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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暴行会遭到严惩，如杰夫·尼德尔所说：
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14
很多人会以为我背叛了祖国，因为我不再相信战争，军内军外很多人都会仇视我，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改主意，会很不光彩地退伍。我会因此很难找到工作，会失去退伍军人法案规定的上学和看病方面的特权，我父母也会因此生活困难。杰夫·尼德尔在一本名为“请您阅读”的小册子中，1970年，引自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313。
澳大利亚步枪手巴里·克瓦纳曾试着解释自己为何没有举报他所在部队犯下的无数暴行：
听着，我不想充英雄。不想和整支队伍为敌。不想上法庭，蹲大牢。我不是常说嘛，“打个屁仗啊”，我还等着解甲归田，拿住房补助呢。步枪手巴里·克瓦纳，引自赛莉·威尔金斯，“回望”，《年岁》，1975年5月10日，页11。
曾有士兵不愿带枪上战场，他的朋友说：“没有像你这样折腾部队的。”里克·斯普林曼，其访谈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前线：越南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23。军队如果（皮尔斯委员会曾轻描淡写地说）“在对待和保护非战斗人员方面持放任态度”，那士兵要是以命令不当为由抗命，就需要巨大的勇气，在战场上尤其是这样。
士兵们一般都不知道战争法的具体性质和地位，这使他们更担心如果不随大流的后果。L。C。格林参加过二战，他就说几乎没人告诉“一般的士兵”打仗有那些规矩。他知道如果自己被生擒，那么按1929年日内瓦公约须得报上姓名、番号和军衔；至于战俘有哪些权利，应如何被对待，就不清楚了。L。格林，《现代战争法则论文集》（纽约，1985），页27。一般来说，只要这些规章已经公布，那军队指挥层就可以免责。（美国陆军参谋长）威廉·C。威斯特摩兰上将说过：“命令都清楚地写着呢。每人都有张卡片，上面有该怎么对待战俘。”威斯特摩兰的访谈，收迈克尔·查尔顿、安东尼·芒克里夫，《诸多原因》（伦敦，1978），页148引自洛伦·巴里茨，《逆火：看美国文化如何把我们带进越南，告诉我们该怎么打仗》（纽约，1985），页294。军方的态度是，相关文件既已分发，那他们就不应该有责任了。洛伦·巴里茨，《逆火：看美国文化如何把我们带进越南，告诉我们该怎么打仗》（纽约，1985），页294。
尽管交战规则每半年就要重新印发一次，但发到士兵手上的多少不均，甚至根本不够。惟一的例外是空军，因为飞行员和射击指挥员在执行任务前要进行考试，看他们对规则掌握得如何，此后每三个月还要考查一次：格文特·卢伊，《美国在越南》（纽约，1978），页234。另见“达菲中尉的声明”，收理查德·福克、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253及布鲁斯·帕默尔上将，《一场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角色》（纽约，1984），页170—171。许多战斗人员（既有军官也有普通士兵）就说具体的战斗行为合法与否他们并不清楚。1974年有人采访了一百多名曾在越南服役的将官，17％说（在美莱惨案发生前）交战规则“常在整个指挥链中遭曲解”；而说“明白”这些规则的只有29％。多数将官承认他们靠“常识”行事。道格拉斯·金纳德，“越南再回顾：美国陆军将级军官态度一览”，《民意季刊》，39卷4期（1975—1976年），页451。另见格文特·卢伊，《美国在越南》（纽约，1978），页234。北越连队的士兵也说，他们到越南后没人跟他们讲不能伤害平民或是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他们只有一次因伤害平民（三名士兵奸污了一名当地妇女）而被骂，也没有受到任何严厉的处罚。据迈克尔·伯恩哈特，引自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一个在宋美拒绝开枪士兵的故事”，《纽约时报杂志》，1969年12月14日，页101。卡利说他在接受军官培训时，从没有人提过战斗区里平民的事。只是到他们要开赴越南那天，才有人跟他们讲要守规矩，不要骚扰当地妇女等。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28—29。从没有人说过命令还有合法、非法之分，“所有命令都是合法的”。威廉·卡利，引自阿瑟·埃弗雷特、凯瑟琳·约翰逊、哈里·罗森塔尔，《卡利》（纽约，1971），页25。保罗·米德洛还说平生从未听过还有“非法命令”：理查德·哈默，《审判中尉卡利》（纽约，1971），页158。连1968年3月16日在美莱摄像的罗纳德·海伯勒也说自己不知道美军越南援助指挥部曾于一年前下过命令，要求有关人员向指挥官报告任何战争罪行。哈默，《审判中尉卡利》（纽约，1971），页91。参与美莱大屠杀的士兵此前接受的是“速成训练”，只有人给他们讲过有关日内瓦公约、交战规则和应怎样对待非战斗人员的“零星”知识。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204—205。另见页83。此外，在他们上战场前两个月，约有50名士兵补充到他们的部队。这些人既没有接受过全套正规训练，也未能很好地和部队融合。但即使是正规训练，也只有一个小时是用来讲战争罪的，另外几百个小时都是讲怎样才能有效杀人和服从命令的重要的。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210—211。在美莱惨案发生后增加到了两个小时。再有，这些训练是由退伍的战斗能手带着做的，他们在讲解战斗规则时会夹杂许多耸人听闻的故事，恰恰违反他们讲的任何一条规则：下面的“童男”最容易听信这些故事了。J。格雷，《战士们：战场回想》，第2版（纽约，1970），页102。另外，还有高级军官认为，向士兵讲解战争规则会破坏他们的整个战斗部署，而且那是律师的事，不该由战士们来做。陆军J。兰特里中校，“把武器玩转：首长训练为人忽视的一些方面”，《澳大利亚军报》，202期（1966年3月），页12及陆军W。麦克林少将，“军法”，《加拿大陆军军报》，8卷1期（1954年1月），页31—32。
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15
更麻烦的是，有些规则本身还含混不清。在越南，
向一名奔跑中、手无寸铁的人射击是合乎道义的，但如果他只是站着或走就不行；近距离射杀俘虏是错的，但狙击手从远处射杀同样没有防卫能力的敌军却是可以的；步兵不能用白磷手榴弹摧毁村庄，战机驾驶员却可以往下投凝固汽油弹，
一名战士困惑地说。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29—230。另见西摩·赫什，“玩票记者：谴责”，《纽约客》，1971年10月9日，页114；理查德·霍姆斯，《火线》（伦敦，1985），页367；格文特·卢伊，《美国在越南》（纽约，1978），页235。
游 击 队 员
使战斗“趋于暴力”的还有别的因素。关于敌人的想象和现实间的巨大差距在太平洋和越南战争期间表现得最明显。敌人似乎无处不在——又哪儿都不在——美军只能四处出击，一味瞎打没有成效。他们会觉得自己很无能，因为老遭恶手却无从还击（在越南，只有14％的交火是美军挑起的）。根据美国国防部1967年年中的一份报告：在战争后期，该比率朝有利于美军的方向发展了。见D。谢弗，“越南战斗经验：人类的遗产”，收谢弗（编），《遗产：美国人想象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84。近似的估计见约翰·海尔默，《把战争带回家：美国士兵在越南及以后》（纽约，1974），页166。在越南，惟一的“准数”就是每天的尸体清点。许多身经百战的士兵都说“只有见了尸体，才能确定是越共”。但这种态度正是皮尔斯报告所批评的，该报告的结论是，“既然在下令时就有互相较劲，而且命令的执行一般是看有形的结果”，所以北越连的军官“或许把宋美行动当作了一次洗雪此前战斗不力（或缺乏战机）的好机会，以实实在在地攻击并歼灭一支数量可观的敌人有生力量”。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195—196。要是为战友还血债这点“基本的心理安慰”都没有了，一切都会没有“意义”，怒火中烧也就免不了了。罗伯特·利夫顿，“基于经验的邪恶”，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45。菲利普·卡普托曾说：
我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这场战争残酷至极，完全是场人民战争。它不像欧洲那样有规整的战役，更像一场野地里的生死战，不讲任何战法和规矩；打仗时，每个人都拼命想保住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谁死了，死了多少，怎么死的，都顾不了了。对那些希望把斯文的战法加给这场野蛮战争的人，我只有蔑视。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29。
在这样的战争中，大批杀害战俘或平民经常发生在战友无谓、胆怯地牺牲之后：连不是战斗人员的戴维·E。威尔逊也说，在看到饵雷撕碎战友时不是没有想过要好好教训一下敌军的俘虏以泄恨。他记得，“我们要是踩上饵雷”，总得杀几个俘虏解气，因为“大家都气急败坏……又没人好出气，便只有杀人了。”戴维·威尔逊，收杰拉尔德·吉尔格里奥，《作决定的日子：拒服兵役者越战从军口述实录》（新泽西，1989），页123。关于所有三次战争的情况，见迈克尔·克劳德菲尔特，“冷枪手”，收J。托普汉（编），《越战文选》，修订增补本（费城，1990），页87；理查德·埃利奥特1966年3月31日致父母书，收比尔·阿德勒（编），《越南来信》（纽约，1967），页22；陆军约翰·尤恩中士，“布干维尔战役”，卷1，1944年，页60，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达菲中尉的声明”，收理查德·福克、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248；步枪手约翰·缪尔，其访谈收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25；埃里克·诺登，《美国人在越南的暴行》（悉尼，1966），页5；陆军D。里亚顿上尉，“日记”，1915年8月4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美莱屠杀前，北越连队一定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屠杀发生前的三个月里，他们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被冷枪、地雷或陷阱要了命。当时的普遍想法是，他们是因为不够狠才会有这么多人送命的。正如格雷戈里·T。奥尔森中士所说，“我敢说，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的态度，都一门心思在复仇上，都不好受。你想，在美莱前我们失去了多少兄弟？”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蓄势待发”。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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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佬和共党分子
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文化上的民族中心主义、科学上的人种优劣论、跨学科的“国民性格”理论等）导致了某些战区暴力横行的状况。本书关注的三次战争中，英、美、澳军最残忍、泛滥的暴行都是在认为敌人低己一等的情况下发生的（比如太平洋战争和越南战争）。军方的种族偏见可谓根深蒂固尤金·斯莱吉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62。（二战时有教官对受训新兵说：“你们不是去欧洲，而是要去太平洋战场。和日本人打仗要不择手段”。越战中，卡利刚开始的罪名是杀害“东方人”，而不是杀“人”），但暴虐的士兵对受害者有着极大的种族偏见，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卡利回忆说刚到越南时他心里想“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就一定要让这里的人都认识我。”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31。另见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194。甚至（拒绝参与屠杀的）迈克尔·伯恩哈特也这么说美莱的战友：“他们许多人没想过要杀人。我是说，杀白人——不是只有白人才是人吗？”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一个在宋美拒绝开枪士兵的故事”，《纽约时报》，1969年12月14日，页101及103。在讲述了一次骇人的弓虽。女干、杀人经历后，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斯科特·卡米尔中士解释说，“这不一样，她们不能算作人。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是为越南好，也是为美国好，这样做什么都行。把枪对准人时，要想你不是在杀人。想他们是亚洲人，或是共党，这就没事了。”海军陆战队斯科特·卡米尔中士，收“越南老兵反战”，《冬季士兵调查：探究美军战争罪行》（波士顿，1972），页14。日本或越南人既然没被当作人，那就成了猎物了。另外，种族偏见其实有惧怕的成分在。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对太平洋战场的种族态度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他指出：日本是第一个不是白种人却实现了工业化、成就了帝国的国家，第一个跻身列强（在巴黎和会）、在战场上打败了西方大国（1905年打败俄国），在亚洲人面前提出亚洲概念的国家。约翰·道尔，《战争不相信眼泪：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力量》（纽约，1986），页147。另见西摩·莱文特曼、保罗·科曼科，““外国佬”综合症：作为种族相遇的越战”，收查尔斯·菲格利、西摩·莱文特曼（编），《陌生人回家：越战老兵的战后生活》（纽约，1990），页55—70及詹姆斯·温加特内尔，“战利品：美军分尸日本死者，1941—1945”，《太平洋历史评论》，61卷1期（1992年2月），页53—67。他们需要我们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几 种 解 释
暴行频繁，士兵肆杀，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军方和民众都自满于对非战斗人员的杀虐，军队领导层时有失误，士兵害怕受罚，官兵不懂交战规则，认为无须过问命令对错只要执行就是，游击战术的采用和种族偏见等。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可能倒要诧异怎么只有这点暴行了。但如果单个看，哪一个也“解释”不了哪怕一次暴行。美莱大屠杀可能是最严重的一次，但只用士兵性格来解释说服力便有限。很难说北越连的士兵和其他驻越美军有什么不同。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52及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83—84。领导层的问题任何一场战争都存在，更何况它常常只是被用来将责任从一组人转嫁到另一组人身上而已。就连卡利中尉也不是什么孤例，尽管在审判时和此后、几乎所有文章在谈到他时都不无嘲讽。他做领导或许不称职，但和数以千记只是经过仓促培训就被送到一个完全陌生而且骇人的环境的其他军官相比，他也没什么不同。
要怪士兵不懂战争规则是很容易的。到美莱惨案发生时，美军指挥部就防止和报告战争罪行的问题已下发了14条指示和数千本名为《陆战规则士兵手册》的小册子。每一名士兵都发到了可以放在口袋里的卡片，战争规则在上面写得一清二楚。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37；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220；陆军乔治·普鲁少将，《法律之于战争：越南1964—1973》（华盛顿特区，1975），页76。美国陆军要求所有入越人员都要有如下卡片：即《对待战俘注意事项》、《九条规则》、《行为准则》和《日内瓦公约》。这些卡片“强调要人道地对待并尊敬当地人民”，并规定凡士兵均得遵守1949年日内瓦公约。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221及陆军乔治·普鲁少将，《法律之于战争：越南1964—1973》（华盛顿特区，1975），页74—75。卡利虽然记不清学过的日内瓦公约的内容，但被问到有没有人讲过应如何对待战俘时，他回答得倒很直接：“有过，先生。要以礼相待，还要谦恭。不能侮辱他们。不应准许他们交头接耳。要把他们分开关押，并且要严加看管，先生。”威廉·卡利，引自阿瑟·埃弗雷特、凯瑟琳·约翰逊、哈里·罗森塔尔，《卡利》（纽约，1971），页25。问题的关键是，总不至于要别人“告诉”他，你不应该射杀婴儿或手无寸铁的百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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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对惩罚的担心也被夸大了。真正令人担心的实际反倒是违规者未受责罚的程度。比如，有车仑。女干并杀害了一名“越共妓女”的海军陆战队员只是被“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迈克尔·麦卡斯特，收“越南老兵反战”，《冬季士兵调查：探究美军战争罪行》（波士顿，1972），页29。另见杰里·塞缪尔斯的访谈，收菲利普·巴尔伯尼，“美莱不是孤例：每位越战老兵都知道的事”，《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页15。前面我们提到，有两名直升机驾驶员向两个“友好”村庄倾泻了2 000发38毫米的机枪子弹和74枚火箭，只是受到了责备，而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某资深的随军律师这么解释拉姆齐上将为何没有严肃处理这件事：“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名理智的指挥官会因为下属做了自认为正确的事而把他送上法庭，这只会损害部队的战斗力……这有点像十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