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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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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杨绛:《〈洗澡〉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版。
  ③《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信的初衷,是自己深深感到,要把旧北大改造为新北大,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使全校教师都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学习,使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在当时革命热情高涨的知识分子中,也是一种普遍的愿望。而且,他给周恩来写信的目的,只是想请上述十二位中共领导人能给北大教员自己组织起来的学习活动担任教师,并没有其他的想法和要求。姑不论马寅初这样点名敦请国家领导人来北大讲课,是否有些异想天开,至少可见他对中共领导的尊重。但是后来这种自愿的学习活动,变成了波及全国二百万知识分子的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并且弄成自我检查,人人过关,揭发批判,上纲上线,人人自危的局面,大概是马寅初始料不及的。
  周恩来将马寅初的信转给了毛泽东。
  9月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转给他的马寅初的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位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①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政府决定: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推广到京津所有高校,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
  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北大教师干部四百多人参加。
  周恩来一开始即讲:北京大学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作报告,我想既然给北大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这个报告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周恩来的报告分为七个部分:一、立场问题;二、态度问题;三、为谁服务的问题;四、思想问题;五、知识问题;六、民主问题;七、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
  在报告中,周恩来就知识分子如何正确改造思想,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周恩来说,他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就是不断进步,不断改造的过程。三十多年中,他犯过许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因此就必须向进步理论请教,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他说,这样做了,就有力量,就行得通了,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
  他说,现在自己虽然担负了政府的领导工作,但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在报告中,周恩来还论述了取得正确的立场和态度的重要性。他说,每一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都会遇到一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和抱什么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他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中间立场、中间态度是没有的。
  他恳切希望教师们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他要求大家建立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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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②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周恩来报告后,北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当时北大领导把教师“洗澡”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这类占大多数。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然后过关。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①
  季羡林从印、缅访问归来,立即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
  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
  解放初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则可分为几项。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平生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通过“洗澡”,不但把季羡林思想和灵魂中的“污泥浊水”洗得十分彻底,而且洗出了“原罪”感,洗出了自己心目中至高无上,永远不可企及的神圣偶像。他继续写道:
  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手?我觉得无比的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的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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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上面大段摘引季羡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活动,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他当时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洗澡”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深刻程度,及其令人吃惊的彻底性。这是未曾经历过运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不过,现在看来,思想改造运动,与其说是一次清除资产阶级旧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次培养忠诚与驯服的运动。
  有了上述的思想转变,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好多好多年”,季羡林便背上了“原罪”的沉重十字架,踏上了永无止境的“忏悔”之路。
  在北大,像季羡林一样的虔诚信徒,还有不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书写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许多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仍然没有通过。
  北大“洗澡”运动最后剩下的两个困难户是:经济学系的周炳林教授和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这两位教授都因为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已经在自己所在院、系作过多次检讨,未获通过,又在全校大会上作过三次检讨,仍未获通过。4月8日,周炳林教授在法学院全体师生大会上作第三次检讨,大会的主持者当场收到了五百四十多条意见,足见群众革命热情之高。周炳林教授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查,“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于是,马寅初校长、钱端升院长亲自到家中看望周炳林,周对检讨仍抱抵触态度。法学院为了帮助周炳林教授检查过关,甚至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对他思想进行研究。运动到了这个地步,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说了算,群众认为不满意,便需继续检讨下去。马寅初校长不知如何是好。4月18日马校长专门主持会议,研究周炳林教授在全校大会检查的有关事宜,甚至动员周炳林教授的共产党员女儿给周做工作。最后,周炳林教授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查。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4月21日写信给北京市市长彭真:“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以外,像周炳林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林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①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4月22日周炳林教授在民主广场举行的全校大会上作思想总结和检讨,终获通过。朱光潜也随之通过检讨。
  5月1日,马寅初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庆祝伟大的五一节》。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运动中批判了违反共同纲领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反动思想,全校空前大团结,一片新气象。今年的五一节是北京大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里补充一笔。毛泽东在信中提出“除了张东荪那样的个别人”以外,其余均可帮助过关。显然,张东荪是划分敌友的标准。张东荪何许人也?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知道了,而在当年却是个有名人物。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422页介绍:“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
  “洗澡”终于完成,运动渐渐停止,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开始夹着尾巴做人。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它为以后历次运动提供了一种模式:开始是大会动员,小会学习;然后是自我检查,群众批评或批判;再后是典型引路,人人过关;高潮是大会批判,定性处理;结尾是落实政策,甄别平反。除文化大革命以外,历次运动的过程大体都如上所述,概莫能外。
  ───…………………
  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
  2O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年代。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同时又是极“左”思潮肆虐的时代,一个批判狂潮汹涌澎湃的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个激情与痛苦并存,幻想与灾难同在的,说不清,道不白的时代。
  当时,意识形态被抬到超越一切的高度,它的主旋律是:批判,批判,再批判。
  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里这样概括:
  当时流行最广也最有权威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是斗争的。有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总而言之,斗,斗,斗,斗就是一切;批判是斗争的一种形式。有人连屁大一件小事也上纲到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昭告天下: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但是阶级斗争的势头已颇为可观。……有的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内,而搞意识形态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斗争和批判的目标始终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每掀起一个批判运动,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当靶子,大家把批判的利箭射向这个靶子。批判的过程是由小渐大,由近及远,一直到全国的学术界都参加进来。批判的技巧是抓住片言只字,加以歪曲,杯弓蛇影,无中生有,越“左”越好,无限上纲,最后必须同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挂钩。“修正主义”这个词,5O年代前半期,似乎还不大习见,等到同苏联的关系闹翻,这个词才频频出现,因为中国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但是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我看,当时弄清楚的人不多。大家习以为常,彼此糊涂,彼此心照不宣。
  季羡林对50年代的批判运动概括得很全面,很简洁。不过,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批判与运动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尽管二者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紧密。一般说来,批判“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作靶子”。这种批判并不会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为能够上“靶子”资格的人是很少的。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才有入选资格。尽管如此,一部分自认为有候选资格的人,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总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一般的平头百姓只要跟着摇旗呐喊几声,甚至冷眼旁观,看热闹,也不会有人管你的。运动一来则完全不同。无论哪次运动,都是针对一个群体的,而不是某一个人。这次运动是针对这一个群体的,下次运动又是针对另一个群体的,当然知识分子都跑不了。运动一来,人人自危,人人过关,没有旁观者,谁也不能漏掉。
  批判也好,运动也好,如果从打击的对象来看,大致可以以1957年反右斗争为界,前后有所不同。反右以前,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党外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反右以后,逐渐发现真正的敌人并不是这些软弱的知识分子,而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即“走资派”。当然这样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按照当时的理论,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总是互相勾结,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所以知识分子仍难逃厄运。
  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运动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接下来是:
  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4年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
  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
  其间,还穿插有对学术界各学科权威人士的批判。
  季羡林当时对大批判运动的认识又是如何呢?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写道:
  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与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
  季羡林从不说假话。在当时的环境之中,除了像陈寅恪那样的史学大师可以“读史早知今日事”以外,没有几个人能看清大批判背后的真相。
  季羡林在50年代的大批判中没有成为批判的“靶子”。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后台保护,也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被疏漏掉了,而是因为当年的季羡林还够不上成为“靶子”的资格。虽然季羡林在1952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但他是属于最年轻的一级教授之列,他无论在学术成就或社会影响力上,都远不能同他的老师一辈如胡适、陈寅恪、朱光潜、俞平伯等相提并论,季羡林的名气,在东方学界,在北大,是人人皆知的,在这两个圈子以外,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季羡林是何许人也。另一个没有成为“靶子”的原因是,他是个语言学家。即使按照斯大林的定义,语言也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没有阶级性的。”换言之,语言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之内。因此,季羡林不但本人免遭批判,而且也没有被选中参加某个批判班子。他只是作为普通一员,“心悦诚服”地参加了历次大批判运动。

  但是,在建国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批判中,季羡林的恩师和崇敬的前辈们,却一个个中箭落马,身陷逆境。
  第一个中箭落马的是沈从文。
  季羡林自清华毕业以后,就同沈从文先生失去了联系。到了1946年季羡林来到北大工作,又与沈先生不期而遇。此时,沈先生随西南联大复校,从昆明回到北平,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授,他们算是同一个学校的同事。过去的友谊又重新恢复,来往颇为频繁。有一次沈先生请季羡林吃饭,吃的是云南有名的气锅鸡,饭间,有一件小事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悼念沈从文先生》中回忆道:
  当时要解下一个用麻绳捆得很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刀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开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
  可是,小事过后,便来了大事。季羡林继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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