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就是促使我研究韩国并写作这一系列与韩国有关的文章的最初动力。
被冷落的韩国经验
读了一系列有关韩国崛起过程的著作之后，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韩国的成功，向我们展示了儒教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可能。
韩国的成功可以归因于两大因素：一是较为彻底地接受了现代制度，二是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民族的精神传统。在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计划经济手段，群众运动方式，号召“以国为家”的献身精神……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秘密。鉴于变革前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同质性，我们不难想到，韩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样能做到。
自１９７８年的２５年来，中国也进行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诸多的问题。相比之下，韩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也出现一些问题，但较之中国变革显得更迅速，更顺利，也更成功一些。
具体说到中国变革与韩国发展的差异，有以下几点：
一是韩国的发展是从根本入手，目光远大，政策坚定。韩国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我们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关键领域采取的措施与韩国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比如吃土地和重工业积累的老本，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一边发展，一边不断破坏着自身的发展潜力和后劲。
仅以教育为例。韩国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基础，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教育一直超前发展。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中，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众所周知，我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我国的政府教育投资比例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
中国和韩国发展现代教育的起点相同。１９４５年，韩国的文盲率为７８％，与中国不相上下。而在５１年后的１９９６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３７％，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上升为世界第一，一跃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５％，居世界排名下游，依然是世界上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而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韩国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２００１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５２％，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些地区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定的急功近利思想。投资于工程建设收效立竿见影，而投资于教育则须多年之后才见成效。
二是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我国在处理发展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时，则应对更为从容，手段相对韩国更为稳健，更为温和，但有时也容易造成一些问题的逐渐积累，甚至积重难返。比如三农问题，治理腐败和金融改革。
以农村问题为例。到２００２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３∶１，升高至３．１∶１，远高于多数国家的１．５∶１的比例。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民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物品占有上，受到严重不公平的待遇。这种严重状况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我国政府目前正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摸索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韩国也曾遇到农村问题。朴正熙上台后，工业发展一直大大快于农业。１９６２年，韩国农民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７１％，到１９７０年，降到了城市居民的６１％。当时，韩国农村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条件恶劣问题。当然，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韩国当时的农村问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非常敏感。朴正熙采取了韩国特色的搞“新村运动”的方式，下大力气来解决农村问题。一言以蔽之，“新村运动”就是政府把从工业上挣到的钱，投到农村去，切下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给农民。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８年，政府开支中农业所占的比例由４％上升到３８％。
国家投资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的发展，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为１４．６％，而农户则为３．５％；而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长为４．６％，而农户为９．５％。韩国的城乡差距被大大缩小了。
韩国在治理腐败、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金融危机等方面同样表现了韩国人果断刚毅的特点。
三是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韩国社会发展中极其强调社会伦理价值，强调社会风气的纯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人的精神面貌。而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则一定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失范。
韩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旧传统。韩国是除中国外惟一现在还有人按古礼祭祀孔子的国家，长幼尊卑秩序在韩国社会中表现得很明显。“仁义忠孝”这些传统道德信条仍然被韩国人所信守。韩国人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水平，一个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的社会风气、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远高于中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韩国人最突出的民族特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的献金运动。一个民间团体号召韩国人把家里的黄金出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度过金融危机。在韩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卖掉黄金当然要承担绝大的风险，况且国家规定得一个月后才能取款。然而，有人登高一呼，韩国的银行里就天天排满了来出售黄金的人们。这里面有刚刚结婚的夫妇，也有失业的工人，有政府公务员，也有寺庙里的和尚。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到住宅银行，把坎肩上的金钮扣拆下来，交给营业员，以表自己的微薄心愿。一个两岁的小孩子被大人抱来，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金项圈，这本是长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而当下的中国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道德意识缺失。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口号和做法已经过时了，而孔孟之道，“温良恭俭让”经过一百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有力摧毁，也只剩下了碎砖片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物质主义”，“金钱崇拜”。
在繁华的大街上，一个突然发病者倒在路中央呻吟，无数的过往者连看都不看一眼，没有人伸出援手。在公共场所，小偷当着旁观者的面，肆无忌惮地拉开前面行走者的包。一个
轻生者站在楼顶，众多兴高采烈的观众在下面喊：跳啊！快点跳啊！一个罪犯可以仗着酒兴，在路边公然强奸少女，听任身边人来人往……这样令人发指的新闻出现在报章之上，已经让人十分震惊，见怪不怪。家庭成员间缺乏彼此的关心照顾，也缺乏对家庭的忠诚。这样的国家能真正兴旺发达吗？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国人介绍韩国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是拿韩国的九个指头来和中国的一个指头比较。所以，这本书缺乏对中国另外九个指头的展示和肯定。并且，这种比较注定是有失全面和一定程度上有所偏颇的。然而，我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点，要请许多人宽容和谅解。另外，由于作者学术基础、研究范围和写作时间的限制，这本书注定是一个过渡性、阶段性的急就章，而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这里面有许多现炒现卖，有许多被我倒卖的二手货，如果您想读到有关韩国社会发展经验的真知灼见，还要去寻找那些有深度的学术著作。我的这本小书旨在引起您的兴趣。在发挥了它的作用后您可以将它信手扔掉，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
作者：张宏杰
本书由“云中孤雁”免费制作；
更多精彩e书尽在：www。52ebook。com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什么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糟蹋的。我们的性格里缺乏某些庄严气质。
没听见谁为此而义愤填膺。大家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它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几百年前，曾经有人争夺过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在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房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日本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汉奸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汉奸，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
我的心扑腾一下。这满炕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１９４５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作“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日本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拴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伪满洲国硬币作划挡。
话题从日本人身上蔓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日本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谈起日本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过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闲话儿”，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怪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日本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我的这些质朴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只顾眼前的日子。现在日本人又回来了，但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见人就点头，更关键的，他们的文件包里装着支票。有些日本人还不承认战争罪行，经常说几句怪话，弄点事端。
智慧有许多种，据说最高一级的智慧是老子发明的，叫作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水从来不坚持什么，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可以被挤压成任何形状，可以接纳任何污秽，可以消磨任何棱角，所以它的生命力最顽强。
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像水。
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日本人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
韩国国会数年前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词的反应措施。
前年４月，日本又一次因为教科书问题激怒了中韩等国。韩国断然召回了驻日大使，愤怒的韩国人焚毁了日本国旗，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４０多个社会团体呼吁人们抵制日本文化和日本商品。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耻辱感几十年来时时刻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现代韩国人建设韩国的成功努力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集体潜意识：为了证明韩国人绝不是劣等民族。举一个例子，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体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
上一次东亚十强赛日韩之战前，在韩国国内电脑网“千里眼”中的“大家谈”栏目中，韩国球迷纷纷发表意见：
“韩国队一定要取胜，才能对得起祖先。可恶的日本人夺去了我爷爷的命。”
“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就侵略朝鲜一事进行过正式道歉，我们应该在球场上好好教训一下日本人。”
这真是一个个性倔强的民族。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像水，而是像岩石，寸步不让。
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城市里，都矗立着一些日式建筑，这是１９４５年前日本人的遗物。由于施工精良，大多数到现在还保存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给城市的街头平添一些异国情调，有时甚至构成了城市一景。
而在韩国，这个做了３０多年日本殖民地的国家里，你却很少看到这样尖顶修身的日式建筑，不是没有过，而是都被韩国人拆了，就像为了抹去身体上的疤痕。有选择地留下几座，是作为国耻纪念馆。
韩国原是东亚各国中的小兄弟。几千年来它就默默无闻地依偎在亚洲大陆的东北角，不声不响，很容易被人忽略。
是啊，乍一看去，这个小国没什么特点，平庸而不显眼。由于汉文化的巨大辐射力，这个小国被熏染得和中国那样相似，它的独特之处被相似淹没了。清代结束以前，中国官员到朝鲜，不用带翻译，因为汉字是朝鲜的官方语言。就是在今天，韩国已废除汉字，但是韩国
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和著名的大企业集团“现代”集团等的正式名称，都是用汉字书写的。韩国的民族服装，有着明显的唐宋遗风。韩国人的姓名也完全因袭中国传统。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人在韩国感受到的文化差异是最小的。
可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却掩盖了中韩民族性格的巨大差异。
在漫长的过去，山高水长交通不便阻碍了人们发现这一差异。中国典籍中对朝鲜的记载不多，历代为数不多的造访过朝鲜的中国人只是注意到了这个小国的贫弱。
清光绪年间，聂士成在他访朝后的笔记《东游纪程》中记叙了这样的情景：
“朝鲜民居，大都四合房屋，进门即席地坐。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极苦。”
“（茂山）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
“朝鲜人尚知求地利，但官民性习偷惰，恐难勤奋，可忧也。”
清朝末年，天朝大国的属国一个接一个地丧失，最后剩下一个朝鲜又被日本虎视眈眈，必欲吞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居然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把朝鲜收为中国的一个省，置于中国的完全保护之下，以绝日人之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这个孱弱的民族。
且不说这样的设想是多么缺乏现代外交常识，多么缺乏战略可行性。通过这个想法，就可以看出，“天朝”的人们对这个民族是多么缺乏了解，对他们的性格是多么缺乏深刻的认识。在中华帝国最为强大的隋唐盛世，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两个雄心勃勃的皇帝都曾提举国之兵东征朝鲜，结果都在这个海东小国的边城之下惨败而归。李鸿章好像忘了这一点，日本人也忘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不会被征服的民族。
而现在，韩国人有了充分的理由让世界重新认识他们。
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
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
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数十年来，我们在这项体育运动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进步始
终就是那样若有若无。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骠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那１１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退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什么原因呢？体能？技术？战术？
开始抓体能，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能测试，韩国人跑不死，我们也能跑不死。可还是不管用。
至于技术，连韩国人都承认中国队员的技术并不比他们差。
战术上从稳守反击到攻守平衡再到压出去打，阵形从３５２到４４２再到４５１，同样不好使。
几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