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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大哥”参加完政治工作会议，想起牛剑助理传达的会议精神，带着兴奋和激动回到了宿舍。突然他再次感到一身的疲倦，头痛难忍，心里像要作呕似的。原来自从“老王大哥”淮海战役脑部负伤后，他常觉得偶有头后部、颈项部疼痛，肢体运动也没有原来那么灵活，有时还呕吐。邢壕多次叫他去找郝红医生看看，他都说是脑部曾受伤加之工作繁忙引起的，还安慰邢壕说他只要倒在床上休息一下就好了。
此时他又倒了半杯水，一饮而尽，像往常一样倒在床上睡下。
2
在抚顺郊外，离辽河战犯管理所相距不出10里的村庄，苗霞以养女的身份在一家老夫妇家落下了脚。她帮助老人放牛、挤奶，每天以往城里送奶为掩护，侦察抚顺的地理、详细了解辽河战犯管理所的情况。
苗霞本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特工，无论是收发报、摄影、密写、搜集和传送情报，还是偷拍和测绘等特工技术都算得上是同行中的佼佼者。时间在指尖上悄悄地过去了，通过一段时间的侦察，苗霞对抚顺以及辽河战犯管理所的情况了如指掌。她知道所长杨宣是几个月前就暗中较量过的对手，而所长助理牛剑、管教科副科长邢壕、医生郝红、看守哨兵的班长王强都是解放前夕就在她在西昌指挥东北鳖三和毛公牛的无线电波里认识了的对手，尤其是那牛剑，他们之间在南下小长征的路上就相见了，如今双方都处于半公开的面对面斗争，一番惊险自然不在话下！
临行前，2号“野狼”通过大珠向他面授了营救藤野久芝郎和武香天田的机宜和秘诀：
1、用电话窃听的方式对辽河战犯管理所所长助理牛剑或常务副所长杨宣的电话进行窃听；
2、利用当地潜伏下的敌特情报人员摸清藤野久芝郎和武香天田的确切关押点；
3、从公安队伍里物色素质低，贪图蝇头小利的警察，将之收买为反共复国的成员；
4、让藤野久芝郎服用一种高级药丸，使他处于暂时的濒危、甚至假死状态，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藤野久芝郎和武香天田的尸体偷走；
5、因每月藤野久芝郎和武香天田都要被管理所送往附近医院检查身体，故可以在路途上劫持囚车；
6、绑架牛剑或杨宣并将他们杀害，进行活埋后再乔装成牛剑或杨宣，闯进监狱营救藤野久芝郎和武香天田出狱。
“这几招真毒啊，可共产党也不是吃醋的！”苗霞想着自己浪迹天渊任人宰割的处境，有些气愤，她知道如今的共产党已今非昔比，“这样多的好办法，派谁谁都不来，仅让我和‘老四’，再加一个皮包骨头的老K就能完成吗？”
苗霞自从与仲贵分开后，一直心情抑郁，但迫于威胁和生计，也不得不听从2号“野狼”的派遣，忽南忽北，疲于奔波和应付大珠以2号“野狼”转发来的任务。由于行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她已是多次受到了2号“野狼”的责备。他不知道此次营救行动会有多大的收获，心里暗忖：“我的事业、爱情都完蛋了，现在帮2号‘野狼’再干他们也不会信任我，但为了苟延残喘的性命还是只得硬着头皮去应付2号‘野狼’！”
3
太阳从山头顶上露出了笑脸，茫茫白雾正慢慢被驱散。
藤野久芝郎、武香天田正在嶙峋的假山石前散步。
管理所的扩音器里播放着《东方红》的歌曲。
突然扩音器里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全体战犯请注意，请你们马上到庭院右侧的露天广场集合！”
播音员连续播送了两次。
监管科副科长邢壕走到队列前面开始整队集合。
“立正！”
“向中看——齐！”
“向前——看！”
“稍息！”
“立正！”
邢壕将战犯队列集合完毕后，迅速转身跑步向前，在距所长助理牛剑约一米处开始报告：“报告所长助理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所长助理牛剑还了一个举手礼后，命令道：“将队伍带到指定的位置！”
“是！”
管理所所长助理牛剑见人员全部集合在露天广场前，他登上了讲台表情严肃地说：“今天有几位尉级的战犯要求进行认罪发言，经中国政府允许，同意他们的请求。现在我宣布开始！”
第一位战犯走上了讲台。
“我崇拜天皇，当时我认为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理所当然的应是东洋的盟主。我们满怀希望来到中国，为了大东亚圣战，那时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掠夺了很多物资：1937年底，我们8万多人攻占了南京，10天之内，我们在汗中门、鱼雷巷、中门码头、中华门外花神庙，大方巷广场、三叉河放生寺、龙江口、燕子矶、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挹江门、太平门外护城河等地共杀害有30多万中国人。时任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团长佐佐木到一命令所属部队在下关对聚集在江边的人群用机枪扫射，共打了一万多发子弹，鲜血染红了扬子江边的大地。1943年末，我们袭击了河北省当阳县的白羊寺村。我带领部下闯进了村庄，在村庄的东头，将来不及逃跑的村民用刺刀刺死。他们当中有老人、孕妇和婴儿。在刺杀孕妇的时候，我叫他们脱光衣服，面对大家。我边向她刺杀，边同部下一起狂笑……”认罪的战犯流出了眼泪，哽咽着道：“我在老场时，曾对河对岸的乾溪场街的农民进行审讯，以柔道的手段，反复把他摔出几次，最后把他活活掐死。一次我在江南作战时，俘虏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把手掌中的几粒炒豆送给我吃，我把炒豆打掉了，同时把这个少年打倒在地，然后用军刀把他砍死。”
第二位战犯走上了讲台。
“1944年冬，在济南扎西营街的新华院，我指挥日本兵残酷虐待被日军从战场上俘虏来的战俘。经过强化训练，我们按照上峰的指令把身体强壮的中青年送往东北或日本充当劳工，年老体弱的就强迫劳动，直至折磨致死。记得有一个中年战俘，是刚从战场上用军用卡车押送来的。他进集中营时，左腿已受了伤，子弹自漆盖上方射进，斜着从小腿肚子穿过，走路时只能靠右腿单脚跳。在寒冷的冬天里我命令他把全身的衣服脱光，跳进冰冷刺骨的装碳酸水的大铁桶里消毒。我看到他那个毫无用途的身体，就叫卫生班的人从他身上抽血，以供日军战场医疗需要。因抽血过多，那人就被抽死了。在新华院约有100人因我的命令被抽血过多而死。我在新华院任职期间，一年中指挥杀死的战俘约一万余人，把三千多人送到日本做苦工。对从洛阳西工集中营转来的在洛阳战役被浮的五百多名战俘，在七个月的时间里，除一人被送往东北服苦役外，活下来只有两人，其中一人还被打瞎了一支眼睛。”那战犯也开始痛哭流涕起来：“一次，我下令将五个修公路脱逃被捉回的战俘挂在一排大树上。我们用粗铁丝从五人双手的手心穿过，再将铁丝两头拧在一起吊在树杈上。当着集中营所有战俘的面我命令部下疯狂地施暴，先用棒子打，打得那五人像钟摆一样在树杈上荡来荡去，可那些人连哼都不哼一声，还用仇恨的目光怒视着我们。我于是又下令让一条条狼狗去咬，不大一会儿，几个人的腿就鲜血淋淋，骨头都露了出来，疼得那几个人昏死了过去。后来，我又下令把五个人活埋在西山。”
第三名战犯走上了讲台。
“1939年2月4日中午11时，日本15架大型轰炸机突然从贵阳城东门外东山垭口侵入贵阳上空，对城区进行血腥轰炸。日机分三架一组，二组一队，共三队。一队走直线，由东而西，沿线轰炸市中心繁华地段中山东路，大十字，中山西路；另一队由东偏北，狐线形包抄轰炸城中、城北两段；再一队由东也走狐线形，包抄轰炸城南的打鱼街、观音寺、马棚街等处。日机投弹近200枚，其中不少是燃烧弹。轰炸给贵阳人民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民教馆广场当时正在召集数千人讲授防空知识，炸弹落于慌乱的人群中，炸死炸伤200余人；一枚炸弹落于南门大公馆张致安家房背后，泥土炸翻堵塞了张家的防空洞，使藏身在洞内的9人全部身亡；大十字警察岗亭被炸成一个深16米，宽12米的大坑，3名伪警察丧生；太平桥王家院内中一弹，40余人被炸死；观音寺背后的坡上，炸死炸伤几十人；岳英路一段城墙被炸塌，城墙边一户人家全部遭殃：整个贵阳尸横遍野，血肉横飞！‘2•；4轰炸惨案’也给贵阳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由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是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许多店铺、银行、饭店、剧院毁于一旦，加之这一带的店铺多为木架结构，中弹后便迅速起火，一些年久失修的店铺和房屋，虽然没有中弹，但也被震动倒塌了不少。大火持续了几天，火焰才熄灭。在东起小十字、中山东路，西抵花牌坊，南起大兴寺，北至铁局巷口，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市中心变成了瓦砾场。‘2•；4’轰炸，被炸死488人，重伤735人，轻伤不计其数，被毁房屋1326幢，财产损失在3380万元以上”
…………
听讲结束，参会的战犯怀着不同的心态走出了露天广场。
在监舍的转角处，藤野久芝郎突然发现一位将校级的军官与他的部下发生了争执。
将官说：“在中国杀人放火，全是尉级以下的士兵干的！帝国主义者是士兵，而不是将校，所以现在士兵们悔罪，将校们休息。”
士兵们个个气得咬牙切齿，直问道：“你这是什么‘帝国主义论’？”
将官十分傲慢地说：“我曾经经常教育你们这些士兵，要遵守军纪，从来没有犯过‘非人道’的罪行。还有，你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那将官假猩猩地叹了一口气：“唉——怪只怪我当年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呀！没有处分你们！如今，你们把责任全都推到我的身上，简直是岂有此理！”
部下感到气愤：“士兵们是受到你的命令侵略了中国，而同样是在你的命令下犯了罪行，难道不是事实吗？”
那将官在部下的斥责下只好低下了头。
4
夜幕慢慢地降临了。
监舍熄了灯，许多战犯都在床上辗转反侧。
藤野久芝郎仍处于兴奋状态，头昏得很，可就是睡不着。
一幕幕往事浮现在他的眼前——
1931年9月18日傍晚，关东军铁路守备队第二营第三连百余条枪，以演习为名，乘黑夜离开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急进，至沈阳城西北郊柳条湖，散开警戒，禁止通行。河本中尉乘机统六名爆破手，各携黄色炸药，按预定方案，埋伏在一处路轨接头处，点燃了引线，一段路基被爆炸的气浪平推到路基以外。那夜秋风习习，夜暗星稀。随着轰然一声巨响，早已枕戈待旦的沈阳城周各处日军，皆按照预定方案，在熊熊的火光和腾空而起的烈焰中，分南北两支计5个营约2000人枪分攻沈阳城、合击中国军队的核心阵地北大营。
1932年5月15日，一群日本少壮派军人，闯进首相办公室，乱枪齐发，将首相犬养毅肉身打成蜂窝，当场倒地丧失。海军大将斋藤实组阁，新内阁令全力支持关东军巩固“满州国”，并增兵两个骑兵旅派往满蒙围剿义勇军。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的日军诡称一演习的士兵失踪，又闻宛平城内有枪声数响，惊扰了日军的演习部队，要求派军到城内搜查，遭拒绝后，用迫击炮将东门城楼炸毁大半。大队日军步兵，大呼小叫，借青纱帐掩护，向城门冲击。城西北回龙庙方向也是枪声大作，另一支日军，正偷袭回龙庙，进攻卢沟铁路桥。
1937年“8•；13事变”后，蒋介石原准备与英国大使同乘一辆车上覆盖有床单大小的英国国旗的车亲自去上海前沿阵地视察，后蒋介石感到不妥，认为一国之元首，为避日机轰炸去搭乘外国使馆的车赴战地视察，太有损国体和领袖的尊严。幸亏蒋介石未去，日本特务早得到消息，准备在无锡路段用飞机轰炸，结果英国大使硬是在无锡段被炸成重伤。
1941年12月7日东京时间凌晨1时30分，第一攻击波的183架飞机竟相从各艘航空母舰上起飞了。1小时后，第二攻击波的167架飞机也顺利地咆哮入空，扑向珍珠港。
1945年3月18日凌晨3点30分，在西太平洋海面。当东边的海天交界处刚刚露出一抹晨曦，太平洋上空，黑沉沉的夜幕还没有散尽，惨烈的空战开始了。在美军强大的海空力量面前，10万日本武士以肉体和美军的炸弹相搏；2千余架自杀飞机撞击美舰；敢死队身背炸弹，直扑机场停放的美机；上万官兵向美军发起自杀冲锋；牛岛中将切腹自杀，死亡已形同儿戏。
1945年12月8日，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武藤章等战犯被押到日本东京巢鸭监狱接受审判，1948年11月23日零点以上七名战犯被执行绞刑，死刑执行完毕后，尸体被运往横滨久保山火藏场火化。
…………
“难道我们真的是双手沾满了人类鲜血的战争罪犯吗？”藤野久芝郎在脑海里反复地自问，“是什么使300万日军成为日本帝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殉葬品？又是什么使500万日军接受天皇的昭谕放下武器走进了战俘营？”
他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真的像中国监狱说的那样，是以死殉道的武士精神和灭绝人性的军国主义让我们自食其果吗？”藤野久芝郎翻了一个身，他又想起所长助理牛剑的一席话，暗忖着，“侵华战争中，日本国也死伤几百万人，绝大多数是工人、农民，这些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而战争中天皇却收刮了人民的财富60多亿美元，日本的那些财阀和军阀们也大发横财，而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我们曾幻想和崇拜美国的罗斯福、杜鲁门，结果它他们却用原子弹炸毁了我们的广岛和长崎，死伤几百万人，同时还占领我们的国家，日本成了美国杜鲁门总统的附庸。这美国的罗斯福和杜鲁门人到底是我们日本人的朋友还是敌人呢？”
想着想着，藤野久芝郎在迷迷糊糊中睡着了！
5
天亮了，起床的铃声已响起。战犯们忙着漱口，洗脸、上厕所。
广播里正播送一个战犯的认罪书，藤野久芝郎边洗脸边仔细地听着：“我当时是负责满洲731部队的军官。731部队是专门研究细菌战的部队，主要从事霍乱、伤寒和鼠疫等病菌的研制和战争医学的研究。当时被用来做实验的有被抓来的中国军民，也有朝鲜、苏联、美国等国的战俘。为了实验，我们有时把人推进水中煮；或将其活活烧死、冻死；或送其进压力实验室，直到看见人的眼球从眼眶中爆裂出来；有时我们还将活人不加麻醉地直接解剖。一些身体差的战俘被解剖之后便没有声息了；身体健壮的，被解剖后还能发出‘咻！咻！咻！’的声响，这时我就下令731部队的日本军医要趁机把空气打入那人的心脏，观察他的反应。东北的731部队曾将研制的细菌装入炸弹之内，多次在中国境内撒播，造成有关地区大面积的瘟疫流行。日本投降前，准备于1945年9月22日执行‘夜樱花’计划，向美国投放黑死病病毒跳蚤，后由于美国提前在日本投放了原子弹，迫死日本投降，美国才免于此难……”
藤野久芝郎匆忙吃过早饭，来到了管理所图书室，他想阅读一下近期管理所主办的版报。因为版报上常刊登有战犯撰写的诗歌、散文、日记、书简。
图书室早已来了许多人，监管科副科长邢壕也在那里。
“邢副科长，你好！”藤野久芝郎主动打着招呼。
邢壕一看是藤野久芝郎，先是一喜，因为藤野久芝郎是很少进图书室的，便真诚地笑道：“藤野久芝郎，你也来了！”
“我想来看看版报！”
“好！这上面有你需要的东西！”
藤野久芝郎就近找了一个位置坐下。他正要翻阅刚出的版报，突听临桌的两个战犯正在议论，一个是校级军官、一个是尉级军官。
校官说：“你看近期报纸了吗，中国军事委员会已发布命令，将宽释坦白认罪的日本战犯417名。”
尉官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吗？”
“是真的！报上还说，中国政府将对那些职务低、罪行轻、表现好的次要战犯，可能会作出依法免于起诉，释放回国的处理决定。”
“这太好了！中国真的是仁义之国，不记前仇！”
尉官见校官有些闷闷不乐，关心地问：“你现在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前途？”
校官抬头望了望那灰色的监狱围墙，轻叹了一口气：“在此情此景下，谁不担心呢？我的父母、姐妹还有一个小儿子都在原子弹的爆炸中丧了生。现在只有妻子带着大女儿艰难地生活在大板，她们还眼巴巴地等着我回去。”
“你是怎么知道的？”
“几天前日本一个司法代表团来管理所访问，代表团长当着所长助理牛剑的面将一封我妻子的信转交给了我。”
“中国监狱提出‘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你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受到惩办？”
“我担心自己罪孽深重，得不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恕！”
两人无语，只有翻报纸的声音。
若在往日，藤野久芝郎也许会讥笑这两个战犯是日本天皇可耻的叛徒，可今天当他听到那两人的对话时，心里却是一阵酸楚。
人性已开始在藤野久芝郎的心中复苏了！
藤野久芝郎忙翻开版报，仔细看了起来。他见上面刊登着一个尉级军官战犯的一篇笔供，详细地记录了1942年那尉级军官所在部队在山西扫荡时杀害一位中国农民的过程：
“一对30来岁的中国农民夫妇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地里耕作，一群日本兵上来抢走了牛，打伤了妻子和孩子，并把丈夫抓走拷打和审讯。之后，我们又想用中国农民做活靶子。被押走的农民从衣服里掏出‘良民证’，在众人面前撕碎，扔在地上，纸片随风飞舞，散乱一地。在大枣树前，农民站住，回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