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Ｋ陡行氖嫫で槁场�
就是在这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支配下，他又拿起笔来，再写了一篇歌颂燕园读书声的散文，取名《春归燕园》。写完《春归燕园》，季羡林的思想终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摆脱了一切束缚，完成了思想转变的过程，恢复了往日的生活信念和欢乐。
后来，他把写《春满燕园》和《春归燕园》两篇散文时的心情作了对比，“我自己感觉得，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其中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写《春满燕园》时，虽然已经尝了一点点苦头，但是总起来说，快乐大大超过苦恼。到了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的吗？”
人格的魅力
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已经年逾古稀，满头银发，额头上增添了许多皱纹，看上去俨然一老翁的样子。正如臧克家在1980年写的一首诗《赠季羡林同志》中所描写的：“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但是，季羡林自已却“一点老的感觉都没有”。他终日笑容满面，精神矍铄，像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骑车的速度之快让家里人常常替他担心。
此时，季羡林身兼数十个职务，终日公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虽说这些职务有“实”的，也有“虚”的，但是光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实打实”的职务集于他一人之身，就已经是超工作量了。人大常委也不是个闲差。这个“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实际工作主要是立法、任命国家高级领导人。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十天至两周。其他各种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虽说是个“挂名”，但开会总是免不了的，这当然也会占去不少时间。季羡林打心眼里并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个“开会专业户”。他是个学者，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学术，过去三十年已经浪费掉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正是他搞学术研究的大好时机，不能再错过的了。但是碍于形势，有的职务很难推辞，便答应下来了。没想到一开了先例，各种职务便接踵而来，最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只好‘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由它去吧。”
季羡林既不能不“做官”，又不想失掉做学问，那就只好挤时间了。像鲁迅说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他仍然凌晨4点起床，伏案写作，8点以后去上班。再利用晚上时间加班加点地读书、写作，连节假日也全部搭进去了，甚至把时间的“边角废料”都利用起来。几年下来，他的“政务”没有耽误，学术研究也获得了大丰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而且创作了数十篇精美的散文。
季羡林是怎样做到、的呢？他在《季羡林自传》中写道：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我，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谜》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希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文字，初看让人忍俊不禁，继而令人感慨万端，最后使人黯然神伤。那些以开会为业，以开会为乐，以开会出名，不开会则无事可做的“开会迷”、“开会专业户”、“开会专家”们，都应该霸气书库季羡林这段文字，从而了解一点开会的真实效果，以免浪费参会者的宝贵生命。
季羡林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可是几十年来，命运又使他与官场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以后更是“官”运亨通，从系主任升至副校长。季羡林是怎样做“官”的呢？
1984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刋登过杨匡满写的文章《为了下一个早晨》。这是一篇介绍季羡林事迹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一段是谈他怎样履行北大副校长职责的：
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
“我家里也没水。”
“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
“行行行！”
谁让他没有架子呢？别人什么事都愿意找他。
有人在他的桌上发现过这样的纸条：“学生开饭时间有十一点一刻，十一点半，十一点三刻三个方案，据学生反映，倘十一点一刻开饭，晚下课去就吃不上好菜……”
这是这位一级教授亲笔记下，准备在校长办公会议上发言用的。他生气地感慨道：“就一个熄灯打铃的问题，讨论了几年还没有解决。”
“谁让他没架子呢？别人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这句话概括了季羡林是怎样做的官。季羡林担任副校长那阵子，经常可以看见他着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东奔西跑的身影，他那满头的白发十分惹眼，远远的就能看出来。像修水管，食堂开饭时间，打熄灯铃一类“鸡毛蒜皮”但又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每天多如牛毛，都要他去解决。而他要解决这些问题，只靠发号司令是行不通的，常常还要亲自向有关部门的“老爷们”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解决。这哪里像个“官”呢？可季羡林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做官的。
除了兢兢业业，季羡林做官还铁面无私。
季羡林从来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在当官以后，更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不开后门。
上世纪80年代初，臧克家的女儿苏伊想在北大南亚研究所谋一个一般职员的工作。当时季羡林恰好担任南亚所所长，这样的事只要他点个头就能办到，但是由于苏伊不具备进入南亚所的条件，最终还是被季羡林婉拒了。
季羡林与臧克家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又是老校友，老乡。前文曾提到，季羡林回国到了上海，就曾住在臧克家家中，在臧家的榻榻米上睡过好些日子。解放后，他们过从甚密，每年春节，季羡林必定要从北大进城去，到臧克家住处拜年。臧克家曾鼓励季羡林入党。他们的友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甚至可以说臧克家是季羡林为数不多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可是，这样的老友有求于他时，他仍然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没有开后门。这样的事在今天说起来恐怕都没有人会相信。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在《我崇敬的季羡林先生》一文中回忆道：
季先生的言语、行动，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拐弯抹角，不来什么客套，怎么想，就怎么说。记得八十年代初，小女苏伊因为不习惯工厂车间的噪音，进厂半年，就得了高血压症。她坚持了五六年，实在不行了，我们就托季先生把她安排在他主持的南亚研究所里当一名职员，换换环境，可以接触一下文化气氛。季先生听了，马上约苏伊去谈话。我陪苏伊去见季先生。他问苏伊：“你读过《大唐西域记》没有？这可是南亚所的入门书，到我们所，都得先考这本书。”当时，苏伊毕业于师大女附中高中，哪里读过什么《大唐西域记》？我们原以为只考考一般常识，一听，就傻了。回家后，赶紧向图书馆借书突击。不久，我所在的人民出版社招考校对，苏伊被录取；一年后，她又被调往中国作家协会，派给她父亲当秘书，就没有去南亚所应考。我们都认为季先生按南亚所规章办事，是完全应该的，这正是季先生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
郑曼女士（也包括臧克家在内）是深明大义的人。她没有把季羡林秉公办事，不开后门，婉拒了她女儿入南亚所的事看做是不近人情，反而称赞季羡林这样做是“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觉悟，季羡林一贯坚持原则，有时也会招到个别人的非议，但是他却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戴和尊敬。
有一次，季羡林在校园里的路上走着，忽然有一辆自行车停在他的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向季羡林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羡林答道。“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又转身上车，飞驰而去。
另一次，季羡林正同一位教师在校园里同行。迎面开过来一辆轿车，汽车开到他们面前，戛然而止。从车上下来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走到季羡林面前，双手合十，向季羡林深深地鞠了一躬。当他知道季羡林要去的地方后，便请季羡林上车，可是被季羡林谢绝了。之后，这个年轻人又向季羡林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回到自己的车里。他开着车尾随在季羡林之后，缓缓地行走。季羡林多次站在路边招手示意让他开过去，但他没有开过去，仍然慢慢地尾随于后。一直到了岔路口，季羡林停住脚步向这位青年招手致意，年轻人在车上按了一下喇叭，才驾着车向另一条路开去。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这句诗来比附季羡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是恰如其分的。
重返哥廷根
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后，他又回到了当年留学德国时住过十年的哥廷根来了。
1980年11月，他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观访问，其中有一站，便是访问哥廷根。
他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频频地问着自己，难道这是梦吗？可是车窗外的景物和行人告诉他，这的确是事实。此时，他脑海里印象历乱，面影纷呈。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人和事一幕幕地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那些尊敬的老师们的笑容又呈现在他面前。那像母亲一样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慈祥的面容也呈现在他眼前。当然那宛宛婴婴的伊姆加德小姐的美丽的面孔，也在他眼前活动起来。那窄窄的街道、街道两旁的铺子、城东小山的密林、密林深处的小咖啡馆、黄叶丛中的小鹿，甚至冬末春初时分从白雪中钻出来的白色小花雪钟，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都一齐争先恐后地呈现到他眼前。一霎时，影像纷乱，他心里也像开了锅似地激烈地动荡起来了。
火车停了。季羡林飞也似地跳了下去，踏上了哥廷根的土地。忽然一首唐诗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为什么会涌现这么一首诗呢？季羡林立刻意识到，这座只有十来万人的异域小城，在他的心中，早已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了。他在这里度过的十年，是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之时，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他曾在这里快乐过，苦恼过，追求过，幻灭过，动摇过，坚持过。这一座小城实际上决定了他一生要走的道路。
在小城中漫步，他心潮汹涌，思绪万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有欣慰，有惆怅，有追悔，有向往，感情上有一种莫可名状的重压。
哥廷根几乎没有变。市政厅前广场上矗立的有名的抱鹅女郎铜像，同三十五年前一模一样。一群鸽子仍然像从前一样，在铜像周围徘徊，悠然自得。季羡林感到仿佛昨天才离开这里，今天又回来了。他走下地下室，到地下餐厅去吃饭。里面陈设如旧，座位如旧，灯光如旧，气氛如旧。连那年轻的服务员也仿佛就是当年的那一位。他感到仿佛昨天才在这里吃过饭。广场周围的铺子都没有变。那几家著名的餐馆，什么“黑熊”、“少爷餐厅”等等，都还在原地。那两家书店也都还在原地。总之，他看到的一切同原来一模一样。他甚至怀疑眼前的一切，对自己问道：“我真的离开这里已经三十五年了吗？”
但是，正如古人所说：江山依旧，物是人非。他想到，在火车上回忆到的那些人，他知道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虽不知生死，但如果还活着的话，年龄已经超过一百岁，这些人的生死存亡就用不着去问了。但是，他仍然坚持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旧。
首先，他要去看一看自己住过整整十年的房子。他知道，母亲般的女房东早已离开人世，但是房子还在。他走到那条熟悉的街道，依旧整洁如新。从前他经常看到一些老太太用肥皂水来刷洗人行道，现在人行道仍然像是刚洗刷过似的。街拐角那一家食品商店仍然开着，明亮的大玻璃橱窗里面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食品。主人却不知道已经换了第几代了。他走到当年住过的房子外面，抬头向上看，看到三层楼他住过的那一间屋子的窗户，仍然同以前一样，摆满了红红绿绿的花草，当然不是出自欧朴尔太太之手。他蓦地一阵恍惚，仿佛自己昨晚才离开，今天又回家了。他推开大门，大步流星地跑上三楼，来到自己住过的房间门口。他下意识地想用钥匙去开门，但立刻就住了手，因为他醒悟到，现在里面住的是另一家人了。他曾多次梦见这所房子，梦见房子的女主人，如今真的来到房门前，却是：物是人非，人去楼空。他在房门外徘徊了片刻，怅然若失地踱下楼。
他下一个打算访问的便是伊姆加德小姐。本书在《负笈德意志》一节中，曾经写过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季羡林离开哥廷根以后，曾经同伊姆加德小姐通过几次信，后来就断了音讯。但是，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他从未忘记过这段爱情经历，也从未忘记过伊姆加德小姐。现在重返哥廷根，虽然他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然而年轻时留下的珍贵感情使他希望能借此机会同伊姆加德小姐见上一面，这个打算在他重返哥廷根的路上早就决定了。他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当年伊姆加德年轻活泼、如花似玉般的美丽形象，又不断地想象，现在应该年届花甲的伊姆加德小姐又该是一副什么模样呢？他想来想去，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
季羡林对伊姆加德小姐的家太熟悉了，他曾经去过不知多少次。伊姆加德家同欧朴尔太太的家在同一条街上，相距不远。季羡林从欧朴尔太太家出来，便径直向伊姆加德家走去。
他来拜访伊姆加德小姐，事先没有同她联系，想给她一个惊喜。他来到伊姆加德家门口，心里有点紧张，稍微镇定了一会儿，抬手敲了敲门。他满心希望开门的是伊姆加德小姐。当年的两个年轻恋人，经过几十年的分离以后，大家都变成了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再一次相见，那该是多么令人激动兴奋，又多么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就像在电影里常见到的一样。季羡林脑子里飞速地闪过这样念头。可是，门开了，开门的却不是伊姆加德，而是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季羡林向他打听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她摇了摇头，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伊姆加德小姐这个人。”季羡林愕然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连忙表示歉意，扫兴地退了出来。后来，他又多方打听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下文。
前文中曾经提到，2000年时，香港电视台的一位女士，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曾专程到哥廷根去了一趟。据她说：她终于找到了伊姆加德小姐，并且访问了她。在季羡林重返哥廷根的时候，伊姆加德小姐其实就住在她原来房间的楼上，可惜住在她原来房间的那位新住户不认识她。就这样，阴错阳差地，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失之交臂，错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与伊姆加德小姐见面的机会。不过，后来在好事者们的帮助下，季羡林在九十岁的时候终于收到了伊姆加德小姐从哥廷根寄来的贺年片和她八十岁的照片，多少得到一些慰藉。但是由于伊姆加德小姐年事已高，已经不能乘越洋飞机来北京与季羡林见面了，令人感到十分惋惜。
幸运的是，几十年来他昼思夜想最希望能见到的人，最希望他们还能活着的人，他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仍然健在。教授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夫人比他寿更高，八十六岁。
季羡林同他的“博士父亲”及夫人会面的地方，不在他熟悉的教授的家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别人告诉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