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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丈夫在外地帮助某小厂生产，周末才回。楼下住着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则住隔壁一幢房内。一日清晨六点，公公看见楼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贼，并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惊，松了手去，那人夺门而去，刀却落在地上，据认，这是媳妇房内的水果刀。於是公公兴师动众，叫回儿子，逼着媳妇说出隐情，媳妇大叫冤枉，被责打了一个通宵。里委和各方单位都来进行调查，结果是：媳妇死不承认留宿过一个男人；公公咬定有一个男人清晨从楼上走下；而没有任何一人见过他所描绘的男人在清早时走过弄堂，唯一的证据是这把水果刀。媳妇说这刀并不在她房里，就吵嚷着要去查验刀上的指纹，一时也不知上哪里去查验，於是就来到了妇联。这极像是一部推理片的开头，可能性极多。我和信访站的同志聚在一处，从各个角度追究这个事件，却也毫无结果。後来，那母女俩再也没有来过，便也无从了解事情的发展和结局。这里的故事往往是一个开头或者片断，充满了暗示和预兆，使我们开动了想象力，但因经验和认识的局限，终於也无法推测成完整的故事。有些话又不能问得太多，这会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听的身分，常常遭到人们戒备和讨厌的目光。而白茅岭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们的故事已告一段落，我又有权利向她们提问，这不符合人权精神，可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动机了。虽然我不知道会有“米尼”。
炎热使我意气消沈，由於电力不足，风扇旋动得非常缓慢，有气无力的，灯光也昏暗。隔窗可见一条柏油路，隐在路灯下，路边是一些花圃，有乘凉的人们走着或坐着。女劳教大队在距此三十里的枫树林，已经有许多记者、作者、编剧、导演去过那里，写回许多报告，还拍摄了一个多集电视剧，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据说干警和劳教人员都参加了表演。我不知道这一趟来会不会有新鲜的发现。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饭，就去路口等着上车。原先，一个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干警们很不方便。往往她们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劳改或劳教大队工作，一周也仅能来回一次，孩子就无人照管了。在白茅岭农场，主要的职业只有一个：干警。现在，女劳教大队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辆专门的大客车，开车的是一个卷头发的小夥子。七点半时准时开车；沿途会停几次，有去枫树林小学读书的孩子搭车，他们下车时便齐声喊道：“谢谢爷叔！”我注意到他们说的是上海话，将“叔叔”说成“爷叔”，虽然，上海对他们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从上海来到此地，披荆斩棘开创农场的垦荒者，当是他们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车走的是一条土路，起伏蜿蜒，当拖拉机迎面而过时，便扬起漫天的尘土，蒙住了视线，路边是茶林和稻田，柏树总是孤零零的，在视野中停留很长时间才消失。车中大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的女孩，她们往往是在幼年的时候，跟了母亲到这里来。其时，父亲们已在此铺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只留给她们模模糊糊的记忆。
到了女劳教大队，女孩子们下车各赴各的岗位，一位姓王的大队内勤管理向我们介绍了概况。我们知道女劳教大队是在五八年开始办的，文革中停办，七二年时再成立，是中队的规模，八四年又重为大队。其间劳教人员最多时达七百，目前是三百多。在编干部九十三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从职工中提干上来，百分之十七从安徽屯溪招工（白茅岭占地安徽屯溪），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分配过来。大队的编制为四个中队，有正副大队长三人，党支部书记一人，正副中队长共八人。一二中队是普通中队。三中队称为“二进宫”中队，即每人在此之前都有一次以上的处罚记录，一百零六人中，八十一人曾经劳教；十一人妇教（即妇女教养所），判过刑十人；少教过四人。四中队名叫“出所中队”，是临近解教三个月前转入的，对她们的管理比较宽松，使之回到社会中时较易适应。在目前三百三十四个劳教人员中，“流氓”百分之八十七点六，“偷窃”百分之九点七，“诈骗”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一点四。劳教的生活主要是生产劳动，然後读书、学习、伫列操练，等等。如今白茅岭努力要实现经济自给，各大队都有经营的任务，女劳教大队主要是服装、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由於劳教人员流动性大，很难有熟手，所以定额指标无法提高。并且白茅岭地处边远，交通不利，又很难向厂方争取加工活儿，工厂往往把难做、利薄的活儿给她们，条件又极苛刻。於是在我们去到白茅岭的时候，女劳教大队正被一股紧张的生产热潮席卷，管生产的副大队长急得跳脚，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到处是她的指令，不可违背，刻不容缓。在此同时，文化统考逼在眼前，队部又正组织一场歌咏比赛，都在向大队长讨时间。
下午，我们翻阅了全部的档案卡片，预备一张采访的名单。卡片做得极其简单，有一帧小照，看上去面目都很可憎，激发不起想象。我们感到无从下手选择采访的对象，竟想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最後，我们还是兼顾考虑，各种案情都挑选一些，各种家庭状况也都挑选一些，年龄则“老中青”都有选择，“老”是指四十岁以上，“中”是三十岁以上，“青”则是二十岁以下的。後来，管教干部向我们推荐了一些。她们所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我们也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们推选去和采访者谈话，她们的表述过於完熟和流利，使我们也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这是後话了。
傍晚回场部的途中，汽车将放学的孩子捎回了家，早晨乾乾净净的一身，这时已泥猴一般，手里还用塑胶袋提了一兜水，水中有针似的小鱼在游。天气还是炎热，夜间一声闷雷，下了几个豆大的雨点。
这一天开始了采访，许多人向我们推荐二中队的一名女劳教，这是使人感到非常头痛的一个角色，她们描绘她道：她的气质显然同一般劳教不同，很文雅，长得也清秀，肤色白净，高鼻大眼，说话毫不粗鲁，教养很好似的，从不与人争吵，也不与干部顶嘴，然而却也不听从指挥，自行其事。比如，队长喊集合，别人都跑出门去站队，只有她躺在床上，等队长跑到床前喊道：起来！她才慢慢坐起说：起来吗？喊她做活，她很温和地说：我不会做啊！於是就教她，比如钉扣子，她把扣子钉到完全不可能有扣子的地方，别人还要下功夫拆。她就是这样和队长纠缠，队长受不了她，只得由了她去，她便不去劳动，每天坐在床沿，很惬意的。她声称她会英语，时常以英语回答队长的问题，弄得人不知所措。这天，队干部们正在讨论针对她专门成立一个严管组，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督，住单人房间，直到她听话了才归队。同时，她们又很怀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个医院为她作精神病鉴定。眼下医院一般不愿接受这种检查，因精神病鉴定本来就极复杂，再要委任它承担法律的责任，就更不敢轻易下判断了。她们建议我们与她谈谈，从她们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了期望，她们说：你们作家和她谈谈，会不会有结果呢？她们与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龄，虽是管教与被管教，却并没有超凡的经验和手段，相比较而言，她的生活比她们的广阔丰富，是要比她们更为老道和成熟，这一场斗智般的管教和被管教，已使这些女孩子们失去了耐心和自信，甚至生出了一种挫败感。我很想试一试，我想到有一些读者曾把我们当作医生，将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告诉我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也许，我想，我能够洞穿并制服她呢？
然後，她来了。如她们所说，她文静而清秀，中等身材，偏瘦，头发齐颈项，一条淡黄色的短裙，外罩一件豆沙色的茄克衫，脚下穿了白袜，一双搭绊黑布鞋。她的眼睛很大，神情很安祥，还有一些茫然。队长告诉她，我们是上海来的记者，要与她谈话，她要有问必答，老老实实的。她说：好呀，好呀，声音有些飘浮，好像是唱歌用的假声。然後，我们就带了她离开二中队去大队部接待室。二中队的院门锁着，有一个身体高大，脸色黝黑的劳教过来为我们开门，并向我们微笑，她的眼睛很黑。我们走向大队部的路上，有些发窘似的，开始没说话，互相看着，她轻盈地走在我身边，态度很闲适。过了一会，我问她：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歌唱似的说：不知道啊！我又问：你什么时候出去呢？她说：不知道啊！我碰了钉子，心里有些恼火，又执着地问：你为什么进来的？她微笑了一下：不知道啊！我按捺不住了，就带了一点攻击地说：你总不会无缘无故地就进来吧！她还是微笑着，说：我正想请你们帮我去问一问，我到底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还想请教你们，究竟什么是劳教？她变得滔滔不绝起来：我要读法律的书，你们能帮我找一本法律的书吗？什么是劳改，什么是劳教，难道可以随随便便地就用手铐铐人吗？我们这里吃的饭好比是给鸡吃的，全是砂子，你看我身上发出这么多东西，全是吃这里饭吃出来的。她卷起袖子给我看，我说那是蚊子咬的，她不屑地一笑。这时，我们已通过门卫，到了大队部。她坐在我们对面，坐相还端正，她的眼睛在我们脸上扫视。应当问什么呢？心里不由有点惶惑，停了停，就问她家里有几口人，她总算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又问她在外面时是否也上班下班，她说上班有什么意思？那么不上班又做什么呢？她说：不上班当然很开心，咖啡馆坐坐，逛逛马路，这时，她忽然抖起腿，说话的口气也变得粗重而生硬。她不再有笑容，目光里有一种紧张，问我们在上海的什么单位，能否请我们做她的老师，帮助她写一本关於法律的书。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说：做你的老师很累啊！她就笑，声音银铃似的。我们不知道还能问什么，又坐了一会儿，只得将她送回二中队去了。跑出来开门的还是那个黑脸蛋的女孩，她的眼睛里有一股热辣辣的表情，我很注意地看她，她也看我。中队长们问我们谈得怎么样，我们说她也许精神是有问题。中队长们说，可是有时她头脑特别清楚啊，能活活地将人气死，她的母亲和哥哥来探望，和她说什么，她都不好好回答，只一味神秘地笑，哥哥就要揍她，母亲则哭个不停。她进来的原因是偷窃和流氓，原单位是上棉十三厂，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劳教，因表现不好延长三个月。
出师就很不利，情绪有些低落，要是个个都这样难弄，咱们趁早打道回府算了。中队长问我们还想找哪一个谈，我们草草地看着名单，胡乱点了一个。此人生於一九五五年，在某农场所属工厂的总机工作，与多人发生两性关系，判为卖淫。我们是从绣花工场将她带出来的，她较为高大，剪了短发，脸庞宽宽的，浓眉宽鼻，看上去健康质 。走在路上，我们问她怎么样？她说活儿实在太重，脚都肿了，说着就弯腰揿她的脚踝处给我们看。我们说：是有点肿，她才又直起腰，作出通达的样子说：吃官司嘛！我们走进大队部，坐定下来，我们刚问道：你是怎么进来的，她便涕泗滂沱，被眼泪噎得大口大口喘气，一边说道：没想到会吃官司，怎么会弄得吃了官司！她哭着话也说不出来，只得等她哭好了才说，可她的眼泪就像流不尽似的，而且越来越汹涌，这样等下去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几乎又要想把她送回去了。她艰难地吞咽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大概情况是这样：她已结婚，有一十岁的女儿，後来她与一男人发生关系，此人承包了一个豆制品厂，比较富裕，对她很好，问她如何地对她好，她哭道：帮我打开水什么的，反正很好。他为她家买了许多东西，因此，她丈夫对这事也就眼开眼闭，甚至有几回在家里撞上，他也高抬贵手。我们不禁要说：这怎么可能呢？她便气愤地抬高了声音说道：他身上穿的短裤都是我那男的给买的，他能说什么呢？我们便哑然。她再又接着哭道，她丈夫心很黑，要那男的买这买那的，後来就闹翻了，将这事抖落了出来，那男的妻子也来一起闹，最後将她送进了派出所。在承办员例行公事地查问下，她却还说出了其他许多事情，一一道出她曾有几次和多少个男的发生关系。这回我们真的奇怪了，她说她们那里的风气就是这样，男的随时会打上门来，向女的提出这种要求，她在总机工作，认识的男的又很多。都是认识的，怎么好意思拒绝人家呢？她反问我们。然後又一阵突兀的悲伤攫住了她，她啼哭道：承办员看我太老实了，好几次对我说：你再想一想，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可是我不懂他的话。到了晚上，他又说：现在还来得及，明天就来不及啦，我一点也不懂啊！我们便默然。哭了一阵，她稍稍安静下来，我们就问她丈夫有没有向她提出离婚，她点头，并说要与丈夫争夺女儿，提到女儿又是一阵号啕，哽咽着说她给女儿小学的校长写了一信，却没有回信，问我们可不可以回上海後去看看她的女儿。哭了一阵，她舒出一口长气，似有些欣慰地说：离了婚，电冰箱什么的倒都是归她的。我们说她丈夫肯放弃吗？她就说，那些东西都是那男的买给她的呀！这时候，她彻底平静了下来，说她还有一年就可出去了，接着又抱怨活儿太重，脚都肿了，里面的劳教又都厉害，成天乱哄哄的。这时天已近中午，我们说我们谈话耽误了你做活，会不会给你减些定额呢？她嘴里说没关系，眼睛却期待地看着我们。她使我们扫兴并且莫名其妙。卖淫和淫乱这一桩事被她说得那么简单和自然，我们的问题倒显得很无常识似的。後来，我们渐渐发现，这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故事和法则，这个世界是我们永远难以了解的。然後我们就将她送回去了。
下午一点，召开全体劳教的每月一次评点会，劳教们在中队长的带领下，排了队端了小板凳去大礼堂开会，评点会有这么一些内容：宣布一批受表扬的名单，表扬分两种，口头和书面的，三次口头表扬等於一次书面表扬，三次书面表扬可得嘉奖，比如减少服教期，回沪探亲。表扬之後是批评，有一个外号叫“黑鱼精”的劳教上台作检查。此人名气很大，才来两天我们就时时听说她的劣迹了。她曾以流氓罪服过刑，服刑期间，与同监房的女犯搞同性恋，出狱就多了一手。这回进来，只能将她安排在单人房间，晚上必须上锁。她周期性的会出现疯狂的状态，伤人或者自伤，喊叫她的“B角”。在这里，凡在同性恋中处女性地位的是B角，男性角色则为A角。有时候，必将她的B角的内衣给她，才可使她安静。而在她正常的时候，却是诡计多端，老奸巨猾。不久前，开大会时，她坐相不好，队长便用脚踢了踢她，说：坐好！她立即给了队长一个嘴巴，大叫：队长踢我！队长也无话可说，还须向她道歉，用脚踢她自然是有错的。当然她也须作检查，可是她检查的姿态和声音里都充斥了胜利的得意。虽是小事一件，也可见得她是如何地时时伺机与队长作对。她已四十岁出头，极短的头发，穿了男式的衬衫，声音低哑，举动间有一股恶霸气，脸色极黑暗。她带给人生理上的反感。人们问道：愿不愿和她谈谈，我坚决地说：不！我觉得她像一个险恶的深渊，临渊可看到最丑陋和无望的情景，我没有勇气走近去，宁可损失一些或许会是精彩的故事，因我还愿意保持一些纯洁和美好的观念，使自己快乐下去。我们最终也没有与她谈话，可是我们几乎时时处处感觉到她的存在，在我们每一次采访的身後，似乎都矗立有她的阴影。她似乎是要我们相信，人性是可以黑暗到什么程度。後来，当我坐在书桌前，编造米尼的故事的时候，她就以她的黑暗压迫我，使我和米尼都很难快乐下去。然後，大队长就宣布严管组成立，第一批严管对象有两名，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上午领教过的那位文静的女孩。会後，听中队长们说，当她听见她将进入严管组时，陡地红了脸，神色紧张。她们说：看来，她精神很正常啊！当我们回到二中队时，她正整理好了东西，等待有人带她去严管组。这时，她已镇静下来，和声细气地答应着队长的叮嘱，还向我们微笑。我想，她如不是真正的精神病，那就是精神能力格外健全的。等她走後，我们便向中队长提出接下去想采访的名字，中队长这时终於面露难色，说这人刚刚去了烫工间，一时也派不出人去叫她。我们很歉疚地想道：我们今天已经影响她们的定额太多了。这时我又看见那位黑脸蛋高个子的女孩进办公室里来报告什么事情，就问队长：她为什么不去做活。队长说，她是“民管”。“民管”即是管理劳教生活的，一般由表现较好又有能力的劳教担任，我就说：能不能和她谈谈呢？中队长欣然答应。
这一回谈话是在队部二楼会议室进行的，接待室被占用了。下午，一辆农民的拖拉机载来一些探亲的劳教家属，他们清晨时在上海动身，乘了长途车，午後两点多到，再搭农民的拖拉机来枫树林。今天来的有一对丈夫与哥哥，一对母亲和妹夫，还有一对父亲和舅舅。这一个妹夫和舅舅因拿不出说明与劳教亲属关系的证件，被拒绝同意接见，让他们回场部。但负责此事的女孩告诉我，看起来那位舅舅是真舅舅，而这位妹夫却可疑了。当她拒绝他探望时，他竟说：你让我看上一眼，我也就死心了！你说，这像妹夫说的话吗？她问我。她接着说，这种“妹夫”“姐夫”是最最伤脑筋的，弄不好就会是她们的同案犯，所以绝不可通融。会见是在接待室里进行的，每三个月可得接见一次，夫妻可以在招待所同居。
这位民管行动举止要比其他劳教自如轻松得多，熟门熟路的，引我们上了二楼会议室。她身体结实丰满，一双黑漆漆的杏眼，长得极端正。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和一条瘦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