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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
“某之良田也。”姓薛的回答。
于是道士请求屏退左右，然后密语道：
“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 黄金可以分赠亲属甚困者；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
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姓薛的。道士看看已经入港了，又进一步说道：“然若无术以 制之，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剪方为坛，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最后 道士还再三叮嘱不可漏泄。姓薛的完全被他迷住了，就忙着设坛，准备了几案、香炉、 裀褥、缣素甚多。道士却要求摆“祭膳十座，酒茗随之。”并且规定“器皿须以中金者。”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东西呢？地下的金子还没有拿到手，就要先拿出一批金器，这不 是很容易露出破绽来吗？为了使人信而不疑，道士“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 土，常以济人之急为务。今有囊箧寓太微宫，欲以暂寄。即召人负荷而至。巨芨有四， 重不可胜，缄鐍甚严”。姓薛的一看这样沉甸档的四大箱，心中满意，就什么也不怀疑 了。
到了“吉日”，道士在那五棵松树的地方，摆下法坛，请姓薛的亲临拜祝，然后 “亟令返居，闭门以俟。且戒勿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设为人窥，则祸立 至。”姓薛的只得遵命回家。当时约定：“行法毕，当举火明召，可率僮仆，备畚锸来， 及夜而发之，冀得静观至宝也。”可是，一等就是一个通宵，根本望不见报喜的火光， 姓薛的才开始有些怀疑起来。
最后发现这个骗局已经太晚了。姓薛的久候不见火光，不得已开门往外观察，也没 有任何影响。跑到五棵松树下面一看，情形就大变了。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法坛了， 而是“掷杯复器，饮食狼藉；彩缕器皿，悉已携去；轮蹄之迹，错于其所。”道士竟把 全部赃物都运走了。
受骗的人终于懊丧而归，气愤愤地“发所寄之笈，瓦砾实中。自此家产甚困，失信 于人，惊愕忧惭，默不得诉”。受骗的人起先妄想会得到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到头全 成了泡影，反而丧头了大批财富，只剩下四大箱瓦片碎石，骗局至此全部揭穿。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代，李肇把它记录下来，目的大概是想警醒后人不要再受骗。可 是唐以后的笔记小说证明，后来发生的骗局仍然层出不穷。这样看来，如果没有经过亲 身的经验，那末，任何人恐怕都难免于受骗。
燕山夜话（三集） 文天祥论学
大家都读过唐代韩愈的《进学解》吧，其中有若干名言警句，流传很广。然而，也 许有的朋友没有读过宋代文天祥论学的文章吧，现在我想谈谈文天祥的“进学解”。
可能有人马上会提出质问：文天祥何曾用过什么“进学解”这样的题目写文章呢？ 我看文天祥《题戴行可进学斋》的一篇文章，就可以算是文天祥的“进学解”。而且， 他写的这一篇文章比韩愈的还要短，见解却比韩愈的还要高明。我们现在谈学习问题的 时候，倒无妨把文天祥在这篇文章中论学的观点，介绍给大家做参考。
读过韩愈的《进学解》的人，应该记得，韩愈对于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主要的是说：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劝告学生们说：“诸生业患不能精，无 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尽管韩愈在文章中间掀起了几个波澜， 反复论证，而实际上都只是为了说明他的基本论点，想使人立定勤学的决心和成功的信 心罢了。
显然，韩愈的文章，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学与行的关系问题。就是说，他对于学习和 实践，哪个是基本的，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因此，还 不能够做出正确的论断。这是韩愈的《进学解》一文的主要缺点。当然，我们也不能以 此为理由，而抹煞了这一篇文章的全部好处。
但是，比较起来，文天祥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了学与行的关系问题，并且给了这个问 题以明确的回答。在这一点上说，文天祥就比韩愈大大地前进了。至于文天祥的强烈爱 国思想和正气凛然、不屈不挠的伟大风格，永垂千古，更非韩愈所能比拟的了。
文天祥《题戴行可进学斋》全文只有二百四十一字，比韩愈的《进学解》全文七百 四十二字要短得多了。但是，我认为文天祥的文章内容，却远比韩文为有力。
为了强调说明学问必须从实践中得来，文天祥首先引证了《易经》的命题，这就是： “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然后他解释说：“君子之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 矣。”这里所谓天行，是指的符合于客观自然规律的实践。离开实践，当然无法掌握客 观的自然规律；而正确的实践，又必须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才有成果。这个道理非常 重要，文天祥可谓一语中的！
接着他又写道：“进者行之验，行者进之事。……地有远行，无有不至；不至焉者， 不行也，非远罪也。”道理讲得很清楚。无论什么事，只要努力做去，一定有所进益， 一定会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做不到必定是因为不力行。
恰巧戴行可的名字就有一个“行”字，而他的书斋又叫做“进学斋”，所以，文天 祥说：“独有一言，愿献于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行所以为进也。不行而望 进，前辈所谓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虽欲进，焉得而进诸！”我们的经验完 全可以证明，任何事情，包括学习在内，如果不努力做去，即便有许多很好的计划，也 是要落空的，不会有什么结果。
仔细体会文天祥所说的“行”，并不仅仅是狭义的，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广义的。这 里边包含着好几层意思。从做学问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无论是初步追求某一项新的知识， 或者是进一步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都必须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 过程。“行”字就应该概括这个过程的全部。换句话说，整个认识过程也都可以算做 “行”的过程。
按着这样的观点，那末，知与行的过程，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两者完全统一的过程。 这比宋、元、明的理学家，从朱子、二程以至王阳明等人的学说，显然都要进步得多了。 那些理学家们不管说“知难行易”也好，说“知易行难”也好，说“知难行亦不易”也 好，他们总是把“知”与“行”分割开了。甚至说“知行合”，也没有强调以“行”为 基础。殊不知这两者实际上不能不是以行为基础的对立统一的整个过程。他们自命为理 学家，而徒尚空谈，毕竟不如文天祥在政治斗争实践中看问题比较切合实际。
我们现在对于文天祥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有必要做出新的估价。过去一般人只读他 的《正气歌》，我现在提议大家还要读他论学的文章。
燕山夜话（三集） 选诗和选文
近来读到许多诗选和文选。编选的人有不少是平日相识的朋友，偶然征求我的意见， 就不免发表了一些议论。
应该承认，这许多选本的编者用意都是好的。他们煞费苦心，研究了以前各家选本 的得失，斟酌取舍，并且详加注释，确实花了很多工夫。在这许多新出版的选本中，有 的水平很高，优点多而缺点几等于无。读到这种选本，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但是，也 有一些选本，缺点尚多，有待商榷。在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列，只想提出一个普遍的问 题来谈谈。
一般地说，诗和文应该有一个界限，完全可以划分得清楚。然而，这个界限却不是 断然分开不能逾越的鸿沟。所谓“诗”，所谓“文”，究竟应该如何区别？它们的体裁 和形式又应该怎样分类？实际上这是自古迄今争论未决的问题。《书经》的《舜典》中 说：“诗言志，歌永言。”这似乎是大家公认的最古的定义。但是，我们要问：难道文 章不是“言志”的吗？《国语》的《楚语》中说：“文咏物以行之。”这又是一个古定 义。我们也要问：诗难道不也是“咏物以行之”的吗？
由此看来，诗和文的界限可以区别，又不好区别。《论语》的《学而》篇说：“行 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文”字是指的什么呢？是不是光指的文章呢？显然不是。 据汉代郑玄的注解说：“文，道艺也。”宋代朱熹的注解说：“文谓诗书六艺之文。” 这个范围就很宽广了，差不多把诗、书、礼、乐等以及各种典章制度都包括在内了。
事实上，古人所谓“文”是泛指一切文学，包括诗歌在内，范围很大。这是有道理 的。因为古人认为文学的作品必须文字非常精练，结构极为严密和紧凑，决不是我们近 代人文字松散的长篇大论所可比。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长篇大论一定不如古文，这是文 章的体裁和形式的发展，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必然结果。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确立一 种新的关于诗文分类的方法。
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江盈科，在他所著的《雪涛谈丛》这部书中，写过一个故事。
“吴中张伯起，刻有文选纂注，持送一士夫。士夫览其题目，乃曰：既云文选，何 故有诗？伯起曰：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 死了。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难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答曰： 他读得书多。士夫默然。”
的确，《昭明文选》所包涵的各种文学体裁，十分完备。在这一部文选中，不但有 诗，而且有赋，有骚，有赞，有铭，有颂，有辞；也有史论，有符命，有碑文，有对问， 有奏记；还有书、启、笺、序、檄、令、表、诏等等。总计《昭明文选》分诗文为三十 七类。其中，就以“诗”这一类来说，又分为二十二目。这样的分类到底是科学的呢， 还是不科学的呢？我们应该认真地再加以研究，不要以为这都是老问题，而一概加以抹 煞。
我们现在的诗文分类，看起来好象比古人科学化得多了。其实有的人却很象江盈科 描写的那位吴中士夫，对于诗文的界限似懂又不懂。我们至今还不能提出一个关于文学 的正确的科学的分类法。这是最大的遗憾。
由于分类分目不详细和不完善，势必影响到文学的教学和创作等方面，也不免会发 生一些混乱。比如，有的明明不讲平仄、不讲韵脚的五言或七言的作品，也被当成了旧 体诗。有的是很好的散文诗，却被人当做普通的散文。有许多比最坏的散文还要糟糕的 破碎短句，却被看成是一首新诗发表出来。这样的笑话不应该再任它胡闹下去了。我们 要拿出比古人更详密的分类法来。
新的诗文分类法，自然要在古来各种分类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提高。比如， 就“诗”而论，我们要批判地吸取昭明太子的二十二目，加以取舍和提高，并且要使新 的分目完全符合于我们时代的需要。再就“文”的分类来说，自从昭明太子分类之后， 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把文章分为十三类：到了近代，福建人吴曾祺的《涵芬楼 今古文钞》又把十三类细分为二百十三日。对于他们的分类和分目原则，我们也要加以 批判、吸收。
有人说，我们曾经把文学作品分别为诗、赋、词、典、骈文、散文、小说、戏剧等 几大门类，这就够了，何必自找麻烦，搞什么详细的分类分目呢？这种说法不值得赞同。 我们不主张过于烦琐的不切实际的分类分目的方法，但是也不能满足于几大门类的粗糙 分法，而要提倡一种新的切合实际需要的比较完备的分类法。
这种新的分类法，不必用开会表决的办法来确定，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善的地 步，它只能逐渐形成。因此，文选或诗选的编者无妨自己提出一种分类法。尽管彼此各 有不同，慢慢地就会有一种公认为正确的分类法产生出来。
燕山夜话（三集） 错在“目不识丁”吗？
重视文化学习，这当然是好事情。可是，怎样才算重视？能不能定出一个标准？
一位老年的文化教员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不懂得这问题从何而来。问他，他 说，他教的文化班有几位学生，常常笑他是老书呆，不听他的话，他们总是念错别字， 他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也不改。因此，他很苦闷，认为他们对于文化学习太不重视了。 他举了许多例子。我表示对他抱相当的同情，同时，又对他的固执己见提出了适当的劝 告。
的确，一般人平常都不免会读错别字，读别字比读错字的更要普遍。比如姓“费” 的，别人往往叫他“老肺”，而不叫他“老闭”；甚至于他本人也把“费”字念成“肺” 的音，而不念“闭”的音。同样，许多人对于姓“解”的，总是把他叫做“老姐”，而 不叫做“老械”，他自己也不例外；甚至于“老姐”、“老械”都不叫，而叫做“老改”。 同类的例子还多得很。乍听起来，你会觉得非常别扭，但是，久而久之，也听惯了，不 觉得有什么错误，似乎怎么念都可以了。
我们的这位老教员就看不惯这种现象，他认为必须立刻全部纠正这一切读别字的现 象，才算重视了文化学习。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很好的，不应该因此而笑他是老书呆。 然而，我们又必须劝告他不要过于固执。因为对待语言文字，毕竟还要按照“约定俗成” 这一条规律办事。
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传达人类思想的符号，每个符号当然要有一定的声音，大家才能 听懂它的意思。一个字的读音是否正确，主要应该看大家是否听得懂。如果人人都这么 读，都听得懂，你又何必一定要怪他们读别字呢？即便一个字最初不是这个读音，可是 现在大家都不按最初的读音，而读成另外的声音，并且反倒成了习惯，那末，肯定新的 读音是正确的，或者肯定几种读音都是正确的，难道不可以吗？
这当然只是关于读别字的一种解释。至于读错字的又该如何呢？最普通的例子，如 “目不识丁”这句成语，明明知道读错了，应该不应该纠正呢？
这就句成语的来历而论，读错的责任不在今人而在古人。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唐穆 宗长庆年间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说的。据《旧唐书》列传第七十九载：“弘靖……谓军士 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同样，《新唐书》列传第五十 二也写道：“弘靖……尝曰：天下无事，而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这两部书的 字句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宋代的宋祁在编写《新唐书》的时候，大体上是照着五代刘昫 的《旧唐书》抄的。他没有想到，这一抄就以讹传讹了。
但是，宋代另一个学者孔平仲，在《续世说》中却认为：“一丁字应作一个字。因 篆文丁与个相似，误作丁耳。”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俗考》中 也说：“今人多用不识一丁字，谓祖唐书。以出处考之，乃个字，非丁字。盖个与丁相 类，传写误焉。”问题很明白，唐书原文如果是“不如识一丁字”，意思显然不够通顺。 为什么不说“一天字”或“一人字”呢？其实，不管用什么字都很牵强，只有说“一个 字”才最为妥贴、最为通顺。有的人自以为很熟悉古代的汉语，却不一定能够辨别“目 不识丁”的错误何在。反之，读惯了“目不识丁”的人，你能说他是错误的吗？
这样看来，现在一般人公认的成语“目不识丁”分明是错了。那末，是不是就应该 加以纠正呢？而且，这是不折不扣地读了错字，比念别字还要严重，岂可用“约定俗成” 为理由，而轻轻地把它放过去呢！
从前面所引的材料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读错这句成语的责任应该由古人承担。 近千年间，人们既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习惯，大家也完全懂得了这句的含义，那末，这 在事实上难道还不是“约定俗成”了吗？如果勉强地加以改变，岂不会使大家反而觉得 很别扭吗？
当然，我完全不反对我们的文化教员，把每个字句的原来意义，都向学生讲解得清 清楚楚，让他们知道有几种读法，并且懂得它们的演变过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学 生读了“目不识丁”等等，就批评他们的错误，相反地，应该承认他们这样读也是可以 的，不能算做错误。
燕山夜话（三集） 自固不暇
前次谈论了“目不识丁”的例子以后，得到了各方面的反应。多数朋友都赞成，有 个别的仍然表示不大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完全没有关 系，而且永远可以保持不同的意见，不必强求一致。也许过一些时候，个别同志也想通 了，我们的认识就会一致起来。
赞成的朋友们要求多谈大家日常熟悉的成语，指出它的来源，介绍历来都有哪些不 同的解释，辨别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这种要求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把普通词 典的内容搬到“夜话”中来，似乎大可不必。因此，这里只能举出平时不常见的例子来 谈谈。
大家常常会听见“自顾不暇”这句成语。谁会想到这四个字里头有什么问题呢？实 际上，问题恰恰最容易发生在人们以为无可怀疑的因而不加注意的地方。如果认真考查 起来，“自顾不暇”终于要发生问题了。
究竟这个成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查了许多古书都找不到确切的答案。 《书经》上虽有“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之句，《诗经》上虽然也有“心之 饮矣，惮我不暇”之句，但是显然都不是“自顾不暇”的出处上。
有人说，这句成语的出处，在《五代史》附录契丹传中。原来唐末五代时期的契丹 王朝，在“大圣皇帝”安巴坚死后，由元帅太子德光继立，大举南侵，逼使晋少帝投降。 德光摆驾入汴京的时候，据《五代史》附录契丹传载：“德光将至京师，有司请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