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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只有文官会信口开河？像吴襄这种长期混迹大明官场的武官照样会牛皮哄哄。对于这一套他们都是熟练工，先用大话哄骗住崇祯皇帝和朝廷，当从朝廷骗到粮饷和好处以后，做不做得成功事？那就以后再说了。反正是手中有兵，心中不慌。朝廷也奈何不了他们。
不过现在的崇祯皇帝也不是很傻很天真了。只要智商正常的人都明白：李自成拥有百万之众，横扫了西北几省？能挡住大顺军进攻京城的脚步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来的生擒李自成的可能性呢？所以崇祯皇帝自动地把吴襄的牛皮略过，只问道：“吴长伯有兵几何？”
对此，吴襄倒没蒙蔽崇祯皇帝，他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按兵册应有八万，但实际上只有三万余人。”
一听之后，崇祯皇帝就有些奇怪了。难道关宁铁骑这么强悍吗？三万就可抵挡一百万。于是他接着问道：“这三万人都骁勇敢战吗？”
没想到吴襄的回答简直让崇祯皇帝要吐血。他答道：“若三万人都是战士，平贼早就大功告成了，真能作战的只有三千人而已。”
于是崇祯皇帝就大失所望地说道：“三千人怎么当贼百万之众。”
而吴襄就立刻解释说：“此三千人不是普通战士，而是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自己食粗粝，而三千战士都吃细酒肥羊；自己衣粗布，而三千战士都穿绫罗绸缎，因而能为臣效死。”
其实吴襄所说的就是明朝特有的家丁制。当然，他所说的三千家丁是有些夸张，在辽东铁骑最兴盛的时期，李成梁也只不过拥有八千家丁。而到了现在，随着辽东明军的一次次惨败，再加上关外土地大多落到满清的手中，吴三桂绝对拿不出这么多粮饷去蓄养作为自己私兵的家丁的。
不过吴襄也没有说谎，当时家丁的战斗力与一般明军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例如：李自成大顺军的百万之众，其中能作为核心使用的也只不过是他那老八队，也就是老营的四、五万人马。
相对而言，清军和汝宁军的各线部队的实力就相差很小了。像清军，他的核心就是白甲兵和红甲兵，总兵力也就是三千多。但是清军八旗的六万多人马的实力也不差，其他蒙八旗和汉军旗的战斗力也是差强人意，和明军相比也是强军。
而汝宁军，他的核心当然是教导协和亲兵队近万人。但作为汝宁军主力的六大镇和水师陆战队的实力也不差。其余的三镇、三个独立协和商行护卫等部队就是二线部队了，不过他们也比一般明军强上许多。
然而当吴襄这一番真假参半的话一说，竟然让崇祯皇帝很是动心。他倒真希望吴三桂是能让大明王朝起死回生的活神仙。
于是崇祯皇帝接着问道：“那吴长伯入关所需多少粮饷？”
没想到吴襄回答道：“部队在关外的庄田要赔偿，十几个月的欠饷要补足，关外的六百万百姓（其实只有十来万人）要安插，算起来至少需要一百万两银子。”
吴襄的眼光是相当毒辣，他已经看出了崇祯皇帝是病急乱投医了，所以趁机开始了大敲竹杠。
可这答案让崇祯皇帝是大吃一惊。接着他就像被抽调了脊梁骨一样，瘫软在了龙椅之上。现在户部库房中的存银还不到四十万两，崇祯皇帝的内库（皇帝的私房钱，当然皇宫里嫔妃和太监的私房钱就很多了，但崇祯皇帝不可能去索要）里也是空空荡荡，这叫崇祯皇帝从哪里去凑出这笔银子呢？
瘫软了好一阵，崇祯皇帝终于有了些恢复。他有气无力地挥挥手，让吴襄先行退下了。长时间的交谈，使得崇祯皇帝也是身心疲惫。他也没心情去召见那些刚召集起来的勋贵和大臣们了。于是就简单地下了一道圣旨，让候在紫禁城外的勋贵和大臣们捐金助饷，并且强行规定了各家捐输的数目，接着就打发他们回家去了。（未完待续。。）
第八百六十三章京城乱相
一听闻宫中传出来的捐输诏书，在场的众人立刻炸开了锅。但也不可能一直在宫外喧哗，搞个“**”，于是众勋贵和官员纷纷相约交好的几位，要找个地方相聚，想要讨论个方略出来。所以没一会儿，金水桥前的人群也都散去了。
薛濂还是保持着一贯以来的低调。他婉拒了几位勋贵的相邀，独自回到了自己的府中。可是一进门，他就让护卫首领带人守在书房外，接着把一名护卫打扮的人领进了书房。
等到薛濂一落座，那名护卫打扮的人就顾不得礼节，对薛濂急声叫道：“侯爷！您可要早做决断。最不济也得让世子出京。天津卫已被鞑子攻破，海路已不通。鞑子又在运河周围出没，顺着大运河南下也很危险。现在只能用部队护卫住府中众人南下了。可一旦闯贼靠近京城，逃亡车队的速度绝比不过闯贼的骑兵。所以就要趁着这几天，尽早出京，这才能把侯爷全家平安地送至大人那里啊！”
说话的人是山川司副司长李柱。在这次清军入关之前，薛志农就把李柱派遣到了京城，要他整合京城内各股汝宁军的密探，让汝宁军的潜在势力全部行动出来，就是要把吴世恭的全家送达至汝宁。
而李柱原先想采取的是化整为零的方法。他在天津卫安排了几艘汝宁军的海船，之后分批次把阳武侯府和恭顺侯府众人送至天津，趁着朝廷做出反应之前，送出吴世恭的家人。
可没想到接下来京城局势大变。鞑子入关，天津城沦陷，立刻把海路撤退给堵上了。于是李柱立刻改变了计划，只是想把薛濂全家送出京城。因为京城的城门现在都是紧闭。没朝廷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京，把这么多的人口送出京城也已经是不可能了。
不过幸运的是，现在的南城兵马司指挥使是周巡的父亲周正坤，驻扎的丰台的汝州军中，还有刘古迁等汝宁军内间控制的近四千名士兵。所以把薛濂和薛呈麟等寥寥几人送出城外，并保护着他们南下，李柱还是有着把握的。
可没想到薛濂断然拒绝了李柱的计划。这有着薛濂判断局势还未恶化的原因。可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薛濂希望李柱把吴惟忠全家和自己府中的众人全部送出京城。
不过薛濂如此的固执也是在为吴世恭考虑。如果吴世恭不把自己的父母兄弟等人和原先出京时携带的护卫家人救出京城，却只救出了薛濂全家，那么以后吴世恭将会受到舆论上的谴责，而且也将让自己的部下寒心。为此。薛濂甚至拒绝了把薛呈麟单独送出京城，就是要李柱想尽办法，挖掘全部的潜力，一定要把这些人全部送出京城。
可是今天崇祯皇帝捐输的圣旨一下，薛濂也感到大事不妙了。所以他立刻要与李柱商量。要即刻开展自救的行动。
“本侯会让霏儿和麟儿准备好，你先把他们带出京。之后本侯会让吴侯过来。你再想办法把我们两家送至汝宁。”薛濂说道。
“可是……可是侯爷！这么多的人。现在根本无法保密，怎么能送出京？就是小的把你们送出的京城，又有朝廷的追赶，又有闯贼的追杀，小的根本无法护卫的你们周全啊！”李柱发急道。
“也就是尽人事吧！怎么样本侯也要与吴侯一起走。”薛濂断然地说道。
薛濂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清晰。只要能做出拯救的动作，成不成功都是无所谓的。真的在逃亡的途中有所伤亡。那么这些人也只能感叹自己的运气不好，但绝不会去怪罪吴世恭的。毕竟薛濂是与他们一起逃跑的。当然，在此以前，薛濂也会让自己的女儿薛雨霏和孙子薛呈麟先行逃跑。
“那……！”李柱顿时被薛濂的坚持给为难住了。“那么侯爷把人都悄悄地带到南城，先让小的去安排一下，等到机会合适，就立即动身。别到时候拖延了时间。”
“知晓了。”薛濂点了点头。
就在此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大声传报：“英国公来访！”薛濂立刻向李柱使了给眼色，让其向着后门而走，先躲避起来，接着薛濂就站起身，出门迎接英国公张世泽去了。
英国公张世泽不是一个人来拜访的，他带来了几位亲厚的勋贵。等到薛濂刚把他们迎进了书房，那张世泽就迫不及待地说道：“姑父！今天侄儿也把兰儿带来了，她正在后宅拜见姑母呢。小侄也有些事想要向姑父讨教。”
在京城内，感觉到大明朝前景不妙的也不仅仅是薛濂一个，很多勋贵已经开始寻找后路，想要离开京城这块死地。而张世泽一开口就把薛呈麟的未婚妻给抬了出来，就是要向薛濂暗示：咱们两家可是骨肉相连的亲戚，如果你有什么办法，可千万不要忘记我啊！
可薛濂并未接口，他开口问道：“今日诸位来找本侯，所为何事？”
几位勋贵对视了几眼，有一位侯爷就先开口，迂回地试探起来：“薛侯！您看，捐输的银子，咱们该不该出？”
薛濂在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都这个时候了，还试探个什么劲啊？薛濂也没心情与他们云里雾里，于是就一针见血地问道：“你们说京城就这副模样，就算是咱们把粮饷都捐输齐备了，还有用吗？”
这问话让那些勋贵们都是浑身一震，他们根本没想到薛濂会说出这样坦白的话。稍稍冷场了一会儿，张世泽就是说道：“那姑父您的意思呢？”
“想办法南下吧！到长敬那里，怎么样也能护卫着咱们个周全。”
“可是咱们该怎么出城？”
“先收拾细软，集合族人吧！这些天都聚到南城去。不管怎么样，想要出城，还是要往南城跑。”
“姑父！您是不是有了出城的法子？”
“人多嘴杂，这里就不细说了。不过咱们可以先合计一下该如何行动。……”
……
自从崇祯皇帝传下了让王公贵族和大臣们捐输的圣旨以后，京城里立刻出现了诸多怪象。
因为没有饷，坚守京师也只是一句空话。所以诸臣一听说要众人捐输，立刻就向崇祯皇帝展开了反击。于是大臣们的眼睛就盯住了属于皇帝私人财产的内帑。
可是崇祯皇帝也万般无奈，他大臣们坦白道：“内帑业已用尽”。这倒也不是崇祯皇帝在哭穷，他甚至已经把宫中朝鲜上贡的人参都拿出来发卖了，堪堪才凑出了七万两，崇祯皇帝自己也没有钱了。
可是大臣们根本不信，只是反复恳请，左都御史李邦华甚至明确地指出：“社稷已经危倾，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可这样的逼迫，却使得内外朝的关系是更为紧张。
外帑、内帑都没有钱，崇祯皇帝只好再次拿出了强迫勋戚、宦官和朝臣捐金助饷的老办法。而勋贵和内外官员们以为皇帝自己一文钱都不想往外拿，自然也没有捐钱的积极性，相互推诿，死磨硬抗。
在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就密谕自己的国丈——嘉定伯周奎，要他捐银十万两，在勋戚中带个头。可周奎却说：“老臣哪里有那么多钱？咬紧牙关只能认捐一万两。”
而崇祯皇帝以为一万太少，就把数额提到两万。周奎不能再还价，就派人进宫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暗中给家里送去了五千两私房钱，没想到周奎从中扣下了二千两，以三千两交差，以后就拖着不再拿钱。周皇后得知此消息以后，只能躲过崇祯皇帝，暗自嚎啕大哭。
此外，虽然宫中的大宦官们个个富可敌国，此时也纷纷装穷，有的在院门外贴上“此房急卖”的招贴，有的把珍宝古玩送到市场出售，一时鸡飞狗跳，乱七八糟。
而相对于勋戚和宦官来讲比较“穷困”的在京官僚们更舍不得出钱，所捐不过几十两，百把两而已，崇祯皇帝嫌少，开始按衙门，后来按官员籍贯，分省硬行摊派，最终还是所得无几。一番混乱之后，捐出的饷银才不过二十多万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可是在暗中，大批勋贵以及相厚的官员都在暗中开始窜连，他们纷纷收拾起家财，并且把族人都集中到了南城。并且在英国公张世泽、阳武侯薛濂和恭顺侯吴惟忠等人的暗中调度之下，把各个人家都编组在了一起。
甚至这些勋贵们还拿出了府中所藏的盔甲兵器，集结了府中的家丁和豪奴，连同南城兵马司的兵丁在一起，集合起了一支近八千人的护卫部队。而这支护卫部队则由勋贵们一致推举的“名将”李禄率领，准备等到情形一旦不妙，就通过南城，把众人送出城外。
而这一番举动，也使得逃离京城的行动也从地下变成了半公开状态了。（未完待续。。）
第八百六十四章无他法，只有《封城令》
薛濂一开始的做法倒也没存有什么其他的念头，毕竟中国是人情社会，总是硬不下心肠丢弃亲朋好友，想要给他们指出一条后路。
可是薛濂讲人情，别人也会讲人情，虽然所有人都只是给三、五个亲朋好友偷偷传讯，而且反复交待，绝不能泄密。可这种指数级的传播根本无法控制，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勋贵圈子和勋贵相关人家。
而薛濂和李柱一看有失控的危险，他们也索性反其道而行，也动用了大批人手在京城里暗暗传播，一下子就把这个消息变成了京城里公开的秘密。
薛濂和李柱之所以这么做，有着隐蔽自己幕后策划的原因。但这也利用了京城人心，形成了一种法不责众的态势，使得崇祯皇帝不敢用激烈的手段来处理这种人心思变。毕竟那逃亡的人群已经抱成团，在京城里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而且还拥有了武力，万一弹压，可能造成京城内的混战，使得崇祯皇帝都有些投鼠忌器了。
而在事实上，比薛濂和李柱估计的都要乐观。没人敢把这个消息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崇祯皇帝，毕竟打探消息的厂卫特务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想着要为自己和家人留有一条后路，所以他们非但不用心打探，就是打探到消息，也会寻找关系加入到这个逃亡团体中。就是崇祯皇帝听说了一些风言风语以后，他们也要百般遮掩，就是不让崇祯皇帝知道真相。
而文官们和太监们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时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何必费心去管坐龙椅的那一位呢？再说，这个逃亡团体毕竟只是聚集在南城。又没有弃城而逃，谁规定京城里的人不可以自由流动的呢？至于李禄率领的护卫部队，那就更好解释了，京城内壮勇自发组织守卫京城，那又怎么不符合道理呢？所以知道了勋贵们的行动，他们大多都是眼开眼闭，甚至也寻找关系把自己的家人都送至南城。
但是崇祯皇帝倒也不是两眼一抹黑，总有些忠心的大臣和太监会提上几句。再加上宫中嫔妃的家人也会通过嫔妃间接地传写消息，所以崇祯皇帝也风闻了京城内的异动。可是在这时候，他也不敢激起众怒了。只能严令紧闭北京城门，不放一人出京。
而在此时，在京城以次辅陈演为首的这个内阁也完全束手无策了。他们本来就是崇祯朝历届内阁班子中最不中用的，又赶上这种最危险最紧急的局势，既拿不出任何可行的办法。又不敢担当责任。
直到眼看京城就要不保，次辅陈演为了怕日后要担罪责。主动提出退休养病。而崇祯皇帝曾经很信任陈演。但开年以来陈演遇事退缩，处处都不能体量圣心，让他大为失望，所以立即就批准了陈演的辞呈。
在向皇帝辞行的时候，陈演自己承认没有佐理皇帝办好事情，致使国难当头。崇祯皇帝也很气恼。说：“你就是死了也抵不了误国之罪！”于是陈演唯唯而退。
但是陈演想跑，可他也跑不掉了。他也被崇祯皇帝的《封城令》给堵在北京城内，千般算计也变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而京城内的大小官员也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但大祸临头的时候却又不敢各自投林。因为皇帝明令不许在职官员和他们的家眷逃离京师。于是头脑灵活的就想办法争取出外公干，以便因“公”逃亡。
但想要因公出逃也不容易。大学士魏藻德就自请出京去督催粮饷，崇祯皇帝却批旨说：“警报正急，已有旨留卿佐理机务，兵饷且不必催。”还是不放他走。
不能跑又想不出回天的办法，大家就在一片恐怖中煎熬。京城里还在不断出现凶恶的征兆，朝臣们议论起来就会胆战心惊。
就在此时，朝廷学宫祭孔，大学士魏藻德主祭。典礼前本来天气晴和，但正要行礼的时候却突然刮起了狂风，学宫中松桧怒号，殿堂里的灯烛全被吹灭，连行礼的仪仗队伍都被大风吹散了。等了半天，狂风不歇，典礼只好暂停。
于是官员们就传说：这是孔夫子在天之灵不愿接受明朝的祭享了！圣人的垂眷都已经转移，帝国的命运还有什么希望呢？有人已经在暗自盘算，怎样顺应天命，去作新朝的开国元勋了。
其实就是到了此时，大明朝在山西、京南的兵力也并不算太少，甚至京城附近的兵力也接近了二十万。但因为一直采取分散株守孤城的战略，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再加上士气低落，将领们都感到大势已去，因而多数明朝守军要么望风归降，要么不堪一击，与大顺军稍一接触即作鸟兽散。
对于这种状况，朝臣们根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崇祯皇帝在军事上相当低能，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战略上做出什么改进。唯一有意义的一个建议来自被夺职的前陕西总督余应桂，他上言说：贼号称百万，非天下全力剿之不可。请调余子琏、左良玉、、吴世恭、吴三桂及高杰、唐通、周遇吉、黄得功等众将，齐赴军前，会师真定、保定之间，以为决战之计。但这个建议却没有被理睬。
既然想不出什么战略上的安排，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各部的监视了。于是崇祯皇帝再次任命了一批太监到各处监军，高起潜总监（山海）关、蓟（州）、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州）、德（州）、临（清）、（天）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杨茂林监视大同……受命之前，他对这些大太监们淳淳嘱咐，一副把身家性命都托付出去的样子。
受到崇祯皇帝重托的太监们也颇为激昂慷慨，似乎抱定了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