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唐西域记》、《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通鉴地理通释》、《河源记》、《徐霞客游记》，直至清人的《读史方舆纪要》等等，这些著作虽为文字性叙述，又无不体现了图的概念。
不久前，北大唐晓峰教授寄来一本他的新作《人文地理随笔》，读后颇感亲切。随笔深入浅出，与其说是人文地理随笔，我看更是一本地理学的人文笔记。他是专家，能够将地理学讲得如此“人味儿”十足，是非常难得的，尤其对我这样不懂什么是地理学的人来说，更有启发性。用唐晓峰自己的话说，“是受了洋人的启发，西方人文地理学，想得很多，管得很宽，‘人味儿’十足，明确划在人文社会科学一边”。我想，人头脑中的地理，不仅仅是一张图，而是一个立体的形象空间，然而这个形象空间却又离不开图的提示和匡正，这也就是舆图的魅力所在了。
“左图右史”，历来形容典籍图史收藏的丰足。《新唐书·杨绾传》：“性沉静，独处一室，左图右史，凝尘满席，澹如也。”我想“左图右史”还应该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图与史是不能分离的，图与史分列左右，可以互相参补印证。治史者若没有地理知识，缺乏历史空间的方位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史地并称，正是这个道理。
治史者如此，就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舆图之学也是极为重要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果没有地理常识，也就无从体会杜甫那种愉悦亢奋心情之下，为自己设计的“即从”、“便下”水陆两路的行程。
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也必须参考舆图。《水浒》的活动空间虽仅在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一带，远比不上《三国演义》那样广阔，但书中所涉及的州府县治，皆有所本，之间的距离和地貌也与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的郁郁堂本，还是李卓吾评的一百回芥子园本和年代最早的郭勋刻本，虽有内容上的增减，但都有关于山东河北一带地理方位上的内容，显见作者对地理的熟悉。金圣叹批注之贯华堂七十回本，虽然经过他的删改，毕竟是近之百年来最流行的版本。
说到金圣叹，想到一件与地理水文也有关系的事情。二○○一年夏，某日下午我去琉璃厂荣宝斋，买完东西后顺便到楼上我的老同学萨本介的办公室闲坐，本介兄与我小学同窗，高我一班，后来在荣宝斋工作，是齐白石先生的孙婿，每到琉璃厂，走累了总要到他那里歇歇脚。那日闲坐之时，本介兄忽然说：“我让你看件东西，但不许看下款，你猜猜是谁的手迹。”说完拿出一手卷，打开后不见引首，只是个纸本长卷，内容很生，仔细辨认，是关于山东一带水文的勘记，故不甚明白。字写得尚工整，在行楷之间，绝对说不上好。且字体颇拙，非书家作品。我问本介兄为何人墨迹，他笑而不答，一定让我猜猜。我告诉他根本猜不出来，他才展尽长卷，露出下款“金人瑞”三字。我很吃惊，金圣叹墨迹我见过不多，无从判断，回来后急忙找出他在顺治戊子所书“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墨迹书影，似无相似之处，那关于山东水文长卷中的字更显得朴拙，全无潇洒之气。惟款识中“金人瑞”三字与那副对子的“金圣叹”三字，确是相像得很。
金圣叹一生不仕进，文学批评和诗文却留下不少，但其生平事迹多不可考，只是哭文庙上揭帖一案导致身首异处的事情尽人皆知。而其考察山东水文地质的事迹，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到过，估计是他壮年流寓山东时所为。这一手卷是荣宝斋在门市收购的，出自何人之手，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位与《水浒》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就是俞万春了。金圣叹腰斩《水浒》后，又在七十回后半部加写了卢俊义惊噩梦，俞万春写《荡寇志》完全是凭借着这个基础拼造出来的。且不说俞万春的写作目的与政治观点，只说《荡寇志》与《水浒》的衍生关系，有两大特点，一是善于钻《水浒》的空子，二是极为熟悉《水浒》活动空间的地理环境。俞氏生活在嘉道年间，当时通行于世的《水浒》版本主要是金批的贯华堂本，俞氏从此入手，对于前七十回中的每一微小浮笔，都变为可乘之机而大大加以渲染、发挥。而对前七十回中没有明确交代下落的人物，如被高俅逐走的延安府教头王进、祝家庄的拳棒教师栾廷玉、扈三娘的弟弟扈成、失守大名府的败将李成、闻达等等，使之再度登场，参加讨伐梁山的行列。其他如《水浒》中人物之间的矛盾乃至这些人上山的前因后果，利用得都十分巧妙，没有牵强、生硬的痕迹，可算《荡寇志》的第一大特点。而第二大特点就是文中对于水浒活动空间的地理了如指掌，北至沧州，南至徐淮，东及沿海，西界豫皖，州府县治的距离、地貌水文、城垣沟壑叙述甚为清楚。我在少年时代读《荡寇志》时，手头总放着一部历史地图集，随时翻阅查找，惊奇地发现《荡寇志》涉及的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五省的大小地名，皆能在地图上检索，从某地至某地所用时日，也都因其距离上的差异算得十分清楚合理，可以说比《水浒》更为详细。唯一遗憾是州府县治有以明清建制代替宋代建制的错误。俞万春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科举功名仅是诸生，青年时代曾随父在广东任所，对山东、河北未必十分熟悉。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成书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前后凡二十二年，虽为小说，在写作上确实是下了功夫的。如果说俞氏没有长期在山东、河北生活的经历，那么起码在写作时是离不开舆图的，而且利用的也不仅仅是一种舆图，否则不会有如此详尽的描述。由此想到时下某些武侠小说，书中人物今日峨嵋、明日天山，既无交通工具，又不知山川路途之远近，车船行旅之艰辛，写来不需任何舆图参考，倒也省去不少气力。
治文史者而无舆地之学，绝不会形成历史时空的整体概念，历史就不会是立体的了。清人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是最典型的史地结合的著作。顾氏积三十年之力，取材于二十一史及百余种地方志，纠正了前人许多重大错误，尤其对于山川险要和用兵攻取方面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是结合史书阅读的重要文献。《读史方舆纪要》略于景物名胜方面，但在附录中有《舆图要览》四卷，是全书精华所在。中国舆图文献虽有悠久的历史，但留下的实物并不很多，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禹迹》、《华夷》两图是刻在石头上的，所以得以保留，可惜记注太简单，篇幅又小，参考价值不大。
国外汉学家十分重视舆图的收藏和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舆图是世界各国图书馆中最丰富的，大约有近万种之多。今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大李孝聪教授编著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一书，收录了从明清时期刻本、绘本传统地图到二十世纪百年来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实测地图多种，其中弥足珍贵的有《大明舆地志》、《热河行宫全图》、《台湾舆图》、《万里海疆图说》等等。中国舆图流于海外的很多，包括历史地图及山川形胜、水文地貌、古迹园林和疆域沿革的重要舆图文献。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正规的平面实测历史地图，大多是百余年来历史学家编绘的，而其主要依据是史书的文字记载而非古人留下的地图。由此想到在欧洲的许多博物馆中看到不少中世纪以来保存的地图，有的是绘制在羊皮纸上，有的为铜板印刷，极其精致准确，这一点是超过我们的。一九五三年以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开始进行，经过二十年时间修订和充实，终于完成了这一多卷本史地巨著。当我们今天读史不能须臾离开此书之时，对于史地学前辈的敬仰油然而生，尤其是谭季龙（其骧）先生半生致力于此项工作，泽及后学，更是感到崇敬。
地理知识是一种常识性的知识。我这里讲的不是地理学，地理学是专门学者的事，而地理知识则是一般人应该了解和知道的东西。古人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较之行万里路，前者似乎是容易些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行万里路”的机会和条件，那么许多地理上的常识就要从图上去得到，这比读地理方志更为感性。
我对于地图的兴趣是源于学龄之前，至今记忆犹新。
五岁时，我的老祖母有位当小学校长的朋友，叫骆淑华，终生未嫁，彼时已经年届六旬。那位骆校长个子很高，脸很大，脸上还有几粒不太明显的麻子，说话声音嘶哑，从来不苟言笑，永远穿着一件颜色暗淡的长衫，很少女性的特征，我小时候很害怕她，只要她来家里，我总躲出去，尽可能不和她接触。也就是这位骆校长，某次送给我一盘中国地理拼图。这盘地理拼图大约有一本八开书那么大，只有两厘米厚，是木板制成的，表面贴着一整幅彩色中国分省地图，而每个行省都可以分离，现在想来可能是先将图贴在木板上，再由细木匠用旧式的弓子锼出来的。每个行省为一整块儿，大小形状不同，但拼起来就是一整幅中国政区图。中国的疆界有个槽，每块行省拼接后可以严丝合缝地放入槽中，成为一个平面。每省中的大小城市也均有标注，而全国的河流山脉在全图中也画得清清楚楚。这盘中国地理拼图大约制作于三四十年代，当时行省之中还有外蒙古、西康省和绥远、热河、察哈尔诸省。记得后来我的儿子小时候也有这样一盒中国地理拼图，只不过那是用塑料简单压成的，材质粗糙，虽然五颜六色、花花绿绿，块与块之间也可以拼接，上面却什么都没有，比起我玩过的就简陋多了。
我对骆校长的礼物爱不释手，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盘拼图成了我最喜欢的玩具，直至上了小学，仍然经常拿出来抚弄一番，因此对全国每个行省的形状及与邻省的衔接达到极为熟悉的程度，甚至闭着眼睛，用手可以摸出是哪个省份，然后再拼接起来。后来有了地理课，我这一门的成绩永远是满分。一直影响到以后几十年，我的地理方位概念和地理形象思维确是超过一般人的。一盘小小的地理拼图影响了我的一生，从这一点来说，我是永远怀念那位严肃而冷漠的骆校长的。
“文革”之中，在家赋闲点读《汉书》，读到汉武帝时与匈奴的关系，所涉及武帝开边的内容很多，常常遇到的地名如龙城（今蒙古乌兰巴托西）、马邑（今山西朔县）、上谷（今北京延庆西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东南）、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以及什么阗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段）、狼居胥山（今蒙古克鲁伦河北的都图龙山）、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等等。这些名称在汉与匈奴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甚至成为后代许多诗文的典故。要了解这一地区的大致情况和方位，就必须使用《中国历史地图集》（那时十卷本还没有出齐），并参考今天的地图，相互比照，于是整体概念就形成了。《汉书》注家中应劭和颜师古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他们注释《汉书》在地理方面的条目也就涉及魏晋与唐代不同的理解，这些也都要依靠随时翻阅历史地图。“文革”时可用书籍有限，手头也没有古今地图的覆盖式图册，因此只能用历史地图和当代地图作大概比较。即使如此，还是学习到不少东西，受益至今。
“文革”中家里都不敢再挂字画了，中国绘画和西洋绘画统统成为“四旧”，许多人家在原来挂字画的位置都换成了毛泽东像和语录，而我则是买了一张当时最大开本的世界地图钉在墙上，也算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罢，这是不会有人指摘的。读地图也就成了我那时的一部分生活内容，没事时可以对着墙上的地图看上半天，久而久之，读来读去，一整幅平面世界可以装在脑子里，滥熟于脑中。甚至常常与人打赌，能闭着眼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小国家的位置，那时地图上尚有“锡金”（不丹与尼泊尔之间的小国，也与中、印接壤，一九七五年已并入印度领土，成为一个邦），是地图上可查到的亚洲最小国家，我的本事是常常能闭着眼睛摸到锡金的位置。
中国地图能脱离《山海经图》的原始状态而绘出山川道路等地理位置，当在战国之时；而中国人知道地为球形与经纬线之地球仪，已在元初阿拉伯天文地理学输入的时候。在此之前，为地图学做出了最杰出贡献的则是晋代的裴秀和元代的朱思本，这是在中国地图学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个重量级人物，但他们所绘制的地图仅限于中国的“天下”。让中国人真正了解世界舆地之图的应该归功于利玛窦。利玛窦第一次刊绘世界地图是在明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在广东肇庆绘制，后由岭西按察副使王沣为之刊行，分赠朝野。此图虽然粗率，但仍然算是中国人最早看到的世界地图。地图之学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政治的演变而不断丰富的，就以世界地图而言，距我在“文革”中所读至今才三十多年短暂时间，世界又发生了多少变化。这其中既有山川地貌的变迁、道路江河的开凿，也有疆域讼争的界定、国土分合的划分。所以说，地图是要流动着读的，这种流动就是历史。地图为什么变了？地图本身不会告诉你，去历史中找答案吧！这也就是左图右史的意义所在。
我在有些北京史的讲座中会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大致的北京旧城地图（仅限于内外城），并且标出北京旧时水域和主要街道的位置，说不上准确，但大体上是不会错的。有人问我为什么对内外城的地理那么熟悉？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看的时间长了，琢磨的时间久了而已。说到这里，还有件不甚光彩的历史与此有关。
我的小学是北京东城的培元小学，这所培元小学与育英小学同是为育英和贝满两所中学输送新生的小学校，育英中学是男校，育英小学也只招收男生，贝满中学是女校，培元也仅收女生。一九五四年两校打破原来的传统，男女生混招了，我也就成了培元第三届男生。那时培元的老师几乎全部是女老师，她们教惯了女生，温文尔雅，对男生的调皮还不能一下子适应。我在上小学时又经常在课堂上弄些小动作，比如说话、捣乱、在桌上乱画，诸如此类，因此常常被老师拎出去罚站。那时罚站倒是很文明，常常是在教研室或校长室站上一节课。那教研室和校长室是在操场东北部的一座两层小楼上，开始让我们面对窗子站着，后来发现我们这些被罚的孩子不知为耻、反以为荣，不但满不在乎，看着另一个班在操场上体育课，还不免挤眉弄眼地顺势打打招呼，颇有些临窗检阅的架势，于是老师干脆让我们去另一个方向面壁而站。当时教研室墙壁上贴着一张硕大的《北京城鸟瞰图》，现在回忆起来，我还不记得看到过比这张更大更细致的北京全图了。这张图大约是五十年代初期绘制的，图上的区域划分还是内×区、外×区的标识。我们这些孩子被罚面壁，目力所及也就是这张图了，何况面图尺五之遥，正是览图的最佳位置。四十五分钟时间，哪里有心思过，只是饱览这张鸟瞰图，北京的街衢闾巷、城垣水域、皇城禁苑、殿宇寺观皆在其中，有些是我居家上学的附近，有些则是我从未涉足的区域，尤其是紫禁城在全城的中轴线上，更是最为憧憬的地方。人在教研室里，心早飞在北京城中。被罚站的次数多了，面壁观图也就成了一件乐事，那张鸟瞰图早就了然于胸中。如果说体罚是教育的失败，那么这种面壁观图不能不说是成功的特例了。
直至今天，我心里仍然装着那张北京城鸟瞰图，那样清楚，那样真切，而且还总是记得当时小小的不解：为什么北京城的西北角缺了一块呢？
返回目录走向历史现场
□陈春声《读书》2006年第9期
一九三九年，因战争疏散到闽中永安县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的一位年轻研究人员，为了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在距县城十多里黄历乡的一间老屋里，发现了一大箱民间契约文书，自明代嘉靖年间至民国有数百张之多。他仔细研读了这些契约，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这位年轻学者，就是时年二十八岁的傅衣凌，其时刚从日本学习社会学归国不久。一九四四年，福建协和大学出版这一著作，傅先生为该书写的“集前题记”中，有这样几段话：
我常思近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由于史料的贫困。这所谓史料的贫困，不是劝大家都走到牛角尖里弄材料，玩古董；而是其所见的材料，不够完全，广博。因此，尽管大家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唯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围内的问题，每不能屏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的经济小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存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还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对于素为人所不道的商店账簿、民间契约等等都珍重地保存、利用，供为研究的素材。在外国且有许多的专门学者，埋首于此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贵的著作。而在我国则方正开始萌芽，本书对于此点也特加注意，其所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既从福建的地方志，寺庙志以及作者于民国二十八年夏间在永安黄历乡所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