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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人年纪很小就有很大成就呢？关键之一是他们往往很早就开始学习。《礼 记》《内则》有一条：“子生六年，教之数与方名。”所以有许多古人，幼年就很有知 识。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六岁能接应诸公，专对宾客”。宋代大诗人黄山谷，“七 岁作牧童诗去：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相关用尽不如君”。 你看这首诗很不错吧！后汉的冯勤，“八岁善计算”。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九岁谙 于声律”。这类例子是举不完的。
有人担心年纪很小就开始学习会短命早死，其实不然。以上所举的古人就没有短命 早死的。只要脑子和身体各部分相应的官能担负得了，并不勉强，就可以进行一定的学 习和锻炼，这完全符合于生理发展的正常规律。因此，对于青少年的培养和训练，要注 意既不要贪多图快，用力过火；也不要娇养溺爱，过于保守。还应该让年轻的人自己做 某些抉择。《后汉书》《张霸传》载：“霸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 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他自己认为做得到的，却也无妨让他做去，不至于有什 么害处。
年长的一辈当然有责任对年轻的一代加以指导和扶掖。比如元太宗就懂得使用青年。 据《元史》《杨惟忠传》载：“惟忠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 三十余国。”同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还有许多。
现在我国年轻的一代，受到了“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教育，具有蓬蓬勃勃的革命 朝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又有了空前良好的学习条件，只要能够得到正确 的指导和扶掖，今后在他们当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优秀人物，为人民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 贡献，这是决无疑问的。
燕山夜话（一集） 珍爱幼小的心灵
孩子们的心灵是多么纯洁可爱啊！当你走到一群天真烂熳的儿童中间去，听他们唱 一曲儿歌，看他们做一节游戏，你马上会觉得心旷神怡，忽然又年轻了似的。不管古人 有什么“性善”和“性恶”的争论，我们看到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儿童，对于 春秋战国时代的荀子认为“人性皆恶”的意见是不能赞同的；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 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
但是，正因为儿童们的心灵是最纯真的，我们就特别应该加倍珍爱，好好地注意培 养，使他们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晋代的傅玄说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已经 是人人熟悉的成语了。用现在的语言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表明社会环境对于儿童 的心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经，想要使儿童长大成人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就要 看我们给予儿童们以什么样的教育和培养得如何。
影响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从总的方面说就是社会政治制度，从具体的关系来说就 和家庭、学校等各方面都很密切。父母、老师、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邻居等人， 只要同孩子经常接触，就都必然给予儿童以不同程度的影响。越是年纪小的受影响越深， 一直影响到他们成年以后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惯；由最初开始知道爱和憎，到后来形成 了自己的性格。这个过程是极其复杂的。
为了使孩子能够受到较好的影响，古代的人就已经很注意选择生活的环境，如果环 境不好有时就得搬家。孟子的母亲“三迁其居”，用我们现在眼光看去，虽然可以做种 种评论，但是她所以不得不搬家三次，毕竟是因为她要给孟子寻找她认为好的环境，这 个母亲的心理倒是不难理解的。
事实证明，孟子的母亲很懂得教育孩子的道理。据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的记 载：“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杀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 悔而言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 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这个故事也是许多人早已熟悉的。还 有曾子的妻子，同样因为无意中说了一句哄骗孩子的话，曾子就特地杀了一口猪，表示 不欺骗孩子。
这一类故事多得很。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记载了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司马 光曰：光五六岁时，弄核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汤脱之。女兄复 来，问脱核桃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之，呵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 司马光以亲身的经历，教育后人不可说谎。显然，这些故事，在我们今天对孩子进行教 育的时候，还是有用的。至于不骂人、不发脾气，在古人对儿童的教育中，同样也很注 意。明代苏士潜在《苏氏家语》一书里，写道：“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 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当然，现在我们一般地都懂得不骂人、不打人、不发脾气、 不耍“态度”，而在古代却只有孔子那样的“圣人”家的孩子才懂得这些道理。可见古 人毕竟不如今人。
现在我们有许多少年儿童，做出许多惊人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古人。但愿现在做父 母的和当老师的，都能更加珍爱儿童们幼小的心灵，按照他们生理发育的时期，适时地 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正确的教育。
儿童生理发育的时期和智力发达的时期，本来是互相适应的。简单地把六岁以前划 为幼稚期，把六岁到十四岁都划为童年期，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更细致一些，对 于乳儿、幼儿、童年、少年的不同阶段的生理发育状况，多加研究，进行不同的保养和 教育工作，让我们的后代更好地成长起来。
燕山夜话（一集） 说志气
有一位青年朋友，准备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要求同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鼓 励他要有志气经过长期的努力，把我国落后的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我强调要有 这样雄伟的志气，不料他却不以为然。
他说，我们不应该讲什么抽象空虚的志气，以免浮夸不切实际。他认为，所谓志气 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概念，根本不符合于唯物主义。我当时很直率地指出了他的这种看法 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说，志气可以有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唯物主义的解释。现 在觉得还有把我的意见写出来的必要，以供其他青年朋友的参考。
我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常常把志气讲得很玄妙。最著名的如朱熹， 在《朱子全书》中说：“志者心之所之，比于情意尤重；气者即吾之血气而充乎体者也。” 真德秀的《真西山集》也有一篇《问志气》，其中说：“志谓心志，气为血气。”这些 宋儒的议论，实质上都是对于志气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们没有可能把问题说清楚，而 只能似是而非地敷衍一番，令人费解。还有，元代的理学家许衡，在他所著的《鲁斋心 法》中说：“云从龙，风从虎，气从志。龙虎所在而风云从之；志之所在而气从之。” 这一类牵强附会的说法，在古书中就很不少，我们现在读古书，必须抛弃这些糟泊。要 象沙里淘金一样，善于吸收古书的精华。
在这里，我倒希望大家霸气书库诸葛亮《诫外甥》的一封信。这封信写道：“夫志为 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 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 慨，徒碌碌滞于俗，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这位诸葛孔明先生， 主要的活动都在公元第三世纪的初期，他的思想受了当时条件的限制，当然不可能都很 完善，但是，他的见解与其他古人的相比，却有许多独到之处，确属难得。他首先主张 要树立崇高远大的志向，反对庸俗下流的倾向。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我的那位青年朋友， 害怕强调志气会产生浮夸的毛病，正是因为他不懂得立志高远的重要性。
其实，所谓志气，我以为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说明它是物质性的。这个 道理很明显。任何人都不能没有志向；任何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又都不能没有相当 的气魄。一定的志向和实现这志向的气魄，归根到底乃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的一种反 映；同时，也是人的高级神经这个物质本身活动的结果。
当你彻底地认识了我国农业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之后，在你的思想上就会发生一种 强烈的反应，要把这落后的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这无疑地是一种高尚的志向。为 了实现这个志向，你又不能不从实际出发，分析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下定决 心，要进行长期的努力，去改造农业。这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气魄。由此可见，把志气 完全看成是抽象空虚的、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的概念，那是非常片面的、非常错误的。
试想一下，假若我们没有崇高远大的志向，而庸庸碌碌地只看到眼前的一切，那末， 我们又怎么能够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呢？
当然，这样的雄心大志，绝对不能只是一个人的志气，而必然是最大多数人的集体 的志气。在这里，个人的志气和集体的志气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但是，在集体的力量支 持下，从每一个个人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根据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树立雄心大 志，并为它的实现而不怕一切困难，坚持奋斗。
燕山夜话（一集） 交友待客之道
我们中国人是最好客、最爱交朋友的。解放后的我国人民，更是满腔热情地经常接 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因为接待的人多了，有时也难免有不够周到的地方。对于某 些礼貌不周之处，多数朋友知道真情，当然可以谅解；有的也可能不会谅解。所以，做 接待工作的同志们，应该很好地体会并且善于表达我们待客的真情实意，吸收古来丰富 的交友待客的经验，把接待工作做好。
谈到接待宾客的经验，首先应该提到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宾客往来很多，因此， 诸子百家差不多都谈到交友待客之道。后来各个朝代的外交活动，扩大到中亚、东南亚 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人们又把过去交友待客之道，运用到外交活动上去，并且不断丰富 和发展了它的内容。如果有人把这一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一定可以编出一部好书。
古人交友待客虽然与我们现在完全不能相比，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道理仍然值得参考。 例如，孔子在《易》《系辞传》中说，“上交不谄，不交不渎”，这也可以当做古代人 交友待客的一条重要原则。所谓不谄不渎的意思，也就是说，既不要低声下气，又不要 高傲怠慢。
同样，《礼记》中说：“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这也可以同不 谄不渎联系起来做解释。失足、失色、失口实际上就是指的行动、态度、言论上的错误， 这是交友待客之大忌。一切错误也总不外乎行动、态度、言论这三个方面的。而一旦对 待朋友和客人做了不正确的行为，或者态度傲慢，或者答应的事情失信了，诸如此类的 错误有所发觉，就应该主动地向朋友和客人声明纠正，表示歉意。
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位学者，名叫薛瑄，在他的《读书录》中讲了许多接待宾朋的道 理。有一点特别值得重视。他说：“虚心接人，则于人于忤；自满者反是。”这是把虚 心看做交友待客的根本态度，真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要害。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接待宾 客态度不好，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不虚心。如果遇到对方有弱点，就更加盛气凌人，目空 余子。针对这种毛病，所以薛瑄还主张，“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己能病之”。这是十分 重要的话，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尤其是在运动竞赛等场合，要提倡虚心的态度，决不 要自以为能，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的人对于“不及者”倒还可以团结，而对于比自己强的人却不能虚心团结。 古人也有这个经验。宋代岭南的大学者何坦，写了《西畴常言》一书，他主张“交朋必 择胜己者，讲贯切磋，益也”。这就是说，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 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目前参加国际运动竞赛的同志们，应该好妹体会这个意思。
现在有许多国际朋友来到北京，当我们和外宾在一起的时候，正如唐朝的王勃在 《滕王阁序》里所描写的那种情景，真是“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叫人兴奋得很。 我们主客之间的关系，更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中 国首都，这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
燕山夜话（一集） 评《三十三镇神头图》
据说有一幅唐代的古画，名叫《三十三镇神头图》。这是描绘古代中国人同外国人 比赛围棋的一幅图画。它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一些 教育，对于如何正确地处理国际的运动比赛之类的问题，将会进一步有所认识，便于彻 底地防止和纠正人们在看待国际比赛中的某些不正确态度。
这一幅古画可惜早已失传了。它是否有摹本或其他遗迹留在人间呢？恕我见闻谫陋， 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幸亏有一部唐代的著作，记载了这幅图画所描绘的故 事内容。这就使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对它进行大胆的评论。
唐代著名的小说家苏鹗，写了一部书，名为《杜阳杂编》，其中记载了这个历史故 事，也提到了这一幅图画。
故事发生在唐宣宗大中年间，即公元第九世纪中叶。当时日本的王子访问中国，献 给唐皇许多礼品。唐宣宗设宴款待日本王子，并且演出百戏杂技，欢迎贵宾。日本王子 擅长围棋，要求与中国的棋手比赛。宣宗指定了第一流的棋手名叫顾师言的，跟日本王 子比赛。双方各下了三十三着棋，不分胜负。顾顺言使出了一个绝招，即所谓“镇神头” 的一着棋。日本王子估量自己赢不了，就要打听顾师言是第几流的棋手。在旁边看棋的 唐朝官员骗他说是第三流的。王子要求见第一流的。那个官员又说：必须赢了第三流的 才能见第二流的，赢了第二流的才能见第一流的。日本王子长叹一声说“小国当然不如 大国”，于是只好认输了。
看来《杜阳杂编》的这一段记述是可靠的，因为作者苏鹗是唐代光启年间的进士， 距离故事发生的时候只有十几年，他记述的唐代其他史实也都很有价值。虽然他对这个 故事不敢加以批评，但是他对唐朝官员的态度显然很不赞成，并且他把描绘《三十三镇 神头图》的画家称为“好事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不满。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评论这件事，那末，可以肯定地说，唐朝人对待这种比赛， 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的这种比赛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必要也不应该用现代的 帽子，乱扣在古代人的头上；但是，我们却很需要从这个故事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唐宣宗对日本王子的款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人古来好 客的传统；顾师言下了“镇神头”的一着棋，也并不错；但是，看棋的那个官员却表现 了大国欺负小国的恶劣态度；而“好事者”事后又画了《三十三镇神头图》，故意夸大 炫耀顾师言的胜利，那就很不应该了。这样的坏风气，让它随同死去了的封建时代，永 远被人们所唾弃吧！
燕山夜话（一集）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
人的劳动力能够创造社会的一切财富；人的劳动力本身也就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因 此，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我们的古人，就已懂得这个 道理了。
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 义。当然，那个时候的人，特别是那一班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并不是真正爱护劳动力， 而只是为了取得和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地位才不得不如此。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 经验，却也发现了所谓“使用民力”的“限度”，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 客观规律。
《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元代的学者陈澔注解说： “用民力，为治城郭、途巷、沟渠、宫庙之类。”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讲解，这就是指 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 所用的劳动力，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 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个比例当然会发生变化， 不过它变化的快慢和比例的高低，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有极密切的关系。社会性质和 制度不同，比例也会有很大不同。
而且，即便在同一个生产水平之上，丰收的年成和普通的年成以及荒年，也不能按 照相同的比例来使用劳动力。所以，《周礼》上又记载着：“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 年则一日而已。”这就是说，在丰年基本建设占用的劳动力可以达到总劳动力的百分之 一左右；平常的中等年景，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六左右；没有什么收成的荒年顶多只能 占用百分之零点三左右。
对劳动力既然要注意爱护，那末，对于劳动力所支出的劳动以及它所创造的社会财 富，同样必须爱惜，注意积蓄。《礼记》《王制篇》还有一段文字，很突出地说明了这 个观点。它写道：“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虽然古人管理的国家未必都有这许多积 蓄，这是极而言之；但是，当作一种经济思想和学说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