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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气管炎。她不明白为什么他离她那么近而又那么遥远？
他呢，为了看她一眼，天天，从小车的小窗里，眼巴巴地瞧着自行车道上流水
一样的自行车辆，闹得眼花缭乱；担心着她那辆自行车的闸灵不灵，会不会出车祸；
逢到万一有个不开会的夜晚，他会不乘小车，自己费了许多周折来到我们家的附近，
不过是为了从我们家的大院门口走这么一趟；他在百忙中也不会忘记注意着各种报
刊，为的是看一看有没有我母亲发表的作品。
在他的一生中，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确，哪怕是在最困难时刻。但在这爱情
面前却变得这样软弱，这样无能为力。
这在他的年纪来说，实在是滑稽可笑的。他不能明白，生活为什么偏偏是这样
安排着的？
可是，临到他们难得地在机关大院里碰了面，他们又竭力地躲避着对方，匆匆
地点个头便赶紧地走开去。即使这样，也足以使我母亲失魂落魄，失去听觉、视觉
和思维的能力，世界立刻会变成一片空白……如果那时她遇见一个叫老王的同志，
她一定会叫人家老郭，对人家说些连她自己也听不懂的话。
她一定死死地挣扎过，因为她写道：
我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可是我欺骗了你，我没有忘记。我想，你也
同样没有忘记。我们不过是在互相欺骗着，把我们的苦楚深深地隐藏着。不过我并
不是有意要欺骗你，我曾经多么努力地去实行它。有多少次我有意地滞留在远离北
京的地方，把希望寄托在时间和空间上，我甚至觉得我似乎忘记了。可是等到我出
差回来，火车离北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简直承受不了冲击得使我头晕眼花的心跳，
我是怎样急切地站在月台上张望，好像有什么人在等着我似的。
不，当然不会有。我明白了，什么也没有忘记，一切都还留在原来的地方。年
复一年，就跟一棵大树一样，它的根却越来越深地扎下去，想要拔掉这生了根的东
西实在太困难了，我无能为力。
每当一天过去，我总是觉得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或是夜里突然从梦中惊醒：
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没有你！于是什么
都显得是有缺陷的，不完满，而且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一
生快要完结的时候了，为什么还要像小孩子一样地忘情？为什么生活总是让人经过
艰辛的跋涉之后才把你追求了一生的梦想展现在你的眼前？而这梦想因为当初闭着
眼睛走路，不但在叉道上错过了，而且这中间还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沟壑。
对了，每每母亲从外地出差回来，她从不让我去车站接她，她一定愿意自己孤
零零地站在月台上，享受他去接她的那种幻觉。她，头发都白了的、可怜的妈妈，
简直就像个痴情的女孩子。
那些文字并没有多少是叙述他们的爱情的，而多半记载的都是她生活里的一些
琐事：她的文章为什么失败，她对自己的才能感到了惶惑和猜疑；珊珊（就是我）
为什么淘气，该不该罚她；因为心神恍惚她看错了戏票上的时间，错过了一场多么
好的话剧；她出去散步，忘了带伞，淋得像个落汤鸡……她的精神明明日日夜夜都
和他在一起，就像一对恩爱的夫妻。其实，把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
计算，也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而这二十四小时，大约比有些人一生享受到的东西
还深，还多。莎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说过：“我不能清算我财富的一半。”大约，
她也不能清算她的财富的一半。
似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也许因为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段
的文字记载相当含糊和隐晦。我奇怪我那因为写文章而受着那么厉害的冲击的母亲，
是用什么办法把这习惯坚持下来的？从这隐晦的文字里，我还是可以猜得出，他大
约是对那位红极一世，权极一时的“理论权威”的理论提出了疑问，并且不知对谁
说过，“这简直就是右派言论。”从母亲那沾满泪痕的纸页上可以看出，他被整得
相当惨，不过那老头子似乎十分坚强，从没有对这位有大来头的人物低过头，直到
死的时候，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就是到了马克思那里，这个官司也非打下
去不可。”
这件事一定发生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因为在那个冬天里，还刚近五十岁的母
亲一下子头发全白了。而且，她的臂上还缠上了一道黑纱。那时，她的处境也很难。
为了这条黑纱，她挨了好一顿批斗，说她坚持四旧，并且让她交代这是为了谁？
“妈妈，这是为了谁？”我惊恐地问她。
“为一个亲人！”然后怕我受惊似地解释着，“一个你不熟悉的亲人！”
“我要不要戴呢？”她做了一个许久都没有对我做过的动作，用手拍了拍我的
脸颊，就像我小的时候她常做的那样。她好久都没有显出过这么温柔的样子了。我
常觉得，随着她的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特别是那几年她所受过的折磨，那种温柔的
东西似乎离她越来越远了，也或许是被她越藏越深了，以致常常让我感到她像个男
人。
她恍惚而悲凉地笑了笑，说：“不，你不用戴。”
她那双又干又涩的眼睛显得没有一点水份，好像已经把眼泪哭干了。我很想安
慰她，或是做点什么使她高兴的事。她却对我说：“去吧！”
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生出了一种恐怖的感觉，我觉得我那亲爱的母亲似乎有一半
已经随着什么离我而去了。我不由地叫了一声：“妈妈！”
我的心情一定被我那敏感的妈妈一览无余地看透了。她温和地对我说：“别怕，
去吧！让我自己呆一会儿。”
我没有错，因为她的确这样地写着：
你去了。似乎我灵性里的一部分也随你而去了。
我甚至不能知道你的下落，更谈不上最后看你一眼。我也没有权利去向他们质
询，因为我既不是亲眷又不是生前友好……我们便这样地分离了。我恨不能为你承
担那非人间的折磨，而应该让你活下去！为了等到昭雪的那一天，为了你将重新为
这个社会工作，为了爱你的那些个人们，你都应该活着啊！我从不相信你是什么三
反分子，你是被杀害的、最优秀者中间的一个。假如不是这样，我怎么会爱你呢？
我已经不怕说出这三个字。
纷纷扬扬的大雪不停地降落着。天哪，连上帝也是这样地虚伪，他用一片洁白
覆盖了你的鲜血和这谋杀的丑恶。
我从没有拿我自己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可现在，我无时不在想，我的一言一行
会不会惹得你严厉地皱起你那双浓密的眉毛？我想到我要好好地活着，好好地生活，
像你那样，为我们这个社会——它不会总像现在这样，惩罚的利剑已经悬在那帮狗
男女的头上——真正地做一点工作。
我独自一人，走在我们唯一一次曾经一同走过的那条柏油小路上，听着我一个
人的脚步声在沉寂的夜色里响着、响着……我每每在这小路上徘徊、流连，哪一次
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肝肠寸断。那时，你虽然也不在我身边，但我知道，你还在
这个世界上，我便觉得你在伴随着我，而今，你的的确确不在了，我真不能相信。
我走到了小路的尽头，又折回去，重新开始，再走一遍。
我弯过那道栅栏，习惯地回头望去，好像你还站在那里，向我挥手告别。我们
曾淡淡地、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像两个没有什么深交的人，为的是尽力地掩饰住我
们心里那镂骨铭心的爱情。那是一个没有一点诗意的初春的夜晚，依然在刮着冷峭
的风。我们默默地走着，彼此离得很远。你因为长年害着气管炎，微微地喘息着。
我心疼你，想要走得慢一点，可不知为什么却不能。我们走得飞快，好像有什么重
要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我们非得赶快走完这段路不可。我们多么珍惜这一生中
唯一的一次“散步”，可我们分明害怕，怕我们把持不住自己，会说出那可怕的、
折磨了我们许多年的那三个字：“我爱你”。除了我们自己，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
一个活着的人会相信我们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更不要说到其它！
不，妈妈，我相信，再没有人能像我那样眼见过你敞开的灵魂。
啊，那条柏油小路，我真不知道它是那样充满了辛酸的回忆的一条小路。我想，
我们切不可忽略世界上任何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角落，谁知道呢？那些意想不到的小
角落会沉默地缄藏着多少隐秘的痛苦和欢乐呢？
难怪她写东西写得疲倦了的时候，她还会沿着我们窗后的那条柏油小路慢慢地
踱来踱去。有时是彻夜不眠后的清晨，有时甚至是月黑风高的夜晚，哪怕是在冬天，
哪怕峭厉的风像发狂的野兽似地吼叫，卷着沙石噼哩叭啦地敲打着窗棂……那时，
我只以为那不过是她的一种怪僻，却不知她是去和他的灵魂相会。
她还喜欢站在窗前，瞅着窗外的那条柏油小路出神。有一次，她显出那样奇特
的神情，以致我以为柏油小路上走来了我们最熟悉的、最欢迎的客人。我连忙凑到
窗前，在深秋的傍晚，只有冷风卷着枯黄的落叶，飘过那空荡荡的小路的路面。
好像他还活着一样，用文字和他倾心交谈的习惯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
直到她自己拿不起来笔的那一天。在最后一页上，她对他说了最后的话：
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
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
不会分离。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亲爱的，等着我，我
就要来了——。
我真不知道，妈妈，在她行将就木的这一天，还会爱得那么沉重。像她自己所
说的，那是镂骨铭心的。我觉得那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
的一种力量。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不朽的爱，这也就是极限了。她分明至死都感到
幸福：她真正地爱过。她没有半点遗憾。
如今，他们的皱纹和白发早已从碳水化合物变成了其它的什么元素。可我知道，
不管他们变成什么，他们仍然在相爱着。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
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他们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
那是任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分离的。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
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打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
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
每每我看着那些题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我就不能抑制住自己的眼
泪。我哭，这不止一次地痛哭，仿佛遭了这凄凉而悲惨的爱情的是我自己。这要不
是大悲剧就是大笑话。别管它多么美，多么动人，我可不愿意重复它！
英国大作家哈代说过：“呼唤人的和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应答。”我已经不能
从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去谴责他们应该或是不应该相爱。我要谴责的却是：为什
么当初他们没有等待着那个呼唤着自己的灵魂？
如果我们都能够互相等待，而不糊里糊涂地结婚，我们会免去多少这样的悲剧
哟！
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既然世界是这
么大，互相呼唤的人也就可能有互相不能应答的时候，那么说，这样的事情还会发
生？可是，那是多么悲哀啊！可也许到了那时，便有了解脱这悲哀的办法！
我为什么要钻牛角尖呢？
说到底，这悲哀也许该由我们自己负责。谁知道呢？也说不定还得由过去的生
活所遗留下来的那种旧意识负责。因为一个人要是老不结婚，就会变成对这种意识
的一种挑战。有人就会说你的神经出了毛病，或是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或是
你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或是你刁钻古怪，看不起凡人，不尊重千百年来的社会习
惯，你准是个离经叛道的邪人……
总之，他们会想出种种庸俗无聊的玩意儿来糟蹋你。于是，你只好屈从于这种
意识的压力，草草地结婚了事。把那不堪忍受的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自己
的脖子上去，来日又会为这不能摆脱的镣铐而受苦终身。
我真想大声疾呼地说：“别管人家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
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生活会成
为一种可怕的灾难。要知道，这兴许正是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
等等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
（选自《工人日报》1979年7月16日）
第一章
令人馋涎欲滴的红菜汤的香味，从厨房里飘送过来。案板上，还响着切菜刀轻
快的节奏。
也许因为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叶知秋的心情就像窗外那片冬日少有的晴空，
融着太阳的暖意。
发了几天烧，身子软软的，嘴里老有一股苦味，什么也吃不下去。
厨房里送过来的香味，诱发着叶知秋的食欲。她跟许多善良的人一样，一点儿
顺心的小事，都会使她加倍地感到生活的乐趣。
比方说，一个好天气；一封盼望已久的来信；看了一部好电影；电车上有个吊
儿郎当的小青年给老太太让了座……现在呢，只是因为这晴朗的天；病后的好胃口
；莫征周到而又不露形迹的关切。
多亏莫征。如果没有他，谁能这样细心地照料她呢抓药、煎药、变着法儿地
调换着伙食的花样……但这番感慨莫征是不要听的，他会拿眼睛翻她，还会不屑地
从鼻子里往外喷冷气儿，好像她是卖梨膏糖的。
她高兴。不由得想说两句无伤大雅的废话——你叫它耍贫嘴也行，或是唱几嗓
子。她试着咕咕噜噜地哼了几句，不行，嗓子是嘶哑的，还带着齄齄的鼻音，两个
鼻管里仍旧塞满了没有打扫干净的浊物。
她索然地发了一会儿呆，便收起了心。真的，一个人，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不
能太过放肆。这种放纵自己的行为，如果成为一种习惯，然后不知不觉地带到办公
室，或者是带到公共场合里去，就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指责或非议。何况她在别人眼
里，已经是个行为荒诞、不合时宜的人物。
她愣怔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久已忘记的法文，不禁高声地问了一句：“今天
中午吃什么”
莫征在厨房用法文嚷道：“红菜汤、腊肠和面包。”
这孩子真不赖，竟然没有忘记。这当然因为他自小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
有教养的家庭——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真正地成了一个孤儿，就像她一样。
可教养又是什么呢在那几年，它是一种容不得的奢侈品，是资产阶级这个词
汇的同义语。
人类真是一群疯狂的傻瓜，为什么要创造文明呢要是还停留在洪荒时代，或
是还用四肢在地上爬行，一切大概会简单得多。
莫征的父母，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法文教授。五十年代中期，叶知秋做过他们
的学生。那时，莫征只有三岁多，很像英国电影《雾都孤儿》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
奥利佛尔。穿着一套浅蓝色的法兰绒衣服，黑黑的眼珠，像两颗滚动着的黑宝石。
每次开饭以前，他总是把两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手，平放在桌子上让妈妈检查，然
后有礼貌地用法文问道：“我可以吃饭了吗”每每叶知秋到莫教授家里做客，总
是戏谑地管莫征叫奥利佛尔。当时，叶知秋绝没想到，他以后的命运，竟是孤儿奥
利佛尔的翻版。为这，叶知秋总觉得有点儿对不起莫征。没想到她这善意的玩笑竟
成了一个巫婆的咒语，不然，何以会应验得如此准确呢“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双
双死于非命之后，莫征成了靠偷窃过日子的小贼，像一只流落在街头的野狗。叶知
秋第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回之后，他甚至狠狠地咬了她一口，在她家里来了一次卷
逃。这也许是每一条野狗的经验，躲着那些伸过来的手，再不就咬它一口。别相信
它会抚摸你，它要么给你一顿毒打，要么就勒死你。
叶知秋再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回来。她也弄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她自小也是一个孤儿，饱尝过世态的炎凉和寄人篱下的痛苦它们像
一条天生的纽带，把她和莫征联在一起。
也许因为这一生她将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母爱，像一切女人一样，顽强地需要
一个表现这种天性的机会。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丑陋真是一种不幸。
说不出叶知秋脸上的哪个部件究竟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可是这些部件凑在一起，
毫不夸张地说，几乎使她成了一千个女人里也难以遇到的一个顶丑的女人。
那些很代表她性格的头发，又粗、又多、又硬，头发的式样也非常古怪。她又
不肯让理发师剪个稍稍时髦一点的发型，稍稍地削薄一点。于是，又短又厚的头发，
像放射线一样向四处支棱着，远远看去，活像头上戴了一顶士兵的钢盔。
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儿女性的曲线和魅力。肩膀方方正正，就像伐木人用斧子
砍倒的一棵老树的树桩。
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男人，会娶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
菜饭端进来了。
莫征，像饭店里老练的服务员，右手端着腾着热气的红菜汤，左手拿着两个分
盛着腊肠和面包的盘子。两个盘子上还摞着一个小小的果酱盘子。
腊肠切得很薄，一片片错落有致地向着一个方面，顺着盘子绕成环形，斜躺在
盘底。面包切得很均匀，每片面包的厚度一样，简直像用尺子比着、量着切出来的。
每每莫征十分在行地抄起锅碗瓢勺在厨房里做饭，或是带着一种猜不透含义的
微笑，像饭馆里的大师傅那样，用勺子在炒锅底上俏皮地敲两下的时候，叶知秋的
心里，总泛起一种说不出是悲凉还是欣喜的复杂情绪。他的生存能力似乎比她们这
一代人强。比如，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