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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可能是五四白话文产生与演进的不同于胡适《逼上梁山》等传统论述的另一个线索，堪称所谋者大。而通过周氏兄弟为胡适删诗的史实，作者考证了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历史操作过程，并论证了《尝试集》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经典之作”，主要不系于胡适本人的才情，很大程度是“革新与守旧”、“文言与白话”、“诗歌与社会”等维度冲突与对话的产物。作者实践的是自己一以贯之的具有方法论特征的思路，即“入口处小，开掘必须深”（5页）。从细节、文本和个案的小处入手，获得的则是崭新的文学史和文化史叙事，是对历史新的线索的重新勾勒。而本书中诸多个案和具体议题看似独立，彼此间却暗自呼应对话，总体上建构了新的“五四”面貌，编织了新的历史想象和宏大图景。这依旧是“回到现场”，不过是有别于“五四”那一天的有形现场的一种无形“场域”，如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以及思想、制度、政治、文化的诸种场域。在我看来，作者对无形的场域的重建更见功力。
近些年学界颇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细节的意义的确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有些学者经常忘了为什么要关注细节，往往是见木不见林，正像有人讽刺那些只重细节史的邯郸学步中人，他们知晓一七八九年巴黎的面包价格，但却不知道这一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忘却了年鉴学派也是具有“长时段”和“总体史”眼光的。陈平原的“长时段”体现在晚清与“五四”的全盘视野，“总体史”则体现在为“五四”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增添新的想象空间。在这种总体史和长时段视野中，所有的历史细节都被重新点燃与照亮了。
我这里运用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视野解读陈平原“触摸历史”的方法论，而作者本人却称“如此述学，主要受三位中国学者的启示”，即钱钟书与金克木在“边”上做文章的思路以及陈寅恪的“对古人的同情与体贴”的态度。作者更强调传统史学对自己的影响，也许不是因为所谓“影响的焦虑”在发生作用，而是体现出作者一种亲近传统的姿态。“同情与体贴”中蕴含的是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尊重，以及对历史所抱有的一份情感和体认，更是传统治学的境界和长处。但我的一丝困惑在于，对“同情与体贴”的侧重会不会导致放松对古人的要求？譬如我认为陈平原先生在论述《尝试集》时，对什么是“经典”的界定或许有些宽松。自然，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胡适的《尝试集》有着重大的文学史意义，但是换一种审美的尺度，《尝试集》的经典地位就岌岌可危。作者指出：“这种历史的与审美的视角之相对分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性的存在，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获得诸如考察唐诗宋词那种更长的历史时段和时间距离？抑或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
二○○六年三月十四日于京北育新花园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九月版，32。00元）
返回目录巴金：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历史
□胡景敏《读书》2006年第1期
巴金先生的离去确实可以称得上当今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大众传媒以它特有的敏感为其定性：“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是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后一位大师的辞世使这一时段的文学真正成为历史，接下来，合逻辑的推导应该是：巴金的文学史地位从此可以有一个最后的论定。但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答案也不是一个“人民作家”的称号、一个“文学大师”的头衔、一个“文学史座次”的排定那么显而易见。《随想录》引发的轰动效应消退后，疾病缠身的巴金逐渐被社会淡忘了；但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又猛然记起他，感到他从我们身边带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但又无法说清楚；同样，我们都知道巴金有其文学史意义，但仍要追问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史地位才更合适呢；大众传媒的说法也在遭遇这样的尴尬：巴金真的结束了一个时代吗？他结束的是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该不该结束呢？
实际上，伴随一个作家的去世，对他历史地位的论定才真正开始，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时段论”，我以为作家生前引发的只可能是短时段的轰动，而在其身后才是较长时段的对其历史意义的释放、发现过程。但是这种对作家历史地位的身后论定与作家生前的自我期待往往存在着错位，错位的程度取决于作家的自我期待与阐释者所处文化语境的关联程度。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文化巨人不会不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只不过存在有否表白或表白隐显的差别。当唐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完成后，曾向部分作家征求意见，郭沫若就在回信中坦诚地说：书稿对他的评价低了（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266页）。在《随想录》第五十六则《“没什么可怕的了”》中，巴金也曾写道：“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这句话首先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责任意识，也就是写作要对历史负责；其次是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当然作品是作家进入历史的通道，所以它所强调的也是作者对作品历史定位的重视。巴金对自己进入历史方式的选择集中体现在他对《随想录》的自我期待中。
巴金提笔写作《随想录》源于偶然机缘的触发，但是当他进入写作过程后，他很快意识到这种随时随地随想的随意书写的局限，首先，他的生命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老和死亡，他感到来日无多，与其为零碎散漫的写作耗费时间和精力，还不如拼尽最后一口气完成一部写作生涯的压卷作；其次，紧相伴随的疾病和死亡对巴金的身心不能不构成一种威胁，如上文所述，以何种方式进入历史，后人如何评说成为他无法回避、念念在兹而且是极为紧迫的问题。再次，如果把一九四九年前巴金的人生和写作道路比喻为“正数”，那么，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他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结束的人生和写作道路都该是“负数”；当他回望过去，清算“人生总账”时，后一时段的“负数”人生是无法一笔勾销的，他要为之做出解释、说明和补偿。缘此，在第一卷还不曾写到一半时，巴金就打破了初动笔时有感想无计划的原则，变无意识书写为有意识建构，他要让《随想录》进入历史进程，把它“经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我拈出“经营”一词来描述巴金的《随想录》写作，并非在贬抑作者，相反，其中内涵的是他的写作策略和伟大智慧。
巴金的“经营”首先是对文本内容的精心结构，选择某一话题即做深入挖掘，数篇随想围绕一个话题展开，形成话题系列，如真话系列、探索系列、怀人系列、创作自由系列、知识分子系列、病中系列、端端系列、小骗子系列等等。其次，这些话题所谈内容几乎全部背靠“文革”，以之为背景；面向当下，直击时潮的敏感神经。现在看来很多已成常识的议论在当时可能就是禁忌，但是，面对当时的语境，巴金总是尽可能地冲破禁忌，以一种小心翼翼的、持续不断的方式言说真理，虽然是“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为了让《随想录》接近读者，我的确花费了不少心血。”（《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但他既保证了说话的机会不被剥夺又对时代思潮产生有益的突破和推动。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巴金对《随想录》文本本身的经营，也就是他对《随想录》自说自话式的自我叙述。在现代作家中巴金是以序跋、创作回忆等方式谈论自己作品最多的一个，而他对《随想录》的谈论在其所有作品中又是最多的。我认为，巴金晚年已经把《随想录》视为自己进入历史的通行证，他在对这一文本的自我叙述中传达出为之做历史定位的强烈期待。
巴金在许多文本中涉及对《随想录》的自我定位：一、“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一九七九年二月）；二、“《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一九八○年十月）；四、“我称它们为‘（讲）真话的书’”（一九八○年十月）；五、“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一九八七年六月）；六、“五卷本的《随想录》，……它是我的‘忏悔录’”（一九九二年九月）；七、“《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一九九三年一月）。以上七个方面按先后顺序排列，时间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三年，跨越写作中和写作完成后的一个较长时段，这些说法在内涵上或有部分重叠，时间上也不宜严格以先后论，但它们都从某一角度对《随想录》做了概括，并且几乎每一说法都经过了由提出到反复申说、日渐完善的过程。我想巴金这样做的用意是：一、用“《随想录》是……”“我把它看作（称为）……”这种类似广告词的简洁句式向读者传达某种单纯的理念，以引发思考；二、强调文本意蕴的多样和丰富，为公众和批评者解读提供基础，避免可能的误读；三、自明心迹，总结一生，希望得到读者的理解；四、主动参与《随想录》的经典化过程，也可以说巴金在对《随想录》自我经典化，但是他的目的不是把它打造成一部文学精品，而是把它经营为一个文化事件。巴金写作的归宿是大家一起把问题搞明白，他期待的是《随想录》价值在读者中的延伸，他把问题归结为我来开头、大家跟上，弄明白“文革”的病灶根源。以上四个方面都关涉对《随想录》的历史定位，进一步关涉巴金本人如何进入历史也即进入历史的方式问题。
在《随想录》中，巴金仍然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以文学名家的人，我想他并非矫情，他看重的不是作品的文学史地位，而是思想史价值，是自己的《随想录》在“文革”后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中起到什么作用，在读者中起什么作用。《随想录》在香港发表，大陆纷纷转载，读者反响热烈，这是巴金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以作者身份参与其中，推波助澜，他既要维持这种轰动又要尽量延长它，因为他看到《随想录》揭示的很多问题在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因此有必要扩大文本的影响，在轰动之后再将其经典化，使之成为一部不断提醒公众的“枕边书”。可以这样说，《随想录》的写作、发表、传播、经典化已经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巴金期待的是挟带他的《随想录》进入思想史文化史，而文学史的评价定位对他而言或许已经不重要了。
返回目录四十年的卢沟桥
□张承志《读书》2006年第12期
从未有过一次写作如这一篇，从立意一直沉吟，居然踌躇了二三十年。
它总是难合时宜。二十周年时就有了这个念头，但那时毫无谈论这个题目的条件。那只是一种蛮横的压力，逼迫的气氛在强人所难。那么我拒绝，我想，谈论它需要真正的畅所欲言。耐心等着时过境迁，我悄悄地做着准备。
人可以再次回到缄默，但心里的自责却在堆积。因为这不是一篇私人的学艺之作，这是一笔不能逃避的孽债，是一次赎罪。
二十年过去以后，三十年也过去了。如今已接近他含恨死去的四十周年，还是没有期望的气氛。但是我的心里一直印着这个题目，它宛如一个阴影或一个牙齿，啮咬着我的内里，使我觉得心事未完。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似乎是我的一个莫名的陪伴，我的文字因他不敢狂妄。这是一笔作家的负债，不写了它，我不能获得安宁。
今天是四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日，我决心把它写掉。看来它永远也难逃不合时宜的宿命，而我也没有余裕太久地等待。
过长的腹稿时间，造成了思想的复杂。时至今天，我要写的已经和二十周年时大大不同了；已经有了更多的问题加入，同时事情也变得简单，其实要说的非常直白。
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坐落在被截流之后的永定河上。河滩地破败不堪，工业驱赶了乡村，满目一望荒芜。“文化大革命”中被命令迁出的穆斯林墓地，就安置在桥附近的一个坡岗上。在一边，紧紧毗连着这片墓地的，都说就是北京市处决死犯的刑场——我想纪念的遇罗克，大概就是在这里，被一颗枪弹击碎了头颅。
已经记不清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还是在次年的正月。只记得那时街头驶过的宣传车上，涂着打倒反动的《出身论》的标语。接着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了那篇长长的文章，印象是他们是另一派的敌方，属于压迫老红卫兵的思潮。
今天谁都知道：那是一个以家庭出身为借口，对人实行分类、歧视甚至压迫的时代。但当事者喜欢拘泥有利自己的细节；以家庭出身把人划分三六九等的种姓狂热，只不过横行了两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已是一派批判反动的血统论的怒潮。到了那个冬天，曾经骄横一世的老红卫兵正纷纷锒铛入狱，中央“文革”对“老子英雄儿好汉”做了富于理论意味的结论：“他们主张的，是封建的地主阶级的血统论。”
他的死，其实不是在血统论横行的八月，而是在血统论如过街老鼠处处被围追堵截的时候，突兀地发生的。
我在很久之后也没有弄明白：究竟为了什么，专政的铁拳会狠狠打在了一面认真研究着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一面顺应着全社会对血统主义批判的《出身论》作者的头上。历史脚步在当时的具体痕迹，悖乎人想当然的估计。其实人早就被深刻地分类对待了。这是一种异化的迹象。只不过，不管是当时高人一等的一方，与感受歧视的另一方，都没看见社会这更深的一层。
在举意写这篇文字以后，我多次企图读到遇罗克的判决书，但至今也没有如愿。后来听说出版了一本悼念他的书，但我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更强烈地意识着的，不是枝节的解释而是立场的追究——毕竟我的双脚曾经站在那一边；在那一边，我们看杀或者加害，心情轻松，不假思索。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但当时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是怎样的依附权势的一翼。我们全然没有发现，唯独自己投身的它，沿袭着一种漫长的历史和阶级的腐朽，它隐藏着人的对他者歧视的恶秉，它是一种卑劣的传统，一种丑恶的遗传。
当然这都是今天说出的话。而昨天，跻身这一翼会有舒适的快感。哪怕在讲究精神的六十年代，附庸体制的快感是实惠的；即便少年的我们，也在本能中懵懂地懂得这些。
哪怕到了此时此刻，哪怕思想的认识已然足够，我也不敢说：若是那时头脑清晰，我就能一迈脚踏入泥潭。还有一个更大的主角叫做恐怖。众多的、被视为反体制的思想和行为，事先已决定规避那种遇罗克遭逢的恐怖。当年，就算意识到了这一边的不义，谁能说，他肯定会蹈火赴难，站到受辱的那一翼去！
抗议“歧视”的遗产，里外都满是苦涩。也许也正因此，它才显得那么宝贵。
血统论这个潜入革命的母体、在一九六六年突然成了精的怪胎，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对时代实行玷污。我对它不能容忍。它那么肮脏地玷污过，连同我们对革命的憧憬、连同我们少年的热情。在一本书中，我讲述了自己的这种心情：“随着自己的能力增长，我一天天一年年地愈来愈厌恶血统论。我觉得，它在我最纯洁的少年时代侮辱过我，或者说，它使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有过因恐惧而媚俗的经历。我因此而极端地仇视它。”
那时的敌视是含混的。我并不懂，要迎对的敌人是对人的歧视。
一个印象浅浅地，但是镂刻着。在我淡漶的记忆中，一丝震惊像永远鸣响的警号。即使那时还不谙世事，即使当时身处与他对立的营垒，即使后来听说他还触碰过更大的禁忌，我仍不能想象：那篇文章的作者居然会被枪决。
前些年看多了善人们的忏悔表演。那些沉思冥想的作态不值一文。我想，真的忏悔并不用词语表示。它远比人想象的激烈得多。它是一种宣言和战书，是自寻死者的风险，是踏上死者的立场。死者不需要道德文章，但他们渴盼有人继续他们的奋斗。
我不仅不认识遇罗克，甚至不熟悉他的故事。他于我只是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的那个印象，如一个陌生的符号。但我知道，没有谁能如他，数十年如一日在我的灵魂暗处，一直凝视着我。
不消说，他若活到今天，无疑是一名作家。那么多不适当的人都成了作家了，他怎么不能呢。但他倒在卢沟桥边的沟壑里，只留下了《出身论》。不能把这篇在苛刻语境里写下的文字，视为他表达充分的遗作。他留下的遗产，是拒绝对人歧视的立场。
多年来，在无人知晓之间，每逢踏出关键的一步，每当面对思想的抉择，我都感到与他发生了对话。因为对人尊重或歧视的命题，并未因为祭坛上有他做了牺牲就已然结束。也许正相反，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个冲突愈演愈烈，它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在他惨死的几十年后日渐尖锐。
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在歌舞升平的此时，如招人耻笑的一种怪谈。但它又确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是戳破伪学、伪文学和取媚体制的伪知识分子的利器。哪怕恰是那些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