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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里显得空荡荡的。大概是因为人少了，连老鼠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大白天里，竟敢到处乱窜。我从家里带回来的一个干馒头首当其冲，被老鼠咬掉了一些。我想赶走它们，它们竟敢瞪着小眼睛，在窗台上跟我玩捉迷藏。也许老鼠们也意识到，屋子里住的不是人，而是“黑帮”，等级不比老鼠高，欺负他们一下，谅他们也不敢奈自己何。
大家虽然不大敢随便说话，不能互通信息，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不透风的墙”，我逐渐知道了，聂记革委会改变了对待“劳改罪犯”的“政策”，不再集中，而要实行分散，把各系所处的“罪犯”分回各自的单位。姗姗来迟，东语系也把我们几个“罪犯”提回系里。我们的“牛棚”转移了。转移到外文楼去。
前些日子，“特别班”还在外文楼时，我是多么希望能进外文楼来呀！现在果然进来了；却是依然故我。我们几个“罪犯”被分配住在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里，都在地上搭地铺。靠窗子有一张大桌子，我们的牢头禁子睡在上面，居高临下，监督我们。他外号叫“小炉匠”，大概是姓卢的青年学生。最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又增加了新人，是“黑帮大院”中没有见过的。他们也是“罪犯”吗？我心里纳闷。反正现在是同我们一锅煮了，彼此相安无事。
在这里，生活比较平静了。不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时时刻刻都要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把耳朵伸得长长的，惟恐牢头禁子喊自己的名字时答应晚了，招致灾难。现在牢头禁子就高踞在同一间小屋的桌子上，用不着把神经弄得那样紧张了。
但是，日子也并不好过，也不可能好过。我仍然是“劳改罪犯”。这楼上有许多办公室，大多是各专业的教研室。在我被“打倒”以前，我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这些办公室我都是熟悉的。周围的气氛当然是非常好的。我是这里的主人。而今时移世迁，我一“跳”（自己跳出来也）而成为阶下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我当“反革命”已经有一年多了。我并不是留恋当年的“威风”，我深知自己已被“打倒在地”，永无翻身之日了。我只求苟延残喘而已。
现在，在整个大楼里，我只有三个地方能进：一是牢房，二是厕所，三是审讯我的屋子，最后这一项是并不固定的。至于第二项则是“黑帮”同“白帮”（“革命者”）共同享用的，因为“黑帮”虽然是鬼，也总得大小便呀。—真鬼大概是不大小便的，待查。
此外，这里也颇有令人难堪之处。“黑”“白”杂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中国是礼仪之邦，见了面，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们又缺少英美人见面说的Goodmorning！Howdoyoudo？或者单纯一声Hello！现在习用的“早安”之类，是地道的舶来品。我们过去常用的：“你吃了饭了吗？”是举国通用的问候语，我想缩为“国候”。现在，在外文楼，见到了以前很熟很熟的人，舶来品不敢用，“国候”也不敢用。只有低头，望望然而去之。“白帮”怎么想？我不得而知。似我“黑帮”却实在觉得非常别扭。有时“白人”在某一间屋子里，讨论什么问题，逸兴湍飞，欢笑之声中溢满了“革命气”，在楼道里往复回荡。这革命气却一点也没有薰到我身上。我们现在是“谈笑之声能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能闻”者，能听到也，这是别人的声音，我们是不能有声音的。我们都像影子似地活动着，影子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这里也并不缺少新闻，缺少有刺激性的东西。这新闻并不是哪一个人告诉我的，现在没有人敢干、肯干这种事。这是我自己从楼道中嘁嘁喳喳的声音中听出来的。最重要的一条新闻是关于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一位蒙古语女教员的。原来东语系“罪犯”中只有她一个女性。在“黑帮大院”时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楼以后，女囚牢没有了，又不能同我辈男士一起睡在地铺上。所以就把她关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据我的推测，管理她的大概是一个学朝鲜语的女学生和一个系图书室女管理员。后者姓叶，大名暂缺。此人是一个女光棍似的人物，泼辣，粗暴，最擅长惹事生非，兴风作浪。她所在的图书室是东语系小沙龙，谣言由此处产生，小道消息在这里集散。“文化大革命”一分派，她就成了聂记公社在东语系的女干将，大概也属于那一种“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类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来，大声叱骂，押解着我到外文楼去接受批斗。女牢头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见的新鲜事儿。这样一个人物，对惟一的女囚绝对不会放过。在一天夜里，她和其他几个人对这位女囚大肆审讯，殴打。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被折磨得眼圈发青，我没有看见，不敢瞎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没有引起什么波动，我的神经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
可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条引起人们震动的新闻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楼以后，我没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有着花岗岩脑袋瓜死不改悔的家伙。虽然经过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头认罪。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大概是营长的军官，大名叫赵良山（此人后来听说已经故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我一个问题。我当时心里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军水平总应该是高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全部日记已经都被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万没有想到，这一下子又捅了马蜂窝。他勃然变色，说我态度极端恶劣。他现在是太上皇。我哪里还敢吭气儿呢？
晚饭以后，回到牢房。原先反聂的一位女教员，率领着几个人，手里拿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把小屋墙上贴满。原来一片白色，非常单调寡味。现在增添了大红大绿，顿觉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机。标语内容，没有什么创新，仍然是“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等等。“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已经对于我的神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我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首先由东语系的“红卫兵”—现在恐怕是两派的都有了—押解着我，走向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我自己又像一个被发配的囚犯，俯首贴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跄前进。旧剧中，囚犯是允许抬头的。我这个新社会的囚犯却没有这个特权。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来并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搂，凭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时隐隐约约地看到楼外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不外是那一套。我猜想—因为我不能看—，不过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此外再加上造谣、诬蔑、人身攻击。从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听到的也不过是那些东西。我顿时明白了：我现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过一楼楼道。楼道本来很狭，现在又挤满了学生。我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我一个人也看不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我飞上了二楼。同在一楼一样，从楼道这一头，走（按语法来讲，应该是被动式）到那一头。仍然是震天的口号声。在嘈杂混乱中，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楼。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心里颇有点不满足，觉得太单调，不够味。“仪式”完了以后，我又被押解着回到了外文楼。
后来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这是不是东语系学生的发明创造？如果是的话，将来有朝一日编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时，应该着重提上一笔，说不定还要另立专章的。至于我自己，我是经过了大风大浪的人。身体上，精神上，都没有受到什么痛苦，只觉得有点“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看来那位赵营长下定了决心，连夜召开会议，制订了斗争方案。第二天，刚吃过早饭，立即有学生来找我，到一间教研室里去批斗。这次准我抬头了，看到的是一个教研室的成员，加上个别的学生。我已摆好了架子坐喷气式。然而有人却推给我一把椅子。我大惊失色，我现在已经成了法门寺的贾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这个批斗会，还能批出什么，又斗出什么呢？我觉得十分平淡寡味。我于是把两个耳朵都关闭了起来，“任凭风浪打，稳坐钓鱼船。”朦胧中，听到一声：“把季羡林押出去！”我知道，这一出戏算是结束了。
我正准备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来把我拉到另一个教研室去，“行礼如仪”。然后是第三个教研室，第四个教研室。我没有记录，也无法统计。估计是每一个教研室都批斗一次。东语系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来的是学生。我不知道，东语系学生共有多少个班。每班批斗一次（也许有的班是联合批斗），我记不清楚，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以每次批斗一个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我看有的班“偷工减料”，质量大有问题。实际上怕用不了这样多的时间。反正在三四天以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要忙。这个班刚批完，下一个班接着干。每天批斗八九场，只给我留出了吃饭的时间。可谓紧张之至了。
对我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斗。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劳”了。
世间事真是复杂的。我以“态度恶劣”始，又以“态度恶劣”终。第一个“恶劣”救了我的命，第二个“恶劣”养了我的神。当时的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
半解放
什么叫“半解放”呢？没有什么科学的定义。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而已。
集中批斗之后，时令已经走过了一九六八年，进入了一九六九年。在这一年的旧历元旦前，系革委会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这次恐怕不好再说“押解”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个“小炉匠”。此时我家的那一间大房间久已被封了门。全家挤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据家里两位老太太告诉我，其间曾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睡在我的床上，用我们的煤气做饭。他们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扬！”否则将有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小炉匠”就拿着那一把钥匙，开了门，让我睡在里面。我离开自己的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我此时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我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点钱，吃饭也不够。我记得后来增加了点钱，数目和时间都想不起来了。外来的压力还是有的。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楼下一个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他自己据说是国民党的兵痞）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听了没有吃惊，这种事情对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心里仍然难免有点别扭，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我仿佛成了瘟神或爱滋病的患者，没有人敢接触了。
即使没有人告诉我，毋宁说是提醒我这种情况，我这人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头，仍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是一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敢叫售货员“同志”，我怎么敢是他们的“同志”呢？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呢？叫“小姐”，称“先生”，实有所不妥。什么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我自己都觉得十分难堪。我已经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了。
过了没有多久，我被指令到四十楼去参加“学习”。我第一次从家里走向四十楼的时候，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我走出门去，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上走过去。我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只是形象的比喻，可我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已经很不习惯同人打交道。我到了四十楼，见了革命小将，是不是还要高喊“报告！”呢？是不是还要低头垂手站在他们面前呢？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得不到答复，走起路来，就磨磨蹭蹭。
我越走越慢，好不容易才走到四十楼。我见景生情，思绪万端。前不久我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曾几何时，我又回到这里来了。这回是以什么身份？我说不清。“丑媳妇怕见公婆的面”，怕也不行。我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号的喊声，没有手打脚踹，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我就以一个莫明其妙的身份，参加了他们的学习和活动。原来东语系的“棚友”都被召唤到那里。可是待遇却不知为什么显然不同了。有的被分配打扫楼道。有一个印地语教员被无端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分配打扫厕所。我原来是有思想准备来干最脏最累的活。然而竟然没有，实出我的意外了。
同革命群众在一起，我还非常不习惯，有点拘谨，有点不舒服。我现在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是青年人，活泼爱动。学习休息时，他们就吹拉弹唱。有一个同学擅长拉二胡，我非常欣赏；但又不敢忘形。年轻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我则呆坐一旁，宛然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气氛很不协调。
但是，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一些波澜。我回忆所及，首先就是党费问题。我上面已经谈过，在“黑帮大院”中，交党费是犯忌讳的。我当时自己不能领每月的生活费，都是我的年迈的婶母代劳。她每月到外文楼东语系办公室去领全家三口人四十多元的生活费。作为“黑帮”的家属，她没少听到闲话。特别是井冈山“黑帮”的家属，更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奚落。老人没有办法，只有忍气吞声。在这个情况下，她居然还怕自己的孩子丢掉党票，仍然按月交纳党费。东语系不知道哪一位党组织干部居然敢收下，而没有向“黑帮大院”通报。否则我一定会多挨上一顿打。我至今感激不尽。我婶母还告诉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对她没有奚落，而且还偷偷地小声对她说：“把钱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谈到这种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温暖，也总是感激不尽。
但是，到了四十楼以后，应该我自己交党费了。我这种非人非鬼的处境，却使我不敢厚着脸皮去交党费。此时党组织好像已经不再活动。我也不知道向谁交。如此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按时交党费？”我十分坦诚地告诉他：“等到支部决定开除我出党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所有拖欠的党费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后离开。”由此可见，我认为，留在党内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除了党费问题，我在四十楼颇有一些小小的无关大局的感慨。这一座楼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东语系，截止在一九六六年，已经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东语系的男学生在四十楼也住了极长的时间了。我必然要经常到这里来的。我在这里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也遭受过无情的凌辱。我不想发那些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如纸”一类的牢骚。因为世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这样的人与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这种事情已经不值得再发牢骚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异常脆弱的。我不能成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也不想成为英雄。英雄是用特种材料造成的，而我实非其俦。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小小的个人悲欢，经常来打扰我。何况“十年浩劫”决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决非小事。以我这个脆弱的心灵来承受这空前的灾难，来承受这一件极大极大的事，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见了。到了四十楼以后，我的处境应该说是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前途仍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触景生情，心里就难免有所波动了。
远的不必讲了。专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两年多来说，四十楼就能唤起我很多不同的回忆，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一九六六年六月我从南口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的大字报，鼻子里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是在四十楼。我被勒令交出“黑钱”三千元，又被拒绝接受，是在四十楼。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批斗东语系“走资派”，口号之声惊天动地，我自己也颇想“对号入座”，是在四十楼。自己顶撞了“支左”的解放军军官而被判处“楼内游斗”，是在四十楼。
啊，四十楼！我本不愿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楼！
我现在又到你里面来了，第二次滥竽“革命群众”之中。
在延庆新华营
这一次我在四十楼呆的时间不算很长，大概是半个冬天，一个夏天，半个秋天。在这期间有一件大事，就是8341部队的进驻。只派不多的军官和士兵，也算是来“支左”吧。这是一支有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因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北大师生员工的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在全校派性严重，一团乱糟糟的情况下，似乎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生机。
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