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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上图甲乙本、周越然旧藏本。对北大本一类版本稍作改动并重新刊印的，有内阁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本、首图本。后一类版本卷题作了统一，正文文字有改动，所改之处，多数是恢复了词话本原字词。在上述两类崇祯本流传之后，又刊刻了残存四十七回本，此本兼有两类版本的特征。为使读者一目了然，特将所知见诸本关系，列表如下：
新刻金瓶梅词话
（万历丁巳序本）
│
↓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通州王氏藏本） ─┐
│ │
↓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 │┌─────（北大本）──────┘ │││ │││ ┌→（天图本） ─→新镌绣像批评 │││ ┌─│ （上图乙本） 原本金瓶梅 │││ │ └→（周氏藏本） ／ ││└─→│ ／ ││ │ ┌→（天理本） │ ││ └─│ │──→（首图本）───┐ ││ └→（上图甲本） │ │ ││ │ │ ┌→（内阁本） │ ││ │ └→│ │ ││ │ └→（东洋文化所本）│ ││ │ │ ││ └────────────────┘ ││ │ ││ ↓ ││ ┌─────────┐ ││ │ │ │↓ ↓ ↓ ↓张竹坡批评 绣刻八才子 新镌绣像批 新刻绣像批第一奇书金瓶梅 词话 评原本金瓶 评金瓶梅（吉林大学藏本）（傅惜华旧藏） （残本） （吴晓铃藏抄本）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五
二、崇祯本和万历词话本的关系
崇祯本与万历词话本相同又相异，相异而又相关。兹就崇祯本与万历词话本明显的相异之处，考查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改写第一回及不收欣欣子序。崇祯本把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弟兄”。从开首到“知县升堂，武松下马进去”，是改写者手笔，以“财色”论作引子，写至十弟兄在玉皇庙结拜。文句中有“打选衣帽光鲜”、“看饭来”、“哥子”、“千百斤水牛般气力”等江浙习惯用语。“武松下马进去”以后，文字大体与词话本同，删减了“看顾”、“叉儿难”等词语。改写后，西门庆先出场，然后是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把原来武松为主、潘金莲为宾，改成了西门庆、潘金莲为主、武松为宾。改写者对《金瓶梅》有自己的看法，他反对欣欣子的观点，因此把词话本中与欣欣子序思想一致的四季词、四贪词、引子，统统删去了。
欣欣子序阐述了三个重要观点：第一、《金瓶梅传》作者是“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第二、《金瓶梅传》是发愤之作，作者“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第三、《金瓶梅传》虽“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但不是淫书。欣欣子冲破儒家诗教传统，提出不要压抑哀乐之情的进步观点。他说：“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这种观点与李贽反对“矫强”、主张“自然发于性情”的反礼教思想是一致的。崇祯本改写者反对这种观点，想用“财色”论、“惩戒”说再造《金瓶梅》，因此他不收欣欣子序。而东吴弄珠客序因观点与改写者合拍，遂被刊为崇祯本卷首。
二、改写第五十三、五十四回。崇祯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词话本大异小同。词话本第五十三回“吴月娘承欢求子息，李瓶儿酬愿保官哥”，把月娘求子息和瓶儿保官哥两事联系起来，围绕西门庆“子嗣”这一中心展开情节，中间穿插潘金莲与陈经济行淫、应伯爵为李三、黄四借银。崇祯本第五十三回“潘金莲惊散幽欢，吴月娘拜求子息”，把潘金莲与陈敬济行淫描写加浓，并标为回目，把李瓶儿酬愿保官哥的情节作了大幅度删减。改写者可能认为西门庆不信鬼神，所以把灼龟、刘婆子收惊、钱痰火拜佛、西门庆谢土地、陈经济送纸马等文字都删去了。崇祯本第五十四回把词话本刘太监庄上河边郊园会诸友，改为内相陆地花园会诸友，把瓶儿胃虚血少之病，改为下淋不止之病。瓶儿死于血山崩，改写者可能认为血少之症与结局不相符而改。上述两回，尽管文字差异较大，内容亦有增有减，但基本情节并没有改变，仍可以看出崇祯本是据万历词话本改写而成，并非另有一种底本。
值得注意的是，词话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前后文脉络贯通，风格也较一致，而崇祯本这两回却描写粗疏，与前后文风格亦不太一致。例如让应伯爵当西门庆面说：“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驴邓小闲不少一件”，让陈敬济偷情时扯断潘金莲裤带，都显然不符合人物性格，手法拙劣。
三、崇祯诸本均避崇祯皇帝朱由检讳，词话本不避。如词话本第十七回“则虏患何由而至哉！”、“皆由京之不职也”，崇祯本改“由”为“繇”；第九十五回“巡检司”、“吴巡检”，崇祯本改“检”为“简”。此一现象亦说明崇祯本刊刻在后，并系据词话本而改。
四、崇祯本在版刻上保留了词话本的残存因素。北大本第九卷题作“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七”，这是崇祯本据词话本改写的直接证明。此外，词话本误刻之字，崇祯本亦往往相沿而误。如词话本第五十七回：“我前日因往西京”，“西京”为“东京”之误刻，崇祯本相沿；词话本第三十九回：“老爹有甚钓语分付”，“钓”为“钧”之误刻，北大本、内阁本亦相沿。上述残存因素，可以看作是崇祯本与其母体《新刻金瓶梅词话》之间的脐带。
五、其他相异之处：崇祯本删去词话本第八十四回吴月娘为宋江所救一段文字；崇祯本改动词话本中部分情节；崇祯本删去词话本中大量词曲；崇祯本删减或改动了词话本中的方言语词；崇祯本改换了词话本的回首诗词；崇祯本比词话本回目对仗工整；等等。
大量版本资料说明，崇祯本是以万历词话本为底本进行改写的，词话本刊印在前，崇祯本刊印在后。崇祯本与词话本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
崇祯本刊印前，也经过一段传抄时间。谢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问题。他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这篇跋，一般认为写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一六一六──一六一八）。这时谢肇淛看到的是不全的抄本，于袁宏道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看到不全抄本，又云“为卷二十”，说明谢已见到回次目录。二十卷本目录是分卷次排列的。这种抄本是崇祯本的前身。设计刊刻十卷词话本与筹划改写二十卷本，大约是同步进行的。可能在刊印词话本之时即进行改写，在词话本刊印之后，以刊印的词话本为底本完成改写本定稿工作，于崇祯初年刊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绣像评改本的改写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时间要早些。但是，崇祯本稿本也不会早过十卷本的定型本。蒲安迪教授认为，崇祯本的成书时间应“提前到小说最早流传的朦胧岁月中，也许甚至追溯到小说的写作年代”（《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注》），显然是不妥当的。从崇祯本的种种特征来看，它不可能与其母本词话本同时，更不可能早于母本而出生。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六
三、崇祯本评语在小说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崇祯本评语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一宗珍贵遗产。评点者在长篇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蜕变的转折时期，冲破传统观念，在李贽、袁宏道的“童心”、“性灵”、“真趣”、“自然”的审美新意识启示下，对《金瓶梅》艺术成就进行了开拓性的评析。评点者开始注重写实，注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品鉴，在冯梦龙、金圣叹、李渔、张竹坡、脂砚斋之前，达到了古代小说批评的新高度。其主要价值有如下几点：
（一）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而非淫书。评点者认为书中所写人事天理，全为“世情所有”，“如天造地设”。评点者第一次把《金瓶梅》与《史记》相提并论，认为《金瓶梅》“从太史公笔法来”，“纯是史迁之妙”。评点者批判了淫书论，他说：“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明末《金瓶梅》评论有三派观点。第一，从进步文艺思潮出发，对《金瓶梅》的产生表示惊喜、赞赏，以欣欣子、袁宏道、谢肇淛为代表。第二，接受进步思潮影响，又受传统观念束缚，对此书持又肯定又否定态度，认为此书是淫书、秽书，所以要刊印，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以东吴弄珠客为代表。第三，固守传统观念，持全盘否定看法，认为此书淫秽，坏人心术，决当焚之，以董思白为代表。崇祯本评点者鲜明地批评了第二、第三两种观点。
（二）分析了《金瓶梅》中众多人物的复杂性格。鲁迅曾指出，《红楼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我国小说人物塑造中“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其实，最早突破这一格局的应该是《金瓶梅》。《金瓶梅》已经摆脱了传统小说那种简单化的平面描写，开始展现真实的人所具有的复杂矛盾的性格。对于这一点，崇祯本评点者注意到了。他在评析潘金莲时，既指出她的“出语狠辣”，“俏心毒口”，惯于“听篱察壁”、“爱小便宜”等弱点，也赞美她的“慧心巧舌”、“韵趣动人”等“可爱”之处。评析李瓶儿时，既说她“愚”、“浅”，也指出她“醇厚”、“情深”。即使是西门庆，评点者亦认为作者并非把他写得绝对的恶，指出“西门庆临财往往有廉耻、有良心”，资助朋友时“脱手相赠，全无吝色”。尤其可贵的是，评点者冲破了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对潘金莲这样一个“淫妇”，处处流露出赞美和同情。在潘金莲被杀后，评点者道：“读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称快，然而心实恻恻难言哉！”这是对一个复杂形象的充满矛盾的审美感受。
（三）评析了作者刻画人物的传神技巧。评点者说作者“写笑则有声，写想则有形”，“并声影、气味、心思、胎骨”俱摹出，“真炉锤造物之手”。他特别赞赏对潘金莲的刻画，说其“撒娇弄痴，事事堪入画”，其“灵心利口”，“乖恬”“可爱”。在四十三回作者写金莲乔妆假哭时，评点者道：“倔强中实含软媚，认真处微带戏谑”，点出作者不仅善于描摹人物的声容笑貌，还能借形传神，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四）崇祯本评语显示了评点者新的艺术视角。传统的评论重教化而不重审美，重史实而不重真趣。评点者冲破这种传统，从新的艺术视角对《金瓶梅》全面品评。他称作者为“写生手”，很多评语肯定作品的写实特点，白描手法，一再评述作者的艺术真趣。通俗、真趣、写生，这种新和艺术视角，反映了万历中后期的美学追求。冯梦龙的“事赝而理真”论，金圣叹的性格论，李渔的幻境论，张竹坡的情理论，脂砚斋的“情情”论，使古代小说批评达到成熟与繁荣的高峰，而早于他们的崇祯本评点者，对明清小说批评的发展，可以说起了奠基与开拓的作用。
袁宏道在一六九五年传递了《金瓶梅》抄本的第一个信息，惊讶《金瓶梅》的出现，肯定《金瓶梅》的自然之美。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称此书为“稗官之上乘”，作者为“炉锤之妙手”，特别评述了作者写人物“不徒俏其貌，且并其神传之”的特点。崇祯本评点，可以看作是袁宏道、谢肇淛对《金瓶梅》评价具体化的审美反映。
《金瓶梅》作者“五大说”与“王寀说”
文/徐镇 发表于：2005年8月29日 推荐指数：☆☆☆☆☆
今年3月份都市晨报、现代快报连续报导《金瓶梅》作者是万历元年在徐州任判官的王寀（已退休的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洪政提出的），但是同时又报导一个“王家屏说”和“五大说”，“王寀说”似乎还不一定正确。
就我看来，“王家屏说”是不对的。不能因为王家屏是进士、当过内阁首辅、会写奏疏，就说他是作者，这样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五大说”是不是比“王寀说”更有根据，还需要认真研究研究。
正在我疑惑不决的时候，李洪政先生的著作《金瓶梅与徐州》正式出版了。李先生精辟的论证、严密的推理，令我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折服。大量历史、地理证据可以证明《金瓶梅》故事地点写的就是徐州。这是《金瓶梅》的事实，是辩驳不倒的。李先生在此基础上发现《金瓶梅》书中有王寀作者式的署名，《徐州志》中又有王寀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与《金瓶梅》内容是相互印证的，可以合理解释书中的许多谜题。两者的印证不是局部的、细节的和小范围的，而是整体的、框架的和大规模的，足以证明这位万历元年在徐州任判官的王寀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
问题在于，“五大说”是否也有辩驳不倒的理由，为此我查阅了有关的资料。
“屠隆说”是黄霖教授提出的，因为他发现《金瓶梅》书中有屠隆写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过：“《金瓶梅》中的用词十分混杂，假如随便摘录一些句子，是很难说明问题的，因为这完全有可能是从他书中抄来的，根本不是作者自己的习惯用语。”同样道理，“一诗一文”也可能是作者从屠隆书中抄来的，不能证明屠隆是作者。黄霖教授自己的话就否定了自己，不仅如此，它们也同样否定了“李开先说”或其他类似学说，单纯根据书中的部分文章或文字是不能证明作者的。
“李开先说”最初是徐方朔先生提出的，他发现《金瓶梅》中大量抄引了李开先《宝剑记》中的曲白，后来他改变了观点。卜键接着进行了研究，他补充说：西门庆身上有李开先的影子（妻妾、家乐、园林、会友）；他家的“藏春阁”类似书中的“藏春坞”，都说过“留驴阳”的笑话；李开先的长子“戊申”生人，极受宠爱，不幸夭折，与书中的官哥相似；他家居章丘，乡人多为“枣强”人，章丘离“枣强”大约六七百里，符合91回的说法。其实，原文还有“过了黄河”四字为什么置之不理？且距离也不对。
“王稚登说”的依据比较多，有十三条：最先有抄本，在有抄本的人中唯一具有作者资格；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他初与屠隆友好，后不满其品行，因此有可能在《金瓶梅》中引了他的一诗一文，讽其人品低下；他辑的《吴骚集》与《金瓶梅》的大量诗词曲语句、意境相同或相似；他写的《全德记》与《金瓶梅》内容、用语相似或相同；他写的诗文与《金瓶梅》在内容上一脉相通；《金瓶梅》中有吴语、北京、山东、山西话，与他的经历相符；他与《金瓶梅》作者均鄙视南方人，有中原正统观念；他符合作者是“嘉靖大名士”、“世庙时一巨公”的身份；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有可能为王世贞之父报仇而写作；《金瓶梅》抨击的王招宣家有可能是他家“族豪”丑类之原型；他对“候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感触甚深，《金瓶梅》曾三次引用；他年轻时生活放荡，后追悔，仕途不通，老年绝望，与《金瓶梅》作者相同。
综上所述，他们所依据的仍然是“兰陵笑笑生”、“嘉靖大名士”、“世庙一巨公”等不可靠的传说；说书中有其人作品，甚至类似的文字和生活故事；或其他某种相似，某种估计、某种可能，等等，都是不可靠的。“王世贞说”、“徐渭说”也大体如此，不再详述。总之，它们既没有可靠的依据，又不能整体的、框架的和大规模的与《金瓶梅》文本相互印证，最多只是局部的、细节的和小范围的印证，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无怪乎有人说“平心而论，（五大说）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其实，“李开先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他曾经在徐州做过官，符合《金瓶梅》作者与徐州有关的条件，可惜卜先生没有发现罢了。只不过，加上这一条仍然不能证明李开先是作者，因为他死的早（不到万历元年），与书中所表现的历史事实（新河口开于万历十一年，书中还有许多万历二十九年发生的故事）不能符合。
相比之下，“五大说”与“王寀说”究竟哪个可以相信，不言而喻。怪不得文学博士田崇雪在评论《金瓶梅与徐州》时说：“这是惊人的发现，因为它解决了很多‘金学家’们皓首穷经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认认真真读完该著的读者将会断言：这一发现，在众声喧哗的金学界必将起到‘一锤定音’之效。”
现代人对《金瓶梅》的评论
文/徐镇 发表于：2005年12月19日 推荐指数：☆☆☆☆☆
鲁迅称赞《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
郑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