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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之遥的仇恨”，就有多少“士气”。因为这正是其核心因素：只有杀戮才能征服死亡。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页474。同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伦纳德·西尔曼重申了其关于仇恨是改进战斗表现所必需的“心理动员”的有机组成的观点，是“给头脑准备的钢盔”。但自相矛盾的是，美国人如要与法西斯作战而自己又不能变为法西斯，就只能学会仇恨敌人。这样才能将其攻击冲动外化，投射到敌人身上。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7
战争中，哪方有更多的仇恨，就会成为最终的胜者。西尔曼感叹美国人不太会恨别人（他认为，美国人太过个人主义，非有教唆难以对别人产生仇恨），却坚持由政府出面进行宣传可以激发民众的仇恨。伦纳德·西尔曼，“对士气的精神病学研究”，《大脑神经混乱杂志》，97期（1943），页283—295及“士气”，《战争医学》，3卷5期（1943年5月），页498—502。另见C。罗杰森，“致奥尔巴尼D。尤恩·卡梅伦博士书，1940年7月18日”，《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7卷2期（1941），页970。在朝鲜战争中，旧金山军队医院的精神病学家约翰·J。麦伦上校也认为，仇恨可以麻木人害怕的神经，且可以使士兵转向敌人寻仇。与西尔曼一样，他也认为（因为其文化背景）要让美国人学会仇恨比较困难，但他坚持这种心理“绝对值得”灌输。约翰·麦伦，“朝鲜战争期间及战后部队中的精神病学问题”，《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5期（1956年5月），页721。
仇 恨 训 练
既然大家都认为仇恨对于激发“合适的”战斗行为很重要，军方采取各种方式来培养它也就不足为奇了。“缜密的”宣传、向士兵解释战争的目的、强调敌人的凶残本性都无法让他们产生持久的敌意：真正的仇恨是不理会道理的。而且士兵最讨厌集合“训话”：他们认为集体聚会是危险的，况且他们身心俱疲，简单罗列法西斯或共产主义的罪恶无法引起其兴趣，而且他们的思想都在打仗上，只会对这些老生常谈嗤之以鼻。赫伯特·施皮格尔，“精神病学在北非某步兵营”，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21。
只有大强度训练才能让士兵学会仇恨。我们前面说过，在一战、二战（甚至）越战中，刺刀训练被广泛采用，以“唤醒士兵凶残的本能”。一战的情况，见陆军H。洛根上尉，“当前的军事训练”，《陆军季刊》，6卷（1923年4月），页72。但我们这里要考察的是另一种激发仇恨的方式。截至二战时，“仇恨训练”已趋极端。就在英国宣战前，在同牛津大学本科生每周一次的谈话中，汉弗莱·比弗说到“如果既没有私怨，又没有出于道德原因的愤恨”就不应指望“正人君子”会屠杀“其他正派人”，除非他们受过某种形式的仇恨训练。尤其是在战争拖而不决的情况下，“掌握战争机器的决策者有必要”
残酷对待那些就要真刀真枪作战的士兵。不能让他们有自己是护法骑士的感觉；相反，必须向他们灌输杀戮的欲望，使他们能毫无由头地大开杀戒。汉弗莱·比弗，《和平与和平主义》（伦敦，1938），页53—54。
英国陆军战斗学校在1941年和1942年对“仇恨训练”进行了通盘实验。训练有一部分是要新兵穿过一条一英里长的攻击障碍跑道，十分累人。大喇叭不停地放着“杀死德国佬，杀死德国佬”和“记住香港发生的事，大祸可能就会降临在你头上”，以嘲弄他们，让他们无所适从。在整个过程中不时有爆炸发生，在他们涉水和蹚过泥塘时候会有实弹打向他们。训练还要求他们向仿真的德、日士兵开火。其中一个单元要求拼刺刀，此时他们浑身上下会被羊血浇透。在下一个训练单元，他们会被带到屠宰场，要他们注视一面“仇恨墙”，上面净是德军在波兰施暴的图片。“陆军训练的现实政策：仇恨的精神”，未注明日期的剪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训练中的现实主义”，《泰晤士报》，1941年12月25日，页5；J。贝拉、A。克拉克，“笨蛋教官”，《步兵杂志》，52卷3期（1943），页72—75；“战争灌输的目的”，未注明日期但晚于1942年5月1日，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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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血腥的“仇恨训练”自然招致许多人的反对。陆军上将、（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伯纳德·佩吉特爵士曾向下级指挥官指出，人为的仇恨还是无法和“毅力驱使下真正的进攻欲”相提并论。他下令禁止用粗暴的言行使士兵嗜杀或生恨。据“军队训练中的‘仇恨’”，《泰晤士报》，1942年5月25日，页2。到1942年5月，仇恨训练已告终止，因为之前公众曾有过强烈抗议。1942年4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在黄金时间向公众揭露了“仇恨训练”的内情。难道这个世界上的仇恨还不够多，以至于要战争部人为制造仇恨吗，议会下院的R。J。戴维斯质问道。议会下院R。戴维斯先生（工党部长），据《泰晤士报》，1942年5月14日，页8。此外还有人质疑这种训练方式是否符合基督教义，甚至是否是英国人该做的：批评者认为其有失人的尊严。“军队训练中的‘仇恨’”，《泰晤士报》，1942年5月25日，页2，引自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陆军上将伯纳德·佩吉特爵士致所有军队指挥官的信；议会下院辩论，来自伊普斯威奇的斯托克斯先生（工党部长）的提问，据《泰晤士报》，1942年5月14日，页8，事涉5月13日；“陆军训练的现实政策：仇恨的精神”，未注明日期的剪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B。麦克尼尔，“战时精神病回顾”，《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2期（1945—1946年），页503。《泰晤士报》的作者也纷纷表示反对。温切斯特的托马斯·霍华德更是厉声指责：“恨敌人有什么用？仇恨最容易把人拖垮；打仗需要的是耐力。”他以自身经验为例，指出当年在战场上他是凭着“冷静和坚毅”才“全力求胜”的。托马斯·霍华德，“战争中的仇恨”，《泰晤士报》，1942年5月1日。心理学家更是不屑，他们认为凡让士兵昏厥、呕吐的训练方法都是危险的，并指出把战场比作屠场既不相干，又无激励作用。“战斗灌输”，1944年，页2，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另见欧内斯特·琼斯，“心理学和战争环境”，《精神分析季刊》，14期（1945），页15。他们还注意到原先积极的学员这会都变得消沉了。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0—81。这种训练方式“做作、残忍，只有幼稚或大脑不正常的人才能想出来”，它只能激发潜意识里的罪感和抑郁的心理，而对提高士气毫无作用。未注明日期、未署名的报道，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试图“让冷血的人变得热血”只会有害于其心理：而引入真血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战争部）A。威尔逊致（本土部队G训练部门）陆军布里坦中校的信，1942年5月，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血腥的训练方式只会颠覆“人的自尊这一士气的基石”。R。阿伦费尔特，“军队精神病学”，收阿瑟·麦克诺尔提爵士、W。梅勒（编），《据英加澳新印官方医疗史得出的二战主要医务教训》（伦敦，1968），页189—190。上述战斗学校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认识上的，那就是人生而乐暴、嗜血。R。阿伦费尔特，“军队精神病学”，收阿瑟·麦克诺尔提爵士、W。梅勒（编），《据英加澳新印官方医疗史得出的二战主要医务教训》（伦敦，1968），页190。英国陆军精神病中心的负责人在1942年曾挖苦道：
在大多数战争中，训练营或后方的少数个人或团体有时会认为我们应试着去恨我们的敌人，杀戮欲是士气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这对腻味了整天毫无动作、拼命摆脱厌倦的官兵或许颇有吸引力，但经验告诉我们，希望激发人最本能情绪的努力——即使它能消解我国士兵的廉耻心——并不是提高战斗力的有效途径。陆军精神病中心负责人，技术备忘录2号，“假如你是纳粹暗探——或者是业余的第五纵队成员”，1942年6月，页7，收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
恨敌人
“打仗厉害”的那些士兵对敌人的态度未尽一致。有的否认存在敌意，有的快意于憎恨。在那些对手不是白人的战区仇恨特别容易产生，暴行也是。见第6、7章。比如在太平洋战场，对敌人的仇恨就达到了顶点。“大锤”尤金·B。斯莱吉曾形容过这种超越了其他所有情感的“粗野、原始的仇恨”。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33—34。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的调查表明，相比德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要深得多。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8，据1943—1944年间对5558名美国步兵的调查作出。澳大利亚人恨日本人胜过美国人，部分是因为历史上的紧张关系。有军官这样说，要澳大利亚狙击手“冷静、小心地”算计来犯的日本人并不很难——“这会激起我们对其种族的反感”，他说。“狙击”，日期不详（二战期间），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驻韩国第25师的伍泽尔·恩特少尉曾说他和对手之间没有任何“个人过节”（他是这样想的，“毕竟不论是朝鲜人、中国人、苏联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们都是为国效命，都得服从命令，就像我一样”），但也承认这种想法并不普遍。“很多士兵本能地仇恨敌人，也许和他们是东方人不无关系，”他思索着。陆军伍泽尔·恩特少尉，其访谈收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8。菲利普·卡普托在越南时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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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中满是对越共游击队的仇恨，满心……想着复仇。我恨他们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杀害了辛普森（一个战友）……我要求加入战斗连，部分是因为要替他报仇，想找个机会杀个把人。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31。
与他相反，其他一些士兵则声称不恨敌人。典型的例子是陆军弗兰克·沃伦中尉，在一战中他说自己的战友“并不特别仇恨作为个体的德国士兵，而且只要他们身上没有普鲁士人那种妄自尊大，在某些方面还倾向于把他们视作平等、可尊敬的对手，不过还是得用刀枪说话，至于能不能逃过去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陆军弗兰克·沃伦中尉，“日记和信件”，1917年10月20日致“小圆面包”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教官多半无法让年轻士兵去恨德国人。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藏及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1916年10月16日，页9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在越南也是一样：对南越盟军多是深深的鄙视，尊敬倒是给了所谓的“敌人”。年轻的澳大利亚军官加里·麦凯就承认，他并不仇恨越共游击战士，虽然“既得利益”要求他杀人越多越好。他坦承自己是尊敬他们作为战士的，并高度评价他们的一些素质，特别是坚定和顽强。加里·麦凯，《在好兵连：一个人的越战》（悉尼，1987），页44。1968年2月19日，一名驻越士兵在日记里写了下面的话，其大意与本章开头所引爱德华·托马斯的诗大致相同：
我不恨这些人，
不恨这片土地，
我只恨那个人
挥手说要和平
却发动了战争
还要别人去打。布鲁斯·阿奈洛1968年2月19日的日记，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越南前线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8。
另一名在越南的军官抱怨说：“这场仗错就错在没有人可以让我去恨……对手不像日本人和德国人。”一名空军上尉赞同他的说法：
你要是输了二战，那感觉好像你将国破家亡。可这儿没这种感觉。很多士兵还没明白自己怎么会在这儿……你得全身心投入才能恨得起来。均引自乔吉·盖亚，“美国新兵：他问为什么”，《芝加哥每日新闻》，1969年1月16日，收弗吉尼亚·埃尔伍德埃克斯，《女性战地记者在越战中，1961—1975》（新泽西，1988），页174—175。
一名反社会主义的作家在1891年时曾挖苦道，工会会员在一次普通罢工中表现出来的愤恨也要比战场上的人多些。哈罗德·康斯特布尔，《关于马、运动和战争》（伦敦，1891），页167—168。
上面只能说明确有这种情况存在，至于多少战士有这种想法就不甚清楚了。曾有调查试图量化，但多数涉及面太小。比如二战时通过对美空军第八师一些优秀士兵进行的一系列访谈发现，他们中只有不到三成的人表达了对敌人的仇恨，正是这种仇恨使他们去杀人。D。黑斯廷斯、D。赖特、B。格鲁埃克，《在空军第八师的精神箔历》（纽约，1944），页137—139。越战期间，约翰·海尔默询问了90名士兵首次交战后的感受。虽有27％的人更恨敌人，有38％的人或是没有原先那么仇恨敌人（10％），或是反而更尊敬对手了（28％）；29％的人感情没有变化或对敌人没有任何感情。约翰·海尔默，《把战争带回家：美国士兵在越南及以后》（纽约，1974），页169。7％的人没有作答。他们的答案有政治分野：后来加入了越战老兵反战运动的人多认为战斗使他们尊敬对手（93％，而属于较保守的参加过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老兵中作同样选择的只有13％）。
但1944—1945年间有一次广度、深度都少有的调查。塞缪尔·A。斯托弗详细探究了美国步兵的战时体验。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仗打得不顺时，对敌人的仇恨在多大程度上能帮你克服困难？”总的数字是，约三分之一的士兵承认受仇恨的影响很大。但这一数字也会有变化：太平洋战成能高达38％，而地中海和意大利战场只有27％。“仗打得不顺时”，仇恨明显不如祈祷和不想让战友失望来得管用。在太平洋战场，虽然38％的士兵坚持作战是因为仇恨日本人，但也有近两倍的人（61％）不懈怠是因为不想让战友失望。
斯托弗还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询问美军步兵他们认为在战争过后应如何处置德日两国的百姓：是“全部干掉”，让他们“吃足苦头”，还是只惩罚其领导人？美国本土的步兵有67％希望把日本人“全部干掉”，而对德国人持同样观点的只有29％。把太平洋和欧洲战场的情况两相对照，会有些有趣的发现。两个战区的士兵对德国人的态度大体相同（都有22—25％的人希望把德国人“彻底消灭”，6—8％的人希望他们“吃够苦头”，65—68％的人认为只应惩罚其领导人而不应牵连普通民众）。对日本人的态度相差就大了。希望把日本人“消灭干净”的在欧洲战场的比例要比太平洋战场高许多：前者是61％，后者是42％。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8及164—165。第一份样本包括太平洋战区现役步兵4064人、地中海战区591人和在意大利的1766人。第二份样本包括太平洋战区现役步兵4064人、欧洲战区1022人和在美国的472人。换言之，留守美国本土的士兵对敌人最恨之入骨，驻欧洲的美军对日本人的仇恨要超过在太平洋战场实际与日本人拼杀的士兵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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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定量研究都表明，仇恨的表达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与对手的实际、心理距离，二是战斗经验。和敌人的距离远近显然很重要，最没有个性的杀人方式（如打炮）是最难激发仇恨的，因为它杀起人来最少受个人感情的影响。例见落款1915年7月18日的信，收马克·瑟文，《重型炮和攻城炮在法国的用途1914—1918》（伦敦，1930），页63。尽管多数士兵认为，促使他们用刺刀的原因是“自保的本能”多过仇恨，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282。另见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39及G。霍尔，《军心：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66。他们也大多承认要比“拿机器杀人的士兵”有更多的仇恨。斯图尔特·霍尔布鲁克，《无人更勇敢：今日美国战争英雄》（纽约，1942），页90。一战时的野战炮兵亨特利·戈登承认对德国人不抱有同情，但也申明并不恨他们。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不必在无人区匍匐探雷。亨特利·戈登，《一去不返：一名野战炮手在佛兰德，1917—1918》（伦敦，1967），页74。二战时，诺曼·科普伦注意到，如果一个人要“和另一个人比拼刺刀”，这时恨对方要相对容易些：
对手和你相距不过一米；正用种奇怪的语言诅咒你；一看就知道是个外国人；瞪大的眼里不是恐惧就是愤怒；更别说一举一动还尽显杀机。
但自动步枪、机关枪和烈性炸药“扩展了死亡的空间”，使它变得无关乎人的感情，甚至可以不带偏见。“要对自己绝少谋面的人产生愤怒不是件容易的事，”科普伦最后写道。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58。类似的事情在炮手、陆军中尉肯尼思·H。库斯兰身上也有发生。他从没机会“直面”活着的德国士兵，慢慢地也就“不以为自己是在杀人了”。库斯兰认为战斗是
一种奇怪的客观感觉；敌人不过是靶子。我对他们从没有敌意，反倒敬他们是勇士。但我的职责是要打败他们，赢得战争。陆军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