人人都讲底线的集体，人性化管理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我把自己的责任更多地定位在〃服务〃上。而在这样的氛围里，首先获得滋养的是我自己。
别样生活，另一番天地
生活周刊的记者通常有两大头疼事，一是报选题，二是改稿。舒可文在周刊里年纪最大，以前还是朱伟的朋友，可她一直都对选题会严重过敏。他的先生赵汀阳说，舒可文一到周日就紧张，赶紧看电视，看报纸，听小道消息，觉也睡不塌实，一切都为了周一的选题会，生怕朱伟给脸看。选题会上最勇敢的是苗炜，十次里有八次没选题，但也是脸涨得通红，我想他是不习惯说话，下去了也就有了。朱伟可能了解这一点，总是对他网开一面，很少训斥。
记得第一次选题会要我先发言，因为是我负责搜集资讯。我不知道该如何报选题，拿着目录念，朱伟阴着脸叫停，捎带训斥了几句，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下去后，我暗自努力，终于两周后获得表扬，说我进步很快，我有了一点信心。
1995年底做年终专题，我领命做联合国，第一次作为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我发现自己很是兴奋，文章也很轻松地完成了。此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也还有一点文字能力，以前我以为自己只会写报告。接着杂志开始按双周运作，我负责编辑资讯栏目《生活扫描》、《数据库》，编写轻松有趣的《街谈巷议》，还有时事类的《人物》。虽然这些栏目后来都被调整掉了，但通过它们，我对自己的笔增加了信心。记得毕淑敏来电话跟我聊《街谈巷议》，她的喜爱也给我带来不小的鼓励。
我大学的专业是情报收集和处理，媒体离不开资讯，一进门就被派了这活。那时网络没有普及，信息获得主要靠报纸，我每天要看几十种报纸做信息摘要。还好，钦峥也是学信息管理的，就抓他一起来干。我们给信息确定几个主题词便于检索，钦峥自己改造一个软件，使其具有检索功能，在仅有的两台386一体机上，秘书高媛每天做着输入和检索的工作，直到1998年我们从新华社购买了报刊文章检索系统。其实，那时我们的效率很差，与其说对记者们能有多大帮助，不如说对我和钦峥有帮助，对我而言，终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了一个检索系统，这是大学时代就向往的美国模式啊，虽然这只是一个超简单系统；我想对于钦峥好处就更大了，这个按记者招聘进来的小伙子却不善言谈，憷头记者工作，也许是从改造软件开始，他以正当的理由一头扎进了电脑和网络世界里，至今都在那里溜达着，这工作只用大脑不用说话，很适合他。
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2）
记得刚进周刊，我就露了怯。一天大家在看杨浪时期的周刊，全彩印刷，定价10元，还有许多留白处。我正儿八经地建议说，咱们能不能少印点彩页，把价钱降下来，我想这老土的看法差点没让他们笑出声吧，这些记者都是在我之前进入〃三联〃，早就完成了现代期刊样式的启蒙教育。可恰恰是我这老土，却被派上了一项重要工作……让我负责杂志操作的后半部分，也就是带着摄影记者、图片编辑、美术编辑共同完成从配图到出片、打样的工作。至今我都佩服朱伟和老潘的胆量，他们竟不怕我给搞砸了。我很感谢这个工作使我熟悉了杂志制作的全过程。
图片是一个大问题，为此我绞尽脑汁。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网络图片库，虽然已经有了美联社、路透社等驻华机构，但还不能直接向中国媒体供图。当时我们主要依赖新华社摄影部的帮助，但由于风格和题材的限制，他们的图片能用的不多，也由于当时传输手段落后，驻外记者发来的新闻图片既少又晚，还多为黑白片，洗出照片又要好几天。因此，说来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动用了一些外国杂志的图片，主要是时事图片，因为没有渠道可以购买。在十年前，要做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全彩杂志，也只能做一点出格的事了。我还联系了北京不少摄影师，通过他们找一些照片，甚至封面照片。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摄影师，但用得不够理想，再说一本杂志总是充满北京的照片，地方色彩就太过浓厚了。
想当年，周刊经费再紧张，也没有砍下外文刊物，这就是三联。每当杂志到手，总是我先翻看一遍，把所有重要照片都做好说明夹上即时贴，以备后用。朱伟发稿后，我就根据记忆寻找合适的配图，当然还要去约一些图片，这样费时费力的工作一直干了两年多，经常半夜收工，骑着自行车跑10公里路回家，于是，就有了一次半夜遭劫的经历。
版式的认识也是在生活周刊启蒙的，原本是应该由美术编辑干，但那时我们配合得不够理想。我是急性子，事情放在那里就睡不着觉，他是慢性子，上班总来得晚，自有自己一套工作习惯。我经常不管不顾地自己开练，最后让他检查调整。说起来这过程竟也让我对版式有了感觉，以至后来我再去做《Newton…科学世界》时，心中最有底的就是图片和版式，我已经不是外行了，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的版式还真是幼稚。
性情各异，情同手足
我第一次真正有同事关系也很养人、很舒服的感觉是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周刊像一个大家庭，我的抽屉里放着各种食物，谁想吃就自己动手，拿完了我再买，别人抽屉里的东西也一样。有同事开玩笑，说我像一只老母鸡，后面总跟着一群小鸡在找食。
那个时期的生活周刊只有十几个人，大家性情各异，却相处甚好。王锋、苗炜是俩帅哥，只是风格有南北之分，王锋很会与人相处，觉得他更小资一些，而苗炜则是北京大老爷们一个。王锋总是穿戴得很上心，关注时尚，很早就登上美国大兵靴，他粗的时候什么都丢，可他的情感又很细腻，文章既有男性的宽厚又不失柔美的东西。他在美国时，总是用漂亮的信纸写来漂亮的句子，并且不会忘了装在一个漂亮的信封里……整个过程都在追求美感。他还经常想些点子娱乐大家。一年冬天，他弄了条Made in China的青蛇，几乎让所有女孩子都大呼小叫了一遍，外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惨案。
苗炜是脑子比嘴转得快的那类人，很多时候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精彩更多地体现在〃圆桌〃里。至少那时他的生活方式一点也不小资，虽然他关心好玩的东西，有新潮的观念，有自由的意志，可似乎很难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他一直都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之类。除了写字不懒，苗炜其他方面基本都懒。他家离单位很近，是骑车的最佳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