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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汉民的人群毕竟太过拥挤，汝宁军骑兵的速度也慢了下来。于是骑兵们都扔下了手中的骑矛，拔出了马刀，向着身下的汉民开始了砍杀。
在今天的战斗前，书墨和楚格已经向这些骑兵反复强调：只有把这些汉民杀怕了；只有让那些汉民感觉到冲锋的存活率还不如反抗清军，才能遏制住汉民这样疯狂的冲锋，也使得清军能感觉到这样的战术已经是没有了效果，才能挽救更多被俘的汉民。所以今天的战斗也就定下了一个基调——赶尽杀绝。
一排排的汝宁军骑兵冲入汉民人群中，都是切菜砍瓜般肆意砍杀，这样血肉飞溅的屠杀，使得汉民们立刻坚持不住了，他们纷纷转身而逃，向着清军的方向就逃了回去。
可是见到汝宁军骑兵冲了出来，清军也很快调上了骑兵，向着阵前冲锋而去。这两股骑兵洪流，立刻把汉民们挤压在了中间。
而汉民们则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在双方骑兵的挤压中，他们一个个被踩死、砍倒，没多长时间，挤压在两军中的汉民们都被屠杀殆尽，只留下一地的血肉模糊。
清除了汉民以后，两军根本就不做停留，立刻就搏杀在了一起。可此时双方骑兵的速度都降了下来，再加上地上血流成河，不断地有骑兵滑倒在地，使得整场战斗是激而不烈。
见此情形，双方不约而同地都鸣金收兵。这个如同地狱般的战场总要先收拾一下，否则根本没办法进行以后的战斗。
“皇上！是不是派下一批汉狗再冲一下？”指挥汉民冲锋的鳌拜刚回到本阵，就问皇太极道。
可这时候的皇太极拿着手中的信报，脸色是阴晴不定。过了好一阵，他才抬起头，下令道：“收兵回营！回营后把明国的鲁王给请过来。”
鳌拜一下子被皇太极的回答给搞糊涂了，他只能迷糊地跟随着皇太极回营。趁着旁人不注意，鳌拜就悄悄地问谭泰道：“皇上那里发生什么事了？”
谭泰看了看前面皇太极的背影，也探过身，附耳道：“北方局势有变，汉狗中的民匪将要攻打北京，可能明国就要被灭了。”（未完待续。。）
第八百五十八章妖孽乱舞
崇祯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从清军大营中传出了两封诏书——《鲁王告天下书》、《大清国受邀友邻国灭贼书》。这两封诏书立刻传至附近府县，连汝宁军这里都送来一封。而在这两封诏书中，清军竟然一改强盗之面目，变成了受邀入关平定民贼之友邻军队。这天下滑稽之事也莫过如此了。
在这两封诏书中：鲁王朱以派“诚邀”清军入关，要为大明朝平定民贼之乱。并且，鲁王朱以派还指出，大明朝的乱相是由昏庸的崇祯皇帝和他身边的奸臣们所搞出来的，所以鲁王将要举起“清君侧”的大旗，要扫清大明朝的“妖孽”。
一句话，鲁王朱以派就是满清的傀儡，将要在清军的扶持下，替代崇祯皇帝成为九五至尊。当然，这是鲁王本人的真实想法还是皇太极用了鲁王的印章，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另外，满清还与鲁王朱以派有个秘密协定：大明朝将放弃黄河以北的土地，割让给大清国。并且以大清国为兄，每年还有岁币若干云云。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所以满清也没有立刻公开这个秘密协议。
皇太极就是要利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乘隙攻下北京城或者签下城下之盟，要实现满清那先辽东，再华北，最后中原以及全国的总战略目标。最不济，也要恢复历史上，南宋和金朝的南北割据状态。
虽然皇太极他们都明白，这两封诏书根本经不起推敲，但话语权总是掌握在手持刀枪的人的手中，如果满清真的能实现自己的总战略，那么将来也好利用这两封诏书来蒙蔽天下人。
为此，清军甚至派遣了几名鲁王府的太监到汝宁军传旨：让汝宁军停止与清军的敌对行动。并且服从清军的指挥，共同北上勤王。
当然，皇太极他们也不认为这样的旨意会起到什么效果。不过当这道旨意传至汝宁军营中时，书墨、楚格和薛勇他们确实被这道旨意搞得一愣一愣的，真感觉到太阳都要从西边出来了。
与此同时，清军也开始有序撤退，他们将分兵两路，一路是由阿巴泰率领的三万兵马，他们将押送着入关以后缴获的财物和人口，先撤至关外；另一路。则是皇太极亲领的七万大军，他们将先北上与菏泽的多铎部二万兵马汇合，再一同北上京城，要行这黄雀在后之事。
而刚进行过激战的汝宁军也不敢追击，他们害怕清军在撤退途中会使出什么诡计。于是汝宁军停留在徐州城开始休整。等待着武昌城的汝宁军主力来北上汇合。
同日，在汝宁军重炮的不断轰击下。武昌城城墙已经是摇摇欲坠。因此。在吴世恭招降的最后期限前，李定国率城中二十三万军民投降。
不过为了招降李定国，吴世恭也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除了承诺不伤害城内百姓和大西军将士以外，汝宁军还准许了李定国部可以不与张献忠部交战。并且大西军将士可以自由选择接受改编或者解甲归田，不愿从军者将在河南分配其一定的土地。
因此，汝宁军又在武昌城内安抚了二日有余。改编愿投军之大西军士兵六千余人。成立了由李定国为协统领的武昌独立协。
五月十九日，吴世恭率直属部队和亲兵队一万三千人马、冈萨雷斯率领的水师陆战队五千人马、常猛率领的商行护卫和护庄队一万五千人、赵德功的南阳独立协五千人、江澄的均州独立协七千人，李定国率领的武昌独立协六千人、迟明和黄定所率领的新改编的湖广镇一万八千人，全军共七万北上。要途经凤阳，与在徐州的汝宁军汇合。
五月二十日，紫禁城外金水桥前，大明朝内阁重臣以及各部官员齐聚在一起，他们三三两两地交谈着最新消息，等待着崇祯皇帝的召见。
在人群中，薛濂身穿朝服，挤在由勋贵组成的圈子后面，听着众人的议论。
“这些天京城里可是瘟病横行，在南城外，我府中的一名奴仆回家探病，没想到他全家都在一天内染病而亡，吓得本侯都不敢出门。要不是今日皇上传旨，本侯绝不会踏出府门一步。”一位侯爷说道。
“不是龙虎山的张天师已经建坛设醮，祈禳瘟疫了吗？怎么瘟病还在流行？”另一位伯爷问道。
“哎——！这上苍降难，哪里会这么好解决。本侯曾听他人传言，张天师在私下里说，这瘟病将传六个月之久，等妖孽尽除，才会苍生得生。不过再深一些的话他就不肯说了，也许是天机不可泄露吧！”
“哎——！”
似乎是祸不单行，北京城中从这年二月起又流行起瘟疫。这是一次恶性的传染病，来势猛烈，有些家庭刚刚发现有人染病，没有几天功夫一家人就死得精光。
而这样厉害的瘟疫在京城的历史上闻所未闻，引起市民的极大恐慌。由于城外清军还在活动，想逃到郊外躲避瘟神都不行，城里的居民只能烧香祈祷，求菩萨保佑。
江西的张天师这时候正在京城，崇祯皇帝急忙命他建坛设醮，祈禳瘟疫。但这位有一千多年传统的道教领袖的法力看来并不怎么样，连日烧符念咒，疫情却没有丝毫减退。而老百姓只能用一些土办法来自我保护，每到夜间邻里们就组织起来敲锣打鼓整夜地折腾，说是为了驱除厉鬼。
而这连夜的锣鼓喧填，甚至吵得深宫里的皇帝后妃们都不能安眠，但在这种疫疠横行、人心大乱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下令禁止。
“那今日皇上是何事召见？”一位伯爷问京城勋贵领袖英国公张世泽道。
那英国公张世泽也就三十出头。老英国公今年正好故世，张世泽也刚刚袭爵，因此，他的为人还不十分稳重，见众人想问，他就忍不住有些卖弄。
“还不是皇上要让咱们捐输。”英国公张世泽说道。
“啊？不是吧！”立刻有人就惊呼道，“不是朝廷正在印纸钞，说每年可印制三千万两，怎么还要我们捐输呢？”
在前些日，眼见着外敌内患不断，已经没有了任何手段也面对的崇祯皇帝第三次发布了罪己诏书。而在这道诏书中，对国事的惨痛描述相当具体，说是“逆胡（指清军）蜂拥阑入内地，京畿、山东成为一片废墟”；“流贼接连攻陷藩王封地，数次惊扰皇陵，河南、湖广江北地区大半受到摧残”；“加以天灾不断出现，蝗旱频仍，而贪官污吏一意搜括，横征暴敛，不顾民间凋疲。致使兵灾祸乱连翩，边境腹地交困；老弱死于沟壑，丁壮亡于干戈。万姓何辜，遭此异惨！”
但说到自己的“罪行”却还是空洞的一句话，“皆朕不德所致也”。至于罪己后的改进措施，这一次总算有了一点具体内容，除了在此前已经免除的已失陷给大顺军的地区五年来拖欠的赋税钱粮外，“直隶各省在兵乱中残破的府、卫、州、县，自崇祯十六年为始，一切三饷加派各项钱粮，免征二年；其未经残破而村落荒芜可怜者，各抚、按分别速奏，酌量减缓。”
可是在大明朝全面崩溃的形势下，减免部分地区的三饷加派，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这一举措却使得早已支应计拙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国库无银，各路兵马却急需粮饷，户部用尽心机，还是无法筹措。于是，有人提出用发行纸币，也就是钱钞的办法。
罪己诏刚刚发布，桐城一个叫蒋臣的秀才进京建言，说是国初实行钞法，因而国用充足，只要恢复旧制，每年印制钱钞三千万贯，朝廷就可以凭空收入白银三千万两，既不必加派扰民，又可以充实军饷。而这一套惊人的经济学理论居然打动了户、工两部的大员和崇祯皇帝本人。
于是崇祯皇帝立即命太监主持设立了内宝钞局专司印钞，昼夜赶制，印出一部分就在京城募商发卖，每贯面值一两，只收九钱七分。可是京城的商人们听说朝廷要用纸币换取银子，纷纷停业逃跑，没有一个主动购买的。
而阁臣在讨论此事的时候说：“商民再愚蠢，谁会用一两银子买一张纸呢？”
可崇祯皇帝却不解地问：“为什么高皇帝（朱元璋）的时候就能实行？”
阁臣也弄不清楚，只好回答：“高皇帝似乎也只是承元朝旧制，当时只用作赏赐和一部分官俸，连兵饷也不曾用过。”
但崇祯帝还是垂涎于那每年三千万两的收入，执意要实行，要求用严刑峻法来推广。
其实每一位有着现代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没有硬通货作为贮备金，纸钞的发行将会是一钱不值的。而元朝的纸钞是有着黄金和白银作为贮备金的，所以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不知道这个经济原理的明朝，在明初发行了纸钞以后，纸钞的价值就一落千丈，最后在市面上形成了事实上的废止。（未完待续。。）
第八百五十九章交谈
可是那些勋贵们都不知道，由于阁臣的抵制，严刑峻法一直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发行的钱钞也就没有收回一两银子，但印制的成本却用了不少。
宝钞局提出，制钞需要桑条二百万斤，照例应由北直、山东、河南、浙江等地交纳，于是一大批太监出京摧办，搅得各处鸡犬不宁；又需要三千名工匠，得在京城附近征募，京畿地区也为此一片大乱。国库有限的资金填到印钞的无底洞中，却毫无收益，朝臣中不少人为此提出反对意见。
由于崇祯皇帝坚持要靠印制纸币发财，制钞的工程一直没有停止；由于朝臣阻搁和商民无人响应，钱钞一张也没有实际发行。这些钱钞也就变成了一大堆没用的废纸。
“可朝中没钱也不应该盯着咱们啊！咱们哪一家不是祖祖辈辈辛苦地积攒下来的啊？”一位侯爷抱怨道。
这抱怨立刻引起了共鸣，众勋贵也都鹊声四起，使得朝臣的聚会场所宛如一个菜市场。可是维持秩序的御史和大汉将军们看着那些勋贵在吵闹，他们也都眼开眼闭。这些人都得罪不起，再加上现在也人心涣散，所以没人想要阻止着勋贵们的抱怨。
突然有个年轻伯爷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各位伯伯叔叔，你们说，这大明朝是不是……？”
可这句问话却立刻使得众人变得鸦雀无声。
在这些天，随着城外鞑子入关，西北农民军狂飙，再加上城中大批百姓死于瘟疫，那极度的恐怖感和悲观绝望的情绪，使得京城中酿造出大量的流言蜚语。
有人传说：皇上梦见一个神人递给他一张白纸。上面只写着一个“有”字。市井间解释说，“有”字是半个“大”和半个“明”的结合，“大不成大，明不成明”，岂不是大明将亡的征兆！
还有人传说：皇宫里有一间长年封闭的小屋，祖上传下来的禁令不许开封。一天皇上兴起，非要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太监们哭劝不成，只得打开。结果里面只有一个小匣，小匣里面有两幅画，一幅画着七个身穿朝服的官员。上面写着四个字“官多法乱”；另一幅画着几个人隔河对泣，上面也是四个字“军民号泣”。人们说这是当年刘伯温留下来的镇宫之物，一旦现露出来，画中的内容就要变成现实，仍然是亡国之兆。
而在民间流传更多的是关于鬼魅横行的说法。不少人一口咬定在大白天亲眼见到过死鬼。当然，有些大胆的人还乘机发那死人财。有些狡猾的宦官们还要趁机渔利。负责收缴城门关税和市场经营税的太监们把税收装进自己的腰包，然后向上司汇报说白天收到的钱到晚间点数的时候发现都变成了阴间用的纸钱。
而这种说法一传开，市井更为恐慌，作小买卖的生意人只好在小摊小铺前面放上一个水盆，让顾客把铜钱放进水里，以识别真假。堂堂的天子之都。完全成了人鬼混淆的世界。
而在场的这些勋贵们都多多少少听说过这些谣言。但这也就是在私底下传言几句，在公开场合谁敢应和？所以这无脑伯爷一说，大伙儿也都是不再作声。
“陈侯！怎么皇上还未召见咱们？谁在殿中啊？”见到场面有些尴尬，英国公张世泽就岔开了话题。
“是吴提督吴襄。辽东吴长伯他爹。”那位陈侯答道。那位陈侯的女婿是护卫殿中的大汉将军。所以陈侯的消息向来是比较灵通。
可是一旁的薛濂终于看不下去了，在这敏感时期，还公开做出这内外交通之事，这简直就太不谨慎了。于是他立刻重重地咳嗽了几声。
“怎么了，姑父？”英国公张世泽竟然还没明白过来，于是他就傻乎乎地问薛濂道。
“祸从口出！想想前几日的吴秀水。”薛濂小声地说道。
可是这话一说，使得众人再度安静了下来。
在年初，有个叫雷縯祚的山东武德兵备佥事疏劾蓟辽督师范志完畏缩纵敌、纵兵淫掠，附带着攻击兵部主官“木偶昏贪，听司官吏书作弊”。而当崇祯皇帝见到这份奏疏以后，当天就召雷縯祚进京回话，第二天就下令逮捕范志完，并命法司拟议对已经被罢免的原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原户部尚书李待问、傅淑训的处罚。
之后，崇祯皇帝亲自审讯了被押解至京的范志完，雷縯祚也赶到京城参加对质。可范志完对所有的指控全部矢口否认，并且说：“雷縯祚是原辅臣吴乃赖常俏猱‘让他参臣。朝臣一半是周延儒之党，一半是吴常郊也缓停虼肆奂坝诔肌！�
范志完知道皇帝平生最恨朝臣结党，这样说是想以此转视线，挽救自己。但崇祯皇帝现在要做的却是杀人出气，根本不听他辩解，只是把他痛斥了一番就算结案。最后他又想起与范志完一起主持对清作战的还有个蓟州总督赵光汴，说是“赵光汴也逗留纵敌，只惩治范志完一人，他怎么能服气？”于是降旨把赵光汴也逮捕，同范志完一同处理。
其实赵光汴在当时的督抚大臣中还算比较好的，虽然胸无大略，对清军作战也毫无成绩，但总算能约束自己的部队，不至于到处烧杀抢掠。雷縯祚攻劾范志完的时候，还顺便称赞了赵光汴，用他的兵不扰民与范志完对比。没想到皇帝一心办人，把本来没事的赵光汴也牵连了进去。所以到了后来，范志完、赵光汴将一起被押赴西市斩首。
而范志完所说的朋党云云虽然没有救了他自己的命，却还是勾起了崇祯皇帝对于两位前辅臣周延儒和吴耐春蕖Ｋ途醯貌谎铣筒蛔阋云叫闹兄摺�
崇祯皇帝对于时局极度的悲观失望，使得他已经是丧失了理智，所以他就要把一件大臣的渎职案无限地扩大下去了。（未完待续。。）
第八百六十章喜怒无常
正在这时候，兵科给事中郝絅上疏攻劾吏部文选郎中吴昌时，而且矛头直指首辅周延儒，说吴昌时“窃权附势，纳贿行私，为周延儒干子。内阁票拟事关机密，而昌时事事先知”，说周延儒“多欲则不刚直，有用而无体，智足以掩过而忠不足以谋国”，是“天下之罪人”。
紧接着，一批御史、给事中纷纷论劾吴昌时和周延儒，御史蒋拱宸还揭发吴昌时勾结内监，直接在皇帝身边做手脚。
而吴昌时是复社的第一号政治活动家，极善于钻营，当初周延儒再次出山全是靠他一手操办，在京中宫里宫外关系又极多，自然是周延儒的头号心腹。但他在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一年多之后，仍然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礼部仪制司主事，心中颇为不平。直到崇祯十六年三月，在周延儒和东林党一派的吏部尚书郑三俊的联合支持下，吴昌时才调任吏部文选主事，代理郎中事，掌握了文官铨选的大权。
一朝权在手，吴昌时不由得意忘形起来，在京都的官场上频繁活动，徇私受贿，一面为朋友同党安排好职位，一面对结过夙仇的人痛下恨手。
在吴昌时代理文选郎中的当月，正值例行的科道外转，就是在给事中和御史中挑出几个人出京作地方官。科道出京照例是要升官的，但通常还是被认为是很吃亏的事，因为给事、御史不但在京中颇有势力，而且随时可能升为京卿，前程无量，而一入外官之流，远离朝廷，前途就十分暗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