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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前所述，皇家宫廷文化圈、贵族文化圈、官僚士大夫文化圈、精英文化圈及民间市民文化圈构成了混杂的复合型文化。它们深刻地交织在一起，使这座帝王之都的神光乍离乍合，真实面容扑朔迷离。再加上不断有大量的新鲜血液注入到它的文化肌体当中，于是变幻中的北京在我们的视角中就愈发地模糊起来。
北京的天鹅绒大幕（3）
然而，模糊的北京有时却也清晰。比如说那华光绝尘的“燕京八景”——琼岛春阳、太液秋风、玉泉趵突、西山晴雪、蓟门烟树、卢沟晓月、居庸叠翠、金台夕照。比如说那鲜丽古典的景泰蓝，色泽光润的雕漆，晶莹剔透的玉器，小巧玲珑的内画壶，精细柔软的京绣，工艺艳彩的绢花、挑补花。比如说全聚德烤鸭，东来顺涮羊肉，仿膳小吃，六必居酱菜。比如说那高大的前门、崇丽的天坛、莹洁的汉白玉华表。比如说那满街神灵活现的侃爷、倒爷、官老爷。
北京是大雅大俗的，雄健而灵柔，它风情万种的彩色体态在巨大的激情中保持着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之间伟大的调和，令人着迷。
老北京灵魂肖像
白鸽在夕阳下低低地徘徊，天光冷照着什刹海，太和殿在垂首，金黄色的铜瓦呈现出壮丽的退让之美。
许光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中说，北京城对于中国人的吸引力就像好莱坞对于满怀明星
梦的美国人一样。
林语堂说：“我们是老大的民族，看尽了一切过去与一切现代生活的变迁。”这个“老”大民族的心脏正是在北京。看尽了一切，于是就看淡了一切，于是在老于世故的眼中只有自己，于是就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狡猾俏皮、和平主义、知足、幽默、保守。
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是两个涵盖完全不同的文化版块。
马背上的江山（1）
硝烟弥漫着南北朝时的刘家王朝。年轻的宋文帝刘义隆由于猜忌自己的大将檀道济，决定除掉他。被砍头前，以能征善战闻名天下的檀道济对宋文帝说：“你毁坏了自己的万里长城。”不久，刘宋王朝就在屡屡失败中衰亡。
与之相似的一幕出现在了明朝。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者皇太极尽管属于人中龙凤，具有罕见的统治才干和带兵打仗的能力，但是他们雄鹰般的利爪并不见得能够捕获所有的猎物。
他们在萨尔浒战役中大获全胜，从而奠定了在整个东北地区的胜利，但继续向南推进却麻烦不少，因为他们的军队多次被精熟兵法的熊廷弼、袁崇焕打败，努尔哈赤本人正是在与袁崇焕的战斗中受伤最后致死的。更何况对于满洲人来说，巍峨的长城无疑是一道非常头疼的屏障。
看来满洲人是没戏唱了，夺取大明大好河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春梦，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一再发生了。在现实通向未来的大道上，历史的天平彻底倾向了满洲人一边。首先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军把摇摇欲坠的大明朝推向了危险的悬崖，使其无暇北顾。再就是满洲人前进中最大的绊脚石熊廷弼和袁崇焕由于受到皇帝的猜忌先后被杀头。另外，大顺王李自成攻占北京后，镇守北京北门锁钥山海关的总兵官吴三桂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但是没想到李自成的心腹大将刘宗敏却抄了他的家，抢去了他心爱的江南美人陈圆圆；吴三桂得到消息后，“冲冠一怒为红颜”，立即大开城门转而投向了满洲人的怀抱。满洲人在此之前已经受困多时，苦于找不到跨越长城的灵丹妙药，如今山海关兵不血刃、唾手而得，真是喜从天降。满族人庞大的骑兵部队即刻向南疾进，兵锋直指北京城，他们一仗就击败了沉浸在胜利的蜜汁中尚未缓过劲儿来的起义军。
马上民族的锋芒势不可当，满洲铁骑犹如钢铁洪流一泻万里。1644年（顺治元年），年仅7岁的清朝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在魁伟骠悍的叔父多尔衮和母亲孝庄文太后的辅佐下，成为了雄沉的紫禁城新的主人。这时候，长江以南的南明小朝廷仍在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内讧，他们写点八股文式的老泡菜文章还行，打仗哪里是满洲人的对手，交起手来如同落花流水，几下就完蛋了。过了一些年，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在中国的版图上形成了，它的统治范围西到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达大海，北到戈诺阿尔泰、萨颜岭，南抵台湾、南海诸岛。
明月照着积雪，海风吹拂大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出没于白山黑水的满洲人像蒙古人一样雄健，这支马背上的民族洋溢着刚劲的不可遏制的原始血性。他们性情脱通耿直，勇敢尚武，他们就像北方的骏马一样孤傲坚毅，他们习惯于无拘无束地在阳光下喝酒、吃肉、骑射、捕鱼打猎、播种庄稼、繁衍后代、为朋友慷慨赴死……他们是骑马的武士、笑傲山林的大地之子。
现在，满洲人的血变得像铁一样冰冷，在狂热的民族主义驱使下，他们开始像当年的蒙古人一样征战四方，企图把南方华丽得不可思议的江山据为己有。他们强大的马队集结在山海关下，军旗猎猎作响，每个人的眼神都透出豺狼般的冷静和凶残，他们悄悄掏出了刀。刀，忧郁地飘着满洲人寒冷的花香，指向了南方。
在北方，北京，这座古老的帝王之都是一座菊花之城，菊花的品种甲于天下。然而，距离菊花开放的季节尚早，刚刚才进入了初夏五月，满族人便杀了进来，他们赶跑了李自成的起义军，并被北京城伟大的景象惊呆了。满洲人沉浸在征服者的极度兴奋之中，然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李自成的教训，仅仅休整了几天之后，便继续以一泻千里之势横扫南方。他们彻底得手了。
满洲人的骁勇仿佛无可阻挡，他们仅仅靠汉族人给他们讲《三国演义》时学来的一点计谋，就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天下。他们像绿林里的罗宾逊一样窜进了汉族传承几千年之久的文化大乐园，这个大乐园里多的是金珠宝玉、山珍海味、奇花异草、美女佳景。等天下没什么事了，满洲人就可以安下心来享受这无边的荣华富贵了。
在清朝入关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为了避免自己像历史上的鲜卑、氐、羯、羌等等民族那样被汉族大海般的文化所同化，满清皇帝严厉禁止自己的民族成员同汉族人实行文化交往，一般的满洲人不准学习汉文汉语，不准随便同汉人应酬，他们必须居住在条件优越的满城里训练骑射的技艺。然而，这毕竟不是个很好的长久之计，没过上多少年，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满洲人就再也不愿意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生活了。他们骑射的技艺越来越糟糕，他们不再下河捕鱼、下地干活，而是像菩萨一样由汉人供养起来，他们的皮肤变得白柔红润，双腿显得笔直，而不像父辈那样因长期骑马长就弯弓似的罗圈腿，他们穿着黄袍马褂，戴着绣边的黑色瓜皮小软帽，在春风沉醉的夜晚无所事事。新一代的满洲人名副其实地成了特权阶级，他们吃香的，喝辣的，性情娇惯，在父辈打下来的江山中逐渐由骠悍善战的“大地之子”沦为坐享其成的花花公子。这真是一种悲哀的结局，然而这些终日游手好闲的新贵族受人侍候之余总要找点事情做吧，于是从祖先那里一脉相传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禀性被他们挥霍出来，周围无尽的良辰美景和汉文化酥香的风韵撩拨得他们心尖痒痒的，终于忍不住出来瞧一瞧、试试身手，慢慢地，就沉迷于其中而乐不可支了。
马背上的江山（2）
满洲人用武力征服了汉族，迫使汉人穿长袍留辫子，然而他们在文化上终究无法同汉族相抗衡，在抵挡了一阵子之后，他们便心安理得地端起了汉文化的衣钵，并制造出了“满汉全席”。满洲人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会玩儿的皇帝乾隆，他的各种韵事被添油加醋地到处传播，成为百姓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满洲人还出了历史上最不会玩儿的皇帝同治，他是老佛爷慈禧的亲儿子，大概在宫里呆得闷，放着一大堆漂亮的老婆不要，常常微服出宫去街上嫖娼，结果得了梅毒和天花，20岁刚出头，年纪轻轻就死了。
英国的阿克顿爵士曾说，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满洲人有如铁刀，权力有如锈，由于满洲人疏于磨练，于是一种腐化的过程就在冥冥之中悄然而作。每一年的深秋季节，大批王公贵族要挽弓佩剑，他们全副武装地簇拥着皇帝到长城以外的木兰皇家猎场去狩猎，以温习武艺，舒展筋骨。木兰围场很大，方圆1000平方里辽阔的山林空气新鲜，到处是飞禽走兽。满洲贵族们在马背上斗志激昂、气喘嘘嘘地欢呼着，一边不停地掏出情人绣的香帕拭去汗水。到了夜晚，在高朗的秋月下，他们围着篝火又喝又跳。整个盛大的木兰围猎活动与其说是传承尚武传统，不如说是满洲人的一次耗资巨大的集体出游。
到了1840年，满洲人玩儿得不开心了，因为有一个远方的夷人之国吃豹子胆了，他们居然敢来侵犯天下至尊的“天朝大国”，这还了得？于是朝廷派出镇压农民起义屡立奇功的“中兴名将”杨芳率军前去教训这些金发碧眼的洋鬼子。结果呢？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稀里哗啦几下就把杨芳镇住了，这位“中兴名将”无法理解如此猛烈的火力是怎么回事，他想来想去认定洋鬼子是在施一种罕见的妖术，于是下令部下扛来一桶桶大粪泼向英国人以破除妖术。当突如其来的恶臭扑向英国人，他们被迫捂住了鼻子，他们实在没有搞懂手持长矛大刀的中国人在耍什么花招。
英国人打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这下贪玩儿的满洲人有点担心的意思了。
晚清旗人浮世绘（1）
对于清代之前北京灿烂的剪影，我们仅能雾里看花似地触及到它的文化深境。它真实的龙体在云中漫步，只透出些模糊的光芒来，令人如观水月。
我们眼中鲜活的北京城是晚清以后的北京城，是老舍笔下的北国之都，是饱含着悠闲风情与热烈血腥的煌煌帝都，它气宇轩昂、惊恐不安，带着含蓄而激烈的诗情向我们走来。
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常住人口大体上一直保持在70万左右，到了晚清基本上也就这样。那时，一共有20多万满洲人住在皇城外围的内城里。正如巴尔扎克所认为的那样，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造就了风雅生活。晚清时期，满洲人骁勇的野性荡然无存了，漫长的富裕闲雅把他们身上最后的一点草原血性磨掉后，他们便驯服地在繁缛礼节和声色犬马中消遣人生。从某种角度来看，晚清旗人文化将儒文化所倡导的艺术式生活发挥到了极致。
旗人们喝茶、哼京调、嚼蟹、放风筝、揉胡桃、放鹰、溜狗、喂鸽子、拈香、游庙、爬山、练书法、画画、讲狐狸精、吹笛、看戏、煨人参、养鸟、下棋、猜拳、浇花、踢毽子、斗鸡、斗草、斗促织、搓麻将、服春药、抽鸦片、逛妓院、侃大山、抽水烟、参加宴会、议论时事、嗑西瓜籽、生儿子、睡大觉。他们大多已不会讲满洲话了，他们操着一口流利圆润的京腔，提着漂亮的鸟笼，“您哪，您哪”地在北京城里悠闲自得地游来荡去。
老舍说，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上自王侯，下至旗兵，旗人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旗人们成了纸迷金醉的及时行乐者，如画的江山像摆置在案板上的肥肉任人宰割，洋人的军舰在长江里游弋，巨额的白花花银子不停地往外流，北方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瓜分，200多个不平等条约被强迫签订，国家被强暴，人民被屠杀。欧洲人甚至组成联军乘坐铁甲大舰数度光临北京，把无数的奇珍异宝抢劫一空，然后一把大火将“万园之园”圆明园烧为灰烬。这种时候，八旗子弟也曾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对于洋人，他们是无论如何是惹不起的，他们早已不是当年纵横天下的八旗兵了，还是保住自己那条命要紧，忍一忍就什么都过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等身边的危险一过去，旗人们就又高兴起来，纷纷开始喝小酒，提着鸟笼到一片金黄之彩的皇城下闲逛。他们重又“舒舒服服地坐在松柏下的藤椅上品茶，花上两毛钱就耗过一个漫长的下午；在那个地方儿，在茶馆儿里，吃热腾腾的葱爆羊肉，喝白干儿酒。他们重又三三两两地聚在浓翠的垂柳下乘凉，或是在什刹海的明波上泛舟，或是到西山八大处去消夏，或是到玉泉山上打一壶天下第一的泉水回来品茶，或是钻进漂亮的菜馆里去吃芸豆糕、千层酥、佛手卷、酥合子及奶酪。画眉那宛灵娇亮的叫声拔弄得人浑身酥软，贵族们悠哉悠哉地呷口香片茶，有时候高兴了，便学着小尼姑哼几句《思凡》里的段子：
“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换水。见几个子弟游戏在山门下，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瞧着他。”
春暖花开的日子正好放风筝，夏日炎炎只有在茶馆里听蝈蝈叫、斗蟋蟀儿，秋天可以赏菊，冬天便在家里看飘雪吃涮羊肉。狗日的洋鬼子在大清国头顶上屙屎撒尿，这可真令人愤怒，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咱斗不过别人，好在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洋人搬走了一些，咱还剩下一大半呢，何况还有英明的皇上替咱撑腰，这样仔细一想，贵族们心头的阴云也就散去了。老舍曾说：“人是兽，钱是兽的胆子。”大清国有的是银子，尽可放开胆子去寻欢作乐。
旗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泡茶馆，老北京的茶馆，大体上可分三类：一是清茶馆，只供应清茶，偶尔加杂耍、鸟鸣；二是书茶馆，除了喝茶之外，另外还加有各种评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茶客们买上杯清茶，再弄点五香瓜子、焖蚕豆什么的，那份逍遥真是赛过神仙。茶馆里有手持一把折扇的堂倌，上面写着鼓词曲目，茶客花几吊钱就是了；三是棋茶馆，茶客们在里面可边喝清茶边下棋。茶馆的样式颇有点古朴老式，里面放着大八仙桌，大长板凳。在老舍的笔下，老北京的茶馆“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隔窗可见后院，高搭着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玩鸟的旗人“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之后，要来这里歇歇腿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
旗人喝茶一般喜欢喝花茶。乾隆皇帝是个喝茶的行家里手，他评定泡茶用的泉水，第一为北京的玉泉水，第二为塞上伊逊泉，第三为济南珍珠泉，第四为镇江金山泉。有的旗人喝茶更奢华，专门派人清晨时去取留在荷叶上的露水来泡茶，写《红楼梦》的半个旗人曹雪芹也是个懂茶的人，他写妙玉用雪水煮茶招待宝玉、黛玉、宝钗那一段精彩之极，当林黛玉问及“这也是旧年的雨水”时，妙玉说：“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去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淳，如何吃得？”
老北京牧歌（1）
1924年是在政治的诡秘中徐徐降临北京城的。安徽农家子弟出身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命令荷枪实弹的部队开进了紫禁城。冯的亲信部下、河北籍将军鹿钟麟举着他的小手枪把末代皇溥仪赶出了皇宫。
北京城经久不衰的封建帝王之气黯然隐去了，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大树将倾，非一绳所能维系”，帝王时代从此香销玉殒。
一个新的时代并未就此来临。20世纪头30年，作为政治漩涡的中心地带，走马灯一般更替频繁的政权，使北京成了军事野心家和政治阴谋家粉墨登场一展身手的舞台。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像灾难深重的中国一样，北京在深沉的苦难中低垂着头颅。
然而，狰狞森严的帝王幽灵已不再是威慑人们心灵的暴力，在大清帝国的丧钟声中，积压了3000年之久的民间人文精神不可扼制地开始了自由上升，饱含着迷惘的痛楚，谨慎的伦理，沉稳的中庸之道，以及貌似温和的喜悦激情，它急迫地冲破了权力的镣铐与政治的枷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也就是后来经常勾起人们感怀的“老北京”，它把巨大的温馨留给了处在战争夹缝中的北国故都，它宽和醇雅的气息流散至今。
1912年以后，明清旗人文化的众多特质被大量沦为贫民的八旗子弟传递到了市井民间，然后又被揉入到北京固有的燕赵传统中去，并对传统进行重塑。
基督教徒说：“那个能够忍受到底的人是惟一的幸福者。”
歌德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和平的力量，即，义和礼。”
辜鸿铭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着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老北京文化”不是一曲燕赵悲怆的英雄主义之歌，而是一坛渗入了阳刚阴柔二股劲道的醇厚老酒。
暮气沉沉的北京在及时行乐，它的人民纯朴而灵敏。
“老北京”文化的风情令人感叹“北方伟大生活的幽闲”。这座曾经当了800年帝王老巢的故都，如今终于成老百姓的天下了，人们自由地为生计奔忙着，舒展的筋骨随意在天安门前挥舞，他们可在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