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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是个苦孩子，大学是混出来的，没读过多少书，他的文学成绩主要得益于模仿。模仿激发了他的灵气，升华了他的生活积累，模仿也使他便捷地掌握了前辈的写作方法，轻易地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好了还要再好，他心里的目标是那个茅盾文学奖。毕竟是农家孩子，认定的做事方式只有一个——辛苦，祖祖辈辈遵循的种庄稼的路数，汗滴八瓣子，定是好日子。模仿是那个时代的风气，非独路遥为然。山西的作家模仿赵树理，河北的作家模仿孙犁，陕西的作家模仿柳青。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文学也像传染病一样，谁挨得近谁就能得上。赵树理虽有土性，但性格中有的是幽默，于是山西作家也下乡，只是下了乡绝不会太苦了自己。孙犁的风格是清丽、飘逸，你想让河北作家吃苦他们还怕坏了自己的手气。陕西作家真不幸，摊上个柳青，那是个肃穆而又古板的人，于是陕西的作家便下乡就是下乡，吃苦就是吃苦，没有一点转圜的余地了。
光是吃苦，放不倒这么一个壮实的陕北汉子，还有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的鼓励或者说是蛊惑。要写厚重的作品，要写划时代的作品，要写死了以后能当作一块砖头垫在脑袋下面的作品。要挖掘，深深地挖掘，挖掘人物的本质，挖掘事件的底蕴。时代呼唤着史诗式的作品，人民盼望着新的鲁迅和茅盾。伟大的时代必然有与它的伟大相匹配的作品产生。
于是这只知蛮勇的农村孩子，知道光给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买两件新衣裳还远远不够，还要亲手织一件能笼住天下的母亲和妻子的华丽的衣衫。于是这苦命的农村孩子便只能一步一步地走近自己的终结。
究竟是谁某杀了路遥，我也说不清，敢说的是，一部百万字的长篇，不该要了这样一位也还优秀的作家的命。再就是，以死拼得一部《平凡的世界》，太不值得。那些鼓励或蛊惑过路遥的文学评论家，实在该反省一下自己究竟懂不懂得文学了。
酷评中国文学
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让你吓一跳，中国作家整个是个军事建制呀。这样一支虎贲之师，威武之师，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不敢说，扫穴犁庭，直捣瑞京，生擒诺奖评委诸位老儿则是绰绰有余的。
韩石山酷评中国文学
我这人真是够缺德的了，用北京话说，是缺德带冒烟儿。钱锺书先生那样的博学鸿儒，我一下笔就大加诋毁，汪曾祺先生那样的厚道君子，也是那样的讽刺挖苦，路遥先生曾组过我的稿，人一死马上就掘墓鞭尸。
这里又有三个更为恶劣的例证，且分别言之。
一，早在一九八零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刚刚开办，从全国各省遴选第一批学员，好些省份都没有，山西就我一个。而在《中国文学的高玉宝效应》一文中，我竟说它是个文学写作的扫盲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至于此！
二，我本人是个作家，还是靠写小说出了名的那种作家，但是只要看一下这篇《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就可知道我这个没有多少才华的作家，对那些勤勉写作且才华横溢且声名远播的作家是多么的嫉恨了。
三，最可恶的该是这篇《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我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也可说是某一军的副首领。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也可说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兵，中国作家协会是我们的最高领导机构，也可说是我们的最高司令部。可是，仅仅因为作家们平日写文章，或是各地作家协会的头头们出于工作的需要，叙述的方便，说了个什么军，明情是个比喻，甚至不妨说是噱头，我就当真了，曲意编排，大加攻击，且说出“热衷此事的是那些平庸的作家和同样平庸的各地作家机构的领导”这样毒汁四溅、杀人无算的话。
这个人，是没救了。
然而，我不后悔。因为我生在这个年代，我爱我的同胞，我爱我的国家。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1）
接连两天收到两本书，一本是《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本是《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前者寄我，因为我是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学员，文讲所是鲁院的前身。后者是采编此书的郑实女士寄来的，她的夫君傅光明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
这半年编刊物，忙起来如同老板，闲下来又如同弃妇。这几天发了稿，正是弃妇期间，断断续续的，这两本书都看了。是怀着敬意看的。鲁院是我的母校，我是她的学生，母子情深嘛。浩然是前辈作家，撇开政治信念不谈，以他这两年表现出的那种决不改悔的铮铮铁骨，我是把他看作陈寅恪、梁漱溟一流人物的。在这个多变的时代，最难得的就是这样的货色。
然而，人心之险恶，虽蠢笨如我，亦难幸免。看着看着，就想起了一位久为文坛遗忘的人物——高玉宝，同时想起的还有另一位，我说的是情况与高相似，而名声没有那么大的崔八娃。据前两年专程去西北某地，看望过崔八娃的一位记者说，此人完全成了一个文盲，问他过去写文章的事，已不记得了。我上小学时，课本上选有他俩的文章，高玉宝是有名的《半夜鸡叫》，崔八娃是《狗又叫起来了》，文末那句“屋檐外，天蒙蒙亮，村边的狗又叫起来了”，至今我仍认为是极富意境的文学语言。脑子怎么走的神，已无踪迹可寻，那结论却让我大吃一惊，伸手摸摸自己的额头，是不是正发高烧而不自知？
我的结论是：
浩然——一个还有点才气的高玉宝。
鲁院——一个要把高玉宝们培养成大作家的扫盲班。
纵然不发高烧，下面的论述能不能自圆其说，我仍没有把握。试试吧。
先看高玉宝是个怎样的作家。《新中国文学词典》（潘旭澜主编）上有这个词条，是这样说的：
小说家。一九二七年生。辽宁瓦房店人。九岁给地主放猪。十岁至十五岁从农村流浪到大连当童工，后当过劳工，学过木匠。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通讯员、警卫员、军邮员、收发员等。曾参加辽沈、平津、湘南、广西战役，多次立功。一九四九年随军南下途中，开始学习识字、写作。一九五一年初，以不凡的毅力写出二十多万字的自传体小说草稿。一九五四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一九五五年出版长篇小说《高玉宝》，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国内十多家出版社以七种文字出版，国外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文字翻译出版。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作协。一九五八年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一九六二年毕业，回部队工作，任文艺干事。曾任旅大警备区大连俱乐部主任，现为旅大警备区政治部创作员。
再看看浩然是个怎样的作家。同词典中也有这个词条，是这样说的：
小说家。原名梁金广。河北蓟县人。生于开滦煤矿。读过三年小学和半年私塾。一九四六年起，当过八年村治安员、区团委书记等基层干部。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任河北日报记者。一九五六年任《俄文友好报》记者。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作协。一九六一年任《红旗》杂志编辑。一九六四年起在北京从事专业写作。是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东方少年》主编。一九九零年任《北京文学》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山水情》、《苍生》等。
两人的革命经历大体相似。学历上稍有不同，高玉宝没上过学，浩然上过三年半小学和半年私塾。词典中半年私塾在后，三年小学在前，好像是上过小学再上私塾，想来绝不会是这样，该是先上私塾后上小学才对。浩然自己曾著文说，他只上过三年小学，成为这样的作家，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云淡了才会显得天高，水落了石头才会出来，为了达到这种比衬效果，学历不高的作家们，说起成就总是越高越好，说起学历总是越低越好。这或许是全世界文人的通病，中国作家似乎更厉害些。对自己上过三年小学，浩然心有未甘，成心要与高玉宝一比高低。《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文字，足以证之：
恰巧当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上升起之时，一个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就以一种移山填海之势，在中华大地展开了。设在蓟县城里的干部业余学校在西北隅，即独乐寺东北边一家倒闭的手工作坊里。我大步流星地奔向那里……老校长摘下老花眼镜，仔细打量我一遍，又有些疑惑地问，你还用到这种以认字、识数为主的学校来吗？我回答说，是呀，要当一名普通随大流的干部，不学也凑合够用。不过，我想搞写作，光认字、识数就远远不够了，我得加紧学习文化知识。不然的话，搞写作只能是做梦！……就这样，我又入了学。
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因为浩然上进心切，才来这种类似扫盲班的地方学习。不，以浩然当时的知识水平，他就得入这样的学校。就在入这个学校前，他收到《河北青年报》的退稿信，信上就说，他的作品“字迹写得潦草，错别字也很不少，所以稿子距离发表的水平还很远”。这样的水平，只配上这样的学校。
不管怎么说，浩然的成就比高玉宝大多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印了那么多，浩然是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见该书封底文字）。且不说这里的“最”还有待查实，即使真是这样，也毫无意义。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就算真是这样，若以发行地域之广而论，不说别人，就是跟高玉宝比，还要稍逊一筹。高的长篇小说《高玉宝》，当年国内十多家出版社以七种文字出版，国外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文字翻译出版。《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肯定无此殊荣。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2）
至于写得怎样，不妨用时间过滤法来测定。我年轻时看过《高玉宝》，也看过《艳阳天》，都已过去三十年了。《高玉宝》里还能找出当童工那样真实的描写，“半夜鸡叫”那样让人发笑的故事。在《艳阳天》里，你是找不见一处这样真实的描写，这样让人发笑的故事的。有人会说，“弯弯绕”做的那些事，不也很可笑吗？若真有这样一个普通农民，做了那些事，是可笑的，然而，一旦作者给他赋予了政治说明的责任，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事件，只会让人厌恶，让人不忍卒读。
语言总还不错吧。我不想说了，且引用李健吾评萧军和萧红文字的一段话说明我的感受吧：“你不要想在《八月的乡村》寻到十句有生命力的词句，但是你会在《生死场》发现一片清丽的生涩的然而富有想象力的文字。”不说《高玉宝》了，无论在《艳阳天》里，还是在《金光大道》里，你可能找不出一句像“屋檐外，天蒙蒙亮，村边的狗又叫起来了”这样富有文学意境的句子。
不过，平心而论，我仍要说，浩然的才气比高玉宝大些。他的长处不在才气的大，而在敢写，敢写得那么长，敢写得那么多。若再要说什么意义，那就是，这两部长篇，堪称“文革”前与“文革”中，中国当代文学的典范之作。如此而已。
再说鲁迅文学院。
对鲁院整体的评价，一时找不到最权威的论述，正好手头有本二零零零年第十一期的《人民文学》，上面有该校二零零一届文学创作班招生的广告，是这样说的：
鲁迅文学院是中国作家协会专门培养作家及作协会员的高等学府。五十年来，鲁院培养了当今文坛上百分之七十以上最知名的作家，马烽、邓友梅、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莫言、刘震云、毕淑敏、周大新、余华等，曾就学于此。
这个百分数是怎么来的，是从全部中国作协会员中统计出来的呢，还是估计出来的？估计出来的无须置喙，若是统计出来的，不知没入中国作协的作家算进去了没有。
这些都不必争究了，当今文坛上诸多名家入过中央文学研究所（鲁院更早的前身）、文讲所、鲁院，是铁定的事实。不光作家，许多文学界的官员，刊物的老总，也曾在这里学习过。它还有个更为尊崇的称号。徐刚在回答邢小群的采访时说：
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文学讲习所——韩按）可以说是文学界的“黄埔军校”，这也许过誉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和各省市主席、副主席，各省市文联的主席、副主席，各地的知名作家、评论家，文学刊物的主编、副主编，不少都是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这就足以表明文讲所的历史贡献。（《山西文学》二零零零年第八期）
这些，骤然看去大体不错，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最初的文研所，还是后来的鲁院，是否担得起这样的声誉。打个比方，一个科学家成功了，他就读的大学说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他曾就读的小学也说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没上过小学，能上大学吗？你不能说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对。而这个“对”中，掩藏着一个更大的不对。
文研所是鲁院的前身的前身，可以说没有文研所，就没有后来的文讲所，也就没有更后来的鲁迅文学院。看看文研所创办之初，是怎样招收学员的，不难明白这所学校的性质和它的作用。朱靖华先生是文讲所的工作人员，后来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如今已退休了，在《丁玲和中央文学研究所》一文中他说：
首先，从招生的情况看，我们并没有真正懂得作家成长的规律是什么。
当时我们招收学员，一是看是否已有一些创作成果，二是看是否有生活积累。这当然有合理的因素。但也有这种情况：有个叫吴长英的学员，是农村来的童养媳，连小学程度也没有，她很朴实，没有作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就是因为身世较曲折，受过很多苦，生活算是丰富的，就作为第二种类型进来了。让这样的人进来，是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把她培养成作家。可是事实上怎样？不行。这样的例子不少，尤其当时重出身，重经历，重对党的忠诚，不管他是否具备当作家的条件。当然还有这种例子：比如陈登科、高玉宝，因为有了一些生活的经历，写出了作品。但是高王宝在第一本书出版之后，以后再也写不出什么了。陈登科接下来还写出了长篇《淮河边上的儿女》。但其质量，似乎并末超过其早年写的《活人塘》。这说明，最激动他的生活已写完了。他的创作生活也即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仅仅用所谓“有生活”的逻辑培养作家，是成不了大作家的。（《山西文学》二零零零年第八期）
培养作家不是种西瓜，结不下大的结个小的也将就。小西瓜也是西瓜，不会是冬瓜。作家就不同了，小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叫作家了。也就是说，作家不光有大小之分，还有真假之分。像吴长英这样的学员，我们可以说她是优秀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个作家的苗子，怎么培养也培养不成个作家。最初的文研所，就是要把这样苦大仇深的童养媳，培养成新社会的人民作家。
确有许多人从文讲所出来之后，成了作家，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不难解释。有些人在进去之前，已然是作家了。比如山西去的马烽和西戎两位，在进文讲所好多年以前，已写出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至于出了文讲所写出好作品的，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原本就有天分有基础，只是还正年轻，没有正式开始写作，二是此后一直坚持写作，日积月累，终有所成。这两种情况，也会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比如徐光耀，入所时年仅二十五岁，入所前曾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插班学习八个月。被划为右派后，一直坚持写作，终于在六十年代初写成中篇小说《小兵张嘎》，改编成同名电影享誉全国。几乎可以说，没有文讲所的经历，只要一直坚持写作，徐光耀仍会写出他的《小兵张嘎》。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3）
一个培养作家的学校，应当是凡进去的，出来就是作家。如果这个学校进去是作家，出来还是作家，进去的不是作家，出来的还不是作家，那么这个学校还能叫学校吗。
实际上，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学校。在筹备会上，丁玲说得很清楚：文讲所“主要是给一批土生土长的作者创造一个学习提高的场所，不公开招生，而采用调干进修，以自学为主，请专家讲课为辅。”（马烽《文研所开办之前》）
无论从办学的条件，还是从办学的目的上看，这个学校，就是要把高玉宝们培养成大作家。而这一目的，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实现。除了极少数有才华的作家，各有各的成材因素之外，文讲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顶多可以说，给了他们专门看书的时间，再就是让他们见了世面，在彼此的比较中增强了信心或是失去了信心。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蠢事呢，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到了新社会，旧社会过来的作家不能用了，无产阶级要占领文学创作这个阵地，就得培养和造就自己的作家。放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文讲所就显得更其荒唐了。等于是有现成的作家，甚至是优秀的作家，不信任不依靠，却硬要把不是作家的材料仓促间培养成作家，还要培养成大作家。
根据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文研所是一九五零年夏天筹备，一九五一年元月正式成立的。
而恰在这时，一场浩大的以旧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沈从文以学员的身份坐在华北革命大学的教室里，认真地学习着浅显的革命理论，改造着自己顽固的旧思想。李健吾刚在报上发表了《学习自我批评》，正在打点行装去安徽蒙城参加土改工作队，以便通过下乡锻炼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只是两个小小的例子。在那个年月，多少作家放下了手中的笔，多少学者放弃了白己的研究课题，几乎是无法统计的。而北京鼓楼东大街一零三号那个大院里（文研所驻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兴致勃勃地铸造着我们的作家，要把高玉宝们铸造成足以取代沈从文们的作家。
这，就是中国文学的高玉宝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