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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感觉是一种悲哀，还是一种幸运。我们当悲哀于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的孤立，还是当感动于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的特立独行，庆幸这个城市在闻一多、黄侃、陈千帆等作家学者被放逐多年之后，依然诞生了他自己的敌对形式？
刘继明和这个城市是敌对的，他和他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当他以一副昏昏欲睡的姿态出现在我的面前时，当他默默地坐在我的客厅里，一支又一支地抽烟，他蓬乱的头发，凌乱的衣角，凝重的神情会使我陷入惶惑。我会问自己：这个人，他来自哪里？如今他又在何方？我难道是和一个真实的他在一起吗？我分明感到他并不真正地居住在这个城市中，他在精神上和这个城市的联系是极端地脆弱的，他是个异乡人，他明明坐在我的客厅里而我却常常感到他和我其实离开得很远，在他的凝视中，一切都蜕化成这个城市的某个午后的物质性背景，在冬天清冷的阳光中睡着了的背景，而他这个居住在武汉近10年的人却在某个我很难抵达的远处，他依然在观望这个城市。
他似乎有两种存在，有的时候他是理想主义者，有到时候他是悲观主义者。
当他面对文学，他会变得滔滔不绝，他枯瘦的手指会禁不住地颤抖，这个时候，仁慈、悲悯、彼岸……这些词会在他的语言中奕奕闪光。他说：
〃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精神趋向，总是以高蹈的姿态超拔于现实秩序的原则之上，并对其提出种种批判或吁求，这决定了它和现实之间无法调和关系，理想主义者顺理成章地成了这种紧张关系的牺牲品……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无需人为其辩护的。因为他既然将自己置身到这一立场上来，就表明他必须像理想主义一样，在现实中承受哪怕是误解、嘲弄、谩骂的压力……
〃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应该始终面对自己的内心……〃
他说。〃如果理想主义者受到攻击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信奉的理想本身，而仅仅是因为他自己无法身体力行的话，这表明他自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选择理想主义的，而非 以 ' 超人 ' 或上帝的身份。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可称之为理想而无法企及的事物，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理想主义者先期到达。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同他一道沿着这一理想的路标，去努力接近它，抵达它。〃
〃守护和张扬的是一种内心的高地。〃这是刘继明生活的最真切的写照：他的真实的生活是多么地简单，除了偶尔的打牌，他没有其他任何娱乐，生活给予他的是什么呢？他的个人生活简单到了极限，一个人的午餐，一个人的散步，一个人的夜晚，有时候是他80岁的老母，坐在他的家里，灰色调的地面，灰色调的门窗，清冷的节能灯的光线，而墙上是他的妻子正从遗像中凝视着人世，那个满头青丝，长发披肩的女孩，那个有着明亮的眼睛和青春的额头的女孩，她竟然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带着他的爱情她此刻是在另一个世界。爱情竟然是一样可以被人带走的东西。什么人可以将爱情永远带在身上，在什么人的行囊里，我们会看到爱情？这样的人，他在上帝的心目中有什么不一样的标志吗？
生活对于他来说是一项使命，仿佛需要用全部的精力他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存留自己──有时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他的疲倦的神色，给人一种感觉，他是多么地力不从心啊，他和他的生活处于敌对之中吗？他和想象的距离近，而和现实的距离远。刘继明，此时此刻什么样的词汇可以毫无不妥地用在他的身上呢？他，神色疲惫，表情倦怠地出现在我的印象中，和着他白皙瘦弱的手，仿佛舞台上的聚光灯，将他击碎了。这个时候他成了一个标准的悲观主义者。电话那一头的他永远是有气无力的，声音遥远而空旷，让人无法琢磨，那个在电话中说话的人仿佛来自地狱。他常常说：〃啊！有什么意思？毫无意思啊！〃
一半的时候他是颓废主义者而另一半的时候他是颓废主义的对立物，我有时候弄不明白，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体之中会对他的身体构成怎样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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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僭越人道主义
〃我反对一切形式的杀戮〃，〃任何人都无权在人道的名义下杀人〃，……这是刘继明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为此激烈地争论。
我不相信正义、真理、勇气、仁慈等等这些人类呼唤的本性可以天然地掌握人的命运，我不相信权利、力量、雄心会和良心、美德、仁爱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人类以背弃未来的方式走向未来，以违背本性的方式走向本性。不平、不公永远是人类生活的主要背景。所以我说：公义需要以不公义来审判，公义需要以不公义来维护。这就是人类生活中手段和目的的悖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对社会公义是没有信念的，而刘继明他似乎对此有着一种先天的信心。悲悯、仁慈、拯救……是他的中心词汇，这样的词我在和他同龄的作家那里几乎是听不到的。难怪已故知名编辑家周介人先生称他的小说为文化关怀小说，在这个地方，他的小说具有无可辩驳的人文关怀的力量。从他早期的小说到最近的一系列小说，他的终极出发点都是对人的人道主义的悲悯，有的时候看上去，他的小说似乎非常阴暗，写的是人性的残缺形式，写的是美的失落，人的本性的缺失，似乎他正以相反的形式走在他的关怀的反面，但是，在本质上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思想成熟期是80年代，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想背景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人道成了他衡量一切的尺度。
刘继明是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者，但是绝对的人道主义者也同时必然是软弱和虚妄的，我们看到太多人道主义者在非人道境遇面前的手足无措。他们失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人道主义是一个悖论，人道主义本身并没有反对非人道的能力，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者在面对一个持刀杀人的歹徒时，他的人道主义信念不是加强了他抵抗歹徒的信念和勇气，而是妨碍了他以暴易暴，拿起武器和歹徒搏斗，用毫无力量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歹徒手中的尖刀对抗的结局只有向非人道妥协，不管主观上如何，最后的结局必然如此。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信念，只有在大家都认可人道主义时才能成为力量，而面临非人道时它就毫无力量，比较而言，它较非人道主义恶行要软弱得多。所以我对人道主义者保持万分地敬意的同事也万分地为一个绝对人道主义者感到可惜。面对恶势力的歹行他们剩下的除了空洞的人道主义说词，就什么也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像刘继明式的绝对人道主义者生存的环境。因而绝对的人道主义必然给我们带来的是负效应，它成了容忍和接受恶的思想温床。人道主义因为必须〃被施与〃因而也成了等待主义的代名词，人道主义者只有等待高等级阶级良心的突然发现，它成了祈祷施舍的托辞。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以〃分享艰难〃著称的武汉的另一位小说家。这位小说家在〃分享艰难〃之后，又写了《生命是劳动和仁慈》。〃生命是劳动和仁慈〃这是多么美好而让人心动的词汇啊，然而这样的词汇对谁有意义呢？在一个人人劳动，人人都认可仁慈的平等的成熟形态的社会里它是积极的，但是在一个另外的社会，它则成了不平等的帮凶。被剥削者的劳动是他自己的敌人，他越是勤劳地劳动，他就越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成了剥削者最好的合作者――也就是说他越发地丧失了为自己的可能而成了一个完全的为他的工具（他成了剥削者剥削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他劳动得越多就丧失得越多。因此在不平等形态中的低等级者，他的任务就不是维持劳动的存在，而是相反消灭劳动的固有形式，这才是他们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谁能谈仁慈，向谁索求这种仁慈？低等级者除了奴颜卑膝地企求高等级者的仁慈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消灭高等级者存在的前提――低等级者的劳动――自己给自己仁慈。
很明显，刘继明的小说写作在立场上和上述小说家是不同的，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的呼声在效果上的确又是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精神资源到底应当是什么？
鲁迅，由此我想到，鲁迅是多么地不容易。他从来不寄希望于所谓的仁慈和人道。他对高等级者是绝望了的，他从来不对施舍感兴趣。人道――在一个不仁慈、不公义的社会，他只是弱势力量摇尾乞怜的托辞，只是强势力量假仁假慈的幌子，有的时候甚至，他们连这个幌子都不要，当年人道主义争论被迫终止就是一个证明。鲁迅说：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企求……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说得多好。鲁迅，他是什么也不希望的，他绝不寄希望于布施，而只是给那些〃自居于布施之上者〃以烦腻、疑心和憎恶。鲁迅是最决绝的，他说：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这是一种最坚定的姿态，从绝望开始，到绝望结束，将黑暗和虚无看成是唯一的实有。与其彷徨于明暗之间不如在黑暗中沉没，与其给自己和别人以虚妄的希望，不如连这希望也从他那里拿走，既然杀戮是必然的命运就不如教他对着杀戮伸出头颅，就让他在这杀戮中死掉，就让他在这被杀戮中体验沉酣的大欢喜……
最重要的是，鲁迅，他从来不将自己当成布施者。他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他不做别人的精神牧师，他知道自己过于黑暗，将在黑暗中彷徨于无地，也将在黑暗中沉没，所以他的抗争才能决绝，他甚至知道自己走在歧路与穷途上也不担心，而是愿意就在在歧路上死掉或者在荆棘里走走。
鲁迅说他自己曾在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之间徘徊过，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因而他成了一个绝对的个性（个体）主义者，一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鲁迅的选择在今天依然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是更充分的理由，与其用一个虚妄的人道主义理念来蒙蔽自己，不如，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个性主义者，来点〃任个人而排众数〃，来点鲁迅式的 〃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斥，──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
这是世纪末，是考验我们绝望的能力的时候，而不是考验我们希望的能力的时候；这是世纪的黄昏，是考验我们在太阳西下的时候与黑暗一同沉没的能力，而不是考验我们迎接黎明的能力；黄昏时刻的写作者，要么成为无所不能的预言家，要么成为什么不能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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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眠症患者
鲁迅说：〃我想，痛苦总是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
〃骄傲〃与〃玩世不恭〃刘继明是学不会的，他的性格谦逊而内向，为事又太认真，那么〃就当熟睡〃，这又如何？刘继明依然学不会。
他是一个失眠症患者，他是睡眠的敌人，，黑夜中他醒着，也越深，他醒得越彻底，黑暗中他的耳朵异常地灵敏，他们的眼睛异常地锐利，借着黑暗作祟的鬼魅的行为他看得一清二楚，在暗夜中挣扎、祈祷者的呻吟声他听得一清二楚。他睁大了眼睛在黑夜中守护着自己，等待天明。
这是一个在白天昏昏欲睡，而在夜晚却极端清醒的人；我们的黑夜是他的白天，而他的白天则是我们的黑夜；进而他也成了夜晚的敌人，他注定妨碍我们的睡眠。我曾经读了他大量的记梦的札记，那些令人恐怖的梦魇，死亡、追杀、责难、逃亡、鲜血、老年人掉了的牙齿、沙漠，所以在刘继明的小说中有太多暴力的因子，太多仇恨的因子，太多女色和金钱的因子，这些都不足为怪，刘继明在黑夜中对这些看得过于清晰，我对他说，在你的小说中我看不到欢乐。
是的，刘继明在体验欢乐方面是有障碍的，一个失眠的人，一个在黑暗中睁着他的眼睛的人，如何能写出〃欢乐颂〃？他只能写出这个世界病态的一面，写出〃挽歌〃，因为他自己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治之症――失眠难道是可以治愈的吗？什么样的药物才能治疗他的疾病？他的药物在这个时代的另一面：黎明。
我能感到，刘继明，他作为一个敏感的人所遭受的压力，这种压力是莫名的，它来自各个方面，是精神上的，也是身体上的，在这个过程中异性充当了另一种压力的中介，她们成了对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头脑的压抑性因素，会晤、领导、同事、旅行、进餐――一切生活的方面都会被他当成压力来体验，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是变态的，他甚至比我们任何人都正常，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地给一个正常的人施加了莫名的压力从而使他看起来像是异类？我们又如何对异类加以无言的责罚，使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变得步履维艰然而却无足轻重？
从通俗的意义上讲，刘继明是幸运的，在经过失学、流浪、商贩等生涯之后，他得到了一个专业作家的职位，在他的同龄人中，他是佼佼者，从世俗的意义上说，他丝毫也没有痛苦的理由，然而什么东西依然在侵蚀着他，什么东西依然在压抑着他？痛苦依然是他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我能体验到他们急切地盼望精神彼岸的焦急心情，他渴望得到解放，这是一种焦虑症，如何解除痛苦？
刘继明选择了写作，在写作中申诉、祈祷、放弃、收获。但是，这依然没有解决问题，痛苦依然是痛苦，也许试图依靠写作来改善自己的精神处境，在写作中获得快慰，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有疑问的，这里我们姑且不论，我想说的是，刘继明的写作依然太过善意，他太节制，一个人道主义的写作者，一个将仁慈、悲悯、上帝当成主导词的写作者，如何能承担个体生命的职能？又如何为另外的生命带来沉酣的极致的的大欢喜、大解放？继明的写作似乎太过拘谨，他似乎未能将自己的审美和道德的判断与自己的身体上的真切的痛感和快感体验结合起来。
我希望刘继明，他写得更放纵，更无赖，甚至更无聊，就像鲁迅说的那样姑且去〃捣捣乱〃，以无聊对无聊，鲁迅说：〃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两地书》）去当一个写作中的匪徒或青皮，用他自己的本能写作，这要比怀着〃治国安邦修身平天下〃的心思写作，怀着经营〃经国之盛事〃的心理写作要伟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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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渊中的挣扎
昌切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次跟我说：〃从总的精神趋向看，刘继明接近张承志一路作家；从精神实质看，刘继明又与张承志不大相同。张承志坚执的是一种我称之为明晰的农民道德宗教观，而刘继明的观点还不甚稳固，无以名之，姑且笼统称作现代性观点。〃昌切进一步说：〃他不希望救赎他的时代，他只指望奏安魂曲；他是一个饶具存在主义意味儿的孤独个体，声声呼唤个体自由和美，却无可奈何地将它们送到墓地安葬，静穆地肃立在那儿向它们致哀。〃
我非常佩服昌切的悟性，他是对的。刘继明在精神气质上，根基处是现代主义的，他的中心词汇是个体，他的中心冲动是个体的自我实现，这种对个体的崇尚，对个体的绝美的要求，对个体的价值完成的希望，在质上属于现代主义精神范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洁非说刘继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古典主义者，有一定的道理。李洁非是在共时性的意义上使用古典主义和先锋主义这一对范畴的，李洁非的意思是说，刘继明一方面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个体的崩溃、理性的毁灭，他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副现实的精神图景，但是他并没有为此而〃幸灾乐祸〃－－就象某些后现代或者所谓先锋作家所作的那样，而是相反，他为此而感到痛惜甚至悲愤（见《迷途之羊──评刘继明小说》，《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当然总体上看刘继明是悲观的，也许他在绝望的深渊中挣扎得太久，所以给人的精神价值和自我实现涂上了悲观的基调。从这样的立场，来观审刘继明的小说，已故知名编辑家周介人先生对刘继明小说的定义是令人感佩的。周介人先生这个不怎么热衷于命名的人却给刘继明小说一个〃文化关怀小说〃的新名词。94年《上海文学》第二期周介人在《编者的话》中说：〃'文化关怀'小说的创作背景，是对中国大路的经济起飞、加速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反思。〃在接下来的第五期《编者的话》中周介人又作了进一步阐发：〃'文化关怀'并不仅仅指关怀文化事业、关怀文化人，而是指小说应该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关怀人的灵魂追求。……从根本上说'文化关怀'就是90年代的'人间关怀'精神。〃周介人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刘继明的小说从总体精神脉络上看落脚点在〃人的价值〃上，他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的环境，他对人的存在在精神上所面临的危机有深刻的揭示，这是刘继明〃文化关怀〃要义，他虔诚地呼唤文化生存环境的改善，在刘继明看来人的存在首先不是一个物理事实而是一个文化事实，对于人这个存在来说重要的不是物质环境的改善，而是人的心灵在这之中得到了怎样的提升和满足，人如何在其中得以精神上的自我完成。
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