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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阿姨话不太多，也做得一手好菜，非常贤惠，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我姨妈。她老公姓陈，长相酷似朱时茂，也不怎么说话，我一直叫他陈叔叔。陈叔叔是原重庆红岩电视机厂的总工程师，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电视，就是在他们家。“文革”期间上上下下都在搞运动，陈叔叔却在家里攒零件，省吃俭用，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机，九英寸的。在当时电视机是高科技的玩意儿，放电视的时候一个院子里的邻居都聚在一起看，家里坐不下那么多人，就把电视机拿到院子里放，电线得拖得老长。黄阿姨家的院子里还有一棵黄桷树，大人们在院子里站着坐着看电视，我们这些小孩儿就爬到树上看电视。那个时候电视节目一天就播两个小时，就跟看电影一样。
现在我回重庆去，就看望两家人，一个是舅舅，一个就是黄阿姨的儿女。在我看来，黄阿姨家姐弟两个，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是一家人。他们带给了我童年最为快乐和幸福的回忆。
第五章我眼中的重庆
我在重庆生活了十二年，没有生活在那里的人很难真正了解并理解它。这座城市在我看来有着非常特殊的性格，其色彩之鲜明之浓烈，超过其他很多城市，而重庆人的性格也像这座城市一样，格外地鲜明、浓烈。
1、重庆特色
重庆火锅全国闻名，但在前些年重庆市市政府曾经发布的“官方城市名片”中，排第一的不是火锅，而是美女，其次才是火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把美女排第一的道理我懂，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重庆的水土只养女人？重庆的女孩儿个子都比较高，皮肤也好—皮肤好倒可以理解，可能是在雾都终日不见阳光，有一种病态的白，打扮得也比较洋气。可为什么重庆男人的个子不高，长得也土气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漂亮的女孩儿如果性格温柔，在男人看来，这就完美了，但重庆的女人大多都不那么温柔，整体性格都很泼辣。我没有一次上街不碰到重庆女孩儿吵架骂人的。而在我的印象中，一群重庆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牛，一个比一个能说，但只要有他们的女人在，就会变得都特别。重庆女人在外边基本上都会给足男人面子，随便男人怎么表现，都给他们挣面子，但是回家里以后，大多数都是女人做主。从我的家庭，到我所认识的周围的朋友、邻居家，无一不是这样阴盛阳衰。
这仿佛是重庆社会的缩影。
2、浓烈的感情
重庆人的情感特别浓烈，容易狂热。流行文化总是一阵一阵的，比如当年的呼啦圈、蝙蝠衫什么的，全国都是流行了一阵子就过，唯独在重庆流行得比其他地方都更狂热、更持久。重庆人干什么事儿，都是一窝蜂一窝蜂地去干，这跟受教育程度没什么关系，他们好像天生就是这样。
重庆人挣钱不多，但特别容易满足，尤其是通过吃饭的方式满足。他们全部的热情、精力和想象力似乎都体现在了饭桌上。每次我到舅舅家或者黄阿姨家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弄了一大桌好菜。一顿饭吃完，我基本上都是吃到嗓子眼儿了，两口茶刚喝下去，他们又问了：“晚上你想吃点儿什么？”真没办法。
重庆人特别热情，但似乎又太不善于表达热情，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交往后，才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发自肺腑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热情。我的重庆朋友没有几个会说话的，尤其不善于用语言表达他们的感情，只有处的时间长了才能用心感受到。我离开多年之后回重庆见亲戚朋友，一般来说，那么多年没见面了，总会热情拥抱或者寒暄什么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表情跟昨天还见过我一样—我能理解，他们的感情都刻在心里。
3、自恋的重庆人
重庆人的性格中，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自恋。他们有一种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最典型的体现是美食和方言。
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喜欢川菜和四川小吃（重庆菜也算在广义的川菜里了）。重庆人因此对他们的美食特别自恋。自恋到什么程度？只要有重庆人调到外地工作或者移居外地，重庆老乡碰到他们都会问：“那地方的菜怎么吃啊？怎么吃得下去啊？吃那些东西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啊？”并且你会发现他们在说这番话时发自内心的同情溢于言表。重庆人其实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但他们偏偏很难接受外界的食物。在他们看来，只有吃重庆菜才能生活。我妈离开重庆都那么多年了，现在遇到重庆老乡，还是每次都会被问及上述的问题，而且你永远也不会听到重庆人夸别的地方的什么东西好吃。
这种对饮食的优越感和他们的狂热天性一样，和受教育程度没什么关系，从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全都一个样。重庆日报社、重庆电台，这都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那里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因此我也觉得特别奇怪—难道他们没有去过重庆以外的地方吗？没有吃过川菜以外好吃的东西吗？
而说到重庆的方言，重庆人的自恋更是近乎滑稽。我至少听一百个重庆人说过：“其实我们重庆话，还是很像普通话的。”每次听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告诉他们：“我认为重庆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就像广东话和东北话的区别那么大！”而认为重庆话和普通话很像的绝不是个别人的感受，那几乎是重庆人的集体意识。我每次不赞同他们意见的时候，所有重庆人都很吃惊，这也就让我更加吃惊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被彼此震惊了。
可能会有人认为我夸大其词，你要不信，可以到重庆去，随便找个人跟他说“我认为重庆话很像普通话”，他们肯定会对你说：“对对对，你说得特别对！”
4、袍哥式义气
重庆人很江湖，特别讲义气，可能多少有些受袍哥文化影响。在很多重庆人的逻辑里是不是朋友是特别重要的标准，相比之下，是非标准反而淡一些。比如，打女人对不对？我们都会认为，怎么能打女人呢，肯定不对啊！可是到了很多重庆人那里，如果是朋友打了女人，他们会说：那也得看那女人该不该打。但如果换作不是朋友，他们会义愤填膺地说：这他妈是啥子男人哦，简直是畜生，男人啷个可以打女人呢？！
说到江湖义气，又让我想起酒。重庆人喝酒不像其他地方，你敬我一杯，我回敬一杯，我再敬你，你再敬我，如此你来我往。重庆人喝酒必划拳，输的喝。开始我很不适应这种风俗，大夏天的，十个八个朋友一桌吃火锅，又烫又辣，想喝点儿啤酒，不行，得划拳，输的才能喝。那一套划拳的酒令跟说相声一样，重庆的男女老少基本上都会。因为我刚学，划拳总是输，只能自己一杯杯地喝。几圈下来，旁边有人喊了：“哎呀，这个酒你也不能一个人喝嘛，天这么热，也让我们喝几杯嘛。”
重庆的酒令也很有意思，一套一套的，从一到九，都有说辞，说辞还很幽默，有历史，有现实，当下最流行什么，重庆人都能与时俱进地把它融入酒令里。可惜我就是学不会，也没记住。我只记得这么一段：“酒酒酒（九九九），好朋友，万事莫过杯在手，我愿长江化作酒，有朝一日跳到江里头，一个浪子一口酒。”这要用重庆话说出来会很有意思。有兴趣的朋友到重庆去玩儿，可以留意一下他们划拳的酒令，绝对是一种有趣的酒文化。
5、吃不够的小面、凉面
全国人民爱吃川菜，不仅因为它好吃，而且因为它大众。川菜的材料基本上都不算高档，大多是猪身上的东西，贵不到哪儿去。同样的钱请人吃川菜能摆一大桌，而请吃粤菜，可能就只有两道菜。
川菜让人迷恋的原因都在调料里，所以重庆有句话叫“吃的是作料”。重庆最让我魂牵梦萦的不是川菜，也不是火锅，而是路边摊上的小面和凉面。小面其实就是最普通的素面，作料是关键。我小时候的小面是六分钱一两，我一般吃二两就够了。那种味道对我来说，至今想起都是幸福的味道。
前几年回重庆，我出去逛街或者上亲戚家串门儿，回外婆家的路上是一路走着一路吃着路边的凉面回去。重庆路边摊上的凉面都是用小碗装，面很少，基本上就两筷子的，但调料放了十几样，一碗面两口就吃完了，辣得心脏都疼。我接着往前走，买一瓶冰饮料，咕嘟咕嘟喝下去。大约过十分钟心脏不疼了，嘴唇和舌头也恢复知觉了，又看到一家卖面的，再来一碗，又是两口吃下去，又辣得不行，接着再来一瓶饮料。就这样，一路走到家也吃饱了。
上次回重庆我特别想吃小面，一大清早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不停地念叨着，热情的司机为了满足我的愿望竟然带我到了机场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家小面馆。我高兴坏了，热热乎乎的一碗小面吃下去，幸福感就在心里和胃里荡漾了一整天。
关于小面，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算把所有的作料都原样给你，到南京就弄不出那个味道。我妈曾经多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所以现在每次有机会回重庆参加活动，主办方问我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求，我的回答全都是：有，小面！
南京也有很多种面，但那基本就是酱油面，加块大排叫大排面，加块小排叫小排面，加大肠叫大肠面，说起来有几十种，其实面都是一个味道。而重庆的面虽然就三四种，但不同的作料却调出了截然不同的口味。相比之下，南京的面条实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第六章小资本家爷爷
我爷爷很像电影《林家铺子》里的那个掌柜。爷爷是扬州邗江人，十几岁时一个人挑着担子进城当学徒，慢慢积累了本钱，后来开始自己做买卖。再后来，生意做大了，他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个钱庄。在那个时候能开钱庄应该算比较发达了。听我的叔叔伯伯们回忆，大概在一九四九年，爷爷还上过国民党的金融年鉴。当然，我有些怀疑那种年鉴跟现在一样，是给点儿钱就能上的那种。但不管怎么说，我爷爷都应该算小资本家了。
1、无法兑现的金条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的炮声近了。爷爷和他那两个朋友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台湾。如今的我无论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当时我爷爷如果变卖家产，是能让一家人去台湾的。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爷爷权衡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不走了！今天我估计，老爷子当年最主要的判断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么大资本家，要镇压资本家也还轮不到他这样的小资本家头上。最后爷爷把家产全变卖了，留了下来。
爷爷的两个朋友也抱着同样的心态留了下来，都变卖了各自的家产，最后三家人凑了一百根金条—那时候的法币跟草纸没什么两样，只有金条是硬通货。他们把这一百根金条存进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银行，票据上写了我爷爷和他两个朋友的名字，三人各执一份。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这件事儿说起来变得很可怕了—虽然他们没去台湾，但在那个年代，家里存着国民党银行的金条存单也是天大的罪过。三家人冒着杀头的风险，想尽各种办法保存着各自的银行存单，一直保存到了“文革”之前。但当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抄家后，他们也就不敢留着那张存单—如果被抄家抄出来，真不敢往下想。万般无奈之下，我爷爷把金条的存单悄悄烧了，和另外两家人也失去了联系，爷爷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妈们所在的国营工厂倒闭的倒闭，停薪的停薪，这时候他们就回想起了爷爷在世时说过的金条。他们算计着，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条，三家人平分，怎么也得有三十根吧。三十根金条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发了！
在黄金梦的强烈驱使下，我叔叔真联系上了爷爷两个朋友的家人。我爷爷的朋友也都过世了，他们的后人也都知道有金条的事儿，但悲摧的是，“文革”抄家时，那两位老人也和我爷爷一样，没敢留着那张可能导致家破人亡的银行存单，不约而同地都把它给烧了！烧的时候三家人的想法还都一样—我烧了不要紧，另外两人会留着的，有朝一日去银行，上面不是还有我的名字嘛。就这样，悲剧了。
最后，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济的叔叔，抱着渺茫的希望，辗转给台湾那边的银行写信，查询那一百根金条的下落。当时两岸还没“三通”，民间书信往来都要通过中国香港红十字会中转。几经辗转，台湾那边居然回函了。根据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信息，银行确认了这笔金条的存在，只要能提供当年的凭据便可兑现。据说，三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欲哭无泪，因为谁家也拿不出凭证。当事人全都过世了，存单又都没有了，红口白牙地说故事银行总不能相信吧，最后只能作罢并且顽强地相信“咱家祖上阔过”。
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事儿，我的那些叔叔姑妈还心如刀绞，总是祥林嫂般地念叨：怎么就都烧了呢？！
2、在澡堂里过一辈子
爷爷奶奶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都去世了。爷爷给我的印象是个文化不高，却非常儒雅，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的老人。
爷爷奶奶住在南京健康路旧王府的四合院里，房子很老，是太平天国时候留下的，放到现在要算文物了，只是最后像中国所有城市里的老建筑一样，在拆迁大潮中被夷为平地了。那条街，也是南京城南的一条老巷，巷子里都是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很像北京的老胡同。
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的称谓要么是“同志”、“师傅”要么是“大叔”、“阿姨”之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出现了“小姐”、“先生”这样的称呼。刚到南京的时候我特别诧异的是，巷子里的左邻右舍见到我爷爷都喊“徐先生”。不光是对我爷爷，爷爷家的四合院里还住着一个老头儿，人很瘦，背有点儿驼，一天到晚咳嗽，别人也称他“王先生”。小时候我觉得这很奇怪，印象中只有在老电影里才会听到有人称呼别人为“先生”。
我爷爷人生最大的乐趣，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就是洗澡。他曾经跟我说过什么话，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和外公一样少言寡语，只是性格温和得多，但我记得每次他带我去澡堂洗澡的情形。爷爷总是在前头背着手走，穿着面料很考究的长衫，皮鞋锃亮，很清爽很精神，碰到所有的街坊都微笑着点头打招呼。进了澡堂以后，爷爷的皮鞋有专门的人帮他擦，还不收钱。现在的桑拿中心有人给擦皮鞋并不奇怪，但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澡堂都是国营的，根本没这种服务，给我爷爷提供那些服务的，全都是他的老熟人。
爷爷第一次带我去洗澡时对我说：“你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带他来这儿洗澡。”在我爸上学那会儿，通常爷爷会先去澡堂泡澡，然后上来休息，点些小吃，喝口茶，然后吩咐伙计去学校接我爸放学，直接接到澡堂来。
爷爷去的老澡堂，离巷口大概两百米，估计有一百年历史了，叫健康池，老南京人都知道。澡堂里的澡客和服务员都是跟爷爷岁数差不多的老朋友，他们从年轻时就认识，一辈子都生活在那条街上。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曾经在这家澡堂洗过澡。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健康池洗澡的价格。当时最牛逼、最高档的叫中华厅，三毛五一位。这种档次体现在，洗完澡上来休息的地方有沙发床给你躺着，沙发床上还有床单，背后有个柜子，衣服是有衣架挂着的。相比其他的休息厅，这里的面积大，也干净。次一等的叫人民厅，两毛钱一位。这个档次的就没有柜子可以挂衣服了，只是在沙发床的床头上有个带布帘的洞，可以掀开布帘把衣服塞进去。最低档次的是大众厅，一毛二一位。衣服都不知道该塞在哪儿，地方狭小，大家挤在一块儿，洗完后大概也就有个地方坐坐，然后赶紧穿好衣服走人。
所有人洗澡都在一个池子里泡着，档次的区别只在于休息厅的环境。那个最高级的中华厅现在看来也就是民工洗澡的环境，但在当时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去的。就是中华厅，一间屋子也得装三十多个人，市面上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级的地方了。
爷爷绝对属于健康池的VIP客户，因为他每次都带我去中华厅。后来长大一点儿了，不需要爷爷带着去，也不想大人陪着，就跟家里要钱，和我哥两人自己去洗澡。每次家里人给钱时都是按中华厅的标准给，两个人七毛钱，他们一般会给一块钱，这就包括了洗完澡后两个人再各来一碗馄饨的钱。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每次我和我哥拿一块钱去洗澡，都洗最便宜的一毛二的。我们这样做除了想把差价省下来干别的事情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那么大点儿的小孩子去洗三毛五的澡，别人看到会觉得特别奇怪，这种行径有点儿相当于现在“富二代”的所为。
濮存昕演了一部电影叫《洗澡》，我一直觉得非常亲切，它让我想起爷爷的澡堂。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老澡堂的水脏得没法看，跟豆浆一个颜色。我没见过几次健康池里的水是清的，除非是一大早去洗，只有那会儿的水才是清的。爷爷从来不晚上去澡堂洗那豆浆一样的水，他总是吃完午饭，睡了午觉之后，大概两点多的样子去。那时候水很清，他就溜达到健康池，与其说是去洗澡，不如说是去会老朋友。不仅是我爷爷，他的朋友也都在那个时间去，几十年如一日。
除非生病，爷爷每天都要去洗澡。他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除了洗澡没什么其他花费。按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三毛五地洗，在那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我琢磨着，估计对于他那样的老主顾，也是有月票之类的优惠。
那会儿在澡堂泡澡，总会碰到有人唱戏。在那个空间低矮、灯光昏暗、蒸汽弥漫像水牢一样的地方，每天都有几个老先生唱着他们拿手的京剧段子，雾气深处传来的唱段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喜欢京剧很大程度上是受爷爷和外公的影响。我外公也是戏迷。
那种老澡堂，越往里边走越闷，肺活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