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同之处。人类社会不是执行天理、上帝旨意、历史铁律、绝对理念或普遍可靠的价值真理的场所，而只是凭借人类有限理性和经验而寻求幸福和建树理想的实验场或试错场。这是一句非常辛酸的话，是经过人类长期凄惨经验和痛苦思索而得出的教训。唯其如此，故对待人的生命，及与生命和幸福息息相关的事情，包括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安身立命的信仰、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要慎之而又慎之也。
前年在北大演讲《中国文化心理与全球化》的时候，有一同学说，他从属的民间组织在乡间教儿童读儒家的童蒙课本。我说，好极了，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我的意思是说，不涉及国民教育和公民义务的，自愿的“传教”和受教，发扬一种传统信仰或智慧，皆是好事。传统文化应受法律保护和舆论尊重，传统文化中的任何流派皆有同等存在、发展的权利，也有同等衰落、淘汰的可能。发扬，要靠信仰者按照他们的理解，自由地弘扬，但不能依靠政治权力压制排除其他流派。现代社会不要国教。至于国民教育，则应以已知确切的基础知识为教材，进行启发式教育，不灌输任何教义教条，以待理性成熟之后自由抉择。传统教育怎么办？应简略全面介绍传统各家的基本智慧，知道民族的历史成就，不传一教。公德教育怎么办？现代公德不是某一派的伦理，而是一切伦理的伦理，即公民自由权利的信念。知道自身的自由权利是什么，并且确信这也是一切人的同等权利，学会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尊重自由的主体——有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这就是现代国民公德。
返回目录从边远到边缘
□孙 苏《读书》2006年第3期
近些年来，媒体上有关灾难的报道最多的莫过于矿难了。据说它的发生频率之高，死亡人数之多，已达世界之最；而吨煤产量与死亡人数之比，也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值。众多人道主义者在呼吁拒绝带血的煤，多方高层领导人士在制定各种严厉措施，但内中诸多天灾与人祸的复杂因素，让矿难构成了中国屡禁不止的又一怪圈。聊可自慰的是，这也许并不是人们所担心的愈演愈烈，而是证明了我们的知情权越来越得到尊重，信息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了，预示着解决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这么说的依据来自我的文学阅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矿难、矿工的生命值还远远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远不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话题的时候，就有一位作家，以他亲身经历向我们描绘了二十多年后才引起人们注意的矿工生存问题，惊心动魄地讲述了他们无论活着还是死去的渺无声息。那种文学的力量所带给我们的震撼和感染力，是今日一些冷漠客观的统计数字无法企及的。
一九八二年，他奇异地因了一篇稚拙地反映此类生活的作品而获得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不是靠声名——当时的他还是一个整日生活在八百米深处、没有被社会承认基本身份的矿工。知道他名字的除了工友、乡邻、亲戚，最多也就是看过他小说的寥寥几个文学中人。他也没有可以仰仗的文坛势力，因为刚刚进入新时期的文学，还没能来得及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文坛上的地方军团远远出现在那之后。不但作者地处偏远，这篇小说首发的刊物也是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不感谢当时较为纯净的文学环境，给了许多初出茅庐的人更多的机会。不像后来逐渐形成的主流话语漩涡，让一些身处边缘的人或文化被越推越远。后来的他，尽管写出了仍旧可以振聋发聩的小说，却难以再进入渐次形成的文化中心。这种命运不是个别的。考察后来的各种文学奖项的分布，我们会发现，以各种方式进入权威视野，是获取承认的必须而且重要的第一步。选择的方式，可以有潮流化、类别化、主义化、集团化，以至达到中心化的目的。而与此同时，也就往往成了消弭文学最有价值的多元性、个人性、创造性、独立性的过程。
我说的这位作家叫孙少山，地域归属为黑龙江，那篇获奖作品叫做《八百米深处》。此后他的一系列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被地方文学的研究者称作“黑色系列”。他的小说在描绘矿工生活残酷性的时候，赤裸到不加掩饰的程度。但它的价值不在于这种写实，而在于超越性的哲学层面上的追问：人类生存毫无平等性可言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在对现实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只好愤怒地指向了难辞其咎的上帝。在《黑色的沉默》这篇小说中他这样写道：
矿井是上帝的口袋，他在这口袋里，放了一枚银币，一些贪财的人看见这枚银币在黑洞洞的布袋深处，闪着光，便不顾一切危险下去捡。对于这些贪婪的人，上帝毫不吝惜地用火焚烧他们，用毒气毒害他们，用地下水灌他们，用石头砸他们。但人类总经不住这枚银币的闪光的诱惑。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前头无数的人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口袋里，还是不断地涌进去……
上帝你误会了，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些贪财的人，但不可以说是一种罪恶，你把每个人挖出来考察一番，你会发现他们一生没吃过好的饭食，没住过豪华的房间，没穿过好的衣服，没坐过舒适的车辆，甚至没吸过干净的空气，没沐浴过太阳的光辉，他们终其一生没消耗过这个世界上的财富。
他们所有的“贪婪”只是为了获取一些基本的生存权利。他们的无奈甚至成了高高在上的人们无视他们的理由。在作者悲愤的控诉中，上帝，成了人类过错的承担者。
无奈的人们是无助的。在《八百米深处》中，他描绘的就是处于无助之中的人的自我救助。正是在这种自我救助中，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令人尊敬的人性的力量，那种顽强得令人吃惊的生存能力。
小说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一场矿难过后，五个矿工被埋在了地下八百米深处。他们从未指望过外力的救助。即使有，挖到这里时，他们也早成了一堆白骨。他们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一丝侥幸上，靠自己的力量，打开的一堵矿壁，也许能从被废弃的相邻矿井中找到一线生机。
一个讲述得很笨拙的故事，却涵盖了人类有史以来必须面对的三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困境的解决就意味着人类的胜利，所以小说中人物命运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小说要歌颂的就是人的不可战胜。这篇小说所具有的品质，所探讨的问题，在同期的获奖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使得小说能够让人忽略它的太无技巧的叙述，太过愚直的结构，毫无文采的语言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深刻内涵。一种对生存方式的来自生活的哲学思考，对形而下的人群的最形而上的认知，对他们的最朴素的价值观的肯定，最终，集合成对人性、人的力量的信任和赞美。在当时的文坛还纠缠于人的异化，人的情感认同等喋喋不休的话题时，这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一种存在主义理解，显得与众不同。对作者来说，这只是他对切身生活的一种独特思考，却正暗合了具有超前意识的人文主义拥趸的需要，受到比较激进的青年评论家们的欢迎也就势在必然，它的获奖虽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它的超越性，让我们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读它，反倒感觉到它的现实价值更胜当年。
但后来的孙少山就没有这么幸运，尽管他后来的小说写得更加老到和深刻。比如上面所提到的写于八十年代末的中篇小说《黑色的沉默》。在这篇小说中，他对女人的存在价值提出了疑问，他为我们揭开了底层女人的生存现实。他用虚构的方式更真切地逼近生活的本质：三八节这天三八矿发生的一场矿难，让三十八个女工无一生还，并且被烧得面目全非。他让我们和他一样必须直视整个认尸过程。从她们一年穿四季的大棉袄，从她们在肮脏的矿井中精心保护以取悦男人的一头黑发，从她们尚未来得及哺乳的鼓胀的乳房，以及等等，在辨认尸体的过程中，我们完成了对女人一生悲剧的认识。女人作为一个主妇的悲剧，作为一个妻子的悲剧，作为一个母亲的悲剧，都因为一场突然而至的矿难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女人从来没有独立存在过，无论她的生，还是她的死。她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目的只能附属于他人。女人一生的命题，就是丈夫、孩子和家；女人一生的使命，就是女儿、妻子、母亲。女人走不出命运的安排，她们必须完成这些人生的命题。最荒诞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费尽力气辨认出了每一个死去女人的身份，但却由于火化工人的小小的疏忽，使得写了她们名字的小纸片被颠倒了，最后，她们丧失了作为个体存在的唯一标识，胡乱地接受了随意的命名。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小说的结尾，死难者的家属和矿上主管部门争执后获得的死亡赔偿数字，恰好填补了每个女人未完成的使命：它相当于一头牛的价钱，买来的牛代替了某个女人在家的劳作；它相当于还完丈夫购买摩托车的剩余款项，了结了某个女人的宿愿；它被存入家中的存折，恰好达到了某个女人梦寐以求的那个数目字。
但孙少山再也没能站在全国的领奖台上，而且迄今为止，他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版本的讲述新时期文学的出版物中，这就是我要说的文学研究中难以避免的一个现象，也是本文的主题：中心文化的漩涡对边缘文化的拒斥，主流话语对其他声音的遮蔽，体系中人对体系外人的忽视。影响人们全视角地研究分析作家与文学的原因，与地域的位置有关，也与我们历来比较注意群体性现象有关。所以考察现有的新时期文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能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多是处于文化中心地带的京、津、沪作家或者被归属于某一个文学思潮、某一个文学种群的作家，研究者的注意力容易被这样的现象所吸引，研究这样的现象也更容易被人注意，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所以我们不难明白，中心城市不独是外来务工者追逐的天堂，也是试图进入主流文化视野的人们争相选择居住的地方。而一旦被列入某一代或某一派，也就有了水涨船高的机会或机遇。我们不能否认文化中心地带的资源优势，但这种倾向容易让人心生疑窦：是最好的在中心，还是中心是最好的？我们也不能否认潮流或群体是构成一个时代文学的重要现象，但它只是重要，也许最亮，但不能聚光，不能让它的光环掩盖其他的五彩缤纷。有些一直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作家，以他们的独具特色的作品，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难说没有以少胜多的力量，比如汪曾祺先生。但以一种特立独行的边缘姿态能获取承认的，毕竟太少了。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作家们纷纷学习美国的福克纳，但福氏终生居住在美国的小镇中，而他的也居住在小镇的中国学生，却纷纷迁居北京了。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背景、文化环境，个中的原因想是不说自明。
“当代”作为一个概念，被称作“史”，未免显得短暂了些，我们应该做的，是如田野工作者一样，把目光投向更广大的民间和边缘，寻找到更多更有价值的文学发现。经验告诉我们，远离中心的地方，往往是较少受到干扰的地方，可能保持一些纯粹的品质，对文学来说，那就是作家最有独特性的个人追求。如此这般，边远一定不再成为边缘。
返回目录
“拯救灵魂”抑或“治理病人”？
□吴 飞《读书》2006年第3期
杨念群先生关心西医东传的问题，大概已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再造“病人”》今天终于能够问世，实在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随着对西方“身体”理论的介绍，中国学界陆陆续续出现关于身体问题的讨论，也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再造“病人”》的出版，在这个远远算不上显学的领域里，无疑算是一件大事。但不论我们如何估量这本书的价值，在很多正统学者的眼里，恐怕这种医学史的研究还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问题。
不论弗洛伊德和福柯这样的理论家在中国有多热，不论“身体”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曾经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主题，甚至不论“非典”、艾滋病和禽流感曾经和正在引起多么大的恐慌，以“身体”或“医学”为主题的历史研究，在中国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是被当作一个怪怪的领域。当然，如果哪位医学史专家写一本正儿八经的“中国西医史”之类的书，恐怕还不会引起太多的侧目——当然也不会吸引太多的读者，因为那是老老实实的医学史研究。但是，杨念群写的这本书，主要却并不是给医生或是卫生专家们看的，而是要拿给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读的；而且他还曾经郑重其事地谈道：“我真正关心的，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怎么需要在手术台上来研究，怎么需要翻看那么多接生婆和阴阳先生的档案，怎么需要和赤脚医生打交道呢？他为什么从光明正大的儒学研究转到了这歪门邪道的医学史上来了呢？
身体之学不得彰显，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归罪于中国学术界的保守和僵化。回过头来看，谁不知道缠足放足、血吸虫病、赤脚医生、计划生育，乃至“非典”、艾滋病、禽流感，这些“烙在身体上的政治”，早已成为塑造我们现在的生活处境的重要政治事件？谁不知道，没有对身体的各种改造和治理，就不可能有现代中国的生活秩序？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的身体研究没有在放足运动的时候，没有在消灭血吸虫病的时候，没有在计划生育开始的时候，甚至没有在防治“非典”的时候，成为显学呢？
要问身体政治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的显学，也许首先该问，它为什么在西方成了显学。其实，身体和医学问题之所以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显得那么重要，也绝不仅仅是因为一个福柯，更不是因为福柯偏偏赶上了一个“反精神医学运动”。身体问题，很久以来就是西方思想中的一条主线。而悖谬的地方在于，身体问题之所以在西方显得那么重要，并不是因为西方人就尤其重视身体，反而是因为，西方人更看重的是“灵魂”。简单说来，就是因为高贵的哲学家往往推崇灵魂而贬抑身体；由于这个被看不起的身体总是抬头作乱，人们不得不重视它的存在，想尽办法来控制它、规范它、治理它，于是，种种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出现了，针对身体的生命政治出现了，当然，为身体正名的各种思想也出现了。乃是因为灵魂与身体之间永恒的张力，才使“身体”成为西学传统中一个永远令人无法忽视的问题。
也许，“西医东传”的这个史前史，能帮助我们更真切地理解《再造“病人”》一开头所讲的那个“救不了灵魂的医生”的故事。像胡美这样的传教士医生，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真正关心的不仅仅是让多少中国人了解西医，更不是能治好多少中国病人。“行医”完全是他们的一个副业，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为上帝传福音，才是真正的目标；这种传教士医学，正是现代西方身体政治的一种延伸，深深体现着灵魂/身体的二元张力。在这些关心灵魂的医生进入中国之前，他们未必没有做好可能会失败的思想准备；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他们也会遇到那么多桀骜不驯的身体，那么多倔强的欲望。或许，他们早已打算好了，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再次完成这种悲壮的“驯服欲望”的斗争。然而，当这些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他们真正面临的，却并不是悲壮的天人交战。中国的老百姓竟然四两拨千斤般地把他们传教的悲壮轻轻化解掉了。他们所面对的这些尚未认识上帝的中国人，虽然一度因为不了解西医而发生了身体上的抗拒，但是这个不打不相识的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功利的中国人在见识了西医的疗效之后，很快就放弃了偏见和固执，而愿意让自己的身体接受临床医学的规范和统治。很多接受了西医治疗的中国老百姓，似乎对于上帝的福音也不那么顽强抗拒。他们和那些接受了赈济的穷苦乡亲们一样，很快就皈依在了十字架下。然而，这种皈依丝毫没有悲剧的美感，反而处处充满了乡土中国滑稽的喜剧效果。那些身体驯服了的中国人真的也交出了他们的灵魂了吗？那些拜倒在十字架下面的农民真的在拥抱耶稣的真理吗？问题在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似乎都不是简单的是或否。也许中国的老百姓就没有传教士们所理解的那种“灵魂”的概念。他们在交出身体之后，可能已经不知道还可以交出什么了；但是这些全部身心交出去的农民，在那些传教士看来，也许什么都没有交出来。那些认真地躺到洋人的手术台上的中国老百姓，那些虔诚地跪倒在基督教堂里的中国教徒，似乎根本无法给传教士医生们一点安慰。他们只能感到，自己为中国发展了医疗事业，甚至为中国建起了很多教堂，但是，他们真的拯救了这些中国人的灵魂，从而传播了基督的福音了吗？当一片茫然的胡美站在长沙城头的时候，他还在担心自己会像中国的上帝之子洪秀全那样被什么“红发将军”赶走；也许他真正应该担心的，是一旦他为中国的“上帝之子”们输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