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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缘千里 黑马-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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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便便的资本家。你痛骂姐姐堕落,痛骂那个大资本家是流氓,发誓永远不认他们。姐姐的婚姻更坚定了你回国的决心,这决。动甚至变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热望。你要回中国,回到这个清风月白的祖先的故国,你知道这里虽穷但充满了希望,没有堕落没有剥削是一片净土。你把姐姐送来的一大笔钱掷了回去,那是她的卖身钱,你绝不要靠这笔钱去荷兰美国念大学,你要回中国,义无反顾,绝不再回头看那灯红酒绿的“索德姆”一眼。
    回到这片朴实的热土,你踏上湛江港的第一步时,热泪立即泉涌而出。火车一路北上,你整个白天都坐在车窗旁看着两边的青山绿水,怎么也看不够。这就是祖国,这就是人们说的江山。
    你不停地奋笔疾书,要记下你所有的感想,那几天你几乎进入了亢奋状态。白天看、记笔记,与同车的人用不熟练的普通话交谈。夜晚仍旧坐在窗前不停地吸着烟凝视着夜幕中的田野和城市。偶尔闪过一星星渔火和农家小屋亮着的一丝丝油灯光都会令你周身的血热起来。
    那天你恍惚睡着了一会儿,强烈的光照醒了你,睁开眼睛,车窗外竞换了一幅景色。不再是青山秀水小桥扁舟的江南,而是一望无垠金黄的麦海,是高耸入云的飒飒白杨,是黄土地,是麦浪中绿树掩映着的土屋小村庄。偶尔闪过一条河,闪过一片草地,只觉得这里的天格外高格外蓝格外清澈,这里的水和草格外碧绿鲜嫩,因为这里的景致对比太鲜明
  这里的山全然是青石峭壁,
  难见葱笼;这里的地是黄土地,黄得像油彩涂抹上去的一样。因此那流水就显得格外清冽,那绿树就显得格外清新。这是北方。你仿佛觉得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海天一色的岛国到南方,终日在绿色和雨雾热浪中生活,似乎对那种山水浑然一体的绿色麻木了,那边缘得过于奢侈!来到这天高云淡的北方,方党出绿色的宝贵,真觉得那一溪溪流水是上帝赐与的琼浆玉液一般。一种直感告诉你,这里的景色最适合画油画,在这里最容易产生做诗的冲动!
    你那被病痛折磨着的肉体此时竟感到微微有些发热,似有一股热浪在体内冲荡着,手心开始浸出汗来。你相信你的病快好了,你想召呼老伴进来,告诉她你的病真地快好了,你今天有了饥饿感,想吃点什么是因为想起了最初见到北方的情景。从此这辈子就挂在了北方,并且在北方的大山里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三年,和一个美丽、泼辣、血性的北方女人在大山里像野人一样过了三年,生下了三个儿子。这似乎就是命运吧。你与北方的大山一见钟情,命运就让你实实在在地与它血肉一体叫你一辈子忘不掉它,每时每刻一提到大山就让你血管发烫。这就叫刻骨铭心。
    不知不觉中你流下了泪,泪水滴在发黄的照片上,浑浑浊浊。你忙用袖子揩干。
    或许一切都是因了这金灿灿的麦浪,以后的一切幸福、悲哀、卑鄙、无耻、荣耀、屈辱都因为你一眼看中了这块出油画出诗的土地。毕业时本来是分配你去外交部做译员的,可你却提出要来这小城,理由似乎极简单:“我喜欢那里广那时你已经画了一百幅春夏秋冬四季的风景油画,写了一百首诗,记了厚厚的几本日记,那似乎是你大学四年中全部的财富。外人总凭印象说你是艺术系的学生,其实你并不想当什么画家,你的专业是英语,一门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回回拿五分的专业。在国外时你早就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荷兰语
  可你不喜欢去当译员, 不愿过那种跟着别人东跑西颠的日子,只想看看书,闲时画画作诗。
    五四年第一次来北河写生, 你就被它迷住 那时城墙还在,河水还湍急清冽,一派古色古香田园景色。你最爱的是城西南双流交汇外落瀑如涛,两岸首首一片。
    如烟柳色中综俄着一座佛堂,梵声和着涛声,成为这城外一处名景,人称“西刹秋涛”。
    以后逢周口便一早坐了火车来那烟柳涛声处,画到中午进城去哈一碗卤煮火烧或炸酱面,画一阵子市府门口两根水泥的灰色大旗杆,那可是北河的象征,是清代北河总督署的旗杆子。再上城墙,画草色蒙蒙中远方淡淡的山影,直到夜色袭上城墙,才下去,买一只烧鸡,坐上火车吃回北京。厌了雅加达北京广州这样的都市,终于寻到一处安闲古朴之地,就自自然然地来了,根本不懂户口对中国人有多重要,那个北京户口似乎是金子一样。你却迷迷糊糊中放弃了它,没人明白你想干什么。
    其实你什么都不想干。
    就是这么一座在人们眼中土里土气的北方古城,你在这里演出了悲喜闹剧种种,最终还会从这里走向天国。这场大病不倒,也应是今生最后一场病
  你再也病不起雅加达是永远回不去了, 父母早死了,姐姐一家人早迁居荷兰
  去年她又要你一家去荷兰定居,你没走,说不上为什么,只觉得这是人生最后一站了,既然一切都留在了北河, 为什么还要让这一把老骨头葬在异乡去?这里就是归宿
  一切从这儿开始,就也在这里结束吧。
    1985年你带着一家人坐了八天火车去荷兰看姐姐,三十多年后的见面竟是以那样一场抱头痛哭消解了三十多年的恩恩怨怨;记忆中美丽的姐姐变得让你认不出了,干瘦得像一株弱小的枯树,浓妆艳抹之下,活像一个老妖精一般。你的泪眼死死盯住她,想找回那个花仙子一样的小姐姐,但最终却是抽泣着大叫“姐呀,你怎么这么这么老哇!”姐姐也说:“我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枯黄,小时候你漂亮得像电影明星,结实得像个运动员呢!
    我们走在一起,人人都说咱们是一对般配的情人呢户说完你们又哭又笑着拥抱在一起。你明显地感到姐姐身上生命的火焰已燃尽了,剩下的只是一团温热的灰烬这样一副美丽的生命之躯竟成了那个资本家的玩物。你忍不住要抚摸她那弯曲干枯的脊背,使她也让自己平静下来。
    姐姐一个人住在临海的一个小村子里,安静得像世外无人之境。厅里迎面是她一家人的巨幅大照片,那是姐姐中年时和那个胖商人和四个漂亮的子女的合影。那四个孩子全像姐姐一样美。
    胖商人早死了,孩子们都在外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姐姐真成了一介怨妇,平静地守在这海滨别墅里,念着一本永远念不完的《圣经》。说到那个资本家,姐姐竟是一往情深,说他爱她,他决不是玩弄她。她心甘情愿为他生了四个孩子,直到生不动为止。姐姐还提到那个姐夫对你有多么慷慨,“每月寄的钱都是姐夫同意的,他不怨你”。
    “你幸福吗,姐?”你抓住她干枯如柴的手问。
    姐姐说她知足 一个小家碧玉能让一个大阔佬真心疼爱,也就够 富家们也不都是始乱终弃的坏人。 “我们这个小户人家,
  还不是全靠了你姐夫?”姐姐问你,“我们那几年要去看你,你为什么不让去?叫你来,你为什么又不来?你是恨姐姐姐夫, 是吧?现在,你却永远见不到他
  去他坟上看看吧,也算谢谢他对咱们一家的恩德。”
    你默默地向姐夫的墓碑献了一束花。那拦海大堤外的涛声沉重地撞击着你的心。
    你不得不告诉姐姐,
  /你们给我寄钱,六0年寄食品,这些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全成了我里通外国的罪状,他们说我是特务,是用这钱建联络站的。他们要打死我,我就钻进野山沟里去过了三年。这三个儿子都是在大山洞里生的“。
    你只能告诉姐姐这些事情,但你无法告诉她你的心这些年受的是怎样的煎熬。
    姐姐劝你留下,你说不,你要回中国,回来是为了还一笔良心债。
    姐姐不明白,你也说不清,你受了折磨和苦难,何以对别人欠下了债。你永远说不清,只有靠默默地工作,一点点忘却那段耻辱的罪恶历史。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姐姐听不懂,你说是victim
  一victimizer,几乎人人都是,她似乎才懂。
    如果说历史站污了你的灵魂,摧残了你的肉体是一种罪过,你还在今天可以控诉可以咒骂,那么你摧残了那些孩子稚嫩的心灵,他们却无处可诉,甚至人们并不认为那是摧残。没人同情他们,甚至没几个人记得他们。但你和他们是割不断的,他们永远也不会忘了你,只有你们才知道你们之间的思怨。
    是的,当人们善于大处着眼把一切错误归咎于一个罪恶的时代时,人们往往忘了,罪恶的时代里的罪恶是由大大小小的个人犯下的。人不能随时代的结束而变成另一个全新的人,必须让他们永远带有负罪感,永远有良心的自我谴责才行。第三帝国的血腥罪恶绝不只是希特勒一伙的事,沾满血的一双手难道在希特勒的尸布上指干就算干净
  别人的血已浸入你的皮层, 污了你的血。那些在中国杀人取乐的日本兵绝不能把罪行往军国主义大战犯们身上一推就算干净,他们必须永远负疚才能避免再次犯罪。
    毕竟生命是个体的,感受也是个体的,人们对于一个时代的记忆是与个体息息相关的记忆。那五十九个学生对那个罪恶时代的记忆是与你的阴险连在一起的,在他们眼里你就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罪孽。他们在十六年后的今天原谅了你,那不过是理性的原谅,他们的感情上永远留下了你砍下的刀痕。正如你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就是被红卫兵打得奄奄一息钻山洞当野人一样。
    在六十岁的病榻上,你反省着这段重要的生命历程,回想着你与这小城和小城里鲜活的人物的关联缘分,终于悟出了个体在历史上的重要。让那五十九个人永远恨你吧,如果对你一个人的恨能代替他们对一个时代的痛苦回忆,你付出的惨重代价也算值
    最终你得到的是什么?除了那个市政协委员的头衔还有什么?一校之长,哈哈,一校之长!这就是用生命用扭曲的灵魂换来的一切。哦,还有那张党票!仅仅因为你是“资本家”出身,你就必须付出一生的努力才入党。你恨不得用刀剖开自己的心给人们看,
  可一个“还要考验”
  几乎考验了你一辈子!若不是一晃之间你那个“资本家”海外关系突然变得时髦了,你也不会当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不会成为一校之长,不会当上政协委员。
    来北河后不久开始闹政治运动 每个单位都分到几个“右派”
  名额。仅仅因为你沉迷于颓墙陋屋,天天画个不停,人们就批评你,说你不画工家兵,不画社会主义建设, 专画阴暗面。
  你似乎说了一句“还有没有一点自由”,就当上了“右派‘,被赶到了农村去”锻炼“。又莫名其妙被摘了帽,又让你回来教英语,人称”
    摘帽右派“。从此就永远与”右“字难分彼此。
    你似乎是在被赶到农村,阿珍断然与你分手时才明白“右派”是怎么回事。似乎在那一刻才长大成人。那个周末你照常去阿珍家吃饭,那是西大街上一座阴沉沉的旧当铺。未来的丈母娘连门都没让你进,从当年人们交当品的高柜台上探出身子痛骂“你这个大右派还来勾引我女儿,我明天去告你耍流氓,让你罪加一等圈进大狱里去!滚!”你忽然明白右派就是“不拿枪的敌人”。
    从此你忽然长大了,你撕掉了所有的画和诗,把它们统统烧掉扔进厕所。你去哭哭啼啼地找领导一个一个地诉衷肠,说你是因为爱国才回来,是来报效祖国的。
    你没学好毛泽东思想,才说了几句错话,根本原因是那个资产阶级出身在起作用,表示从此不再与那个资本家家庭往来,断绝一切关系。你突然变得伶牙俐齿起来,变得连自己都觉得恬不知耻起来。你明白一个说假话的时代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始若不是如此这般献忠心,你那个右派帽是摘不掉的,永远会被扔在大山沟里喂黄土。
    断绝家庭关系,
  把父母姐姐寄来的钱如数退回,六0年饥荒时姐姐寄来的食品和奶粉全部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展出:“资产阶级以为我们会垮,不,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能顶住帝修反的压力,我绝不吃敌人的东西!”一通慷慨陈词后你把那些东西全扔进了护城河。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你饥肠精键地大笑着。可就在那一刻,河边上沸腾了,饥饿的老百姓们连衣服都不脱,争先恐后地扑通通杀进护城河,奋力打捞那些食品。
  那是多么惨烈的一幕
  人们在河里撕扯起来,为一个罐头在拼命撕打。一个白头发的老头捞到一包奶粉,奋力向岸上游者,身后竟有四五个小伙子红着眼在追他。老人在扑上岸的时候,奶粉却被人抢走那老人在岸上苦苦地爬着,喊着“救命”,就再也没站起来,他趴在地上吐出了鲜红的一口血。河岸上一个个泥水汤汤的人举着战利品在欢呼雀跃。师生们不忍看下去,哭着回了学校。那一晚你饿得睡不着,泪水流了一夜。但你咬着牙,死也不哭出声,生怕让人听见再去告你的状。
    老伴进来问你要木要喝牛奶,你说不要。要木喝一碗粥吧,要不把鸡汤热热喝了,她在不厌其烦地劝你吃点东西。你答应喝点鸡汤。你知道你是在为她而吃,多一半是为她而动了手术,为她而多活几年。不论好歹,是她在你最潦倒的时候踉上了你,伴你三年野人的生活,在山洞里为你生下了三个儿子。
    几个月前医生无情地宣布你必须动手术时,你明白你得了绝症。一拨儿一拨儿人来看你,劝你“一个良性息肉,割了就好了”。可你从人们的目光中看了出来你得的是癌。你知道上帝的审判到了,绝不想动手术,只想一死了之。是她哭了三天,劝你做手术,求你为她活下去。你厌倦了这个世界,无动于衷地摇着头。终于,她擦干了眼泪,站起来,怒目而视,开始痛骂你:“好你个没良心的东西,狗日的王八操的!你还是人揍的木是?你倒想死了轻生了是不?我怎么着?你他妈大我十岁,糟老头子,不想想我正年轻着?你就忍心这么着把我扔给别的男人?你他妈敢情有过俩老婆。当右派时也不闲着,勾引人家农村姑娘。你跟那个阿珍肯定不清白,是不是也睡过?你这种资本家少爷,在印尼时没少逛窑子吧?响,女人玩够了,三四个儿子都有了,政协委员也混上了,活够了是不?你扔下我,让我守活寡呀?儿子们都小三十了,
  能让我再找男人?你听见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看见别的男人勾搭我他们就活劈了他!老头子,你接着活,不能死,为我,为我活,”
    这个没什么文化可心地善良的女人,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这个敢做敢当的北方女人, 从她勾引你开始,就注定了你们苦乐一生的缘分是分不开
  你想死也不能死!
    1957年你给打成右派,阿珍哭着告诉你算了吧,没缘分,她受不了一家人的压力。你紧紧拥抱着她,问她,是她变了心还是因为她家人她才变心,如果她还爱你,就私奔,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不分开。阿珍苦笑着,惨白着脸苦笑着,说她对不起你,她们单位党支部找她谈话了,不与你断她就入不了党。
    阿珍家出身“不好”,父亲据说当过国军大官,留下了几房姨太太。阿珍妈是四姨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日子很不好过,天天骂那个死在妓院的男人。阿珍写了好几年的思想汇报。几乎开会就控诉父亲的罪行,把父亲怎么迫害三房姨太太的故事声泪俱下地讲给人们,要说明的一个意思是她在那个官僚家里过的是跟女佣人差不多的生活,妈妈几乎沦为女佣人,干的也是洗衣做饭的粗活儿。
    这样的控诉招来的是哄堂大笑和批判。人们说“你这控诉本身就有问题,说明你看不起女佣人,看不起劳动人民!你那不是受苦,是不受宠,想过大小姐的日子没过上,心里气不忿儿!你必须好好改造资产阶级思想。”
    把家里的丑事儿全抖出来了,人人知道她是四姨太的女儿,让父亲甩下的贱货。
    传来传去, 连她母亲早年在平康里当窑姐儿的秘密也传出来
  阿珍很透了父母,也恨透了所有的人。当然心里最恨的还是那个不拿母亲当人的父亲。他逛平庸里时看中了母亲这枝“夹竹桃”,就赎她出来从良,收为四房带去上海。可很快就玩腻了,又续了第五房,母亲和二房、三房的说贬就被贬到了后院,跟女仆们为伴。男人死后母亲被赶出门,就带着孩子们返回了故乡来,给西大街上一个当铺老板作了填房,从此隐居起来。全是因为阿珍入团入党闹的,一交待家史,闹个满城风雨。阿珍在单位不是人,回家也挨骂,里外受气。刚刚有你替他遗风挡雨,可你一夜间又成了右派。你这个一帆风顺的少爷根本还没弄明白当有派从此就跟“不拿枪的敌人”一样为人不齿,可阿珍明白歧视是怎么一回事,她那几天哭红了眼,不停地讲她的家史。是阿珍的泪让你清醒了,你不想连累这个可怜的姑娘,你那“天涯海角”的浪漫殉情幻想当即化为泡沫。
    从乡下又回到城里,你虽然“摘了帽”,可那个“右”字却像老虎额上的那个“王”字一样昭著。你发现你人了另册,没有哪个姑娘愿和你谈恋爱。女教师们都躲着你,好心的老教师帮你介绍对象,但没人愿意同你见面,你成了一个“老大难”。
    而阿珍早就嫁了一个老干部,脱胎换了骨。这时你突然想到了姐姐。
    人的命运,实在难以抗拒。
    你在街上又见过阿珍,只是那么远远地看着她,她像个女儿搀着一个老父亲在逛街。那是个声名显赫的领导。你不敢上前去打扰她们,只顾望着她们。阿珍,像一只受了伤的鸽子落到了一艘大船上,你替她庆幸不已。以后她因夫贵而妻荣,当上了市政府的副处长,竟是管中学教育。再下来巡视,发号施令,果然一身的领导派头。你只是个摘帽右派,普通教师,从来没有机会亲耳聆听她的指示。只能在教工大会上听校领导传达“刘贵珍处长”的话。那时你已经娶了那个女干部。你回家来对她说:“什么刘处长,当初还不是死追活追我?要不是老子成了右派,我还要考虑考虑要不要她。
  现在倒好,管中学教育 ”那个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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