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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刊》上便把第一首今译为：
一见亚北貌似花，
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
跟踪钉梢也挨刷。
“亚北”者，欧阳也，是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这个今译本在学生中广为传诵。然而，吴宓先生却泰然自若。
学生在校刊上跟老师开个小玩笑，饶有风趣又无伤大雅。师不以为忤，生以此为乐。这样做，不但没有伤害师生关系，反倒能缩短师生距离，使感情更亲近、更融洽。这是清华校风民主的一面。
清华学生一般都非常用功，又都特别注重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图书馆、教室，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里倒是人山人海；操场上也挤满了众多喜爱跑步、踢球、打球的学生，一派生龙活虎的景象。可到晚饭以后，图书馆里却又灯火通明，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地伏案苦读了。
墨子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清华大学“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校风，对季羡林思想和性格的影响是深远的。
清华“四剑客”
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的好友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这四个人并不是一个系，年龄相差两三岁，季羡林年龄最小。其中，只有李长之是他的老相识。大概因为都是“文学青年”的缘故吧，不知怎么一来，四个人便成了好友，被称为清华的“四剑客”。“四剑客”经常会面。有时在荷花池旁，有时在林荫道上，有时在某一个人的宿舍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工字厅。清华的工字厅是一座颇为奇特的老式建筑，里面回廊曲径，花木蓊郁，后面是河塘。那个有名的写着“水木清华”的匾，就挂在工字厅后墙外面。这里非常清静，平时很少有人来，正是“四剑客”侃大山的理想地方。四个二十岁左右的文学青年凑在一起，海阔天空，放言高论，旁若无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一次，林庚早晨初醒，看到风吹帐动，立即写了两句诗：“破晓时天旁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当天就读给“三剑客”听，念得眉飞色舞，十分得意。
“四剑客”在一起，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但是，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坛新事。比如：茅盾的《子夜》出版的时候，四个人又凑到一起大侃，意见分为两派：否定派和肯定派。季羡林属于否定派，觉得茅盾的文章死板、机械，没有鲁迅那种灵气。吴组缃则是肯定派，认为《子夜》结构宏大，气象万千。这样的辩论向来都不会有结果。不过是每人都把自己的意见淋漓尽致地发表一通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话题又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四剑客”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吴组缃在清华毕业后，成为一名左翼作家和教授。他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天下太平》、《某日》等，反映了三十年代农村动乱的现实和复杂的社会纠葛，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林庚成了有名的诗人和教授，李长之则是著名的文学家。二十年后，院系调整，吴组缃、林庚调到北京大学任教，“三剑客”又在燕园聚首，大家都已成了中年人。二十年尘世间摸爬滚打，历尽艰辛，心灵上都留下了累累伤痕；更兼中年人家事、国事，事事萦心，早已失去了少年锐气。但三人重新聚首，仍然喜出望外，开怀大笑。个中滋味，惟三人自知，外人莫能知也。
如今，“四剑客”中，李长之命运多蹇，早已离开了人世。1994年，吴组缃也因病去世。另外“二剑客”已垂垂老矣。
同窗情深
季羡林在清华时还有一位好友便是胡乔木（原名胡鼎新）。胡乔木比季羡林小一岁，是历史系的学生，当时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反对国民党的地下活动。有时早晨，在盥洗室同学们的脸盆里，常常会发现宣传革命的传单，是手抄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出自胡乔木之手，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告发。当时国内政局非常紧张。日本侵略军兵临古北口，1931年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随即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寇“绝对不可抵抗”，反之，对共产党则大肆”围剿”。这种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成了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季羡林怀着满腔热情，随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奔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结果，学生们的满腔爱国热情，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他还同清华同学一起，到清河、沙河一带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季羡林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自谓“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但是，对政治斗争，他的态度却是：“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季羡林的政治态度是以爱国为标准，对党派斗争没有兴趣介入。他是爱国者，不是政治家。他的志趣在追求知识，而不是参加政治斗争活动。这种思想，从年轻时便已形成。
所以，当一个深夜，胡乔木坐在他的床边，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参加革命活动的时候，他告诉胡乔木他胆小怕事，没有答应。但是，他答应可以到胡乔木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教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
解放后，胡乔木身居高位，季羡林乃一介书生，他们的友谊始终保持。胡乔木对季羡林旧情难忘，也曾助过他一臂之力。
在清华大学的四年间，季羡林交游甚广，朋友甚多，除吴组缃、林庚、李长之“三剑客”外，还有卞之琳、萧乾、李健吾、田德望、钱钟书、邓广铭等都是季羡林的挚友。这些人当年都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在清华、北大、燕大读书，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学者、教授。季羡林同他们也经常聚会，除了谈天说地，褒贬文坛人事外，还一起拜访老师，看体育比赛，结伴游圆明园、颐和园，爬香山，进城看电影，听戏，购物，买书，下馆子，生活丰富多彩，生气勃勃。下面随意摘引几段季羡林当时的日记，读者可以从中窥见到季羡林当时生活的真实面貌：
l932年l0月28日
早晨连上两班吴可读的课，真正要命已极，吴可读怎么能从Oxford（牛津大学）毕业呢？真笑天下之大话。
过午跑一千六百米，共四圈，因为缺少练习，跑到第二圈上就想下来，好歹携着两条重腿跑下来，头也晕，眼也花，也想吐，一切毛病全来。澡没洗好，就赶快回到屋里来，大睡。
又到民众学校上课。又难办，学生程度不齐，而设备又不够。
今晚我用所得稿费请客——肥鸭一只。
晚上同长之闲扯，我觉到他是从感情到理智进行着的，他不能写小说。然而他不服气。
同访杨丙辰，谈少顷即回屋。
预备法文。
l933年4月2日
今天同武、王、左登金、蔡淳专逛颐和园。
走了去，因为我去的次数比较多，我于是成了向导了。先上山，后逛排云殿，又坐船到龙王庙。逛的人非常多，但是总觉得没什么意思——尤其玉兰花不开，更令人失望。
不过，今天天气终归是太好了。没有太阳，也没有风。我穿了棉袍来，却糟了天下之糕——因为太热。
过午又去逛玉泉山。出颐和园，坐洋车。玉泉山军事训练时期（三星期）来过一趟，但没有能够上山顶，这次上了山顶了，而且还上了塔的最高顶——呵，justmarvelous（英语：真不可思议）能够看到多远呵。你想，在山顶上再建上塔，够多高呢。
晚上我在合作社请客。
l933年6月4日
本预备今天进城，早晨天色阴沉，恐怕下雨，没能走。
吃午饭的时候，武、王、施三君忽然决定饭后徒步进城，我也赞成。于是开步——袜子前边破了，脚趾被摩擦，倍儿难过。顺着平绥路，走，走，走。天虽阴而沉闷，也热。到西直门刚上电车，便大雨倾盆，其势猛极。我想，倘若走慢一点，非淋在路上不行。到西单下电车的时候已经停了。
到老天利买了个景泰蓝的小瓶。
坐四点半汽车回校，雨又濛濛地下起来了。
1934年3月11日
早晨朦胧起来，天色阴沉，一问才知道已经快九点了——本来预备进城，仓卒去洗脸，水管又不出水，兀的急煞人也麽哥。赶到大门口，已经是最末一辆汽车了，同行有长之、吴组缃。天在下着细雨。
先到北大访虎文，据说到良王庄去了。同峻岑谈了谈，又赶回露薇家，同长之、组缃到新陆春应李健吾请，同桌有曹葆华等人，无甚意思。后同访杨丙辰先生。在杨处遇虎文，惊喜。他才从天津回来，谈了半天，又得了点lnspiration（灵感），赶汽车只长之一人上去，我没能得上，又折回市场同虎文谈了谈。七点回校。
从以上几则日记中，既可窥见当年清华学子生活之一斑，又可看出青年季羡林朝气蓬勃，真纯可爱性格之一面。
但是，季羡林的大学生活，并不总是阳光灿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陶陶然乐在其中。他心中有“一本难念的经”。有时，在极乐之后，一阵愁思猛然袭上心头，令他顿感无边的寂寞和孤独。他写道：
我最近感到很孤独。我需要人的爱，但是谁能爱我呢？我需要人的了解，但是谁能了解我呢？我仿佛站在辽阔的沙漠里，听不到一点人声。“寂寞呀，寂寞呀！”我想到故乡的母亲。
季羡林的忧愁，不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包办婚姻像无形的枷锁，套在他的身上，使他既不能从妻子那里得到爱和理解，又失去爱别的女孩子和接受别的女孩子爱的权利。这对一个刚刚二十出头，感情极其丰富的青年人来说，难道不感到愁苦凄凉吗？一个没有母爱，没有温暖，只有感恩回报义务的家，难道能给他带来欢乐和温馨吗？所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烦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尽管生活在清华园里，季羡林感到心旷神怡，如鱼得水，然而他内心深处会时时掠过一道暗影，令他黯然神伤。在这种情况下，惟一能慰藉他那颗寂寞孤独的心的，只有故乡的母亲。
文学青年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继续写作散文，相继写成了《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十多篇，陆续发表在报刊上。这时期的散文，已经脱去了中学时代的稚气，逐渐成熟。这些作品，显然受到西方散文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五四”以来一些著名作家，特别是新月派作家的影响。浓郁的诗情画意，文笔细腻，内容隐晦含蓄，感情深沉，还带有些许感伤的情调。
季羡林当时虽然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但是，对文学和文坛，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有自己的主见。
他崇敬鲁迅，但对鲁迅，他有自己的看法：“今天读鲁迅《二心集》。在这集里，鲁迅是左了。不过，《三闲集》的序是最近作的，对左边的颇有不满，仍是冷嘲热讽，这集的文章在《三闲》序前，却称起同志来了，真叫人莫名其妙。”（l932年ll月l3日日记）
对胡适，他也一分为二：“听胡适之先生讲演。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l932年l0月l3日日记）
在作家中，他喜欢沈从文、巴金、老舍、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他对左翼作家是敬而远之的。他在1933年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一写东西，就想普罗文艺批评家。自己很奇怪：在决定写小品文的时候，小品文还没被判决为有闲阶级的产品，现在却被判决了。自己想写小品文，但心中文仿佛怕被他们骂，自己不甘于写农村破产，不甘于瞪着眼睛造谣，但又觉得不那样写总要被人骂。被人骂有什么关系呢？我要的是永久的东西，但心里总在嘀咕着，我现在深深地感觉到左联作家的威胁。”
那么，季羡林追求的文学理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他在l932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最近我才觉到我的兴趣是倾向象征的唯美的方面的。我在德国作家中喜欢Holderlin（荷尔德林），法国喜欢Verlaine（魏尔兰，法国象征派诗人），Baudelaire（波特莱尔，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英国Blake（布莱克，英国浪漫诗人），Keats（济慈，英国浪漫诗人）以至其他唯美派诗人。不过这些诗人的作品我读的并不很多，我所谓喜欢者大半都是Bylntuition（直觉地）。然而即便，他们的天才总是能觉得到的。
我主张诗要有形式，与其说有metre（格律），有rhyme（韵律）。以前有一个时期，我曾主张内容重于形式，现在以为是不对的。散文（尤其是抒情的）不要内容吗？中国新诗人只有徐志摩试用metre。不过这在中国文是非常难的。不过无论难不难，中国诗总应当向这方面走。这是我所以对徐志摩有相当崇拜的，无论别人怎样骂他。我觉得诗之所以动人，一大部分是在它的音乐成分。本来拿文字来express（表达）感情是再笨不过的了。感情是虚无缥缈的，音乐也是虚无缥缈的。感情有naturalharmony（自然和谐），音乐也有。所以——最少我以为——音乐表示感情是比文字好的。倘若不用文字，则无所谓诗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在诗里多加入音乐成分。
整整70年过去了，季羡林当时的文学观在今天看来，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是深刻还是浮浅，是精辟还是幼稚，无论如何它让我们听到了当时一个文学青年真实的心声，而这种声音过去是很少听到的，这件事本身就十分有意义。
最近读到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2001年11月，第474期）。其中有一篇谈到新月社的文章，并且提到了季羡林，不妨抄录一段，供读者参考：
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先是以聚餐的形式出现，后来发展为俱乐部。参加的人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丁西林、余上源、林徽因等。社名是由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其意在“它那纤弱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次年底，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建立“现代评论社”。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撰稿人几乎都是新月社成员。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俱乐部宣告终止。
1927年春，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源等，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
新月社活动从此正式开始。参加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儲安平、刘英士、张禹九、闻一多、邵循美等人。
1931年11月，徐志摩机坠身亡，叶公超临危受命，接办新月后六期编务。他又联合文友创办《学文》，并参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为重振新月提拔新人贡献力量。后来成名的：钱钟书、季羡林、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都是经过叶公超之手，借《新月》、《学文》扬名文坛的。
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刊四卷七期，宣告停刊，书店为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社宣告解散。
引文中，详尽地叙述了新月社的始末，又谈到叶公超与新月社的关系，最后提到季羡林是叶公超“为重振新月提拔的新人”之一。这些背景，当年的季羡林恐怕是并不知晓的，所以不能据此便把季羡林归到新月社一派中去，当时季羡林还是个大学生，还谈不上哪个派的问题。但是，作为季羡林的业师，叶公超确实对季羡林的文学创作进行过指导，有过影响。季羡林在《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文中写道：
在清华四年中，我同他（指叶公超——引者注）接触比较多。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荐到《学文》上去发表的。他品评这篇文章时说：“你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识’（这是原话）。”我这篇散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这就被当时的左派刊物抓住了辫子，大大地嘲笑了一通没落的教授阶级垂死的哀鸣。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故乡县衙门津贴，我哪里有资格代表什么没落的教授阶级呢？
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我一生喜好舞文弄墨，年届耄耋，仍乐此不疲。这给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点颜色，增添了点情趣，难道我能够忘记吗？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位老师：一个是高中时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个就是叶公超先生。
这一段插曲，可以视为上面介绍季羡林早期文学观的一点补充。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四年中，专业成绩优秀。他的毕业论文是TheEear1yPoemsofHo1der1ih（《荷尔德林的早期诗》）。
大学四年里，季羡林除了散文创作，还翻译了多篇外国名家的短篇小说。
“永久的悔”
1933年初秋，季羡林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突然传来噩耗，母亲在家乡病逝。闻讯后，他立刻从北平赶回官庄。他在火车里闷了一天，在长途汽车里又颠簸了一天以后，终于回到了八年未曾回过的故乡。当他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看见母亲的棺材静静地端放在屋子中央，立刻扑向棺材，抚棺放声大哭起来。周围的人上来劝解，他丝毫不听，只是痛哭不止，一直哭到不知道自己在哭。
母亲的死，犹如晴天霹雳，对季羡林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并且成了他终生悔恨的一件事。
他从六岁离开母亲到济南叔叔家生活，中间只回老家三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旁待了数日。而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是八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尽管如此，在离开母亲的16年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母亲。可是，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他身不由己，不能经常去看望母亲。他曾暗下决心，自己大学毕业以后，有了工作，立刻迎养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