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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在什么地方。然而此时，〃删繁就简三秋树〃，把从靴子到脑袋统统删掉了（只有表象如此，当然不会实际删掉），接触我的视线的就只有皮靴底。乍看之下，就先是一愣，忽然顿悟，对了这样洋洋大观的情景，我只有大笑了。
这是美国大兵在那里躺着休息，把脚放到了窗台上。美国兵个个年轻，有的长身玉立，十分英俊。但是总给人以吊儿郎当的印象。他们向军官敬礼，也不像德国兵那样认真严肃，总让人感到嬉皮笑脸，嘻嘻哈哈。据说，他们敬礼也并不十分严格，尉官只给校官以上的敬礼，同级不敬；兵对兵也不敬礼，不管是哪一等。这些都同德国不同。此外，美国兵的大少爷作风和浪费习气，也十分令人吃惊。他们吃饭，罐头食品居多。一罐鸡鱼鸭肉，往往吃了不到一半，就任意往旁边一丢，成了垃圾。给汽车加油，一桶油往往灌不到一半，便不耐烦起来，大皮靴一踢，滚到旁边，桶里的油还汩汩地向外流着，闪出了一丝丝白色的光。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剪断通讯电缆的豪举。美军进城以后，为了通讯方便，需要架设电缆。又为了省事起见，自己不竖立电线杆，而是就把电缆挂在或搭在大街两旁的树枝上。最初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后来大概是由于机关增多，需要量随之大增，电缆的数目也日益增多，有的树枝上竟搭上了十几条几十条，压在一起，黑黑的一大堆。过了不久，美军有的撤走，不再需要电缆通讯。按照我的想法，他们似乎应该把厚厚的一大摞电缆，从树枝上一一取下，卷起，运走，到别的地方再用。然而，确实让我大吃一惊，美国大兵不愿意费这个事，又不肯留给德国人使用。他们干脆把电缆在每一棵树上就地剪断。结果是街旁绿树又添奇景：每一棵树的枝头都累累垂垂悬挂着剪断的电缆。电缆，以及我上面谈到的罐头食品和汽油，都是从遥远的美国用飞机或轮船运来的。然而美国这个暴发户大国和她的大少爷士兵们，好像对这一点连想都没有想，他们似乎从来不讲什么节约，大手大脚，挥霍浪费。这同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我有什么话好说呢？
在上面我拉拉杂杂地写了美国兵进城和纳粹分子垮台的一些情况。这只是我个人，而且是一个外国个人眼中看到、心中想到的。我对德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素所崇奉，同时又痛恨纳粹分子的倒行逆施。我一方面万万没有想到，在我在德国住了十年之后，能够亲眼看到纳粹的崩溃。这真是三生有幸，去无遗憾了。在另一方面，对德国普通老百姓所受的屈辱又感到伤心。当年德法交恶，德国一时占了上风。法国大文豪阿·都德写了有名的小说《最后一课》，成为世界文学中宣扬爱国主义的名篇。到了今天，物换星移，德国处于下风。沧海桑田，世事变幻之迅速、之不定，令人吃惊。但是，德国竟没有哪一位文豪写出第二篇《最后一课》，是时间来不及呢？还是另有原因呢？又不禁令人感到遗憾了。
别哥廷根
是我要走的时候了。
是我离开德国的时候了。
是我离开哥廷根的时候了。
我在这座小城里已经住了整整十年了。
中国古代俗语说：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当年佛祖规定，浮屠不三宿桑下。害怕和尚在一棵桑树下连住三宿，就会产生留恋之情。这对和尚的修行不利。我在哥廷根住了不是三宿，而是三宿的一千二百倍。留恋之情，焉能免掉？好在我是一个俗人，从来也没有想当和尚，不想修仙学道，不想涅磐，西天无分，东土有根。留恋就让它留恋吧！但是留恋毕竟是有限期的。我是一个有国有家有父母有妻子的人，是我要走的时候了。
回忆十年前我初来时，如果有人告诉我：你必须在这里住上五年，我一定会跳起来的：五年还了得呀！五年是一千八百多天呀！然而现在，不但过了五年，而且是五年的两倍。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了不得。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时说的那样，宛如一场缥缈的春梦，十年就飞去了。现在，如果有人告诉我：你必须在这里再住上十年。我不但不会跳起来，而且会愉快地接受下来的。
然而我必须走了。
是我要走的时候了。
当时要想从德国回国，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瑞士，那里有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张维和我于是就到处打听到瑞士去的办法。经多方探询，听说哥廷根有一家瑞士人。我们连忙专程拜访，是一位家庭妇女模样的中年妇人，人很和气。但是，她告诉我们，入境签证她管不了；要办，只能到汉诺威（Hannover）去。张维和我于是又搭乘公共汽车，长驱百余公里，赶到了这一地区的首府汉诺威。
汉诺威是附近最大最古的历史名城。我久仰大名，只是从没有来过。今天来到这里，我真正大吃一惊：这还算是一座城市吗？尽管从远处看，仍然是高楼林立；但是，走近一看，却只见废墟。剩下没有倒的一些断壁颓垣，看上去就像是古罗马留下来的斗兽场。马路还是有的，不过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汽车有的已经恢复了行驶．不过数目也不是太多。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马路两旁人行道上的情况。德国高楼建筑的格局，各大城市几乎都是一模一样：不管楼高多少层，最下面总有一个地下室，是名副其实地建筑在地下的。这里不能住人。住在楼上的人每家分得一二间，在里面贮存德国人每天必吃的土豆，以及苹果、瓶装的草莓酱、煤球、劈柴之类的东西。从来没有想到还会有别的用途的。战争一爆发，最初德国老百姓轻信法西斯头子的吹嘘，认为英美飞机都是纸糊的，决不能飞越德国国境线这个雷池一步。大城市里根本没有修建真正的防空壕洞。后来，大出人们的意料，敌人纸糊的飞机变成钢铁的了，法西斯头子们的吹嘘变成了肥皂泡了。英美的炸弹就在自己头上爆炸，不得已就逃入地下室躲避空袭。这当然无济于事。英美的重磅炸弹有时候能穿透楼层，在地下室中向上爆炸。其结果可想而知。有时候分量稍轻的炸弹，在上面炸穿了一层两层或多一点层的楼房，就地爆炸。地下室幸免于难，然而结果却更可怕。上面的被炸的楼房倒塌下来，把地下室严密盖住。活在里面的人，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什么滋味，我没有亲身经历，不愿瞎说。然而谁想到这一点，会不不寒而栗呢？最初大概还会有自己的亲人费上九牛二虎的力量，费上不知多少天的努力，把地下室中受难者亲属的尸体挖掘出来，弄到墓地里去埋掉。可是时间一久，轰炸一频繁，原来在外面的亲属说不定自己也被埋在什么地方的地下室，等待别人去挖尸体了。他们哪有可能来挖别人的尸体呢？但是，到了上坟的日子，幸存下来的少数人又不甘不给亲人扫墓，而亲人的墓地就是地下室。于是马路两旁高楼断壁之下的地下室外垃圾堆旁，就摆满了原来应该摆在墓地上的花圈。我们来到汉诺威看到的就是这些花圈，这种景象在哥廷根是看不到的。最初我是大惑不解。了解了原因以后，我又感到十分吃惊，感到可怕，感到悲哀。据说地窖里的老鼠，由于饱餐人肉，营养过分丰富，长到一尺多长。德国这样一个优秀伟大的民族，竟落到这个下场。我心里酸甜苦辣。万感交集，真想到什么地方去痛哭一场。
汉诺威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这当然是狂轰滥炸时〃铺地毯〃的结果。但是，即使是地毯，也难免有点空隙。在这样的空隙中还幸存下少数大楼，里面还有房间勉强可以办公。于是在城里无房可住的人，晚上回到城外乡镇中的临时住处，白天就进城来办公。瑞士的驻汉诺威的代办处也设在这样一座楼房里。我们穿过无数的断壁残垣，找到办事处。因为我没有收到瑞士方面的正式邀请和批准，办事处说无法给我签发入境证。我算是空跑一趟。然而我却不但不后悔，而且还有点高兴；我于无意中得到一个机会，亲眼看一看所谓轰炸究竟真实情况如何。不然的话，我白白在德国住了十年，也自命经历过轰炸。哥廷根那一点轰炸，同汉诺威比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如没能看到真正的轰炸，将会抱恨终生了。
汉诺威是这样，其他比汉诺威更大的城市，比如柏林之类，被炸倒情况略可推知。我后来听说，在柏林，一座大楼上面几层被炸倒以后，塌了下来，把地下室严严实实地埋了起来。地下室中有人在黑暗中赤手扒碎砖石，走运扒通了墙壁，爬到邻居的尚没有被炸的地下室中，钻了出来，重见天日。然而十个指头的上半截都已磨掉，血肉模糊了。没有这样走运的，则是扒而无成，只有呼叫。外面的人明明听到叫声，然而堆积如山的砖瓦碎石，一时无法清除。只能忍心听下去，最初叫声还高，后来则逐渐微弱，几天之后，一片寂静，结果可知。亲人们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们是受到什么折磨，人们能想下去吗？有过这样一场经历，不入疯人院，则入医院。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是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自己亲手酿成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听到这些情况以后，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原来的柏林，十年前和三年前我到过的柏林。十年前不必说了，就是在三年前，柏林是个什么样子呀！当时战争虽然已经爆发，柏林也已有过空袭，但是还没有被〃铺地毯〃，市面上仍然是繁华的，人们熙攘往来，还颇有一点劲头。然而转瞬之间，就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这变化真是太大了。现在让我来描述这一个今昔对比的变化，我本非江郎，谈不到才尽，不过现在更加窘迫而已。在苦思冥想之余，我想出了一个偷巧的办法。我想借用中国古代词赋大家的文章，从中选出两段，一表盛，一表衰，来作今昔对比。时隔将近两千年，地距超过数万里，情况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气氛则是完全一致的，我现在迫切需要的正是描述这种气氛。借古人的生花妙笔，抒我今日盛衰之感怀。能想出这样移花接木的绝妙好法，我自己非常得意，不知是哪一路神仙在冥中点化，使我获得〃顿悟〃，我真想五体投地虔诚膜拜了。是否有文抄公的嫌疑呢？不，决不。我是付出了劳动的，是我把旧酒装在新瓶中的，我是偷之无愧的。
下面先抄一段左太冲《蜀都赋》：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玹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上面列举了一些奇货。从这短短的几句引文里，也可以看出蜀都的繁华。这样繁华的气氛，同柏林留给我的印象是完全符合的。
我再从鲍明远的《芜城赋》里引一段：
观基扃之固护，将万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泽葵依井，荒葛 途。坛罗虺蜮，阶斗 鼯。……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直视千里外，惟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这里写的是一座芜城，实际上鲍照是有所寄托的。被炸得一塌糊涂的柏林，从表面上来看，与此大不相同。然而人们从中得到的感受又何其相似！法西斯头子们何尝不想〃万祀而一君〃。然而结果如何呢？所谓〃第三帝国〃被〃瓜剖而豆分〃了。现在人们在柏林看到的是断壁颓垣，〃直视千里外，惟见起黄埃〃了。据德国朋友告诉我，不用说重建，就是清除现在的垃圾也要用上五十年的时间。德国人〃凝思寂听，心伤已摧〃，不是很自然的吗？我自己在德国住了这么多年，看到眼前这种情况，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也就概可想见了。
然而是我要走的时候了。
是我离开德国的时候了。
是我离开哥廷根的时候了。
我的真正的故乡向我这游子招手了。
一想到要走，我的离情别绪立刻就逗上心头。我常对人说，哥廷根仿佛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住了十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济南和北京。这里的每一座建筑、每一条街，甚至一草一木，十年来和我同甘共苦，共同度过了将近四千个日日夜夜。我本来就喜欢它们的，现在一旦要离别，更觉得它们可亲可爱了。哥廷根是个小城，全城每一个角落似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仿佛踩过每一粒石头子，不知道有多少商店我曾出出进进过。看到街上的每一个人都似曾相识。古城墙上高大的橡树、席勒草坪中芊绵的绿草、俾斯麦塔高耸入云的尖顶、大森林中惊逃的小鹿、初春从雪中探头出来的雪钟、晚秋群山顶上斑烂的红叶，等等，这许许多多纷然杂陈的东西，无不牵动我的情思。至于那一所古老的大学和我那一些尊敬的老师，更让我觉得难舍难分。最后但不是最小，还有我的女房东，现在也只得分手了。十年相处，多少风晨月夕，多少难以忘怀的往事，〃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却是可想而不可即，非常非常不寻常了。
然而我必须走了。
我那真正的故乡向我招手了。
我忽然想起了唐代诗人刘皂的《旅次朔方》那一首诗：
客舍并州数十霜
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又度桑乾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
别了，我的第二故乡哥廷根！
别了，德国！
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你们呢？
牛棚杂记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的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
目录
自序
缘起
从社教运动谈起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对号入座
快活半年
自己跳出来
抄家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千钧一发
劳改的初级阶段
大批斗
太平庄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牛棚生活（一）
牛棚生活（二）
牛棚生活（三）
牛棚转移
半解放
完全解放
余思或反思
后记
自序
《牛棚杂忆》写于一九九二年，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现在一九九八年才拿出来出版。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决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人”，决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
但是，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这还不是一切，还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派性来之不易，是拼着性命换来的。运动一开始，作为一系之主，我是没有资格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闹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呼声响彻神州大地，与我却无任何正面的关系，最初我是处在“革命”和“造反”的对象的地位上的。但是，解放前，我最厌恶政治，同国民党没有任何沾连。大罪名加不到我头上来。被打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有之义，不可避免的。这两阵狂风一过，我又恢复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迹于革命群众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老佛爷”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