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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51年（四十岁）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1953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四十四岁）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译自德文的德国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短篇小说集出版。
1956年（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婆（Kalidasa）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Abhijnansakuntala）中译本出版。
1957年（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1958年（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Bunna Research Society）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ncatantra）中译本出版。
1960年（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1962年（五十一岁）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婆的剧本《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中译本出版。
1964年（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5年（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1976年（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Ramayana），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宏篇巨制基本译完。
1978年（六十七岁）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复课，原担任的东语系系主任同时恢复；
作为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
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5年，北大与社科院分别办所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底。
12月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1979年（六十八岁）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任南亚编写组主编；
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出版。
1980年（六十九岁）
散文集《天生心影》出版；
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联邦德国参观访问；
应聘为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
12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散文集《季羡林选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1981年（七十岁）
散文集《朗润集》、《罗摩衍那》（二）分别出版。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2年（七十一岁）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三）、（四）分别出版。
1983年（七十二岁）
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组工作。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罗摩衍那》（五）出版。
1984年（七十四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罗摩衍那》（六）、（七）出版。
1985年（七十四岁）
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
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分会主席；
组织翻译并亲自校译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出版。
作为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译自英文的印度作家梅特丽耶·黛维（Maitraye Devi）的《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side） 中译本出版。
1986年（七十五岁）
当选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应聘为中国书院导师；
北京大学东语系举行“季羡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和论文《新博本吐火罗语Ａ（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1。31／21。31／11．91／11．91／2四页译释》，同时获1986年度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回访日本。
1987年（七十六岁）
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主编的《东方文学作品选》（上、下）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及《大唐西域记今译》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
1988年（七十七岁）
论文《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
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受聘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主编。
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89年（七十八岁）
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民间文艺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七十九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出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中国比较文学会与《读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受聘为《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
受聘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大型知识画卷《画说世界五千年》十套丛书编委会顾问；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三届会长；
受聘为香港佛教法住学会《法言》双月刊编辑顾问。
1991年（八十岁）
受聘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1992年（八十一岁）
被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3年（八十二岁）
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获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
受聘为泰国东方文化书院国际学者顾问。
1994年（八十三岁）
主持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译作《罗摩衍那》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赴曼谷参加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揭幕庆典，被聘为该校顾问；
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主编纂。先后担任《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等书主编；
应聘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顾问。
1995年（八十四岁）
《简明东方文学史》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
1996年（八十五岁）
《人生絮语》、《怀旧集》、《季羡林自传》、《人格的魅力》、《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分别出版。
1997年（八十六岁）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上）、《朗润琐话》、《精品文库·季羡林卷》、《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季羡林卷》、《东方赤子》分别出版；
主编的《东方文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赋得永久的悔》获鲁迅文学奖；
被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柳城师范学院分别授予名誉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校长、名誉院长。
至1997年底《季羡林全集》总32册已出版16册。
（北京大学李铮编）
季羡林自传
我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来吃。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经过不知多少艰难险阻，终于立定了脚跟。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我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有人说，我自知过了头。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却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我翻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我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两位老师的姓名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我的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我那幼无大志的情况呢？也并没有。我照样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我根本没有发下宏愿，立下大志，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成为什么学者。我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而已。
一九二九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五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我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方面仍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我都读了不少。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一九三○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三个教授授课，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尽管我对这些老师都怀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而不能听和说。我的学士论文是TheEarlyPoemsofHolderlin，指导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