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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教育的技巧和方法是为教育的理念或目的服务的。当教育者在“启发式教学”中，预先不告知学生正确的答案，甚至有意诱使学生得出错误的答案，然后再指出其错误所在而加以纠正（或更好地是让学生自己来纠正）时，这绝不是欺骗和陷阱，而是自苏格拉底以来屡试不爽的“精神接生术”，它告诉学生，人性的弱点是容易陷入表面化和简单化，但人性自己有力量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就是理性的自我反思的力量。其他各种有效的方法也是如此，它们不是为了显示教师在学生面前高人一等，也不是用种种诡计愚弄和操纵学生，而是和学生一起在对话和互动中联手探讨和发现他们共同的人性真相，从而使技巧上升为一种教育的艺术。在今天，有没有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是区分好的教育方法和坏的教育方法的根本尺度。
四、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弊病之诊断
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教育。《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教育的内容就是上古文献、行为规范、忠厚的品格和可靠的人际关系这四项。无论是“诗教”、“乐教”和“礼教”，最终都是为了维护上下不移的秩序。在这里，人的精神生活被归结为道德生活，道德生活则被归结为政治生活。孔子本人虽然多才多艺，但他并不看重这些，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智育和体育都不行，甚至缺乏生存之道，除了“在陋巷不改其乐”外一事无成，而且早死。儒家教育思想重在改掉恶性、修持善性，以适合于既定的社会秩序，个人的创造性的自由人格是不受重视且受到严酷压抑的。这骨子里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教育观。所以儒家孔子的教育观和后来（通过荀况到韩非）发展起来的法家教育观尽管看起来极其对立，其实是“互补”的。韩非子主张“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蠢》），与儒家“法先王”的区别只是一个如何使教育为专制政治（归根结底是为“后王”即当时的当政者）服务的问题，即要么是自上而下地控制教育，要么是自下而上即“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地兴办教育，总之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显然，这样一种教育观即使采取了自下而上“民间办学”和“有教无类”的形式，也只不过是通过“礼失而求诸野”的方式由民间集资办官学而已，并非真正为老百姓自己的需要而办教育。人们常以“学在官府”还是“学在民间”来划分官方教育和民间教育，这只是表面的。其实问题不在于由谁来办教育、在哪里办教育，而在于教的内容是否超出了官方的道德政治范围，以及教育的目的是否偏离了政治体制的需要。由此观之，即使是武训靠乞讨兴办的“义学”，也都不能说是“学在民间”。最终说来，中国传统的正规教育只是政治的工具，而没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和地位，也不体现任何自由自觉的活动。
道家思想（以及后来的佛教禅宗）正是作为对这一套名教做法的反动而产生的。但道家对儒家教化的反抗只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另外一套培养独立人格的教育思想，而只是主张复归于自然和儿童，保存未受教化之前的“真心”和“童心”。它与儒家政教并无根本的冲突，常常还有某种相辅相成之处。如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却并不妨碍他有强烈的儒家政治情怀。至于后世的“儒道互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乃至以“独善其身”而达“兼济天下”的“终南捷径”，则更是表明这两者实质上的一贯性。所以从教育思想上说，道家是对人性教育的放弃，这就给儒家教育思想让出了地盘。当然，道家的悖论在于，教人放弃教育，这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即教人回归自然，存养本性，大智若愚，返璞归真。这恰好能够为儒家所用，一种极其真挚自然的思想就不可抗拒地变质为一种极其虚伪做作的矫情了。如儒家“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娱亲”（老莱子有人说就是老子）就很肉麻，他以70岁高龄装扮成3岁小儿在地上打滚（道家），却为的是取悦于他那90高龄的老父（儒家）。其实，装扮小儿需要一副世故老人的心态，是一种极有教养或“修养”的表现，必须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培养这种心态。所以儒家教育思想在其成熟时期就吸收道家思想为自身的一个成分，将教育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小儿装大人的阶段，以“孔融让梨”为代表，为的是尽早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少年老成；二是大人（直到老人）装小儿的阶段，以“老莱子娱亲”为代表，为的是在上级和“天子”面前成为驯服听话、即使不听话也“可以教育”、至少是没有危险的子民。这种传统教育观点在今天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并由此发展出第三个阶段，即大人叫小儿装小儿的阶段，这表现在各种儿童电视节目中。小儿能有意识地装扮出自己的“小儿性”，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少年老成。装扮自己的小儿性的小儿比装扮成大人的小儿更肉麻，也更可悲，后者总还有一丝学样的天真，为的是尽早成人，前者则将小儿性变成了一副面具，一种媚上卖乖的工具，彻底摧毁了小儿的天性。
所以，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就是一种立足于官方政治的工具主义的德育思想，在中国历代严密的官方体制的控制下，很难说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空间的存在。自汉武帝以来，历代皇帝都把教育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予以最高的重视，作为选拔各级官吏的一条主要途径，“儒生”成为官僚和潜在官僚的代名词，更不用说唐代以后的科举制度了。教育的目的，除了培养政客，就是培养奴才。直到20世纪初，皇帝倒台，西方新思想大量涌入，一种真正民间的教育思想才以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北京大学为实验基地而发展起来。教育不再是为了培养官吏，而是为社会培养广泛的有用人才，包括为孔夫子所鄙视的“学稼”、“学圃”，以及孔子所梦想不到的学理、学工，都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大学”的正规科目。然而，按照蔡先生的大学理念，大学教育的真正核心是更高层次的、关涉到“终极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教育”，即人文科学和哲学的教育，其中特别强调的是“美育”，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他首次主张一种“超轶政治之教育”。
遗憾的是，蔡元培的教育理想至今还只是一个理想。人们往往用中华民族的各种危机来解释教育的这种“滞后”，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都经历过种种危机，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苦难深重，但超越政治之上的教育和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并未停止，反而因民族和国家命运维艰而异常活跃。犹太人在两千年间颠沛流离，并置身于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但他们的教育成就和对教育的重视是世所瞩目的。黑格尔在法军占领他所居住的耶拿的那个星期内完成了《精神现象学》的最后几页手稿，萨特在二战中于战俘营开始写作高度形而上的著作《存在与虚无》，当他动笔的时候，他的祖国刚刚沦陷。这些民族的教育使他们的人民经得起任何政治上的变故而能保持精神上的超越和进取，他们的政治也因此而有了不断变革和改善的可能。我们的那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则不论在民族危亡的时期还是在“站起来了”的今天，都未见在教育上有什么根本性的突破，唯一不同的是把实用功利的眼光从政治扩大到了技术的层面，而技术最终又还是归结到政治。人们从百年忧患中所吸取的教训只不过是：没有技术的政治是失败的政治（所谓“落后就要挨打”），以致于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基本上就是技术加政治的教育。现在我们又把这种弊病归咎于苏式教育模式的影响，但很少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去找原因。我们的教育体制至今还是衙门式的，许多教育单位已变成一些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对教育事业的干扰和腐蚀近些年有愈演愈烈之势。有识之士的呼吁在这种强大的传统惯性面前，只有望洋兴叹。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改革不容否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唯独教育领域成了最隐蔽的死角。官僚体制是腐败之源，而由于教育领域在传统上是官僚体制的大本营，这一领域的腐败实际上比其他领域更深刻、更具典型性，它表明了一个国家最神圣、最能代表其文化水平的精英培养场所的堕落。
总之，由于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固有缺陷所导致的对当前时代的不适应，我们今天在教育领域中已面临严重的危机。究其根源，应归之于我们历来忽视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养自由的人格。本文所强调的教育中的艺术原理，无非是力图对此有所澄清而已。
我被错划为“右派崽子”的经历
1957年我9岁，上小学三年级。那时正当反右运动高潮，学校的音乐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歌：“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说好，背面破坏。见到太阳，他说黑暗，幸福生活，他叫悲惨。社会主义对他不利，提起美国心里欢喜：这是什么？是坏东西！他要是不改，把他扔进垃圾箱里，把他扔、进、垃圾箱——里！”再就是整天喇叭里放的那首“社会主义好”，其中最有力的一句是：“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但过了几天，听说这位廖老师自己也成了右派。我心里恍然大悟，难怪总觉得廖老师样子那么可怕，眼睛鼓得好大，唱歌总是恶声恶气的，大家都怕他。可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又过了几天，听说我们班的年轻的班主任、一位非常美丽和蔼的黄老师，也变成了右派。那一段她已经不上我们的语文课了，整天躲在她的小房间里以泪洗面，一些顽皮的男同学就扒在她的窗口看她，喊一句“大右派！”就笑嘻嘻地跑掉了。我心里很是不忍。
我家住在“新湖南报”宿舍。一到星期天，我就拿个苍蝇拍到处打苍蝇，完成学校布置的“灭四害”任务。打到办公大楼附近，就去看一阵子大字报。大字报太多了，看也看不完，我就看漫画。有一天看到一幅漫画，是一条盘起来的大毒蛇，旁边写了我母亲的名字。还有一幅漫画，题为“主帅的主帅”，画一干部模样的人在指挥一群喽罗，在他上面还有一位坐着高凳子的人在俯视着，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我吓了一大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匆匆忙忙跑回家，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父母亲房间的门关得紧紧的，里面隐约传出压低了的争吵声。有时来了客人，也是神神秘秘地闪进房间里，嘀嘀咕咕一阵子又轻轻地走了。我不敢问什么，只是涌上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恐慌。但马上又过去了，然后该玩还是照样玩。大人吵架，不关我们的事。
这已经是1958年春天，运动后期了。那时已经又在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哪里吃饭哟不——要——钱？哪里老少哟笑呀——开颜？走遍了天下找不见，人民公社哟，吃饭就是那个不要钱，嘿！吃饭不要钱！”传说农村马上要公社化了，城市里也要办公社，我就非常羡慕农村，盼望我们也搞人民公社。在学校，我热心地投入了班级组织的宣传活动，我画的宣传画贴满了一走廊，有肥猪大如牛、稻子成大树等等，还有示意图，表明到共产主义每人每天有多少鸡蛋、多少牛奶、多少水果、多少糖等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等等。还有钢铁、粮食、煤炭、棉花的增长图，塑料（当时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以前只知道叫“化学”）和橡胶的广泛用途等等。总之是一派热闹欢腾的气氛。学校的美术老师特别宠我，给我的任务也特别多，每天放学后都要搞到天黑。后来又是大炼钢铁，学校操场成了工地，大家用老糠、粗盐、黄泥加少量煤粉按某种比例和在一起做成“人造煤球”，说是用来炼钢的。天气还非常冷，我们的赤脚和手都冻得通红。老糠放多了，怎么用力也捏不拢，但放少了又会烧不着。有的同学就偷工减料，故意多放黄泥少放老糠，一个个做得圆溜溜的，看是蛮好看，也省力不少，但我很瞧不起这种做法。他们纯粹是在好玩，我却是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到来了，应当为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时我很关心报纸上登的“放卫星”的消息，如每天都有粮食亩产多少万斤的报道，我就讲给外婆听。外婆老家是农村的，怎么说她也不相信，说她知道一亩田有多大。我那时觉得年纪老了就是顽固不化，真是为她的不开窍而叹息。
到了1958年夏天，父母的右派已经定了案，我们兄弟姐妹就此成了铁定的“右派崽子”。不过，那时还不像后来的“文革”，这些情况并没有在学校同学中公开，就连老师也未必清楚。记得三年级有一次上语文课，新来的语文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作文“我的妈妈”。我在课堂上红着脸举手，告知说“我的妈妈是右派”。老师楞了一下，说：“那你就写‘我的爸爸’。”我几乎要哭出来了，说：“我爸爸也是右派。”全班同学一时间鸦雀无声。老师沉默良久，最后说：“那就写你的哥哥吧，有哥哥吗？”我点点头，坐下了。但语文老师还是很喜欢我，因为好多次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很难认的字或词来问大家，如“邋遢”，全班都只有我一个人回答得出来。还有一次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意思，大家都不举手，我举手答道：要做好一件事情，先要把工具准备好。老师大为惊异。我与班上的同学关系也很融洽，那个时候还没有像后来贯彻“阶级路线”那样形成“人吃人”的局面。我的弟弟妹妹们可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他们上小学时正逢“文革”，在加入少先队（那一段叫“红小兵”）、佩戴红领巾等一系列事情上都受到歧视，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一年以后的1959年夏，我们全家大小九口人正式被扫地出门，从新湖南报社的社长单栋住宅搬到了河西岳麓山的湖南师院两间房间里。母亲早已下放衡山劳动改造，父亲被贬为一般职工。在此之前，保卫科的人来我家，把父亲放在壁柜里的一支长枪和一把手枪起走了，我从来不知道家里还有这种东西，这时竟然有一种自豪感。但面对空荡荡的、变得陌生了的房间和一地的玻璃碎片，又有些怅然若失。不过当我背着一包行旅跟着大人过了河，走到以前只有在过队日才去过一回的岳麓山下时，心情是愉快的。我们的宿舍在半山腰，快到达时，大人们都走累了，曾在三棵巨大的松树下休息。我从没见过这么高、这么大的松树，仰头看得头都晕眩起来。去年我还特意去看过它们，却只剩下一株了，而且四十多年里似乎并没有长大一点，反而变矮小了，在周围新盖的楼房挤压下奄奄一息地濒临枯死。但那时它们是多么雄壮！从那里过一条溪，再上一个坡就是我们家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新家，虽然除了妈妈下放、姐姐在中学寄宿外我们仍有三代七口人住在两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里，用的是公共的厕所和厨房，但周围可都是山啊！我们的学校就是师院附小，正好位于岳麓书院里面，当时颓败得连围墙都倒塌了，竖立着朱熹老先生所题“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的石碑的大殿是我们下雨天上体育课和打闹的地方，校内和校外根本没有界限。那真是一种精神的解放！我们一下了课就在山上疯跑，到山涧里去捉小虾和螃蟹，捉到就放嘴里生吃了。那时粮食定量开始一减再减，我外婆减到只剩下一个月16斤大米，最后竟然只有9斤，而我们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外婆拖着患水肿病的身子，每天带着我们一群孩子上山拣柴、挖蕨根、采野菜，找野果子和蘑菇，使我们获得了不少山上的知识。但外婆终于没有能够熬过1961年的冬天，她死之前一个星期还在山上劳作。有一段时间学校讲“劳逸结合”，每天只上半天学。又有一阵子搞“大种大养”、“瓜菜代”，星期六的劳动课就是上山挖菜土。大家饿得路都走不动，哪里还挖得了什么土，那锄头觉得重如千斤，大家只是拄着工具谈吃的。那时我心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有一天，吃饭可以不限量，尽肚子吃，那就是共产主义了。所以后来我可以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