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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问题在于，所有各说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譬如，不少人顺着从“兰陵人”中探查“嘉靖间大名士”的路子去寻绎等等。难免新说层出不穷，你既不能足以服人，我为什么不能另立他说呢？不可避免，新说中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因此，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呼吁：“在一部作品的作者问题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气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
但知人论书却是文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从小说内证中去寻找作者，只能是一种启引与补证。应当在外证即直接证据上再下功夫。《金瓶梅》在明万历间刻板成书之前，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目前可知藏有抄本的多至12家，其中拥有全本的即达4家，而且均系当代名流，其蛛丝马迹，一定在晚明笔记丛谈中还有载录。说句笨话，遍翻明代嘉、隆、万年间史料，是不会没有收获的。这工作虽然不必趋之若鹜，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前不久，江苏、浙江不约而同上报有电视连续剧《兰陵笑笑生》的创作计划。江苏该剧的创编，我是策划人与撰稿人之一。我们希望将“兰陵笑笑生”描绘成这样一种形象：出身基层，极具悟性，科举入仕，颇有政绩，于三教九流皆有交接，但官场沉浮，表面上嬉笑怒骂，骨子里忧国忧民，晚年隐居，乃娱以笔墨，独罪财色，遂成《金瓶梅》小说。
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
讲演者小传
吴敢
1945年3月17日生。原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浙江大学土木系本科毕业，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主治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已出版《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张竹坡与金瓶梅》、《20世纪研究史长编》、《导读》、《古代戏曲论坛》、《曲海说山录》、《中国小说戏曲论学集》等多部作品。
《金瓶梅》为什么不是淫书？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所长
潘绥铭 教授
许多人都以为：《金瓶梅》是一本黄得不能再黄的淫书。94年有人私印并贩卖此书，结果被列为全国大案要案，为首者被判死刑，后脑勺上多了个窟窿。其实，对于《金瓶梅》淫不淫，至少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好问：
第一，它到底写了多少性行为呢？
第二，这些描写是不是必要的，有没有文学价值？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比较简单：《金瓶梅》全书共有100万字之多，其中描写性行为的文字只有3万左右。因为这3％就把全部100万定为淫书，恐怕是小学算术没有学好。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展开来谈一谈。
许多人都知道，《金瓶梅》这个书名，是从书中三个女子的名字里各取一字组成的。金，就是潘金莲；瓶，是李瓶儿；梅则是春梅。但是不知人们想过没有，这本书的男主人公是西门庆，为什么不用他的名字？如果非用女人的名字不可，那么西门庆有五个妻妾，一辈子跟19个女人有过性关系，作者为什么单单挑出这三位女子来做书名？
原来，这三个女子是当时三种女性的典型代表。潘金莲代表着一种把爱情、激情和风情集于一身的、不守封建妇道的女性。李瓶儿代表着夫唱妇随、传宗接代的贤妻良母。春梅则代表着对主人和主人的后代无限愚忠、鞠躬尽瘁的丫头和女奴。她们都生活在西门庆的身边，尽情尽力地扮演着自己不同的角色。
如果仅仅如此，作者用她们三人来作书名也就不见得有什么高明之处。《金瓶梅》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高峰，关键在于作者详尽地、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三个女子之间，尤其是潘金莲与其他女性之间，为争夺西门庆的爱情而展开的连绵不绝的明争暗斗。
从全书来看，潘金莲是先胜后败。西门庆虽然不断地沾花惹草，但终究还是在潘金莲的怀里纵欲而亡。但是在西门庆身后，李瓶儿却由于生了儿子而名正言顺地执掌了全部家政大权。不过，随着家境的衰微，真正支撑着这个残窝的却是身为丫头的春梅。所以从全书的情节发展来看，它的名字确实应该是金、瓶、梅，而不应该是封建正统所排定的瓶（实际上的正妻）、金（妾）、梅（丫头）。
那么，这三个女子之间究竟是如何互相竞争的呢？这就谈到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了－－性。潘金莲认识到：西门庆的性能力强盛，又对孔孟之道不屑一顾，四出风流。
因此要栓住他的心，唯有用更多、更奇、更激情化的性技巧来击败别的女人的竞争。
潘金莲真的这样做了，而且她自己也是很懂性爱享受的人，做起来也就格外自然流畅。
例如，全书的第一处性描写就是写他们俩一见钟情、急不可待地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接着又使出了吃鞋杯、倒浇红蜡烛、夜行船、粉蝶偷香、蜻蜓点水等性技巧。作者说：那妇人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而且西门庆第一次在潘金莲的阴门盖子上施展出他那燃香烧痕的特有手段。
随后，潘金莲一被娶回西门庆的家，马上暗自打量其他四个老婆，准备性方面的竞争。果然，由于别人风月多不及金莲，所以她和西门庆凡事如胶似漆，百依百随。淫欲之事，无日无之。而且她还让西门庆知道，她的独特之一就是第一好品箫。
谁知事隔不久，西门庆又把春梅也收房了，而且甚是宠她。但更严重的是，西门庆又与李瓶儿（当时是别人的老婆）偷情，而且李瓶儿生得白净，身软如绵花瓜子一般。好风月，又善饮，……两个帐子里放着果盒，看牌饮酒，常玩耍半夜不睡。
潘金莲敏锐地察觉到了威胁，于是跟西门庆约法三章。但是她并没有傻到要限制或者改造西门庆，她的第三条规定是：你过去和她睡了来家，就要告我说，一字不许你瞒我。
这可真是天下第一妙计！一来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量；二来又可以迎合西门庆爱讲床上事的癖好；三来还可以窃取对方的军事机密。果然，西门庆中计了。他把他和李瓶儿一起看的24幅春宫画册带回家来，被潘金莲一把抢过去，死也不肯还给他。等到晚夕，金莲在房中，香熏鸳被，款设银灯，艳装澡牝（阴户），与西门庆展开手卷（春宫画），在锦帐之中，效于飞之乐（模仿行事）。结果不上几时，就生出许多枝节，使西门庆变嗔怒而为宠爱，化幽辱而为欢娱，再不敢制她出三不信我。
正是：饶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于是他们俩颠鸾倒凤无穷乐，从此双双永不离。
显然，潘金莲在与李瓶儿的第一回合竞争中大获全胜。
一旦打响第一枪，战争就连绵无期了。李瓶儿也不是吃素的，她使出好马爬和倒插花的手段，又和西门庆一起使用缅铃（一种女用的性工具），把他拉向自己。
潘金莲也不示弱，大白天的就跟西门庆用起缅铃来。李瓶儿接着又来了个事后品箫。潘金莲则还以梦中品箫，外加隔山取火和丫头观战。还怕胜券不稳，又把口交扩展到自己的酥胸香乳。
金莲和瓶儿鏖战正酣，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大老婆月娘原本风情稍逊，此时也逗得西门庆和她搞双肩挑，还在爱抚中噙酒哺与她吃。接着又冒出个宋惠莲，用的是夏月常不穿裤儿，只单吊着两条裙子，……口中常噙着香茶饼儿，把西门庆勾去和她做爱。李瓶儿也不闲着，专捡西门庆和她做爱时说出她已经怀孕，把个一贯不顾女人死活的西门庆哄得居然说：我的心肝，你怎么不早说？既然如此，你爹胡乱耍耍吧。
这些话都被金莲在外听了个不亦乐乎。潘金莲认定，非打一个大战役不可了。
于是她断然地策划了醉闹葡萄架一场戏。
这是全书中最长、最甚的一段性描写。后来的各种洁本无不悉数删去，害得笔者也不能详述，只好笼统地说：双方在那短短的时刻里竟然先后运用了足刺激、金龙探瓜、倒入翎花、金弹打银鹅、腌李子等手段，还用了银托子、硫磺圈等性工具和闺艳声娇等性药，直弄得潘金莲出现假死。当然，潘金莲即使在这等时候也没有忘记她的主旨，对西门庆撒娇说：我晓得你恼我，为李瓶儿，故意使这促，却来奈何我。今日经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看，这才叫糖衣炮弹呢！
经此一役，金莲还不放心，书中写道：（金莲）因前日西门庆在翡翠轩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就暗暗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得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她，以夺其宠。西门庆果然又中计了，被诱得使出踞提而观的手段。潘金莲不失时机地以醋邀宠：怪货！只顾端详什么？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儿的身上白就是了。她怀着孩子，你便轻怜痛惜。俺每（们）是拾（来的）儿，由着这等掇弄！
谁料到，家里尚且未见输赢，外面又来了王六儿、爱月、林太太、如意儿、叶五儿、章四儿等一大队人马。她们有的靠着口交和肛交两件法宝；有的甘心让西门庆在乳、阴、尾等处燃香烧痕：有的使出缚床、倒挂金钟等手段；都把个西门庆迷得够呛。他不但把自己的7件性工具一股脑全都用在她们身上，还专门找胡僧讨来性药，跟她们性交时用，甚至跟她们信誓旦旦，大有离潘金莲而去之势。
潘金莲原来还在和李瓶儿争，发现新情况以后，接连发起了几次大的反击。她先是容忍了西门庆对她的肛交（原来她是极其反感的），又以口接他的溺水，后来专门给他制做了性工具、性药盒子。就连他跟别人性交后回来，也照样为他品箫。终于，金莲最终地胜利了，因为西门庆在和她性交时，服用了过多的性药，一命呜呼，再也不可能被别的女人夺走了。
这些女人，主要是靠性技巧的竞赛来进行争宠之战。这就是《金瓶梅》中性描写的最主要内容。如果全部删去，我们就不可能明白：西门庆这样一个淫乱之人，为什么总是恋着潘金莲不忍长期离去，以致终于做了她的花下鬼？别的女人又为什么能屡次从潘金莲的怀里暂时地把西门庆夺走？作者把金莲、瓶儿、春梅做出反差极大的对比，甚至定为书名，究竟又是为了表达什么？
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些性描写，我们就很可能忽略了作者的一大功绩：作者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完整而又深刻地描绘出，男女之间基于性技巧和性生活的高度完美而产生的那样一种激情澎湃的爱情。
西门庆对潘金莲的态度，当然不可能脱出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框子。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西门庆虽然有过众多的性伴侣，虽然似乎根本不讲恩义，但是他一辈子真正爱的（在他的水平上），还是只有潘金莲一个人。
同样，潘金莲当然也不可能是一个具有现代平等思想和爱情意识的新女性。她的性竞争还是为了争宠。但是我们也同样无法否认，她对待西门庆的态度，就是她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爱（就那个时代而言）。
反过来说，莫非他们两个互不理睬才叫爱情吗？我们总不能说，西门庆跟那些过眼烟云般的女性之间才是真爱吧？也总不能说，潘金莲必须是个冷血动物，才可能产生和实现真爱吧？说到底，如果我们要求西门庆遵守《婚姻法》。要求潘金莲变成刘胡兰，那肯定是我们自己错了，肯定与《金瓶梅》这本书的好坏无关。
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人为地把爱情的定义无限拔高，似乎坏人就必定没有爱情，似乎以性生活为主要载体的爱情就必定不是爱情，似乎我们天生就有无限的权力去贬低、干涉甚至镇压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这，恐怕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总是把《金瓶梅》定为淫书的主要心理依据。（按照福科的说法，这叫做人人心底的法西斯。）
我们还常常会产生另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只要容忍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的存在，我们自己的高尚纯洁浪漫的爱情就必定会遭到威胁与破坏。尤其是，一个自认高尚的人，如果不去贬低那些不符合高尚定义的爱情，那么他（她）自己似乎就必定不可能拥有任何高尚的爱情，似乎他（她）就必定也是流氓荡妇之辈。这，恐怕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正视《金瓶梅》里的淫秽描写的深刻文学意义的根本社会原因。（按照笔者的说法，这叫做等级化人格所带来的恐怖。）
《金瓶梅》所描写的，是一种在双方不断的互相争斗之中，在与别的女人不停地竞争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性之爱。而且，这种以性为主线、以性为载体、情与性交融合一的爱情，恰恰是在文学中空前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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