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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道那一边的厨房里，不时送来一阵炒菜的声音和扑鼻的香味，妻和女儿正在厨房里忙着呢。老梁抽出一本《白香山诗集》来，放在桌上，回头笑对我说：“好香！在美国的我家里，就永远闻不到这种香味。”
他在对面的椅上坐下了。我看他不但背驼得厉害，眼泡也有点浮肿了。
我说：“你难道就不做中国饭吃？”
他说：“美博死后，我自己很少做饭，麻烦得很，一个人吃也没意思。”
我说：“那么，梁平和他媳妇就不回来了吗？”
他笑了笑：“咳，他媳妇是美籍意大利人，不像咱们中国人那样，来了就炒菜做饭——这，你也知道——我还得做给他们吃呢！”
这时我的外孙女小文放学回来了，她跑了进来，看见屋里有客人，就轻轻地放下霸气书库，很腼腆地走到我身边。我把她推到老梁跟前，让她叫“梁爷爷”，她用很低的声音叫了一声，就又要回到我这边来。老梁却把她拉了过去，从头到脚看了看，笑说：“你长的真像你妈！我走的时候，你妈也就像你这么大。你爸爸呢？”小文说：“我爸爸今晚上在机关里值班……”老梁仿佛没有听见，却站起来说：“我差点忘了，这里有一点点我送给你们的东西……”说着就打开他带来的一只鼓鼓的黑提包，掏出一罐浓缩咖啡，一条骆驼牌烟和一个手掌大的计算机。他一面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一面对我说：“这罐咖啡是送给你们一家的；这条烟是送给你的，还是你爱抽的老牌子；这个计算机是送给小美子的……”他把计算机递给了小文说，“我不知道有你，没给你带礼物来，下次再说吧。这计算机你也可以玩，可别带到数学班上去，听见没有？”小文高兴地说了声谢谢，拿着计算机就跑到厨房里去了。
女儿从厨房里出来，一面撩起围裙擦着手，一面笑说：“谢谢您，梁伯伯，这计算机我正用得着。您又送给爸爸烟了？我们好容易才逼着他把烟戒掉了。他那几年在干校抽得厉害，下面屋里没火，他又常犯气管炎……”
妻在厨房里叫：“小美子，你又跑了，看看饭锅里要不要加水！”
女儿笑说：“来了，来了，”回头要走。
老梁吸了一口气，说，“提起干校来，你那几年日子不好过吧？六六年夏天，我不是回国来了吗？那天正在你们传达室里打听你的住处，正巧遇见你们一帮教授从‘四清’回来，刚到校门口，就有一群带着章的学生，围上前去，把你们拉下卡车来，戴上高帽，涂上黑脸，架着往广场上走，吓得我赶紧跑了。那一年回来，什么人我都没见着，就回到美国去，把你的情况对美博讲了，她难受得哭了一夜……”
这时，还站在门口的女儿，又笑着进来说：“梁伯伯，您不是很会做菜吗？快来给我们当个参谋吧。”老梁也笑着起来，跟在她后面走了。……
老梁看到我涂黑脸的那一天，只是十年浩劫的开始！从那以后就是抄家、搜书、住牛棚、写检查……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拆开了桌上那条长方形的纸包，拿出一包骆驼烟来，抽出一根烟，找出一盒火柴，划了一下——我的眼睛忽然冒出一阵火光，火焰下是一大堆烧着了的卡片……那是我二三十年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了几十万个小时搜集起来的资料呵……
我点燃了烟，猛吸了几口，我又下意识地用手挥拂着眼前的浓烟，似乎要赶掉眼前的幻象。
小文忽然跑了进来，把我手里的烟夺了过去，在烟碟上按灭了，撅着嘴说，“你又偷愉抽烟了！妈妈和姥姥在厨房里都闻见烟味了，叫我来管你！”
我笑着拧着她的嘴巴说，“这倒好，你们回来，倒多了几个管我的人了。”
她拍地一下把我的手打下去，也笑着说：“本来嘛，妈妈说组织上把我们从西南调回来，就是要我们照顾你，不，就是要管你的！”
老梁进来了，问：“你们闹什么呢？来，小文，你给我念念这首诗。”
说着他把翻开的《白香山诗集》递到小文手里。小文羞怯地看了我们一眼，一字一字地念下去：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念到这里，她抬起头问老梁：“这个‘梁’字，就是您姓的那个‘梁’吧？”
老梁拍着小文的肩膀，大声地夸奖说：“你真是了不起，认得这么多字，念得还真够味儿！”
我笑了，“人家都上小学三年级了，该认得好几千字了。”
这时小文已念到：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树枝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雌雄空中鸣声尽呼不归却入空巢里调瞅终夜悲老梁忽然两手抱着头，自己低声地念：“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
却入空巢里……“
小文把这首诗念完了，看见老梁还没有抬起头来，就悄悄地放下书，回头望我。我向她点了点头，她就悄悄地走了出去。
我大声喊道：“老梁，你这一次来还要呆多久？”
他惊醒过来，坐直了，仿佛忘了刚才让小文读诗那一段事似的。他叹了一口长气说：“明天就走，我的情况不容我久呆呵。”
我没有说话，只望着他。
他低头看着自己互握的手，说：“说来话长了，可是还得从头说起！我们到美国的头十年，美博也出去工作了，我们攒钱买汽车、置房子和一切必需的家庭用具……这都是在美国成立一个家庭的必要条件，而最要紧的还是为梁平储蓄下读大学的费用……可是到了梁平读完了大学，找到了工作，又结了婚，我也到了退休年龄，而……而美博也逝世了。”
我像安慰他似地，说：“你退休了，正可以得闲著书了。”
他苦笑一声，“著书？我是非著书不可，退休金不多，我要交的所得税可不少！我把我们家楼上的几间空屋子租给几个大学生住，不包饭，我自己每顿只吃一点简单的饭。就是做一点饭，我的锅勺盘碗，也是隔几天才洗一次！幸亏有一个朝鲜的学生，研究明史的，常来问我些问题，他来了就替我做饭，并替我洗碗，这算他给我的报酬，但是他也和我一块吃饭，这又是我给他的报酬……”
我打断他：“你不是提到著书吗？”
他又凄然地笑了：“对，为了生活下去，我必须弄点版税。你不知道现在美国出一本书多么困难，我又不会写小说，就是一本小说，能畅销，也极不容易，请名家写一篇书评比登天还难。我挑了一个新奇而又不容易‘露馅’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宦官制度》。这次回国就是为搜集材料而来的，没想到北京的许多图书馆还没有整理好，有的没有介绍信还进不去……我想明天到上海看看，我的北京侄子家里也不能久住，他们两口子带两个孩子只有一间半屋子，让出半间给我，当然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不便，虽然他们坚持说住家里比住旅馆节省得多……好了，不说了，老陈，你们现在怎么样呢？”
我笑了一笑，又想伸手去拿烟，立刻自己控制住了，说：“华平不错，她一直在中学教书，当然也有几年不大顺心的日子，现在好了，她也已经退休了，可是她还得常到学校里去。本来我从五七年以后，就不能教书了……
调到图书馆里工作，也好，我搜集了不少的资料卡片。六六年以后，我的那些卡片，连同以前的，也都被烧掉了！这以后的情况，也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但我还是活下来了，我始终没有失去信念！我总是远望着玫瑰色的天边！……我闲了二十年，如今，政策落实了，我也到了退休年龄，反倒忙起来了！我说我上不了大课，但学校里一定要我带研究生，还好，这几个研究生，都很扎实，很用功，只是外文根抵差一些，看不懂外文的参考书，本来嘛，他们整整耽误了十几年，他们中间年纪最轻的也有三十多岁了……“
老梁用回忆的眼光看着我说，“我们像他们这样年龄，已经当上教授、系主任了。”
我说：“正是这话——他们正努力地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我也是这样，恨不得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们，好把‘青黄’接了上去，可是这二十年来我自己也落后了，外国寄来的新书，有许多名词我都看不懂，更不用说外国的作家和流派了。明年春天，我还要跟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我真不知道如何对付！同时，我还有写不完的赶任务的文章，看不完的报纸刊物，回不完的信件，整天忙得晕头转向！”
老梁猛地一下站了起来，说：“能忙就好，总比我整天一个人在‘空巢’里呆着强……”
女儿端了一个摆满餐具的盘子进来，我也站了起来，同老梁把靠墙放的一张方桌抬到屋子的中间。女儿安放好杯著，便和妻进进出出地摆好一桌热腾腾的菜。女儿安排老梁、我和她妈妈各据一方，她自己和小文并排坐在老梁的对面，又拿起茅台酒瓶来，笑着说：“三十年不见了，今晚妈妈陪梁伯伯喝一杯，爸爸喝多了不好，少来一点吧。”妻忙说：“梁伯伯是不会喝酒的，茅台酒又厉害，这瓶酒是我让他带回去当礼物送人的，大家都少来一点，意思意思吧！”老梁却一把把酒瓶夺了过去，满满地斟了一杯，一仰脖就干了，又满满地给自己斟了一杯，还替我和妻斟了半杯。他一边用手背抹了抹嘴唇，一面大声念：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念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一仰脖又把第二杯酒喝干了，这时他满脸通红，额上的汗都流到了耳边。妻连忙从他紧握的手里，夺过酒瓶来，说：“吃菜吧，空肚子喝多了酒要伤人的！”女儿连忙又把妻手里的酒瓶，放到窗台上。
老梁颓然地坐了下去，拿起筷子，睁着浮肿的眼皮望着妻和女儿，说：“你们不但管老陈，还要管我！我是多少年没人管的了……可是我要是有人管，那有多好！”
这一顿饭一点不像好友久别后的聚餐，老梁是一语不发，好像要拿饭菜去堵回他心里的许多话，我们也更不敢说什么。小文惊奇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赶紧扒拉完一碗饭，就溜回她们屋子里去了。
妻和女儿撤下饭菜去，把果盘和果刀摆上的时候，老梁已完全清醒了，他接过小手中来，擦了一下他的煞白的脸，正要说话，门外一连响了几声汽车的喇叭。老梁抬头望着窗外说：“对了，是我侄子替我叫的出租汽车，说是夜里坐公共汽车进城怕不方便……”女儿赶紧站了起来，说：“梁伯伯，您别忙，我出去和司机说请他等一会儿，您吃完水果再走。”说着就跑了出去。
老梁三口两口地把妻给他削好的几片梨，都吃了下去，一面站了起来。
提起皮包，伸手便到窗台上去取那瓶酒，妻按住他的手，笑说：“这瓶不满了，等老陈明春到美国时再给你带一整瓶去。”他没有说什么，我帮他披上大衣，我们走到门口，正碰见女儿回来，老梁忽然问：“小文呢？”女儿说：“她大概睡了。”老梁说：“我去看看她。”
女儿把老梁带进她们的屋里，打开床侧的灯，在书架后面一张双人床旁边，一张小帆布床上，小文把被子裹得紧紧地，睡得正甜呢。老梁低下头去，轻轻地吻了她一下。妻笑说：“你还是那样地爱小孩。梁平有孩子吧？”
老梁冷冷地笑说：“没有，他的媳妇儿嫌麻烦，不要，可她还养了两只波斯猫！”
女儿笑着打岔说：“您看我们这屋里多挤！这本是爸爸和妈妈的书房，让我们给占了。”
老梁把灯关了，一面走出来，一面回头对我们说：“你们这个‘巢’多‘满’呵！”
司机从里面把后座的车门推开了。老梁拱着背上了车，却摇下车窗来，对女儿说：“小美子，外面风凉得很，你快陪爸爸妈妈进去吧。”
车尾的红灯，一拐弯就不见了，女儿扶着我们的肩，推着我们往回走，我们都没有说话，眼前却仿佛看见老梁像一只衰老的燕，扇着无力的翅膀，慢慢地向着遥远的空巢飞去。
（《北方文学》一九八○年第三期）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洁
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
不过，眼下我倒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求婚者。看见过希腊伟大的雕塑家米伦所创造的“掷铁饼者”那座雕塑么？乔林的身躯几乎就是那尊雕塑的翻版。
即使在冬天，臃肿的棉衣也不能掩盖住他身上那些线条优美的轮廓。他的面孔黝黑，鼻子、嘴巴的线条都很粗犷。宽阔的前额下，是一双长长的眼睛。
光看这张脸和这个身躯，大多数的姑娘都会喜欢他。
可是，倒是我自己拿不准主意要不要嫁给他。因为我闹不清楚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而他又爱我的什么？
我知道，已经有人在背地里说长道短：“凭她那些条件，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在他们的想象中，我不过是一头劣种的牲畜，却变着法儿想要混个肯出大价钱的冤大头。这引起他们的气恼，好像我真的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冒犯了众人的事情。
自然，我不能对他们过于苛求。在商品生产还存在的社会里，婚姻，也像许多问题一样，难免不带着商品交换的烙印。
我和乔林相处将近两年了，可直到现在我还摸不透他那缄默的习惯到底是因为不爱讲话，还是因为讲不出来什么？逢到我起意要对他来点智力测验，一定逼着他说出对某事或某物的看法时，他也只能说出托儿所里常用的那种词汇：“好！”或“不好！”就这么两档，再也不能换换别的花样儿了。
当我问起：“乔林，你为什么爱我？”的时候，他认真地思索了好一阵子。对他来说，那段时间实在够长了。凭着他那宽阔的额头上难得出现的皱纹，我知道，他那美丽的脑壳里面的组织细胞，一定在进行着紧张的思维活动。我不由地对他生出一种怜悯和一种歉意，好像我用这个问题刁难了他。
然后，他抬起那双儿童般的、清澈的眸子对我说：“因为你好！”
我的心被一种深刻的寂寞填满了。“谢谢你，乔林！”
我不由地想：当他成为我的丈夫，我也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妻子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承担到底呢？也许能够。因为法律和道义已经紧紧地把我们拴在一起。而如果我们仅仅是遵从着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那又是多么悲哀啊！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
逢到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像我不是一个准备出嫁的姑娘，而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的老学究。
也许我不必想这么许多，我们可以照大多数的家庭那样生活下去：生儿育女，厮守在一起，绝对地保持着法律所规定的忠诚……虽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在这点上，到也不妨像几千年来人们所做过的那样，把婚姻当成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一种交换、买卖，而婚姻和爱情也可以是分离着的。既然许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什么我就偏偏不可以照这样过下去呢？
不，我还是下不了决心。我想起小的时候，我总是没缘没故地整夜啼哭，不仅闹得自己睡不安生，也闹得全家睡不安生。我那没有什么文化却相当有见地的老保姆说我“贼风入耳”了。我想这带有预言性的结论大概很有一点科学性，因为直到如今我还依然如故，总好拿些不成问题的问题不但搅扰得自己不得安宁，也搅扰得别人不得安宁。所谓“禀性难移”吧！
我呢，还会想到我的母亲，如果她还活着，她会对我的这些想法，对乔林，对我要不要答应他的求婚说些什么？！
我之所以习惯地想到她，绝不因为她是一个严酷的母亲，即使已经不在人世也依然用她的阴魂主宰着我的命运。不，她甚至不是一个母亲，而是推心置腹的朋友。我想，这多半就是我那么爱她，一想到她已经离我远去便悲从中来的原因吧！
她从不教训我，她只是用她那没有什么女性温存的低沉的嗓音，柔和地对我谈她一生中的过失或成功，让我从这过失或成功里找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不过，她成功的时候似乎很少，一生里总是伴着许许多多的失败。
在她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总是用那双细细的、灵秀的眼睛长久地跟随着我，仿佛在估量着我有没有独立生活下去的能力，又好像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叮嘱我，可又拿不准主意该不该对我说。准是我那没心没肺，凡事都不大有所谓的派头让她感到了悬心。她忽然冒出了一句：“珊珊，要是你吃不准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我看你就是独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地嫁出去要好得多！”
照别人看来，作为一个母亲对女儿讲这样的话，似乎不近情理。而在我看来，那句话里包含着以往生活里的痛苦经验，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我倒不觉得她这样叮咛我是看轻我或是低估了我对生活的认识。她爱我，希望我生活得没有烦恼，是不是？
“妈妈，我不想嫁人！”我这么说，绝不是因为害臊或是忸怩作态。说真的，我真不知道一个姑娘什么时候需要做出害臊或忸怩的姿态，一切在一般人看来应该对孩子隐讳的事情，母亲早已从正面让我认识了它。
“要是遇见合适的，还是应该结婚。我说的是合适的！”
“恐怕没有什么合适的！”
“有还是有，不过难一点——因为世界是这么大，我担心的是你会不会遇上就是了！”她并不关心我嫁得出去还是嫁不出去，她关心的倒是婚姻的实质。
“其实，您一个人过得不是挺好吗？”
“谁说我过得挺好？”
“我这么觉得。”
“我是不得不如此……”她停住了说话，沉思起来。一种淡淡的、忧郁的神情来到了她的脸上。她那忧郁的、满是皱纹的脸，让我想起我早年夹在书页里的那些已经枯萎了的花。
“为什么不得不如此呢？”
“你的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