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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鼓掌要大家欢送我们回去，并说县委会郑重考虑我们的意见的。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这一幕，还对谢书记巧妙化解突发事件的能力备极赞赏。
但当时我们确实是窝了一肚子火，从县城回来后，我们连夜又就江永县委的态度和做法赶写了一批大字报，彻夜未眠，第二天送往县城去张贴，只见满城都是大字报了，有其他公社知青贴的，也有县城各机关干部贴的。以后的几天，我们还自己组织了“白水大队红卫兵宣传队”，排练了几个节目去县城街头演出，什么合唱、群舞、对口词、三句半之类，主要是发动群众、营造气氛的意思。前几年知青怀旧升温，许多当年的老知青又把那时的节目拿出来上演。看着那些已经够当爷爷奶奶的老顽童们在台上蹦来蹦去，心中真有“惨不忍睹”之慨。实际上，我在当时就深深感到了这些节目和口号的空洞无力，从现场围观的那些农民的困惑的眼神中我已断定，他们永远也不会像我们这样狂热地拥护一条仅仅存在于观念中的“革命路线”。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剧烈的矛盾在冲突着：是跟上革命形势、做文化革命的急先锋呢，还是老老实实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向农民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我觉得这两者应当是一致的，但事实是前一条路显然是一条脱离群众的路，毛主席不是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当我们不出工，整天跑到江永县城去“造反”时，贫下中农都小心翼翼地和我们保持了距离，并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们。然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不可能不闻不问。9月，中央指示说农村的文化革命暂时不搞，我们怀疑这条指示的真实性，因为现在除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谁的话也不可信了。但张平化“9。24”报告（又称“9。24黑风”）使湖南的文化革命彻底降了温，江永的知青也重新回到了生产岗位上来，但却带着压抑的心情。三队的知青杨骏荪因为和一观点不同的知青打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而遭县公安局逮捕，关进了县看守所，这一事件对我们心理上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知青大组的组长赵某这一段却很兴奋，她又祭起了“思想改造”的紧箍咒，在一次知青会上举例说，一盆红薯摆在桌上，谁走上来都是拣一个好吃的、自己满意的，没有人会考虑别人，这充分说明我们脑子里没有树立牢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她的讲话博得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青的共呜，我一想是啊，我每次吃饭都是只顾自己吃饱，从未考虑过别人，这不是自私自利是什么呢？怪不得上次谢书记给我们知青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群”啊！我痛下决心：要改造自己一辈子！
但这已经是我最后一次的思想自虐了。12月中旬，县委谢书记专程到我们白水大队知青中，来肃清以张平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了。谢书记说，江永县委在前段文化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对知识青年的造反行动横加指责和压制，使一些真正的革命者受到了打击，他特地来表示道歉。县委向知青作检讨，这可是破天荒的事，萎靡了两个多月的知青们一下子又振作起来了，开了两个晚上的会，大家向谢书记提了无数的问题，并且要求为杨骏荪平反。杨马上被放了出来。谢书记的“引火烧身”获得了一些知青的谅解和赞赏，但大部分知青却仍然不依不饶，认为他实际上是在以守为攻，做出检讨的姿态，以保护从县委到大队的一大批走资派，其中以芋头和刘备的看法最为尖锐。在江永县城，一度沉寂下来的大字报区又开始热闹起来了，白水大队的知青由于离县城较近，贴出的大字报也最多、最及时。那些天，我几乎成了白水知青写大字报的专门写手，由于我下笔快，思路清晰，言辞锋利，通常都由我去和那些保皇派的大字报搏杀。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才干，更没想到在农村还能找到发挥自己这种才干的机会，简直是如醉如痴，全身心投入。到了1967年元月，我们白水知青成立了“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后来改名为“湘江风雷反到底战团”。“湘江风雷”当时是长沙的一个声势最为浩大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后来全省各地的造反派只要与之倾向接近的都打“湘江风雷”的招牌。然而，到了二月，湘江风雷被中央定为“反动组织”，一大批头目被抓，这就是所谓“二月逆流”。当时我们还没有打出湘江风雷的招牌，但也感受到极大的压力。有次在县城贴大字报，我和三个来江永串联的长沙井岗山红卫兵以及三个杉木冲农场的知青被一群“保皇派”围攻、辩论，最后以“包庇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的罪名被捆绑和踢打，送进公安局后一哄而散。公安局内空无一人，看门的等人走散了，为我们松绑，然后就放我们出来了。我对那位叫刘斌的井岗山红卫兵头目崇拜得五体投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头脑里还不时浮现出他的形象：被反绑住双手时面不改色地和人辩论，口若悬河地背诵一套套中央文件，把对手杀得落花流水。
1969年夏天，我决心自己去闯一闯世界，和三个朋友一起打算到千山红农场去当“扮禾佬”。临行前去邀张某，他原先答应过一起去的，但临时又不想去了，他说他正在看《资本论》，没有时间。我对他极为失望。
我们一人一个黄书包，混在满身臭汗的乡下民工里坐船到了草尾，步行几十里到了千山红，我哥哥高兴极了。但当时正是酷暑，洞庭湖发大水，稻子全都淹了，一片汪洋，要从水底下捞出来放到打稻机上，实在很辛苦。哥哥得知场部机砖厂要一名小工，就把我安插进去了，我的朋友们想来想去，决定打道回府，权当来玩了一趟。我在机砖厂干了十来天，厂里清理无证人员，我被清退了，于是真正当起了“扮禾佬”。今年由于淹水，扮禾的工价涨到了七毛钱一百斤。我与另外两个知青共一张打稻机，忘命地干起来。我们从晒得滚烫的水中把稻子割下、捞起来，送到人力打稻机上去踩，踏板在水中“啪嗒啪嗒”响，溅起的水花像下雨一样落在我们身上，倒是凉爽，只是腿子累得受不了。最令人发怵的是挑谷。湖区的一丘田至少是二十亩，甚至还有一百亩一丘的，从田中央挑一担水淋淋的谷走到田埂上真是要命，从水中起肩的那一下至少有两百斤，得在深深的泥脚中走上一百多米才能到达田埂，这时却只剩下不到一百五十斤了。我们就像所有的人一样，挑到禾场边先到水渠里再浸透一下才去过磅。旁边一丘田里有父女两个，是老资格的“扮禾佬”。我想我们三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总不能输给他们。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看起来做事慢条斯理，但不论我们多么努力，他们每天出的谷总比我们三个人多。我仔细观察他们的程序，发现他们有两个诀窍。一是他们善于节省体力，不像我们拼命。他们挑担一般只是百来斤，我们则不上一百五十斤不挑，这样挑上两担就没有力气了，因为在田里挑担不比平地，一脚下去拔都拔不出来。二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比我们长得多。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太阳出来了（六点多钟）才出工，这时他们却已经打了两担谷了，我们始终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来干活的。由于太阳毒辣，中午我们要午睡到三点钟才做事，他们吃过午饭只歇一会儿就开工了，因为我们是光头打赤膊干活，他们却戴草帽穿长袖衣，不怕晒。每当听到那位父亲一边有节奏地踩着打稻机，一边打着慢悠悠的山歌时，我都有一种感动。这就是中国农民日常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不想为了什么目的而“锻炼”自己，但他们有一种天生的韧性，以及建立在世世代代的经验之上的生活信心。
从湖区回来后，我的确想更深入一步地了解农民。我觉得我以前在农村虽然也和农民打交道，但以“知青”的身份，始终与农民隔着一层，其实还是在学生群体中生活。当时我大妹已下放到老家耒阳县，希望我也能转到那里好互相有个照顾。于是我就在1970年初转回了老家。老家有大伯、二伯、三位堂兄和一大群亲戚，附近几个村子也都是远亲，我这次是以“某某的崽”的身份在他们中间生活，知根知底，感觉自然大不一样。对我父亲的“右派”问题，乡亲们只认为是受到了官场的排挤，时运不济，就像历代被罢官和遭贬的士子一样。这种朴素的看法反倒切合事情的真相。我那时一边在队上卖力地出工，一边按照自己制定的“五年计划”按部就班地读书，主要是哲学书，也包括当时能够借到手的不少文学作品。那几年，我读完了当时出版的所有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单行本，还读了我父亲藏书中的一本贺麟先生译的黑格尔《小逻辑》，一本王造时先生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做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我还经常与我们家唯一没下农村的二妹通信讨论读书心得和哲学问题，有时一封信能写上十几页。后来她主动中止了这种讨论，她更关注的是文学方面。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如果她当时钻到哲学中拔不出来的话，也许她就不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了。现在她是很有名气的作家残雪，有大量的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日、意、瑞典等好几种外文。不过那一段哲学训练对她的文学写作无疑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她的小说里哲学味很浓。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与我大妹的一位同班同学谈起了“恋爱”，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精神性的恋爱，主要是通过通信。但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及处境，她的工人阶级的父母坚决反对这件事。我后来主动提出了分手，倒不是因为她父母反对，而是因为她自己在父母面前太逆来顺受。我无法忍受她的无主见和软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在耒阳的三年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原生态，包括他们的内心世界。我和那些亲戚的孩子们成了要好的朋友，其中一个名叫春元的二十岁的青年与我最谈得来。他的哥哥是大队的民办教师，在村子里就是知识分子了，他自己也经常看《参考消息》，喜欢谈论国家大事。但后来他得了重病，半身瘫痪，他父亲请我帮忙把他背到长沙湖南医学院看病。记得那一天我从医院拿到诊断书，看到确诊为癌症时，内心十分震惊，马上想到该如何告诉他父亲，不要让春元知道真相。回到旅社，我把他父亲叫到门口，悄悄告诉他这个坏消息，正在叮嘱他不要告诉春元，没想到他一听到“癌症”两个字，不等我把话说完，返身冲进屋里，一把揪住春元的前襟拼命地摇晃，一边恶狠狠地喊道：“你这个孽种啊！我前世欠了你的啊！你为嘛事要得这个病啊！你得的是癌症，你晓不晓得！你长这么大，你晓不晓得我费了几多担谷啊！几多的钱啊！……”春元脸色惨白，呆呆地像一段木头一样任他摇晃。我连忙插进去把他们拉开了。我觉得这位平时看来慈眉善目、只是有一点小气的老头，在那一刻显得异常地凶恶可怕。在回程的路上，我们在郴州停了两天，春元父亲去找他的一个懂点中医的老庚，想通过吃中药把春元的病治好。那一天，他提着老庚从山上挖来的两大捆湿漉漉带泥的树根回来，往旅馆的铺着白被单的床上重重地一放，说声“走！”我连忙把树根提起来放到地上，说不要把床单弄脏了。他说：“怕什么！我们又不在这里住了。”大有“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之慨。此时已有七年“农龄”的我，对“贫下中农”这个概念早已没有了神圣的光环，但还是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这促使我对中国农民的内心作近距离的思考，也成了我以后力图深化由鲁迅开始的“国民性批判”的最生动的素材。春元回去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1973年我和大妹又转点到了浏阳县大围山下的一个偏僻村子，为的是更广泛地接触中国的农村社会。我深信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那时我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深深地为马克思分析一个社会结构的那种方法和步骤所震撼。我由此生出一种冲动，想试一试我自己能不能也用类似的方法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结构。当然这种结构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是截然不同的，但深入一个结构去分析其矛盾的方法是一样的。为此我还读了一些中国哲学和历史的书，对老庄哲学有自己的体会。那一年，我帮我哥哥一家也从千山红农场转到了浏阳，插队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山冲里，这里的劳动强度比千山红小多了，农闲时间竟占全年的一半以上。他住在生产队的一个废弃了的纸坊里，门前有一条长年不断的溪水，出门过桥就是进山的小路，门口还有一个原是用来沤纸的两三米见方的小水池。他把山泉引到池里，在里面养了几尾金色鲤鱼，每天空闲时间就搬张竹躺椅放在池边，一边观鱼一边看书，有时还在厅屋的墙上作巨幅油画，临摹当时风行的“鲁迅在海边”，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后来知青大返城时他竟舍不得走，1979年经过我的动员，并用省图书馆的大量图书开放来诱惑他，他才回来。那时他下放已经17年了。
我是1974年月10月“病退”回到长沙的，在农村整整呆了10年。回城后，我在西区劳动服务大队当民工，拿计时或计件工资，接触了大量底层的落魄者和社会渣滓，有失学青年、长期失业者、盗墓者、开除公职者、右派、“历史反革命”、四类分子、劳改释放犯、扒手……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我凭自己优等的劳动力混迹于其间，混得还不错，有时一个月能赚到100多元。我为自己买了手表、自行车、的确良的衣服等等，还存下了好几百元。1976年底，我招工进了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当搬运工。工资虽然少多了，只有35元一月，但工作稳定，劳动强度也不算大，最主要的是劳动时间短。有时整天没有事，有事通常也只是一阵子，搬完东西就可以休息，有大量的时间看书。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也想去报名，但据说湖南省招生办有一条土规定，超过25岁的不得报名，而我已经29岁了，也就没有去试。1978年恢复招研究生，我倒是去试了一试，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凭我多年自学的功力，我轻松地上了分数线，就连丢了十四年的俄语都得了60分。但在录取前，从北京来长沙“外调”的人到了我的单位，单位给我开出的证明简直就像劳动模范一样；又到我父母的单位调查，父母单位开出的鉴定证明写的却是“顽固坚持右派立场”、“表现极坏”。最终政审没有过，未能录取。这是我作为“右派子女”所受到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政治牵连”。1979年我又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这时父母当了二十一年的“右派”终于“改正”了，我顺利地来到了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陈修斋、杨祖陶先生门下，专攻我心仪已久的德国古典哲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
如今我在武汉大学教书又有二十多年了。我研究西方哲学，兼搞美学、中西比较哲学和文学评论，力图把我这几十年的生活感受用这些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套一个的梦，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有一种梦醒的感觉，但谁也不知道每次醒来是否又堕入了另一个梦境之中。尽管如此，人还是得不断地挣扎着醒来。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受到条件的限制，但从本质上说是自己走出来的。人在命运面前决不是无所作为的，只要他勇于探索、敢于行动，不管他最初多么幼稚，也不管他会有怎样的失误，他最终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语）。
＇2004年3月4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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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歌
回忆江永的生活，那总是甜蜜的，令人神往的。那是一个冗长的、趣味无穷的梦，它有一个神秘的男低音的解说者，可是这种耳语似的解说词却永远使人莫名其妙。
生动、活跃、沸腾的生活啊！我是在一种极度疲乏的昏睡状态中度过它的。每一处，每一瞬间，需要的是坚忍的觳力，而我正缺乏这种能耐。黑古隆冬的凌晨与睡魔的搏斗：劳动之前对于劳累不堪的深切的恐惧：工作时对于沉重的负荷、粗笨的劳动工具的屈辱般的承受，对于妄想“歇下来”的念头的无情的扼杀．以及对于饥饿的耻辱感．对于严寒或烈日的负伤似的报复心，这一切，构成一幅可怖的怪诞画面，以数于我不能想象如何才能从那里走了过来。
细雨中的泥泞．一个瘦弱的人形夹在黑压压一大群憔悴的人们之间，脚上穿一双露出珠得通红的冻疮的破解放鞋，“吱喳吱喳”地在烂泥中蹒跚，那是十六岁的我。正月的北风和淫雨，阴霾的天色，光秃秃的黄色山岗。锄头粘住大块的黄泥，未经锻炼的手臂无力将它举起。两旁的人挖向前去了．我却心慌意乱，无法赶上，战战兢兢地拖在后面。
砍柴。昨日的疲劳还沉地地挂在眼皮上。今天清晨又出发了。陡峭的山岗，上呵，上呵，没有到头的时候。走过那些最险的地方，你的心便攫到了嗓子眼，不知道怎样才能平安地担柴从这里下去。然后是锯，劈，每个人与其说是在较量体力．不如说是在较量意志，较量在精疲力竭的状态中谁坚持得更久。山上阳光分外明亮，大气蒙蒙如烟。当大家终于跌坐在大树干上喘一口气的时候，这辽阔大地上壮丽的人生图景对于他们那筒单的心灵不能不引起一种无限的惊异。
饥渴交加．冷汗继出．当一副百多斤的担子摆在茴前时，不由得产生一种怅然之感，觉得离那舒舒服服地洗了澡、吃了饭、躺到床上去的时光．具有一段不可克服、不可思议的无限遥远的距离。
小心翼翼地下山时，是需要紧张起全身每一条肌肉的。腿在发战．腹部在发战，牙关在发战。两臂紧握着扁担，因为长久保持同一姿势而抽起筋来，汗流侵蚀着眼睛。山坡上没有可以歇脚的地方，最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