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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变是怎样完成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的说法是他到了上海之后，跟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接触之后，在党的指令下，创造社、太阳社停止了对他的攻击，过了不久就出任“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了。对这个转变，当时的文化界是很惊异的，陈独秀就说过这样的话：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般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4）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第一任总书记，这段话是一九三八年说的，当时他是自由之身，还没有被国民党政府羁押，他说的这些话应当说是可信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怎样攻击鲁迅的，张梦阳编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第三编叫《索引卷》，看看一九二八年上海发表的攻击鲁迅的文章，就知道了。
这一年，全年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是四十七篇，从篇名上能看出来是攻击、批判鲁迅的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中，发表在创造社、太阳社办的刊物上的，有十八篇。这两家办的刊物计有《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我们月刊》等，这么多刊物发起攻击鲁迅，可见火力多么猛烈了。其中最厉害的是冯乃超、李初梨、钱杏■、彭康、杜荃等人。不说内容了，看看文章的题目，就知道陈独秀的话说得对与不对了——
《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写的。
《死去的了鲁迅》，钱杏■写的。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李初梨写的。
《除掉鲁迅的“除掉”》，彭康写的。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署名石厚生，成仿吾写的。
《又一个DonQuixote的乱舞》，侍桁写的。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署名杜荃，郭沫若写的。
应当特别说一下最后这篇文章。好长时间，人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写的，直到郭沫若去世后，几经考证、调查，才确定是他写的。当然，还是为他作了种种解释。我们来看看，当年郭沫若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他说鲁迅的那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可怜只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的悲诉”，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在郭沫若看来，不过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一个猩猩”。这是一篇长文章，末尾一节，郭沫若说了他的全部的看法：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接到党内的指令后，还是这些人，对鲁迅的攻击就完全停止了。很快就转为歌颂，很快就一起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一起对着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地战斗了。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停止了的，总得有个过程。不管怎么说，到后来，还是这个郭沫若，对鲁迅的看法就完全变了。且看他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写的一篇文章《不灭的光辉》中，对鲁迅是怎样评价的：
这遗产的接受，同时怕也就是继续鲁迅精神的最好的法门。“鲁迅精神”是早在被人宣传着的，但这精神的真谛，不就是“不妥协”的三个字吗？对于一切的恶势力，鲁迅的笔似乎不曾妥协过一次……我们民族所应受的两重的敌人，内部的封建余孽，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是鲁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东西。鲁迅先生提着笔为我们全民族在前线战死了，我们应该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起地，继续着奋战。——这才是纪念鲁迅的最上的途径。而这样替我们民族“报仇”，也就完成了鲁迅替我们遗留下来的责任。
当时上海有个日本人，郭沫若说是“一位有名的集纳主义者”，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和鲁迅有交往，郭沫若的说法是，在上海和鲁迅喝过几次茶。这个日本人在纪念文章里，说鲁迅对他说过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不曾读过一页”，一句是“苏联几次请我去，我都没点头，我倒很想到日本去游历。”郭沫若跟鲁迅连这样的交情都没有，只好说：“这话有点令人碍难相信，即使有，也怕是临场的一个烟幕。”
抗战开始后，共产党中央把郭沫若树为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之后，他对鲁迅的评价就更高了。从他写过的文章的名字上，不难看出这一点，比如《鲁迅并没有死》、《鲁迅和我们同在》、《鲁迅和王国维》等。不管是刚死了以后说继承鲁迅的精神，还是抗战中说“鲁迅和我们同在”，郭沫若的评价都是跟着毛主席的评价来的。
从郭沫若对鲁迅前后评价的不同，就可以证明陈独秀说鲁迅转变前后的话，没有说错。
先前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连资本主义思想都没有，是二重的反革命，连人道主义者都不是，干脆是个法西斯分子，还是个不得意的法西斯分子——那就是革命的敌人嘛。后来党内一来指令，马上就改变了态度。死了以后更是不得了，要接受他的精神遗产，要继续他的战斗精神，攻打封建余孽，攻打帝国主义。这还不是说，没转变前是狗，转变以后就成了神吗？
转变说，即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已经成了鲁研界，甚至是全国文化界的共识。
我不这么看。
做什么都要讲道理。道理讲不透，就不能让人信服。不说一九三零年了，这年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就说一九二八年吧，鲁迅是四十七岁，一个将近知天命之年的人，跟几个共产党员接触了几回，看了几篇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文章，思想就转变了，先前是进化论，马上就是阶级论了，先前是民主主义者，马上就是共产主义者了。谁信叫他信去，我是不信的。天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儿。要是谈上几次话，看上几篇文章，这个办法真这么灵验，怎么不在胡适身上试试，在蔡元培身上试试，这两个人要是转变过来，对革命的贡献不是更大吗？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5）
我认为鲁迅到上海后，就没有什么转变，还是他原来的老样子，无论思想观念，还是为人行事的方式，原来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出于一贯的个性，一贯的斗争的需要，更加猛烈地攻击他原来就在攻击着的人。
如果说在鲁迅的一生中，对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人物的态度或者说是立场有所转变的话，不是去了上海之后，而是去上海之前多少年，已经完成这个转变了。
严格地说，也不叫什么转变，一下子我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儿，干脆说白了，就叫“闹翻了”吧。也就是说，他跟胡适、陈独秀他们一起办《新青年》时，是那个鲁迅，闹翻了也还是那个鲁迅。后来到了上海，跟共产党走到一起，成了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的主将，也还是那个鲁迅。只是时势不同，气味相投的人也就不同，合作的人也就不同。不是鲁迅在变，是局势迫使鲁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选择，是我们需要他变。只有变了才能说他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
顺便说一下，我也不同意“利用说”，说是共产党利用了鲁迅，怎么可能呢。鲁迅是个很有个性的人，那么大岁数了，谁也利用不了。是他自己愿意那么做，是他需要那么做。较为恰当的说法应当是，鲁迅和共产党合作。一九二七年鲁迅的声名已经衰落了，走到哪儿都待不长，没办法来到了上海，可说是孤苦伶仃、走投无路。一到上海就受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就和项羽到垓下一样，四面楚歌，杀不出重围。正好共产党来做工作，推他当国统区文化战线的旗手，何乐而不为呢？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不存在着转变，也不存在着利用。
前面说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时，我加了“前期”这个词儿。我是有我的用意的，不妨说是有我的险恶用心的。现在该老实交待了。
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大将，意思是说，到了后期，他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了。他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就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如果此后他只是当他的官，当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自相安无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人各有志嘛，你不能说当官不是为社会服务，纯粹搞学问不是为国家作贡献。可惜不是这样。他的性格先就不允许。因为对个人的反感，怨气越来越大，积恨越来越深，自觉不自觉的，也就走上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道路。
鲁迅是怎样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
有人说是肇始于一九二五年夏天的女师大风潮，有人说是结怨于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当然了，女师大风潮是应当重新审定的，比如说，一方是几个有留日背景的前任校长、教授和官员，年纪都相当大了，总在四十大几吧，一方是留美归来的较为年轻的女教育家，你们都知道，就是杨荫榆，当时是女师大的校长。光这一点就应当掂量掂量。杨荫榆是个什么人，不能光看鲁迅的文章，还应当看看杨绛写的那篇《回忆我的姑母》。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母，早年留学日本，当过女高师的“学监”，后来去美国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是一个恶婆婆式的校长呢？不说这个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各种资料比照着读，我想一定会得出不太一样的结论的。最近我看到张耀杰先生在二零零四年第一期《长城》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中的鲁迅和许广平》，就涉及这个问题。
说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的结怨是因为“三一八惨案”，说鲁迅是同情学生的，反对段祺瑞政府的，陈西滢、徐志摩、胡适等人，不同情学生，认为被打死打伤是活该，是为段祺瑞政府说好话，我认为这简直是胡扯。这些人都是受过英美教育，又大都在大学教书，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陈西滢就“三一八”惨案写的几篇文章，我都看过，我怎么就看不出他是归罪于学生，为段祺瑞政府说话的呢。这在情理上就说不过去，可是过去多少年，我们的教科书上，《鲁迅全集》上，都是这么说的。出事的那天，徐志摩正在渤海的轮船上，回来后编《诗镌》首期，在《诗镌弁言》中说，“这第一期是三月十八血案的专号。”上面发表了闻一多的诗《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饶孟侃的《天安门》，还有他自己写的诗《梅血争春》，后来结集出版时，特意注明“纪念三一八”。说这些人怪罪学生，真不知出于何种动机。而这一天，鲁迅是怎样的呢？蒙树宏的《鲁迅年谱稿》上是这样记的：
十八日，一早，许广平送来新抄的《小说旧闻钞》，放下抄稿，转身要去参加请愿。鲁迅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这是鲁迅的挽留，因为他不主张请愿。下午即得到刘和珍等遇害的噩耗，鲁迅的心情十分悲痛，指出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怒斥中外杀人者，“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和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光明日报》载文《访许羡苏同志》）
陈西滢说的最不满意的话，就是有些教授不该鼓励学生去游行。鲁迅也是不主张学生游行的，比如他对许广平就采取了挽留避祸的办法，这都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但鲁迅写起文章来可就不一样了，你看他是怎样说的。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要是再有游行，学生听了这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我们不会以此来非难鲁迅。这是说的要继承烈士的精神。发扬精神，和适当的策略，各是各的，都是应当的，不能说谁对谁错。反正我是不相信陈西滢会和北洋政府同流合污。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6）
还有人说，是因为徐志摩办《晨报副刊》时引起的“闲话事件”，让鲁迅和现代评论派诸人结下了死仇。这就更迟了。这些都是果，不是因，因要更早些。
在研究思考的过程中，有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件小事，是大可考究一番的。这便是孙伏园当《晨报副刊》编辑时发生的“撤稿事件”。
这件事我在《徐志摩传》中详细地写了，这里不妨给大家说说。
《晨报》是研究系的一个报纸。研究系是民国时期一个大的政治派系，首领是梁启超、林长民这些人，最初是有个机构，叫宪法研究会，好像是这么个名字，他们认为要建立现代国家，必须要有一部好的宪法，现在还没有，那就先来研究。《晨报副刊》很有名，当时叫《晨报附刊》，意是随正报附送，附带着送去。写在眉头上的字是“晨报附刊”，写在报头上的字是“晨报副镌”。据说这四个字是请晨报社的社长蒲殿英写的，这位老先生是个老进士，字写得很好，尤其是隶书，但他又是个很刻板的人，他说隶书里没有这个“刊”字，意思相近的只有这个“镌”字，刊是刊刻，镌就是刊刻的意思，便将“附刊”写成了“副镌”，至于为什么“附”字要写成“副”字，是不是也是因为没有这个附字，就不得而知了。
编《晨报副刊》的叫孙伏园，这个人是鲁迅的学生，鲁迅在绍兴中学堂时就教过他。他是北大毕业的，在北大时鲁迅也教过他，可说是老学生了。他对鲁迅很尊重，鲁迅对他也很好。鲁迅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就是他催促鲁迅写成，在副刊上连载的。他跟徐志摩也很好。徐志摩从英国回来，一九二三年初到了北京，孙伏园发了徐志摩好多文章。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来中国时，他配合徐志摩做了许多工作，报道行踪，扩大影响，很是卖力。两个人是好朋友。
一九二四年月十月下旬，鲁迅写了首诗，叫《我的失恋》，给了孙伏园，鲁迅当时名气很大，孙伏园一拿到诗稿就安排发表。报社编辑，根据出报的时间，都有自己特殊的上下班规律。孙伏园的规律是，上午九点至下午两点看稿，两点开始发稿，发完稿就下班走了。晚上八点，再回报馆看大样。大约就在十月底的一天，到了八点钟，孙伏园到晨报馆上夜班来了，一看，自己上午编辑的稿子中，那篇《我的失恋》叫撤下来了。他当时很不高兴，正好这时，分管副刊的刘勉己过来了，孙伏园就问这是为什么，刘勉己不好说什么，只是一直连声的说，要不得，要不得，我替你撤下来了。孙伏园一听火冒三丈，追冲过去就要打刘勉己。刘勉己躲开了。孙伏园在一两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他举起了手，要扇刘勉己一个耳光，没扇上。解放后写同一事件的文章中说，他当时就扇了刘勉己一个耳光。我在《徐志摩传》中说，随着鲁迅声誉的越来越高，孙伏园的手掌离刘勉已的脸颊越来越近，而离诚信越来越远了。
鲁迅的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现在这首诗有四段，当初交给孙伏园发表时，只有三段，最后一段是后来补的。我们来看这三段是怎样写的：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再看鲁迅自己是怎样解释的。在《〈野草〉英译本序》里他说，之所以写这么一首诗，是“讽刺当时流行的失恋诗”。在《我和的始终》里又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因为这首诗有个副题叫《拟古的新打油诗》，《鲁迅全集》上加了个注，说鲁迅所说的拟古，是拟东汉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说张衡的《四愁诗》是以“我所思兮在什么”开始，以“何为怀忧心什么”结尾。好像真的是讽刺当时的失恋诗，好像真的是拟古，实际上全不是这么回事。鲁迅自己有句话，倒是很好的注释。在《英译本序》里，他说，这个译本里面所收的这些文章，“大抵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如果真是讽刺当时那种“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一类的失恋诗，有什么必要连措辞都含糊呢。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首诗是讽刺徐志摩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九二四年夏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失恋已成定局，和陆小曼刚刚相识，还没有进入恋爱状态，可说是他一生最为痛苦的时期。徐确实写了一些失恋诗，比如五月写的《去吧》，这首诗里，也确实有“去吧，人间，去吧！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这类句子。《去吧》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肯定是孙伏园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