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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塞外的燕赵文化面对游牧民族的攻击首当其冲。从遥远的战国甚至更早的时代起，到后来的清朝，我们已经数不清燕赵这块土地到底有多少次当过游牧马队的战利品。没完没了的折腾，直到这块土地也成为入侵者的家园，直到这片辽阔而丰厚的大地以一种张力，将这些桀骛不驯的马上民族驯化成了汉族人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
在旧兵器时代，不断南下的游牧民族虽然常常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总是被他们占领的农耕区域所同化，这几乎成了历史游戏的一项法则。
燕赵文化就是一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通向交汇的前沿阵地。
所以，正宗的燕赵人是血气方刚的自然之子，他们强壮、粗犷、敦厚、老实、直率、鲁莽、义气、勇敢、不拘小节，他们适合于做战场上的征服者，是帝王将相和豪气冲天的壮士土匪的候选人。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燕赵出现李左车、蒯通、刘秉忠、郭守敬、李春这样巧于机心的人并不值得奇怪。
古典的铁血（2）
另外，燕赵的土地是辽阔的，但也是相对贫瘠的，这个地方的农业在汉代黄河未改道之前曾经一度繁荣，但比不上山东、关中，南北朝以后便不得不依靠运河把南方大量的粮食运过来。五代以后它的经济与南方相比已大为逊色。到了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用“简单的思想和艰苦的生活”来描绘这里的百姓。
在历史上，要适应燕赵寒冷的温带气候和相对艰险的生存环境，人们就必须具备坚强的
体魄和坚毅的品质，正如孟德斯鸠在1748年所指出：“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不给与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肥沃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懒惰，贪生怕死。”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同南方的战争中南方人常遭失败呢？孟氏的话提醒了我们。
有酒惟浇赵州土（1）
燕赵文化的母胎诞生过中华民族的两大圣人，尧和舜；出过两个了不起的开国皇帝，刘备和赵匡胤；还出过以“半部《论语》打天下”的传奇人物赵普、刚正威严的著名谏臣魏征。
然而真正能够震人心魄，令我们为之击节仰叹的，仍是那慷慨悲歌、充满阳刚之美的群体，他们才是燕赵血脉中的正脉。
伯夷、叔齐，这两位商代末年燕赵北部边境孤竹国国君的王子，本可以继承显赫的国君位置，过金枝玉叶的荣华生活，然而这哥俩的性格也确实奇特，他们不愿蒙受权力之累，于是离开自己的国度，前去投奔素以贤德闻名的周文王，希望到周国养老，过那种与世无争的清静日子。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周国旌旗蔽日的大军，周文王已经故世，他的儿子周武王正带领大军行进于攻打商朝的途中。伯夷和叔齐大惊失色，他们认为周国作为商朝的属臣反叛自己的国君，实属大逆不道之举。两人拉住周武王的马头，苦苦劝说他不要做这种不仁不义之事。但周武王不为所动，继续东进。后来，周武王统一天下后，伯夷、叔齐感到做周朝的臣民是莫大的耻辱，于是哥俩发誓不再吃周朝的粮食，跑到首阳山躲起来，天天靠采山中的薇菜为生，最后竟饿死在山上，死前，吟诗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迂腐，但不食周粟的耿介气概令人为之动容。他们在后世眼里成了忠臣的典范。
公孙杵臼、程婴是赵国开创者赵襄子的第五代祖晋国权臣赵朔的门客，当赵氏家族被奸臣贾屠岸尽数杀死之后，两人不惜赴汤蹈火，拼掉性命保护赵朔的遗腹，策划了一起悲壮的托孤计划。当时贾屠岸得知公孙杵臼、程婴二人手中暗藏有赵朔的一个婴儿，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斩草除根的大搜捕，不久，程婴假装怕死向贾屠岸报告公孙杵臼的藏身之处，公孙杵臼及婴儿于是惨遭杀害，贾屠岸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而实际上被杀的婴儿是程婴之子，真正的赵氏后代则被保留下来由程婴含辛茹苦养大。15年后，婴儿长大了，他和程婴使赵家的冤案得以平反，贾屠岸被处死。又过了五年，程婴见赵氏孤儿已长大成人，赵家从前的基业重又开始发扬光大，便跪在公孙杵臼的坟前向他报告喜讯，然后自刎去黄泉下与自己的知己相会。受到公孙杵臼和程婴拼死救护的赵氏孤儿，就是赵武，他的曾孙赵襄子建立了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
平原君赵胜，风度儒雅性情豪洒的赵国君王之子，与孟尝君田文、信陵君无忌、春申君黄歇并驾齐驱，为战国四公子之一。赵胜的门下集结了3000名当时燕赵一带的精英人物，其中大都是英勇任侠之士。一次，一个门客步履蹒跚地从赵胜的阁楼下走过，赵胜极为宠爱的小妾看见他的走路姿势，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门客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便怒气冲冲地去见赵胜，要求赵胜杀掉小妾替自己挽回面子，并威胁说如果不这样他将离去。赵胜甚是为难，一方是自己心爱的美人，另一方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的门客，怎么办呢？他再三耐心地劝说门客，但门客仍然坚持。赵胜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杀掉美人以偿门客之辱。这一举动使3000门客深受感动，遂在后来为赵胜拼死效命。见赵胜如此爱惜人才，天下英才纷纷前去投奔，其中就有五短身材、其貌不扬的毛遂。毛遂在赵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为赢得楚国援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被赵胜赞为“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有酒惟浇赵州土，卖丝绣作平原君”，这是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对赵胜的感念之句。
公元前227年，荆轲死于咸阳，那把喂有毒药见血封喉的徐夫人剑没有能刺中秦王，太子丹的刺杀计划彻底宣告失败，不久，燕国就像软弱的兔子被秦国这只猛虎吃掉了。大刺客荆轲死后，他那气宇轩昂、照天照地的白衣白冠随着时间的粉饰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这个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刺客，值得我们好好地分析一下。荆轲年轻时候是燕赵一带的游侠，当时燕赵一带任侠之风盛行，游侠特别多，曾经有一段时间，荆轲去了赵国的首都邯郸，在那里，他受到邯郸最有名的游侠鲁勾践的挑战，精于剑术的鲁勾践试图与他比试一下，就跟他争抢道路，并用难听的话破口大骂，没想到荆轲竟一声不吭，仓皇离开了邯郸，于是鲁勾践把荆轲看作是一个性格懦弱、徒有虚名的人。过了一些年，荆轲刺秦王的事传到了鲁勾践的耳朵里，那时，邯郸也已被秦国占领了，鲁勾践惭愧不已地说：“哎，可惜当年没有同我一道好好地切磋一下剑术。我却不能识别英雄，荆轲是把我当作小人，认为我不值得计较才离开的呀。”
荆轲离开邯郸后到了燕国，同一个杀狗的屠夫和擅长击筑的乐师高渐离结为知己，他们几人常常在大街上喝得酩酊大醉，高渐离一边击筑，荆轲一边放声高歌，高兴了就笑，悲伤了就哭，旁若无人。燕国德高望重的老侠客田光看出荆轲这个人非同寻常，就对他很好，很赏识他。等到燕国太子丹准备刺杀秦王四处寻找适合的人选时，田光向他极力推荐了荆轲，并评价他手下的一大群燕赵勇士说：“我私下观察，觉得您手下没有可以用的人，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来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秦舞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他们都远不及荆轲，荆轲为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田光评价得很正确，当荆轲和秦舞阳走进咸阳威严壮丽戒备森严的宫殿时，13岁就敢杀人的秦舞阳脸色马上变得苍白无比，与荆轲的镇定自若与冷静的绝代风华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荆轲的壮举，中国的公元前三世纪将会平淡许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中国历史上还有比这更悲凉、更凄美、更荡气回肠的背影吗？
有酒惟浇赵州土（2）
李若水，铁骨铮铮的燕赵男儿，北宋176年幽深岁月中出现的第一硬汉。“靖康之难”后，他随两个颇具艺术天分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和宋钦宗坐着牛车前往金国，一同作为俘虏的还有3000名王公贵族皇亲国戚。在途中，当金国元帅粘罕侮辱可怜虫似的大宋天子时，李若水眶眦尽裂破口大骂，粘罕大怒，命人割去他的双唇，血流满面的李若水毫无惧色，仍然大骂不绝，结果又被割去舌头和喉管致死，时年35岁。李若水的壮举连金国人都被震撼了。他们评价说：“辽国灭亡时，慷慨赴死的义士有十几人，而大宋朝灭亡时，义士却只有李若水一
人而已。”
张世杰，南宋最后关头的全国军事长官，与文天祥、陆秀夫齐名的大忠臣。在生死存亡关头，他放弃了元朝高官厚禄的引诱，指挥军队拼死抵抗蒙古军队，最后的守地广东奎山失守后，陆秀夫仗剑把妻儿赶入大海中，自己背着小皇帝赵跳海死去，而张世杰也坚贞不屈，以溺水之举壮烈殉国。
以上，我们对激昂刚烈的燕赵古风作了片断性回顾，就像燕赵辽远高旷的秋天一样，燕赵古风使我们体验到生命深沉凄丽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刚烈和博大使我们油然生出敬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燕赵的古风是悲怆的，这种悲怆源于傲岸的英雄气概；燕赵的古风是通脱的，这种通脱源于人物的豪洒情志。大智大勇的蔺相如和老骥伏枥的廉颇演绎了一段气吞山河的将相和。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猛张飞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当阳桥头横矛立马大喝一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与我决一死战”，犹如晴天打了一个霹雳，吓得一代枭雄曹操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常山赵子龙怀抱扶不起的阿斗在长坂坡如入无人之境，一连杀死了曹军五六十名将校……我们就像祥林嫂向人诉说她的儿子阿毛一样，一遍又一遍津津乐道于燕赵英雄好汉们的旧年传奇，与此同时，燕赵古风也像古龙笔下气态万千的武林精神一样注入到我们的心头。
燕赵的历史上出现过乐毅、赵奢、李牧、曹彬、高怀德等等一代名将，也出现过刘备、赵匡胤这样了不起的开国皇帝；刘备和赵匡胤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出燕赵人重感情讲义气的特点，刘备的结拜兄弟关羽被东吴孙权杀死之后，他不顾大多数文武大臣的劝阻，不顾北方魏国可能乘机偷袭的危险，尽起全国兵马七八十万去为自己的兄弟报仇，尽管惨遭失败，刘备本人也因此心力憔悴死于白帝城，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刘备是个重感情的人，他实现了当初桃园结义时“同生共死”的誓言；经过这次失败，蜀国元气大伤，再也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了。而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后，没有像历史上的许多开国皇帝那样滥杀功臣，而是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高明地解除了功臣对自己权位的威胁，避免了“敌国破，功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这说明他没有忘掉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哥儿们。
当然了，我们还记得另外一些燕赵人：比如说那位华而不实、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将军；比如说那位“笑里藏刀”的李义府先生、那位老奸巨猾做了四个不同朝代宰相的不倒翁冯道老太师，我们就更是不敢忘记了。
没落的古风
燕赵文化丰腴的肌体诞生了无数的千古风流人物，然而他们最终像泱泱江水中的浪花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我们的目光跨越千年，燕赵文化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碎，新的价值体系被确立。燕赵文化的内层发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剧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技术领域。
在某种半是自豪半是试探的心理驱使下，我们试图从近代燕赵中找到与古代燕赵一脉传承的精神——那种慷慨刚烈、闪射着阳刚之美的英雄主义古风，然而，我们的愿望落空了，“昔日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切都改变了。燕赵古风的两大特点“深沉”和“崇高”，前者被保留下来，后者则杳无踪迹，极为罕见了。我们仅仅在头上包着白帕子的雁翎队身上看到燕赵古风的一二残影。火焰是如此地微弱，残影是如此地暗淡。50年代后期河北徐水公社激动地向全国人民宣布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最先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单从勇气上来看这倒不失为具有燕赵古风的虎虎生气，但如今却成了一则令人辛酸的历史笑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事实是，抗日战争期间，燕赵是狗腿子和汉奸最多的地区之一，惊诧之余，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悲歌慷慨的燕赵古风已经无可奈何地没落了。
但今天的燕赵人仍然敦朴厚实、豪爽重情、正直大度、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他们也较南方人保守老成，安于现状；今天的燕赵人“面瓜”虽不多，但阳刚之气已不能同山东人和东北人相提并论了。
三足鼎立
欧洲著名的教士圣普里安说：“你们必须知道这个时代已经老了。它已经失去了挺立的力量，也失去了使它强壮的精力和体力。”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人类曾经创造过的28个文明中，至少有18个已经死亡和消失了。”
作为北温带的历史主角，燕赵人保持了法国人博丁所认为的执著的性格、魁伟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然而，由于政治力量的强力介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燕赵文化的核心就在潜移默化之中发生了裂变，它在历史上一体性的文化实体一分为三——北京、天津、河北。
现在看来，“燕赵文化”这几个字多少潜藏着古老的含意了。在今天，谁还能说同样习惯于吃大米白面、喝高粱酒的北京人、天津人、河北人，他们的人文情貌大体上是一回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古老的燕赵文化就演出了一幕三足鼎立的历史剧。
河北佬与良民文化（1）
一说到河北，我们就想起了万里长城、北戴河；想起了“邯郸学步”、“黄粱美梦”；想起了少林寺、赵州桥、深州蜜桃、赵县雪梨、保定酱菜、沧州的金丝小枣、铁狮子……
一说到河北人，我们就想起了出没于青纱帐和荷花淀中的敌后武工队，他们腰间扎根灰布条，头上裹块白毛巾，一副敦笃厚道的模样。《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电影流行的年头，我们充分领教了河北这块土地的情怀，领教了这里人民的宽广无私的奉献
精神。多数河北人是北中国农民中最典型的一个群体，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东西、传统的美德、传统的弊端，及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苦难感。
不得不承认进入近代后河北人日益丧失了古代燕赵崇高的尚武精神，除了沧州一带的人们还不时耍弄拳棍、脾气较为火爆之外，大多数河北人已经变成了忠厚老实笑容可掬的良民了，一半是黄种人一半是白种人的辜鸿铭称中国文化是良民文化，这在河北人那儿得到了验证，或许是受到北京这座帝王之都八百年浩大王气的威慑和压制，或许是身处政治权力的漩涡中心被严密看管的缘故，河北人越来越把豪洒威猛的固有禀性深深地掩藏起来，他们整年整月把头埋在土地和热炕窝里温和地打发沉重的人生，除非到了危急的关头，他们勇敢无畏的天性才会显露出来。河北人就像一匹驰骋疆场的刚烈战马，由于不堪承受重压，不堪忍受永无止境的折磨，所以一方面不得不忍辱负重谋求生存和希望，另一方面富有棱角的烈性脾气也变得温和老成、暮气横秋，早年那些英姿飒爽的傲岸英气已经被潜藏起来，成为苦难生涯中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的原动力。我们不大准确地把河北人比喻为迷途知返的老马，然而，河北人已经很少骑马了，“南人乘舟，北人骑马”的古谚在河北消失得无影无踪。
英国人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最勤勉。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天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录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关于中国停滞的问题被曾在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的法国人阿兰·佩雷菲特写成了一本书，书的大名就叫《停滞的中国》。
亚当·斯密和阿兰·佩雷菲特所指出的中国文明的停滞性，在河北及中国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放之整个中国则不尽然，进入近代以后，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及东部许多地区都发生了令人吃惊的深刻变迁。金观涛曾指出，中国文明的停滞性根源于中国传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超稳定系统。
文明停滞性的主观基因在于人们因循守旧的保守性。清朝灭亡后的一段时期，以河北为中心的北中国地区成为了旧制度旧文化的顽固堡垒，它们是南方革命者批判和发起攻击的对象。
“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河北人就像北温带枝叶茂盛的老槐树一样情愿永远矗立在自己的家乡，他们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繁衍，不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也毫不动摇自己的生活方式，毫不为其诱惑而步其后尘。新的思想新的东西要想进入河北显然比其他地方困难得多，因为河北人很固执，他们坚持自己的道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犟劲。河北人的旁边住着一大群素来敏感于政治浪潮、喜好谈论时事的北京人，然而河北人好像被政治整惨了，他们似乎不大关心政治，河北人的旁边盘踞着北中国的一大商业中心天津，那里人的商品经济头脑非常好使，然而德国人利希霍芬在晚清时期考察河北各地后评价说：“河北人缺乏商业精神。”
是不是因为被自己土地上古老的长城压抑得太久了？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太多金戈铁马的战争创伤？河北人才变得守土重情，成为中国传统良民的衣钵传人。
河北人是重亲的，他们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