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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之二：旁征博引、表达精准
在孟非诸多的“被励志篇”中，都经常提到他的高考成绩。据说当年他的语文成绩仅次于江苏省文科状元，而数理化三科总成绩却不足一百分。高考落榜，只说明他理科太差了，而他的语文水平，却比当年大多数考上一流大学的同学都要高出不少。在《南京零距离》任主播时，每天的《孟非读报》都是他自己动手完成的。每天一千多字，单是写出来就已经不简单，何况节目还成为收视率的最高点！没有点儿“真功夫”，没有优秀的文学功底，是绝难做到的。
在各种文体当中，孟非最擅长的是杂文。他的文章不仅言语犀利、泼辣老到，还旁征博引、妙语连珠。不论是正论还是杂感，立论或是驳论，总是有理有据、切中要害，给人以痛快淋漓、恰到好处之感。至今，孟非的博客中还时常出现此类精妙的时评文章。
扎实的文学功底，宽广的知识面，使得孟非在《非诚勿扰》中经常旁＇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征博引、左右逢源。比如当一位自称作家的男嘉宾说“鲁迅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吧”，孟非接道：“这句话好像是一个叫但丁的人说的，鲁迅只说过：世上本无路……”当一位美国男嘉宾背毛泽东的诗“卡壳”时，他会悄悄地提示他……这样的例子，恐怕孟非的粉丝们不胜枚举。然而，孟非的旁征博引却没有让人产生“掉书袋”的感觉，相反，他的表达既通俗又精准—精准见功底，通俗是追求。
在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八日的《非诚勿扰》中，当一位男嘉宾因为开了一个玩笑被误解而失败退场后，乐嘉对孟非说了这么一句话：“很多人在表达幽默感的时候，经常会被别人曲解……你每次说话，都能非常精准地传递你极其细微的那些幽默感，你是怎么做到的？”节目中孟非没有回答这问题，显然乐嘉也不是真想要问出个究竟来，因为这毕竟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能力。
我的一个同事，一位六十多岁的文科教授曾感慨地跟我说过：“孟非的表达能力太强了！同样的感触，他总是能以最精确、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一语中的。换了我，意思可能也能表达出来，但没他那么准确和简练。”不论是在节目里还是在生活中，孟非突出的表达能力一直是我“羡慕嫉妒恨”的对象。
追求通俗易懂，让传播变得通畅无阻，一直是孟非追求的目标。他曾经讽刺过故意把话说得让人听不懂的“浅入深出”型的人：“知道他们所说的‘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殖器官作用于审美主体，从而产生审美愉悦’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花开了，好看’！”在《非诚勿扰》中，“他的意思是说”是孟非出现频率很高的语言，这也正是他坚持平民化立场和通俗化表达的最佳注脚。
本色之三：平等交流、言行得体
我总觉得，《非诚勿扰》就像是一场目的明确的“宴请”，在主办方的精心组织下，男女嘉宾要在很短的时间里秀出自己以达到交友的目的。它既不能像朋友聚会那样恣意随性，也不能像商业谈判那样严肃拘谨。主持人既要避免可能会出现的冷场，以保持场面的活跃和轻松，又不能喧宾夺主，让嘉宾成为被摆布的棋子。同时，由于嘉宾们来自各行各业，其社会地位、人品修养、文化水平等方面千差万别，甚至每个人都可能代表一个群体的特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得罪一大片。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主持人言多不失并在笑声中把事办了，压力可想而知。
面对这样的挑战，孟非以人人平等的立场、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言行得体的高情商成功应对，不但化解了可能存在的不和谐因素，还在不经意间传播了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从刚才二十四号的表现，我们理解了四个字的含义：争取幸福！”
“这个世界上，成功对一个男人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未必是唯一重要或者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他们在乎我们的感受，与我们是否成功无关。”
“拒绝是我们每个人在人际交往中都会遇到的情况，无论是委婉的还是直截了当的，都应该记住一点—尊重别人。”
“看起来你的运气是差了点儿，别太在意。”
……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寓教于乐，不是任何一个主持人能做到的，但是孟非确实一直在践行。有的新闻主播，可能只会说教，有的娱乐主持人，可能只会搞笑，而真的能将一肚子墨水喷洒得如此有格调的，目前我只知道孟非。”
美国心理学家认为情商水平高的人具有如下的特点：社交能力强，外向而愉快，不易陷入恐惧或伤感，对事业较投入，为人正直，富于同情心，能认识和激励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无论是独处还是与许多人在一起时都能怡然自得。在我看来，这些特点孟非身上几乎都有，这也正是他能够胜任《非诚勿扰》节目并提升节目品牌影响力的内在保证。
应当说，《非诚勿扰》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诸如节目定位满足了“剩男”、“剩女”泛滥的语境下的社会心理需求；“剧情＋话题”的模式使节目节奏感强、悬念感强、现实感强、信息量大；音乐、舞美配合恰当……然而，即便不论“主持人是一档节目的形象符号”这一命题，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孟爷爷”的强大气场对节目的贡献。
如今，孟非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单是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就有好几百万。有一次，凌晨时分，他发了条微博：“我没睡呢，有没睡的都来说说，这会儿在干吗呢？”半个小时之内，评论就有上千条之多，当真是一呼百应！如此盛名之下，孟非却依然能冷静超然，不失本色：“我干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我的意思。我很被动，听天由命。”
正像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一样，孟非最可贵的，是在红地毯上走多了，却依然能很适应地走在马路上。
第十四章爱上新疆
提到新疆，我首先想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那部纪录片的学术顾问—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北海。据导演说，在西域史的研究领域，苏北海的学术地位仅次于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其实这些事我也不懂，就是觉得那是个传奇的老先生。
苏先生是江苏无锡人，一九四九年之前曾经是张治中的幕僚，二十来岁就进了新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了。令人惊奇的是，这么多年他竟然还是一口地道的无锡方言，没有一丁点儿新疆口音。“文革”前后，他几次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了放，放了关，具体关了几次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就这样前后被关了十五年，其间还跟王洛宾在同一个牢房里关了快十年。
一个有着这样传奇经历的老先生，在我们摄制组简直就是我们随时备查的新疆百科全书。在新疆拍片期间，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路上。在车上我曾经跟苏老请教过一个问题：新疆有个地方叫轮台，很多诗里都提到了，比如唐朝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再比如宋朝苏东坡的“尚思为国戍轮台”，这些诗里提到的“轮台”是一个地方吗？老先生本来一直昏昏欲睡，听到这个提问一下子来了精神，对我说：“孺子可教，关于这个问题，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轮台古今考》，我送你一本书，你看了就知道了！”
后来知道了，很多古诗，尤其是塞外诗都提到过轮台，不过那些诗里提到的轮台往往不在同一个地方。比如，汉朝时说的轮台和唐朝指的轮台就不同，汉轮台在天山之南，唐轮台在天山之北。此外，后来还有清朝以后的轮台以及泛指西域轮台的不同分类。苏先生所赠那本收录了《轮台古今考》的书至今还在我家里。
那一次提问之后，我对苏先生也更为景仰了，他也觉得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年轻人。后来我又发现苏先生还有过人之处—饭量。别看老先生年近八旬，可他的饭量可不比我们这帮年轻人差。那时我一顿能吃一大盘“拉条子”（新疆人对“过油拌面”的俗称），特别饿的时候吃完了能再加一点儿，但苏先生每次吃完一大盘后都要再加一小碗。
在新疆，还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他就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叫张彤，徐州人，比我大几岁，但酒量比我大很多。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导演拍电视纪录片的水平恐怕真的很一般，但是他对新疆那块土地却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深沉的热爱。后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我刚去摄制组的时候，张导对新疆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表现出来的向往和痴迷，让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甚至觉得有些神神道道的。但在结束了新疆的拍摄后，我就完全能够理解他了，我甚至觉得，我对新疆的热爱可能已经超过了他。所以，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热爱新疆的同路人。
我对新疆的感觉之所以前后会差得那么大，完全是因为那块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太迷人太让人震撼了，那种震撼，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永远无法深切感受到的—它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有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千米，占中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乌鲁木齐大概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几十个各具鲜明特色的民族生活在一起，在那三个月里我目睹并感受到的各种民族文化的交融、历史渊源的传承以及各种罕见地貌的壮美，都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拍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接触了大量的不同民族的当地人，可以说，在那几个月里，我们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和他们真正地生活在了一起—那年的中秋节，我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与克里雅人一起过的。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其他民族的群体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用心去感受养育他们的山水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这不是一个旅游者去新疆玩儿上十天半个月便能够体会和收获的。即便是我自己，即使现在再去一次，不论以什么方式再去，也不可能有和当年相同的感受了。
余秋雨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一个文人要想和某一片山水有灵魂上的接触，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从新疆回来之后，我从心底里认同这句话了。
我曾经去过德国、希腊等欧洲国家，尤其是希腊，它的历史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也没能带给我像新疆那样的感受。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希腊和新疆没什么可比性，那就说九寨沟、黄山吧，那里的山水美不胜收，但和新疆比，它们在我的心里仍然缺少些能触动心弦的东西。
我甚至坚定地认为，我对新疆的热爱中有某种宿命的东西，它在我的骨子里，不为人知，也很难被表达，那是一种前世今生的感觉。一九九四年七月初的一天，我从乌鲁木齐火车站出来，看到碧蓝如洗的天空下，远处是起伏的山脉，近处是黄色低矮的一片片房屋，我就突如其来有一种灵魂被一击而出的感觉，没有任何原因。
喀纳斯。
初到新疆，一切都让我觉得新奇和赞叹，在茫茫戈壁上看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那是我过去只在小说和诗歌里想象过的意境。到新疆半个月后，我们出发到喀纳斯湖拍大红鱼，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拍摄如此奇幻的题材。
很多旅游爱好者应该都听说过，喀纳斯湖出现过一种体形巨大的鱼的传说，当地人管它叫大红鱼。关于大红鱼的故事流传甚广，几十年来，无数科考队的专业人员，带着专业设备，带着揭开“喀纳斯大红鱼神秘面纱”的梦想来到喀纳斯，但他们在湖边守候了很久，结果都是无功而返，谁也没有揭开过大红鱼的真面目。和那些专业科考人员比起来，我们就像一帮草寇，虽然只有电视台的摄录设备，但还是带着无限的期待，去到喀纳斯湖。我们很清楚，对于《西域风情》这部纪录片来说，记录关于喀纳斯湖大红鱼的传说是不可缺少的章节，我们只是需要记录一个行程，记录这里的人们关于大红鱼的讲述，我们并没有期待能真的拍到大红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新疆的开放程度还很低，旅游业也并不发达，听说过喀纳斯湖的人也不像现在这么多。要上喀纳斯，头一天必须住到布尔津县。我们在县委招待所休整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向喀纳斯进发了。我记得从我们住的招待所到喀纳斯，直线距离大约是九十多千米，没想到的是，那一路足足开了十一个钟头。我们当时开着的是两辆丰田4500越野车，车是好车不说，两个司机也很厉害。他们都是中科院新疆分院的老驾驶员，一个叫刘新生，一路上跟我关系特别好，另一个叫余建设，都四十多岁了，都是有近二十年驾龄的老司机，其中老余当年还给彭加木开过车。
一九八〇年，彭加木在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时意外失踪，留下了很多版本的神秘传说，吸引很多人去追寻真相，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疆还有“寻找彭加木”的科考活动，只不过后来那些活动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了。一路上，我们一没事儿就逗老余，问他是怎么把彭加木给弄丢的，老余每次都特别气愤地说：“我说过一百遍了，我是给彭加木开过车，但彭加木丢的那次不是我开的车，他的失踪跟我没关系！”
在新疆给我们开车的这两个司机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牛的司机，不仅车开得好，还会修车，而且作为科学院的司机，经常给各种科考队开车，他们也具备了野外科考的各种能力。比如，晚上需要在哪里宿营，露营地有没有可能发生雪崩，会不会发生泥石流，车怎么停才安全，一路上哪些野生菌类是可以食用的，什么样的云出现了就会变天等，都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意识和常识。对他们来说，除了发动机坏了没办法修，路途中发生什么问题他们都能搞定。而且一路上听他们讲各种见闻，对我来说也是很开眼界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经历。但即便如此，去喀纳斯湖的那一路，两个司机还是经常要一前一后停下来商量该怎么走，因为我们一路上要翻越不知道多少个山头，道路之艰险无以言表，经常开着开着就没有路了。他们之间的对话有时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比如，他们中一个会说：“你去年不是来过吗？”另一个回答：“我去年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不是这样的。”一路上，我们经常需要停下来一起搬石头，填好路才能继续往前走。开不了一会儿，又停下来，把横在路上的树搬开。两个司机还要经常商议怎样安全经过那些大坑，想想接下来该怎么走。
在新疆的三个月经历了很多次惊险的山路，喀纳斯之行是第一次。在海拔几千米高的阿尔泰山脉上，在极其狭窄和崎岖的道路上，我们常常是手紧紧拉着车顶的把手，屁股悬空，一车的人看着窗外缭绕着的触手可及的白云，身上一阵阵冒冷汗—这要是掉下去了，可连根骨头都捡不回来。
在那样危险的路上，还经常会和迎面而来的卡车会车。眼睁睁看见白云深处缓缓冒出来一辆车，双方就对峙在了海拔几千米高的狭窄山路上。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两位司机都表现得异常淡定。双方司机下车，走到一块儿点起一支烟，商量怎么通过。解决的办法通常是，一方想起刚刚路过的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个凹进去的稍微开阔一些的地方，于是就近的一方倒车，慢慢倒到那里避让。这种时候司机们从不吵架—在那种路上吵架等于找死。商量好之后，一方慢慢地像蜗牛一样往后倒，另一方慢慢地往前开，等到了说好的地方，两车一寸一寸地交会，慢慢错开—我经常感觉到我们车的轮胎已经有一半到了悬崖外面，但每次总是安全通过。之后一身冷汗。在那样危险的山路上，只要哪一次有哪怕几厘米的差池定然就是万劫不复的惨剧，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翻山越岭和这样惊心动魄的会车后，我对两位司机的景仰真不止亚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那天，我们早上九点出的门，已经翻过好几座山头了，我总是问刘师傅：“还有多久到？”他总是回复我：“不知道。”后来老刘告诉我，他基本上每年都走一趟喀纳斯，但几乎年年都有泥石流之类的情况，路况根本无法预计，所以也就无法估计时间了。
不醉不归。
顶着早上的日头出发，到八九点钟天快黑的时候（新疆和内地有时差），我们终于到了喀纳斯接待站。当时喀纳斯还没有什么游客，当地也没有什么旅游服务设施，接待站的工作基本上是接待各级领导和像我们这样的摄制组以及科考队。当时到喀纳斯拍纪录片的多数是外国人，日本人居多。我们这个摄制组是国家文化部下面一个公司的项目，当时的新疆还比较落后和封闭，尤其是到了最基层的政府和牧区，只要听说是北京来的，都当你是中央来的。
我们到了落脚的地方禾木乡（布尔津县喀纳斯民族乡乡政府所在地），热情的图瓦族朋友宰羊款待我们。根据他们的习俗，宰羊之前有一个仪式，只有被念过经的羊才能吃，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嘴里念念有词。仪式后，我们就等着吃羊肉了。这时，我们面前已经摆上了酒杯，一扎白酒哐当放在桌子上，图瓦族朋友示意我们边喝边等。按他们的规矩，一个杯子大家得转着圈喝，每次也就是倒个小二两，主人端起来敬你，你必须一口喝下去，然后同一个杯子再倒这么多，敬下一个。然后再来第二轮、第三轮……
我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合，当时年轻，喝起酒来也无所谓，结果这样转着喝，五分钟就是一轮，一轮一大杯，很快我就倒了。本来，快要喝高的时候，我还强撑着叫对方等一会儿，等上了菜再喝。对方不明所以地问：“羊嘛，宰上了嘛。”我说，羊肉上桌前有没有点儿凉菜下酒？给根黄瓜也行！对方又问：“要这些干什么？”我说：“喝酒啊。”对方更疑惑了：“对嘛，酒在这里嘛，喝嘛。”我摆手，表示等菜上了再喝。对方又问：“要菜干什么？”我说喝酒啊，对方又说：“酒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