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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遇害，很多人死亡，飞机向总统府投掷炸弹，在我的家里，有一张很大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总统府火光冲天。
9月13日是我的生日，爸爸送给我一把吉他。那时，我想成为歌手。我喜欢电视上的音乐节目，也曾留过长发，和街区的朋友们一起在角落里唱歌，我们曾想成立一个乐队，在学校的庆典上演出。
但是我从来没有弹过吉他，因为我生日那天，我们搬到了我当护士的姨妈家里，敌人到处搜捕我的爸爸，想把他关到监狱里。后来，姨妈被医院解雇了，因此爸爸写信给姨妈，让她卖掉吉他，那时智利的很多人都丢了饭碗，而且物价很高。
我还从来没有弹过那把吉他，他们就把它卖掉了，可是我却一点也不介意，因为我不再想成为歌手了。
现在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学校里的老师说我很有天赋，尽管我还不太会用德语写作。当然了，我知道这一切是可以补救的，当年我和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小弟弟来到德国的时候，我们连一句德语都不会讲。
尽管我现在还没有成为歌德，但我的德语已经足以自保了。另外，我还有了个德国女友。她叫埃迪特，三个月前，我们就开始天天见面。我们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下课之后，我便去找她，我最喜欢和她单独呆在家里，不断地拥抱亲吻，直至满脸通红。
每到星期六，我便来到奥林匹亚体育场观看赫塔队的比赛，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团体运动。我最喜欢的球员是科斯特德斯。遗憾的是赫塔将他卖出了。看到他淘气地冲锋陷阵，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名叫卡斯泽利的智利球员，当时他效力于科洛…科洛队，是人民团结阵线的一员，现在刚刚在西班牙获得成功。另外，我对克林曼的守门员也非常感兴趣，他使我相起另一位智利球员，绰号“当关铁汉”的埃利亚斯·费格洛阿。
每当赫塔队获胜的时候，我都很高兴，而赫塔队输掉比赛的时候，我便很沮丧，但是我可不是那种穿着赫塔队球衣，带着旗子和喇叭来看比赛的球迷。我们全家都喜欢赫塔。爸爸坚信，像智利军政府那样的政府很快就会倒台，因为没有人喜欢它，那里的人民也在遭受苦难。
在学校里，我的班上以前没人知道智利在什么地方。后来我在地图上指给他们看。很多人笑了，因为他们简直不能相信居然有如此“瘦削”的国家。在地图上，它看起来的确像根面条。他们问我那里能装多少人，我告诉他们装了一千万，他们竟然认为我在开玩笑。
我告诉他们智利的国家体育场比这里的奥林匹亚体育场要大得多，1962年的世界杯就是在那里举行的，那一年巴西获得了冠军，亚军是捷克斯洛伐克，智利获得了第三名。他们不知道就是在那块体育场上，军人们抓走了很多人，就是在那块体育场上，他们杀死了拉法埃尔叔叔，他是一位教师，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把这些事情到处宣扬，因为我不想看到别人难过。现在，巴西队已经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阿根廷队取代了它的地位。我向我那些还在智利的朋友们邮寄迈尔和贝肯鲍尔的照片。
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习惯。我爸爸妈妈没有工作，我的小弟弟因为水土不服一个劲儿地发高烧，我们四个人住在一位曾经去过智利的德国朋友的房子里。我妈妈承受的痛苦最多，因为在智利，我们拥有一间位天努诺阿的带庭院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房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对于我来说，最烦心的莫过于我那个懂一丁点儿德语的小弟弟。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问我发生了什么。我不得不给他翻译，这样我就听不到演员说的话了，可是我的弟弟还在烦我，让我解释给他听，我忍无可忍，打了他一下，他就大哭了起来，我妈妈把我打了一顿，她大发雷霆，指责我爸爸。老家伙刚从外面找工作回来，累坏了。妈妈说她不想继续这样了，她要回智利，在这里简直无事可做。我爸爸没有吃饭就睡觉了。
德国的冬天天黑得很早。12月，在我和埃迪特放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太阳了。我们更喜欢这样。我们总是找得到昏暗的角落，亲热一番。智利的夜晚很短，鸟儿比柏林多，有一座终年积雪的美丽山脉，虫子多，野狗多，苍蝇也多。在柏林，几乎见不到苍蝇。柏林人很讲卫生。
我是家里第一个学会德语的人，每次电话铃声响起，我爸爸总是让我接听。我不在家的时候，爸爸妈妈便会任铃声响下去，他们不好意思接听电话。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就会骂我，因为电话响的时候，我竟然不在家。
现在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任电话响个不停，但是头几个月我们指望着电话给我们饭吃。结果我爸妈找到了一份教西班牙语的工作，是特别的课程。由于他们过去都是教师，所以教书并不费什么力气。我在记事本上记下学生的地址和他们要教课的日期。
开始的时候，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找到弟弟，和他一起倚着墙，吃三明治，晒太阳。那是我的另一面：世界上最好的晒太阳者。也许是因为我感冒了，冻得要死吧。在智利的时候，他们叫我“四脚蜥蜴”。我和阳光，才是知心密友。
德国的学校里课间不发奶，因为孩子们在家里吃得很好。智利有很多儿童饿死了，阿连德上台以后，颁布命令，所有的孩子每天都可以得到半升奶，这个命令很不错，因为再没有人饿死了。这里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赤贫”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用纸板和铁皮建造的房子。他们不相信刮风下雨的时候，穷人们就会钻进那里面躲避。另外，智利经常发生地震。这里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地震。有一天，亨宁、卡尔、彼得和我来到库达姆电影院看一部叫做《地震》的电影，当影院开始晃动的时候，他们三个大笑不已，而我却感到伤心，因为我想起了智利。我告诉爸爸我很难过，他打了我。他说我居然会怀念地震，这简直太傻了，远离智利惟一的好处就是不必再受地震之苦，而现在，我却跑来和他说了这么一堆蠢话。
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傻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谈恋爱了。也许他们有道理，因为我总是靠着墙躺着，一边晒太阳，一边想着埃迪特。我想象着再见到她时该和她说些什么，希望自己能够流利地用德语说出。我很注意词典上的说法。我应该对埃迪特说点儿甜言蜜语，因为她是那样美丽，如果我什么也不说的话，我想总有一天别人会把她从我身边夺走的。
在这里，那些上流社会的老爷们总是喜欢把下等人的女友据为己有。他们带她们参加盛典，和她们讲上流社会的轶事，那些傻女人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自己就像电影中的女演员一样。我很注意那些出入于健身房的少爷们和女孩说话时的动作。
例如，我发觉和她们说话的时候，那些少爷像柱子一样，站得笔直。相反，当我们和她们说话的时候，身子好像在刺激我们，我们总是动来动去的。最近，我对电影中的男演员深有研究，他们正因为这样而成为了电影演员。我不丑陋，也不英俊。埃迪特对我比较满意，这点我很同意：我对自己也比较满意。她最喜欢的电影演员是罗伯特·米特查姆，千万不要告诉我他长得很英俊。
我认为那些哲学家说得很对，爱情不仅仅与身体有关。在智利的时候，有一位被称为“大肚子奥索里奥”的同志，他可不是胖那么一点点。创优非常非常胖。别人都叫他“胖子”。他的女友叫玛丽娅，她是我14岁时见过的最富有的女人，包括那些我在电影、电视和戏剧中看到的女人。我问爸爸“胖子”现在怎么样了，爸爸边查着词典，读着报纸，边告诉我他现在参加了抵抗组织。这真是个好消息，因为我是“胖子”的崇拜者。他的真名叫胡安·卡洛斯·奥索里奥。
我说过我和我爸爸和关系不错，因为每当我问起某个叔叔，他就会告诉我他被捕了，遇害了，还是逃到加拿大、罗马尼亚，或者非洲什么国家去了。我问爸爸像奥索里奥这样的人怎么也能参加地下组织呢？因为一见到他，就知道他是奥索里奥。一个胖子没有什么好办法潜伏下去。我爸爸对我说如果我再问这些愚蠢的问题，就把我痛打一顿。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我的爸爸热切甚至激动地关心着孩子们的教育。
我的爸爸每天去教西班牙语，因而，他几乎一点德语都不会，每当电视中播报拉丁美洲新闻的时候，他总是把我叫过来让我替他翻译。智利的消息总是不好，我爸爸认识了电视上的所有新闻播报员。他费力地听着“今天”和“每日新闻”。爸爸没有意识到，到了皮诺切特倒台的那天，全世界的智利人都会欢欣鼓舞。我相信，除了皮诺切特的家人，没有人会对他的倒台感到悲伤。我想，如果他被关进监狱，根本没会有人去看他。没有人会到监狱去看望他，连修女都不会，我是这样想的。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连柏林的烟屁股都不如。更有甚者，他们把我和弟弟送到了街区的学校里。每天早上他们冲着我们说“Guten Morgen”＇德语，早上好。＇的时候，我感到他们正在把我的母亲从我身边拉开。那些男孩子很不错，总是靠近我们问长问短，但是我们所能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像火鸡一样傻笑。
我是在课间踢球的时候学会的德语。我踢中后卫，我下了苦功，甚至学了很多不同的词语：倒霉蛋，混蛋，驴蹄子。我看着跌倒的前锋，张开双臂，大声喊：“没关系。”我经常说这句话。这样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没关系”。到现在一些人看到我，还会那样地张开双臂，朝着我说“没关系”。
如果你们认为我这些日子过得挺好，那你们就错了。每当我回到家，总能看到妈妈在哭泣。她可不是因为切洋葱而流泪。智利的来信好像打开了水闸。我宁愿妈妈哭泣，因为爸爸从来不哭，但是却使劲地抠着家具，要是我们在他眼前，他就会随便打我们几下。他和妈妈总是争吵。她说想回智利，她应该和同志们一起剥蒜。但是，不久妈妈便意识到自己太多愁善感了，现在没有一封智利的来信里面不写着哪位同志牺牲了，或者被捕了。我习惯于周六的早晨打开信箱，如果有信，到星期一我才交给爸爸妈妈。这样，至少在周末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必难过了。老爸要是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踹我一脚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过得并不好。
最先和我做朋友的是希腊人。他们也是两兄弟，和我同龄。当然，他们的姓名很奇怪。他们姓库米德斯，大的叫荷马，小的叫苏格拉底。他们的德语讲得不错，因为他们已经在德国呆了五年多了。我们认识的那天，我正一边削着铅笔，一边靠着墙晒太阳。他们用西班牙语对我说：“你好，同志！”。这是他们会的惟一一句西班牙语，但是他们和我的关系很好，直到不久以前，他们回了希腊。那天，荷马走近我，举起左手的一根手指，对我说：“皮诺切特，”接着又举起右手的手指，对我说，“伊奥安尼德斯，”然后，他把手横放在咽喉处，做出砍头的动作，说，“将来一起完蛋。”我说：“我们必胜。”荷马和苏格拉底是我最早的好朋友。他们带我去他们家里，教我品尝美酒，教我跳“索瓦”舞，最重要的是，他们教会了我说德语。
一天，在库米德斯先生家里，老先生让我们穿戴整齐，带我们去剧院。我们去了。当然了，那并不是什么剧院，而是科技大学内看似剧院的礼堂而已。很多人向募捐箱里捐钱。荷马告诉我所有的钱都将用来帮助希腊人民。我们两个凑了一马克，也放进捐款箱里。然后，一位歌手走了出来，在乐队的伴奏下开始演唱，乐队演奏的乐器我都不认识，不过有一个小件乐器看上去很像五弦琴。
我们也有很出色的乐队。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奇兰帕约、因蒂·伊里玛尼和“美洲解放”乐队。但是我们和希腊人有很大的区别，当歌手开始演唱的时候，他们全场起立，手握拳头，随着乐曲一起歌唱，直到演出结束。而且他们一直在流泪。荷马也在哭。我们离开的时候，老库米德斯，我觉得他距离我差不多有两米远，一把将我举起，紧紧地抓着我，对我说：“我们必胜。”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和埃迪特那么要好，我一定会跟荷马以及苏格拉底去希腊的。
一天，我起得很早，准备上学，看到爸爸在厨房里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听着新闻。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说话，我自己做了个果酱面包，和他一起收听广播。节目结束的时候，我爸爸几乎不能喘气了。“你听懂了什么？”他问我。“伊奥安尼德斯倒台了，”我说。“你的耳朵洗干净了吗？”“是的，爸爸，”我说。“那你知道广播里面说什么吗？”“我刚才说过了，爸爸，希腊的法西斯政权倒台了。”
我爸爸慢慢地晃着脑袋，慢慢地啜饮着咖啡，连点渣子都没有剩。我没有动。我的爸爸很焦躁不安。我甚至担心他会猝死。五分钟之后，他从杯子上面回过神来，对我说：“你在干吗？还不快过来和你爸爸一起庆贺？”我几乎死了过去。我走了过去，爸爸紧紧搂着我的头，把我的头发全弄乱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紧紧帖在他的胸口。后来，他对我说：“好了，去学校看你的朋友吧。别在厨房傻站着，你上学要晚了。”
我穿上阿迪达斯（贝肯鲍尔穿的也是这个牌子），飞也似地奔向学校。我正好赶到，但是荷马不在班上。我告诉埃迪特希腊独裁者伊奥安尼德斯倒台了，她睁大了眼睛，指甲嵌进了嘴唇，我很喜欢看太阳照耀在她嬉皮士一般的鬈发上。我喜欢称呼埃迪特“小鬈毛”。
苏格拉底也不在操场上。数学课上，我根本不能专心听讲，快11点5分，我来到库米德斯一家在威克莱夫大街的住所，门完全敞开着，我一眼便看到房子已经空了，两个我不认识的家伙躺在地板上睡觉。
我穿过走廊，来到卧室前面，慢慢地敲门。“请进。”这是库米德斯先生的声音。他的声音沙哑而又有力，就像他的八字胡一样。我爸爸的八字胡也很张扬，但是他的声音不是这样沙哑。我发现德国人不喜欢留八字胡。老库米德斯光溜溜地躺在床上，在他的右边，睡着光溜溜的荷马，他的左边，同样赤裸身子的苏格拉底下准备穿衣服。库米德斯太太正对镜梳妆，她穿着沙滩装，不过她正要穿衣服，所以沙滩装里面同样什么都没有。
库米德斯夫人的鼻子有点大，但是当别人和她讲话的时候，她总是盯着对方的眼睛，好像那个家伙是全柏林最聪明的人一样。我是库米德斯太太的狂热的崇拜者，但这并不是因为她是荷马和苏格拉底的母亲的缘故。
突然之间，我发现墙上全空了，地上的箱子也装满了。我迷惑不解，然后便恍然大悟。库米德斯夫妇看出来我知道了一切。库米德斯太太温柔的时候，就会从内心深处流露出一种大狗般深情的目光。他们两个看着我，好像一对新婚夫妇坐在海边的岩石上，而我就是那诗一般的地平线。
“你知道了？”他问我，他的声音轻缓而又低沉，似乎不想吵醒两个孩子。
我点点头，紧紧地咬着牙齿，我使劲地握着左拳，举起，在空中摇动，好像击打着天空。他举起了拳头，但是没有摇动，他的脖子涨红了，在八字胡下面像一口烧红的铁锅。我想要是有人这个时候进来，看到我们两个高举着拳头，看到穿着晨衣的库米德斯太太和打着呼噜的荷马和苏格拉底，一定会把我们送到疯人院的。
当天晚上，库米德斯夫妇邀请我的父母去吃饭。我的父母接受了邀请，因为我们家里缺很多东西，而库米德斯夫妇说我们可以带走看中的东西，尽管他们也没有什么。他们没有说谎。不过，墙上挂着库米德斯太太亲手做的漂亮的织物，而且荷马把他的那件有衬里的厚外衣送给我了。他告诉我在希腊用不着冬天穿的衣服。
第二天，在机场，就在广播登机的那一刻，他把外衣交给了我。我做了一个非常动听的演说，替他向教师告别。这个月，我妈妈正打算再给我弄件外套，因为我一下子长了很多。从荷马自雅典寄来的照片看，荷马应该比我高。他们热情邀请我暑假去希腊，我想我会去的，因为坦白地说，我正在打工。上完课，我要在街区的阿尔布莱希特工作两个小时，收拾纸盒子，清扫到处乱扔的垃圾。
当然了，我还没有变成洛克菲勒，因为我的父母和那个一天要生吞三本连环画杂志的弟弟都要用钱，而且我还要带埃迪特去看电影或者去跳舞。但是不管怎样，我已经攒了三百马克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份，我将攒更多的钱，这样就付得起去希腊的往返机票了。他们说那里的松香葡萄酒比我们街区上卖的便宜得多。
现在我和从前一样，没什么改变。我总是绕着弯子，挑高兴的事儿和他们说。但是有一阵儿，我是全柏林最惨的小孩儿。我不好意思讲出这些事儿。我不喜欢称自己是“小孩儿”，因为我爸爸对我们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童年时代结束了。
情况会很严峻，我们必须表现得像男人。我们不能沿街乞讨，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德国人对我们的同情比军舰还要强大，但是我们得用自己的指甲刺痛自己。德国人捐的钱必须帮助那些还在国内的同志。我们在这边花的每一个比索都会使法西斯的统治延长一天。我的爸爸说他真希望我们成为男人，而且不要卷入麻烦中。我们作为政治流亡者生活在这里，一旦惹事，就会被驱逐出境。我爸爸是一个做这类演讲的专家。有一个星期，我们连走路都踮着脚尖。我们就像幽灵一样爬上五楼的寓所，生怕老妇人们抱怨。有六个月，我们连点肉星都没见到，更不用说那些令人垂涎欲滴的香肠了。
另外，当时是冬天。我走在动物园，寻找着一点点的阳光。柏林的阳光是惟一便宜的东西，但是经常缺乏。等我学会了一点德语单词，便穿过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