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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聊，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季羡林这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烦恼之事，一扫而光，完全沉醉在天伦之乐的温馨氛围之中。
张中行先生在朗润园住过，是季羡林的邻居，后来又成为好友。他曾经用“厚朴”两个字评价季羡林其人；又用“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来评价季羡林的家。张先生不愧是老作家，有眼力，这两个评语，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现在就借张中行先生的评语，先来谈谈季羡林的“厚朴”。
在北大这个圈子里，季羡林是名教授；在全国这个大圈子里，是人人皆知的学术大师。可是看装束，则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他永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霸气书库。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从外貌看，他像工友，又像老农，没有一丝学者的风度。他青年时期，曾在德国留学十年，为什么不穿西服？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季羡林的回答是：“那些一句洋话也不会说的人，都穿西服，打领带，装出洋派头的样子，我有逆反心理，所以不穿。”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当年鲁迅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也总是一身竹布长衫，一双力士球鞋，手拿一把油布雨伞，往来于北京各大名校间去讲课吗？陈寅恪先生从西方留学归来，在清华任教时，不也是身着长袍，肘下夹着一个布包，不认识他的人，还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吗？中国老一代学人，特别是在国外留学多年后归国的大学者，钟情于传统衣着的情结，与其说反映了他们对某些不学无术，却西服革履的所谓”西崽”们的反感，不如说表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心理。
当然，如果仅仅从衣着上来理解季羡林的“厚朴”，就未免有些失之偏颇了。在权势者、富有者、大学者中，也有不少衣着朴素，待人平易，谈吐得体的人，但他们在不经意中，往往会流露出自己的拥有，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他们的朴实和平易不过是一种装饰。季羡林则完全不同，他的朴实和平易极其自然，是打心里“流”出来的。他无需装饰，因为他本来就把自己看作一个平凡的人。
至于季羡林的性格，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这也是许多人想知道的。关于这个问题，他本人从未谈过，外人揣摩的倒不少，但难免失真。可是，有一次，他在谈论交友之道时，偶尔泄露出对世态人情的好恶，让我们可以窥见他对自己性格的概括。
2000年1月8日他写过一篇散文《佛山心影》，内容是记1999年初冬，应香港企业家石景宜博士之邀，赴广东佛山做客的一篇游记。石老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作过重大贡献，曾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季羡林与石老萍水相逢，一见如故，遂成好友。
我交了一辈子朋友，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从来没有作过总结。现在借这个机会考虑一下。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害怕天才》，现在想改一下：我不怕天才，而怕天才气，正如我不怕马列主义，而怕马列主义面孔一样。古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上面讲到的一些境界，也不期望我的朋友们都完全做到。但是必须有向往之心，虽不中，不远矣。简短一句话，我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知音”。孔子说：“勿友不如己者。”“如”字有二解：一是“如同”，二是“赶得上”，我取前者。
既然是“勿友不如己者”，而且“如”字取”如同”解，那么，这段话无疑可以看作是季羡林的自况。
仔细琢磨这段话，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既包含了我们民族传统中做人的基本准则，比如：质朴、诚实、气节、利人等等，还流露出一股山东人特有的执著、仗义和梁山好汉式的硬气。把这些综合起来，也许就形成了季羡林人格的独特魅力。
再谈谈季羡林家的“陈旧”。
如果走进季羡林的家，定会让你吃一惊：水泥地，大白墙，没有经过任何装修的房间，完全是上世纪50年代普通民居的老样子。家具都是学校发的，既旧且破。没有客厅，待客就在大间的卧室里。卧室南面并排放着两张单人床，是老祖和妻子睡的，占去了半间屋子。北面放一张旧八仙桌和三把破旧的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客人坐的地方。季羡林自己住在较小的房间里，这间屋内除了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是书，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这样的屋子和陈设，的确够陈旧的，一点现代化的气息都没有。
不过，今天你若去季羡林家，就会发现情况有所改善。这事儿说起来也算是个笑话。
1999年春节，中央某领导和教育部长要去给季羡林拜年。事前，国务院办公厅派人来打前站，一是通知访问事宜，二是考察环境。来人对季羡林家的简陋、寒酸吃了一惊，连忙回去如实汇报。上面发下话来，赶紧送去一套沙发，几件家具，以便领导访问时有个像样的环境。不料，季羡林回答说：“不，就这样。”上面见他如此固执，只好作罢。后来，二位领导来拜年时，就坐在狭窄拥挤的书房里和季羡林谈话。房间里只有一张二屉桌，上面堆满了书，桌子两侧放了三把椅子，由于前后都有书柜，所余空间太小，坐在椅子上的人必须上身挺直，不能动弹，是很难受的。事后，有人好奇地问季羡林：“上面要给您换家具，岂不是件好事，为什么不同意呢？”季羡林笑答：“他们今天来换了，等访问一完，就又搬走了。”听完季羡林的回答，在坐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此事过了不久，北大领导作出决定，无偿给季羡林家装修客厅，并赠送一套沙发。从此，季羡林家终于有了一间像样的客厅了。
季羡林通常在早晨4点准时起床，洗脸刷牙之后，便来到书桌前，拧开电灯，坐下，开始工作。此时，窗外还是一片漆黑，整个燕园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人们还在鼾睡。季羡林大概是燕园里起得最早的人。屋子里有两张书桌：一张是写学术论文用的，桌上及周围摊开着各种资料和书籍，虽然看起来零乱，但是用起来方便，伸手便可拿到；另一张是写散文和翻译用的，桌上放着稿纸和笔。他一般先坐在写学术文章的桌前，继续前一天的研究工作。写累了，便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来到写散文和翻译的桌前坐下。如果这时有所感，有所悟，情动于衷，文思泉涌，他便会拿起笔来，很快写出一篇散文来。如果这时缺乏激情，他便翻译一段文字。季羡林觉得，人的脑子就像一把刀子，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好像刀子用久了会钝一样，这时候，换一张桌子写点散文，搞点翻译，换一换脑筋，就像是磨刀，刀磨过之后，重又锋利起来，回头再搞学术研究，重新抖擞，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纷至沓来，亦是人生一乐也。所以，尽管季羡林现在已经写了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散文，并且公认为当代散文大家之一，但是，他仍然把自己写作散文称作“余兴”，而非正业。
他工作三四个小时之后，窗外渐渐亮了起来，黎明来到了。他抬起头来，透过玻璃窗，往远处望去，东方的天空已是一片青白，朝霞正在慢慢地散开，博雅塔的身影清晰可见。往近处看，窗前的白玉兰正含苞欲放，湖岸柳枝摇曳，湖中碧波荡漾。间或有散步的老人从窗前走过，或者晨练的年轻人跑过，传来咚咚的脚步声。
这时，房门轻轻地打开了，老伴来招呼他，早饭已经做好。于是，他放下笔，来到隔壁的大屋，坐在八仙桌前吃早饭。早饭极简单：一杯热茶，几片烤馒头片，一碟炸花生米。吃完早饭，他便提着那个用了几十年的人造革霸气书库，走出家门，沿着西侧的一条小路，向外文楼走去。
从13公寓门口，向右转，只有二三十步，就是一条曲径。季羡林喜爱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几十年来，他每天沿着这条路走到外文楼去上班，中午又沿着这条路走回家，来来往往，不知道在小路上走过多少次。每次他走在曲径上，便会感到心旷神怡，神清气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之感。这是一条不过百米长的小路，但是，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小路。它在《红楼梦》里都曾有过记载。这条路在燕园里是极为幽静的地方，学生们把它称为“后湖”。小路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中间有溪水流淌，溪上有一石板小桥，供行人通过，实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树成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点染。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种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小径的另一侧是荷塘。夏天，湖中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一到冬天，则有白雪覆盖。
这是一条神奇的幽径，也是校外人很少知道的北大一景。
这条幽径给季羡林留下印象最深、最让他留恋的，则是路边的一株大藤萝。它既无天棚，也无支架，而是攀附在几株大树上，盘曲而上，大有直上青云之慨。每到春天，走在树下，一股幽香会蓦地撞进鼻官，抬头看去，在团团绿叶中，一簇簇紫红色的藤萝花正在绽开。季羡林每次走在藤萝下面，闻到淡淡的幽香，听到嗡嗡的蜂鸣声，会“顿觉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不幸的是，后来这株藤萝被人砍掉了，这使他悲哀至极。他提笔写了《曲径悲剧》这篇著名的散文，表达了他的愤怒与悲哀。
季羡林总是提前十几分钟来到办公室。待到8点钟，东语系的同事们上班的时候，总能看见他坐在系主任办公室，已经开始工作了。季羡林以身作则的行动，使东语系教师、干部也都准时上班，少有迟到的。
季羡林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和参加的会议太多，因为除系主任职务以外，他还担任校内外的许多职务。整个上午，他就在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各种事务、接待各类来客中度过，一刻也不得休息。
中午，季羡林又沿着幽径走回家去。午饭也极简单，以素菜为主，吃面食，也吃米饭。他喜欢吃大葱就馒头，这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他特别爱吃荠菜馄饨。春天，每当他早晨离开家时，看见老祖背着大黑霸气书库，艰难地往小土山上走去，就知道老祖是去挖荠菜。这时他便幻想着午饭时可以饱餐一顿荠菜馄饨，心里乐滋滋的。
季羡林没有午睡的习惯。吃完午饭，看看报纸，翻翻杂志，歇息片刻，便又去外文楼上班。
傍晚，下班回家，走完曲径，来到13公寓西边几间古老的平房前，他会停下脚步，站着同房主人聊几句天，顺便看一看他种的花。这几间古老的平房坐落在密密的竹林里，很不起眼，可是却大有来头。原来是清代保卫八大名园的侍卫们住的地方。现在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女的是德国人，北大教员；男的是钢铁学院教授，中国人。季羡林在德国时，就认识他们，算是老朋友了。自从季羡林搬到l3公寓，老朋友又成了老邻居。两家人之间经常来往，逢年过节，互相拜访，感情十分融洽。
季羡林是喜欢花的，但是他既无空闲，又无养花水平，买几盆名贵的花，总养不了多久，就呜呼哀哉了。而这位钢院的教授却是个养花的行家。他喜欢种外国的唐菖蒲，还有颜色不同的名贵的月季。最难得的是，他种了一种特大的牵牛花，比平常的牵牛花要大一倍，如小碗口一般。每年春天开花时，颇吸引行人注目。据说，此花来头不小。在北京，只有梅兰芳家里有，齐白石晚年以画牵牛花闻名于世，临摹的就是梅府上的牵牛花。
季羡林为了赏花，路过时，和花主人聊几句天，顺便也看看“蹭”花，满足一下自己的美感享受。看完“蹭”花，他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这时，饭菜已经摆在桌上，全家人一起吃晚饭。饭桌上，季羡林总要同老祖、妻子聊聊家常，或者听一听她们有什么见闻。
饭后，在没有电视的年代，季羡林便又回到书桌前，继续写作，或者顺手拿过一本书来“随便翻翻”。这“随便翻翻”是鲁迅先生说的，其实它是治学者开扩眼界，发现新意，积累资料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如果翻到有价值的资料，有新意的见解，他便会随手拿过一张纸片，把它记下来。这些纸片有信纸、旧日历、用过的信封、请柬等等。几十年过去了，季羡林随手记下资料的纸片，已经与他“等身”了。在有电视以后，他除了看新闻联播外，还喜欢看（听？）说书节目，什么《小五义》之类的，这是他一天中惟一的消遣。
晚上9点半左右，他准时躺下睡觉。
季羡林同大家一样，每天八小时上班，甚至超过八小时，而他那一千万字的著作是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呢？主要就是在每天早晨从4点到上班前的三四个小时里写出来的。从1946年住进沙滩红楼开始，他便每日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无论冬夏，从未间断，及今已近六十年矣。很多人都知道季羡林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这件事。他这种勤学的精神，也给人们很大的激励，同时，赞誉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季羡林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写作，却是鲜为人知的。还是先听一听他自己是怎样说的吧。1985年他写过一篇散文《黎明前的北京》，文中写道：
三十几年以来，我成了一个“开会迷”。说老实话，积三十年之经验，我真有点怕开会了。在白天，一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接到开会的通知。说句过火的话，我简直是提心吊胆，心里不得安宁。即使不开会，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此时，我真是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因此，我爱北京，特别爱黎明前的北京。
南风拂面，春满燕园
季羡林曾经说过：“我写东西有一个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这就是我写散文不多的原因。”他又说：“我所谓的文章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这说明季羡林的散文都是真情的流露，而不是趋时应景之作。
1961年，季羡林的散文创作在停笔十五年后，又重新开始了。从1961年到l965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写了二十七篇散文，这些散文都收在《朗润集》和《燕南集》中。之所以在此提出这件事，不是要对他的散文作全面的评价，而是要想透过这些散文，寻出季羡林在60年代初至“文革”前这段时期的思想轨迹。
在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前几年头脑发热的教训，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制定了新的政策，在一段时期内，紧张的政治气候稍稍有所缓和。从l961年开始，北大便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批判错了的，恢复名誉，恢复职务。1961年5月28日，党委书记陆平在全校党员大会上，一改以往的口气说：“当前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方向的人是极少数……今后不要再用白专的概念了。”1962年，贯彻《高教六十条》精神，北大由党委领导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系党总支对系行政也只起“保证和监督作用”。
这些举措说明，在大跃进折腾了三四年后，北大开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又开始像一个学校了。师生们重新回到教室和实验室，而不是整天忙活着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批判，去农村参加劳动。学校发出明文规定：教师要“确保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上”，要“保证学生每天有六小时学习时间”。虽然还有六分之一的时间是政治学习，但这已经算是作出了最大让步。在这股风的吹拂之下，中文系、历史系甚至要求学生背诵《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古文。学生会举办的“星期天讲座”，讲演的有：沈同教授的《生命的奥秘》，黄昆教授的《半导体》，赵以炳教授的《健康与长寿》，李赋宁教授的《怎样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等。“讲座”共举行了十四次，听众达一万六千人次。
1962年3月26日，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全国科技工作、创作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中”，“按照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陈毅的讲话则更明确、更干脆，他说：“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就是所谓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头上帽子的一“脱”一“加”，令知识分子们几年来提着的心，又放了下来。他们可以睡个好觉，不再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了。像1956年时一样，他们又可以在燕园里抬起头来走路，又受到人们的尊重，其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右倾回潮”。不过，“回潮”也好，什么也好，总算让知识分子们在极“左”路线肆虐几年之后，过上了几天平静日子，稍稍喘了一口气。
在上述政治环境下，1962年5月，季羡林被选为北大出席北京市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北大代表共十二人，季羡林名列其中。这件事不但反映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显示了季羡林在当时北大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身份。
季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