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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周的规矩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是商的。所以，宣公只是在继承殷商的传统。但同时，穆公也欠了哥哥一个人情。因此宋穆公临终前，便不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要将君位还给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
宋穆公请孔父嘉做顾命大臣，也就是新君的辅佐，自己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孔父嘉，是孔子的先祖。
宋穆公说，先君舍弃了与夷，让位于寡人，寡人一天也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寡人能寿终正寝，在天上见到先君，那时，先君问起与夷来，寡人该怎么回答？因此恳请先生拥立与夷为君，寡人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孔父嘉说，群臣都主张立冯。
宋穆公说，不可以呀不可以！先君让国于寡人，是认为寡人贤惠。如果不能让国，那就辜负了先君的厚望，怎么能说是贤？我尊敬而亲爱的先生，请务必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
孔父嘉只好让公子冯出国，住到郑，然后拥立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
可惜宋殇公不争气。他在位十年，倒打了十一次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华读如化）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说战事频仍的罪魁祸首，就是管军事的孔父嘉。造足舆论后，华父督发动兵变，杀了孔父嘉。宋殇公闻讯震怒，华父督干脆连殇公也一起杀了，把公子冯从郑国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
华父督为什么要攻击孔父嘉呢？
据说是因为有一次他在路上，与孔父嘉的妻子不期而遇，立即魂不附体，必欲夺之而后快。这事当然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是，孔氏从此家道中落，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孔子算是鲁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三起弑君的血案。
接二连三的弑君案，揭开了春秋的序幕；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则便宜了郑国。鲁桓公即位后，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史称“修好于郑”。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常常与卫国联手对付郑国。鲁虽然要算中立国，但羽父是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郑的。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郑国就牛起来了。志得意满的郑庄公，便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天子挨打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8
这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始封之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周宣王封为诸侯，是为桓公。桓公是郑国的国君，也是周王的大臣，在幽王的时代曾经担任周的司徒。那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西方的戎狄却很强大。桓公要勤劳王事，又不想国破家亡断子绝孙，便听从王室史官史伯的建议，从原来的受封之地迁到新郑，国土疆域大约是今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讲到的夏姬，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这样看，郑应该效忠周。
同样，周也应该善待郑。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这就是晋和郑。晋在黄河北岸，郑在南岸。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西边的屏障，是虞和虢（虞在今山西省平陆县，虢在今河南省陕县）。南边，则是申和吕（均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境内）。
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后来晋国分裂，自顾不暇；楚国兴起，南方不保。周王室的藩篱，就只剩下郑和虢。
矛盾，由此而生。
虢，是周文王弟弟虢仲的封国，也叫西虢。另外还有东虢，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西虢就叫虢。东周初年，虢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郑君则是伯爵。但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超过虢国。始封之君桓公，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君武公，第三任国君庄公，都一直担任平王的卿士，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
然而不知何时，郑庄公发现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力分给虢公。这让庄公十分不快，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为此，周和郑交换了质子。周的王子狐被送到了郑国，郑的公子忽则到周。
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因为从法理上说，周王与郑伯，是君臣关系。交换人质，则只能发生在诸侯与诸侯之间。周平王这么做，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为诸侯了。王室的尊严和体面，大大受损。
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三月十二日，周平王驾崩。继位的桓王是平王的孙子，年轻气盛，当真把一半的权力分给了虢公。这时的郑庄公，论辈分是周桓王的叔爷爷，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便决定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四月，郑国大夫祭仲带兵割取了周王国地里的麦子。秋天，又割走了周王国的谷子。前一次是在温（今河南省温县），算是侵略了周的属国。后一次则在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境内），就骚扰到周天子眼皮底下了。于是周郑结怨。
不过，结怨归结怨，面子还得维持。三年后，郑庄公朝见了周桓王，王室也保留了郑庄公的职位，又过了两年才正式任命虢公为卿士。实际上这时虢公和郑伯，同为周卿士。具体地说，虢公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
但这绝不意味着周郑和好如初，只不过双方都有政治需要。周王室固然离不开郑国的护卫，郑庄公也想利用周王。身为王室重臣，至少打起仗来可以借用王命，甚至动用王师，这是郑庄公很想要的。9
不过，既然是相互利用，那就要相互配合。然而桓王似乎不懂。他先是在郑庄公朝见时不讲礼貌，后来又侵犯了郑国的实际利益，最后彻底剥夺了郑庄公的所有权力。接替郑庄公担任左卿士的，是周公黑肩。
郑庄公毫不客气，拒绝再见周王。
周桓王也毫不客气，率领联军伐郑。
这是整个春秋时期天子御驾亲征的唯一一例，时间是在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秋天，地点是在长葛（今河南省长葛县）。周军这边，桓王亲自统率中军。右军统帅是虢公林父，后面跟着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左军统帅是周公黑肩，后面跟着陈国的军队。郑公子突说，陈国国内动乱不安，他们的军队也没有战斗意志。如果先进攻陈军，对方一定乱作一团。
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结果岂止陈军，就连蔡军和卫军也一起奔逃，周军则一片混乱。郑军两面夹击，周军大败，桓王自己也被一箭射中了肩膀。
活捉桓王，只需举手之劳。
然而郑庄公却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拒绝了下属乘胜追击的建议，不但任由桓王逃之夭夭，还派祭仲去劳军，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郑庄公说，君子不为已甚，何况是欺凌天子？能保住江山社稷，就可以了。
郑庄公很明智，他知道适可而止。
周王室却威风扫地，体面不存。是啊，如果所谓“天下共主”，竟然不过战败国，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去号令天下？
庄公手下这一箭，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霸主就要来了
周桓王与郑庄公的长葛之战，确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都已经难以维持，终将土崩瓦解。从天子到诸侯，从诸侯到大夫，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新洗牌，并诞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
第一阶段，是至强替代至尊。
什么是至强？什么是至尊？
还得从制度说起。
从西周到东周，我们民族实行的是“邦国制度”。邦国来自封建。封建，就是天子“封邦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具体地说，就是天子把天下划为几十个单位，封给诸侯。由此建立起来的，叫国，也叫邦国。诸侯又进行再分配，把国分成若干块，封给大夫。由此建立起来的，叫家，也叫采邑。这就叫封建。
封建的结果，是产生了天下、国、家。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三级所有。但，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是天下共主，邦国主权则由诸侯行使。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最高，是王国。其余，则分别是公国、侯国、伯国、子国和男国。国以下的家，有治权无主权。主权在国，产权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见，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是邦国，因此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是共主也是国君。只不过，他的邦国级别最高，王爵；本人地位也最高，共主。周王是人上人，周国是国上国，这就叫“至尊”。同时，他的实力也最雄厚。或者说，正因为实力雄厚，才成为天下共主，这就叫“至强”。也就是说，在西周，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是次尊和次强，这就是诸侯。再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这就是大夫。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地位和实力都递减。因此，大夫臣于诸侯，诸侯臣于天子。当然，大夫也有臣。大夫之臣就是士，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家臣拥戴家君，就像星星围绕月亮。于是大夫的家或采邑，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结构。推而广之，大夫拥戴诸侯，诸侯拥戴天子，也如此。或者说，天子是大月亮，诸侯是大星星；诸侯是中月亮，大夫是中星星；大夫是小月亮，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就叫“封建秩序”。
由此可见，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诸侯国则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还大家都差不多。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国，包括周王国在内，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几百年光阴过去，难免参差不齐。有的欣欣向荣，发展壮大；有的每下愈况，日薄西山，甚至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这时，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就会自行启动。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至少有二百多次，10发动战争的也不仅是大国。比如莒（读如举），虽然小得可怜，却也兼并了向国，而且是在春秋一开始。11
哈，大鱼还没开口，小鱼就吃了虾米。
实际上大国的兼并更是不胜枚举。春秋头半个世纪，郑国就兼并了戴（读如再，在今河南省民权县），齐国也兼并了谭（在今山东省济南市境内）、遂（在今山东省宁阳县西北），楚国则兼并了息（今河南省息县），还霸占了息夫人。12
国与国之间，不再势均力敌。
平衡打破了，社会开始动荡。
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而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原本是周王的义务。可惜此时，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泥菩萨。长葛之战，就证明他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长袖者善舞，财大者气粗。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甚至要靠诸侯接济，又怎么硬得起来？至尊已非至强。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就不容易。
当然，周王的脸面，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因为这脸面是旗帜，也是旗号，可以做虎皮，也可以当枪使。公元前714年（鲁隐公九年）和第二年，郑庄公伐宋，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见天子）。此即所谓“以王命讨不庭”，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13其实，宋殇公固然没把天子放在眼里，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六年前，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谷子吗？
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再好的脸面，也不过自欺欺人。真正管用的，是实力；说了算数的，则是大国。于是大国崛起，小国站队。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但谁都心里清楚，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王室的脸面，不过是遮羞布。
遮羞布并没有权威，哪怕再好看。一言九鼎的，将是相继崛起的超级大国。
霸主即将诞生。
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开始。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
齐桓公说，看见寡人的队伍了吧？
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楚帅则不卑不亢地回答：
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请问谁敢不服？
如果一定要用武力，
贵军虽然人多势众，怕是没有用武之地。
第二章
五侯争霸
管仲相齐
管仲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对面这个人，将会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那人自己，当然也没想到。
还好，射中的是衣带钩。1
被射中衣带钩的人叫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当时是齐国的公子，齐襄公的弟弟。齐，跟鲁、卫一样，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姜姓，始封之君是姜太公。从姜太公传到齐襄公，已是春秋。襄公是个荒唐的家伙。他跟他妹妹，大约很早就有了性关系。后来妹妹嫁到鲁国，史称文姜，丈夫是鲁桓公。十五年后，桓公携文姜访齐，那兄妹二人居然再次上床。2忍无可忍的桓公痛骂了文姜，文姜则一状告到她哥哥兼情人齐襄公那里。襄公的处理，竟是罔顾伦理道德和国际关系，派人谋杀了既是妹夫又是友邦元首的桓公，然后杀掉犯罪嫌疑人了事。3
这件事情的荒唐，不言而喻。齐国的霸道，鲁国的尴尬，也不言而喻。事实上，桓公被杀后，鲁国向齐国提出的外交诉求，也只是惩办凶手，并不敢追究齐襄公的责任。相反，没有了鲁桓公这个障碍，齐襄公跟鲁文姜的乱伦，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的幽会，载入史册的就有六次。甚至桓公尸骨未寒，庄公即位不久，文姜就跑回齐国去跟情郎哥哥做爱，根本不顾鲁国的体面。4可见当时的齐国已相当强势。鲁国除了忍气吞声，并不能有什么主张。
齐，原本就在黄河下游称霸一方。但真正成为超级大国，却得归功于管仲。
管仲是春秋第一位大政治家。
后来担任齐相的管仲，原本是齐襄公弟弟公子纠的师傅。子纠的师傅还有召忽，小白的师傅则是鲍叔牙。子纠和小白是兄弟，管仲和鲍叔牙是朋友。鲍叔牙早就看出襄公做事荒唐，齐国必有内乱，便提前护送小白去了莒国，纠则在内乱后逃到了鲁国。鲁庄公八年（公元前686年）十一月七日，齐襄公被堂弟公孙无知谋杀。第二年春，篡位的公孙无知也被国人杀死，齐国出现权力真空。于是，鲍叔牙陪着小白，召忽和管仲护着子纠，回国争夺君位。管仲那一箭，就是他和小白狭路相逢时射出的。
◎与齐襄公和齐桓公相关的人物关系图
弄清楚了本图所示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就知道当时已是怎样的君不君、臣不臣、兄不兄、妻不妻，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见灰色部分）。
君位之争的结果，是子纠失败被杀，召忽殉主自杀，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小白胜出，回国即位，齐国进入了桓公时代。
齐桓公可不像他的妹夫鲁桓公。鲁桓公窝囊，5齐桓公雄霸。他不但不记管仲那一箭之仇，反倒委以重任。管仲也不负厚望，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四个方面厉行改革，终于让齐大国崛起，一举成就了桓公的霸业。
那么，管仲的霸术是什么？
军政一体。
管仲的政治策略，是先安内后攘外，先定国后称霸。治国方略，则是全国一盘棋，先区分士农工商，再区分国都郊野。国都住士和工商，郊野住农。但无论是士，还是农工商，都必须严格按照行业和身份居住，不能杂居，也不能迁徙和变更职业。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户籍制度，还是最严厉和最不讲理的。
住在郊野的农民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有司。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帅。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帅。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帅。十县为一属，每属一位大夫，一位属正。属的下级是县，县的下级是乡，乡的下级是卒，卒的下级是邑。邑，是最基层的政权。邑由有司管理，向卒帅负责；卒由卒帅管理，向乡帅负责；乡由乡帅管理，向县帅负责；县由县帅管理，向属大夫负责。属由大夫管理，属正监理，直接向国君负责。全国五属，五位属正，五位属大夫，是国君的问责对象。属管县，县管乡，乡管卒，卒管邑，一个中央集权层层问责的金字塔管理体系，便建立起来了。
国都则分成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安置工人和商人，叫“工商之乡”。另外十五个住士人，叫“士乡”。士乡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十五个士乡，国君和两位上卿（国子、高子）各管五乡。他们的问责对象，是乡大夫。每乡一个，共十五个。
国君和国子、高子管理的十五个乡，都是士人之乡，所以每家要出一个人当兵。当兵在春秋，是士人的义务，也是士人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特权，堪称责无旁贷。因此，士乡的行政建制，很容易就能变成军事编制：五家为轨，五个战士，这就是伍，伍长即轨长。十轨为一里，五十个战士，这就是小戎（战斗队），戎长（队长）即里有司。四里为一连，二百个战士，这就是卒，卒长即连长。十连为一乡，两千个战士，这就是旅，旅长即乡大夫。五乡一万个战士，这就是军。十五个乡三万战士，这就是三军。三军军长，就是国君、国子、高子。国君将中军，国子将上军，高子将下军。国君和两位上卿，既是十五个士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来自这十五个乡之三军将士的最高军事长官。
◎管仲设计的齐国行政管理系统
◎管仲设计的军政一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