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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截压缩了的弹簧，只要一松开，就会眨眼间弹到街对面去。
“他要大发雷霆了。”奥塞奇警惕地说。
奥玛拉赶忙跳起身来给谢尔登递了一杯雪莉酒。谢尔登就像赶苍蝇一样，一手将酒杯拨开，酒全溅到了劳爱拉那身美丽的尼罗河绿长袍上，但是她丝毫未加理会。
奥塞奇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了，终于，他哀求地转向了我。
“告诉他我的话里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他恳求着说。
“波兰人是从来不道歉的。”谢尔登直视着前方。“他们杀人，他们折磨人，他们强Jian，他们烧死女人和孩子——但是他们从来不说‘对不起’。他们喝血，喝人血——他们还像动物一样跪着祷告。他们嘴里发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都是诅咒。他们像狗一样吃东西，他们用肮脏的破布洗澡，他们往你的脸上呕吐。谢尔登每天晚上都祈祷上帝来惩罚他们。只要还有一个波兰人活着，世上就会有眼泪和痛苦。谢尔登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他们必须全部死掉，像猪一样……男人、女人和孩子。谢尔登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他们！”
他本来半闭着的眼睛现在已经紧紧地闭上了，每一个字从他的嘴里发出来都像是一声怒吼。他的嘴角已经开始聚集了一些唾液，使得他看上去像是一个癫痫病人。
“止住他，亨利，求你了。”奥塞奇祈求道。
“是啊，瓦尔，想想办法吧，”莫娜喊道，“这已经太过分了。”
“谢尔登！”我大叫了一声，想把他吓住。
他没有反应，就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
我站起身来，拉住他的胳膊轻轻摇了摇他。“谢尔登，”我轻声说，“你醒醒！”
我又用力摇了摇他。
谢尔登的眼睛缓慢地、颤动着睁开了，他看了看四周，仿佛刚刚从梦魇中醒来。
他苍白无力地笑了，好像方才他刚把手指伸到喉咙里面，呕出了一剂毒药一样。
（）
“你现在没事了吧？”我在他背上重重地打了一拳。
“对不起，”他又眨眼又咳嗽，“是那些波兰人，他们总是让我难受。”
“这儿没有波兰人，谢尔登。这个人——”我指着奥塞奇，“是加拿大人，他想和你握手。”
谢尔登伸出手来，就像是头一次见到奥塞奇一样，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谢尔登！”
“很高兴认识你。”奥塞奇也微鞠了一躬，“来，喝杯酒好吗？”他说着便伸手去拿杯子。
谢尔登把酒杯放到唇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啜着，似乎不能确信酒是无毒的。
“好喝吗？”奥塞奇笑着问。
“太好喝了！”谢尔登咂了咂嘴，不是真的意犹未尽，而是出于礼貌。
“你是亨利的老朋友吗？”奥塞奇笨拙地引着谢尔登，想要他展示出他有风度的一面。
“米勒先生是所有人的朋友。”他回答道。
“他以前为我工作过。”我解释道。
“哦，我明白了。”奥塞奇无限宽慰地松了一口气。
“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意了。”我又补充了一句。
谢尔登笑了，开始摆弄他手指上的钻戒。
“是合法生意。”谢尔登如当铺老板一般搓着双手，然后他脱下其中的一只戒指送到奥塞奇鼻子底下，戒指上镶着一颗巨大的红宝石。奥塞奇用估价的眼光仔细看了看，又递给了劳爱拉。谢尔登这时又摘下另一只戒指拿给莫娜看，这回是一颗巨大的绿宝石。谢尔登等了一会儿，观察这一举动造成的效果；之后，他郑重其事地摘下两只钻石戒指，放到我的手里，然后又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嘘！
我们正在赞叹这些绝妙无比的宝石，谢尔登把手伸进马夹口袋，掏出了一个薄纸包着的小包裹。他打开包裹，平展着把它放在手掌上。五六颗切好的宝石熠熠放光，虽然不大但光彩夺目。他慎重地将它们放到桌子上，又把手伸到另一个口袋里。
这次他拿出来的是一串小珍珠，如此精巧美丽的珍珠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
我们尽情地欣赏这些珠宝的时候，他又一次摆起了他的神秘造型，而且坚持了好一会儿，这才又把手伸进里面衣服口袋里，取出了一只摩洛哥雪貂皮钱夹。他打开钱夹，像一个魔术师似的，从里面一张接一张地掏出了十多张不同面值的各种钞票。如果这些都是真钱的话——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价值起码几千美元。
“你口袋里装着这些东西到处走不害怕吗？”不知是谁问道。
谢尔登一边按门铃似的在空中舞动他的手指，一边言简意赅地回答：“谢尔登知道如何处理。”
“我说过他是个疯子。”奥玛拉咯咯笑道。
谢尔登毫不理会，继续道：“在这个国家里没人打扰谢尔登，这是个文明的国家，谢尔登一向只管好自己的事情……。我说的不对吗，米勒先生？”他停下来挺了挺胸膛，然后又说：“谢尔登一向彬彬有礼，甚至对黑人也一视同仁。”
“可是谢尔登……”
“等等！”他叫道，“请安静！”接着，他神秘地解开衬衫扣子，迅速地后退了几步，背靠着窗户，晃了晃挂在脖子上的一条黑带子，我们还没来得及把“不”
字说出来，他就已经吹响了系在带子上的警笛，声音穿透了耳膜，震得人几乎产生幻觉。
“把它抢过来！”当谢尔登再一次把笛子举到嘴边时，我赶忙嚷道。
奥玛拉紧紧地握住笛子，“快点儿，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他喊道，“要是警察来了，这些东西我们是死也解释不清的。”
奥塞奇立即把戒指、钞票、钱夹和珠宝都收到一起，镇静地放到自己的衣兜里，然后坐下来，抱着胳膊，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谢尔登旁观着这一切，神情中充满了鄙视和不屑。“就让他们来吧，”他把鼻子翘到了天上，鼻尖颤动着。“谢尔登是不怕警察的。”
奥玛拉则忙着把笛子放回到谢尔登胸前，重新系上他的衬衫、马夹和上衣。谢尔登默许着这一切，就像是一个时装模特儿在任人打扮着准备参加表演，但他的目光却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奥塞奇。
几分钟后，门铃意料之中地响了。莫娜冲到门前——果然是警察。
“说话！”奥玛拉低声说，接着他提高了嗓音，仿佛在继续一场热烈的讨论。
我以同样的音调反应着，也不管自己说的是什么，同时又暗示奥塞奇也加入进来，可是得到的却只是一个微笑；他就那样抱着胳膊坐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观望着、等待着。在我们这场模拟争论的的过程中，不时能听见莫娜的声音在抗议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警笛是怎么回事。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听到她说。奥玛拉装出不同的声音和语调，喜鹊似的叽叽喳喳不停地说着，同时还发疯了一般催我也这样做。如果警察就在此刻闯进来，肯定会看到一出滑稽戏正在上演。这中间，我突然间大笑起来，使得奥玛拉不得不加倍地努力。劳爱拉自然是石头一样地坐着。奥塞奇则作了观看马戏表演的观众，他处于完完全全的放松状态中；事实上，他简直可以说是兴高采烈。至于谢尔登，他没有从他的位置上离开一步，后背仍靠在窗子上，钮扣扣得整整齐齐，就等着布置橱窗的人去调整他的胳膊和腿了。我一遍又一遍地示意他说话，他却始终无动于衷，超然事外；实际上，他是不属于此。
终于，我们听到门被关上，莫娜匆匆地走了回来。
“这些傻瓜！”她说。
“他们总是在我吹笛子的时候来。”谢尔登一副尊重事实的口气。
“但愿房东不要下来。”我说。
“他们度周末去了。”莫娜说。
“你们能肯定警察没有站在外面吗？”奥玛拉说。
“他们已经走了，”莫娜说，“我敢肯定。上帝，没有什么比碰上一个爱尔兰笨蛋更糟糕的了，除非是两个。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不用想说服他们了呢。”
“你为什么不请他们进来呢？”奥塞奇问道，“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是的，”劳爱拉说，“我们总是这样做。”
“这绝对够得上惊险，”奥塞奇微笑着说，“你们常玩这种游戏吗？他很有趣，这个谢尔登。”他说罢悠闲地站起身来，把宝物又都倒回到桌子上，然后走到谢尔登身旁，说：“我可以看看那笛子吗？”
奥玛拉马上站了起来，随时准备着伸出双臂抱住谢尔登。“不要再来第二遍了！”
他恳求道。
谢尔登伸出双手，掌心向外，好像是要挡住我们。“安静！”他小声说，伸出右手去摸他裤子的后兜。就这样一只手伸着，一只手放在臀部，这只手还被外衣遮着，他轻声地、但阴阴地说：“笛子没了，我还有这个。”说着，他猛地抽出一只手枪，对准了我们。他把枪轮流对着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谁也不敢动一动、响一响，以免他的手会无意间扣响了扳机。在确信我们已经被吓得够呛了之后，谢尔登才把手枪放回了裤兜。
莫娜径直向洗手间走去；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她在叫我了。我过去看时，她几乎把我拖了进去，然后把门关紧锁上。“求你，”她低声说，“让他们都走吧，我害怕会出事的。”
“你就是为了这事吗？好吧。”我有几分不情愿地说。
“不，求你了，”她祈求道，“马上就让他们走，他们疯了，都疯了。”
我把她留在洗手间里，转身又回到了他们中间。谢尔登此时正给奥塞奇看一把杀气腾腾的折刀，也是他随身携带的。奥塞奇正在用大拇指摸着刀刃，试试它的锋利程度。
我解释了一下，说莫娜病了，我们最好还是先散了吧。
谢尔登听了就要跑出去打电话叫医生，但最后我们还是把他们都赶走了。奥塞奇许诺一定会照顾好谢尔登，而谢尔登则抗议说他能照顾好自己。我以为几分钟之内又会听到警笛吹响的声音，不知道警察翻谢尔登的衣袋时会有什么反应，但是没有任何声音打破沉寂。
我脱衣服准备睡觉的时候，目光落到了那个小钢烟灰缸上。那是我买家俱那天挑选的小物件之一，据说是印度来的，我特别喜欢，希望能永远保存它。此刻，当我把它拿在手里重新审视它的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这房间里已经没有一件东西属于过去，我自己的过去。每一样东西都是崭新的。这时我想起了从童年起就保存着的那个中国坚果，我是把它放在家里壁炉上一个小铁匣子里的。我已经记不得我是怎么得到它的了，可能是哪位亲戚从南海回来时带给我的。我从前总是时不时地打开那个没装过几枚硬币的小匣子，拿出那枚坚果来抚弄一番，它是淡赭色的，表面像小山羊皮一样光滑，中间有一道黑色的缝，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坚果。有时候我会几天、几星期地把它带在身边，不是为了交好运，而是因为我喜欢那种感觉。
它对于我来说是神秘的，而我则乐于保持这种神秘感。我肯定它有着一段长长的历史，经过了不知多少人的手，到过了不知多少个地方，也正是这一点让我更加珍视它。和莫娜结婚后不久的一天，我突然想念起这个心爱的小东西来，竟然专程跑回父母家里去取它。万没想到我竟被告知，我妈妈已经把它送给了附近住着的一个小男孩，说是他表示过很喜欢它。哪个男孩？我想知道。可是她已经记不起来了，她觉得我很可笑，竟会如此看重一件无足轻重的东西。我们随便聊了聊天，等着我爸爸回来一起吃晚饭。
“我的小舞台呢，”我突然问道，“你们把它也给了别人吗？”
“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妈妈说。“你还记得对面住着的‘小阿婆’吗？
他喜欢得要命。“
“所以你就给他了？”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小阿婆’，他天生有种女人气，可我妈妈却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小家伙，什么举止文雅之类的。
“你想他还会保存着它吗？”我问。
“哦，当然不会了。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怎么会还玩那些东西呢！”
“这可说不准，”我说，“也许我会去看看。”
“他们搬走了。”
“你们也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是这样吗？”
她当然是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多半她是知道的，只是不肯告诉我罢了。她重申，要把那些旧东西都找回来的想法太愚蠢了。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就想再看到它们，若能如此，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等到你自己也有孩子的时候，你就可以买更新更好的了。”
“再不会有比它更好的小舞台了。”我激动地争辩道。我给她详细地讲述了一遍当初埃德·马丁尼叔叔是怎样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为我做成的。我说着这些的时候，眼前重新浮现出了它立在圣诞树下的情景。我还能看到那些总是在节假日来做客的儿时的玩伴们，在地板上围坐成一圈，看我摆弄和舞台配套的装置。
我叔叔把什么都想到了，不光是布景的变换，还有不同色调的脚灯，还有滑轮、舞台侧翼和幕布，一切能想象得到的都有了。每年圣诞节我都把它拿出来，直到我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现在的我玩起它来肯定能比小时候更多一层感情，它实在太精致、太完美了，可是它已经不在了。我再也看不到它了，我永远不可能找到第二个和它相同的小舞台了，因为其中揉入的爱心和耐心今天已经没有人具备了。想想也真奇怪，埃德·马丁尼在人们眼里一向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一个只知道喝酒说话、只会浪费时间的人，然而他却知道怎样让一个小男孩高兴！
我童年时代的纪念物一件也没有保存下来。工具盒送给了友好协会，故事书则给了另一个我讨厌的小淘气，我都想象得出我那些美丽的书本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命运。最让人生气的还是，我妈妈一点儿都不肯帮我把我可爱的东西找回来。就拿书来说吧，她断言我看过了那么多遍，内容肯定都记住了。她就是不能理解，或者不肯理解，我要的是真真实实地占有它们。也许她潜意识里是在惩罚我从前接受别人礼物时的心不在焉吧。
（我对美好童年生活的回忆与向往一日强似一日。随着生活一天天变得平淡无味，面目可憎，金色的童年时代在我心目中愈加灿烂辉煌。在时间的流逝中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的童年就是一段长长的节日，一个少年的狂欢节。我有这样的感觉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变老，而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已失去了某种珍贵的东西。）
当我爸爸为了重拾旧日的快乐而跟我谈起我旧时的玩伴托尼·马雷拉的近况时，这种失落感变得更加深切了。“我在上周的《谈天》上刚刚读到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就这样开始了话题，最初他会谈起托尼·马雷拉的运动成绩，比如，他怎样拼死在马拉松赛中获得了冠军，然后是关于托尼·马雷拉组织的俱乐部的，说他将如何着手改善本区贫困儿童的境遇。文章旁边总是配有一幅他的照片。从《谈天》这一地方性的周刊，关于他的文章又开始在布鲁克林日报上出现。他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将成为时下热点人物之一，即使他准备参加市参议员的竞选也不足为怪，等等……毫无疑问，托尼·马雷拉已成为布鲁克林上空的一颗新星。他从社会的最底层起步，克服了所有的障碍和不利条件，完成了法学院的学业，为贫穷的移民后代在这块充满机会的伟大土地上能取得的最高成就作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我虽然很喜欢托尼·马雷拉，却总是无法忍受我的家人对他的谈论方式。我从小学时起就认识托尼了，我们一直在同一个班里，而且一同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
托尼必须不停地奋斗，而我则恰恰相反。他强硬、叛逆，是个难以管束的孩子；他性格中动物性的一面能把老师们气得发疯，在男孩子中间他则是个天生的领导人物。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他的音信，甚至想都没想过他。但在一个冬日的晚上，我却在雨中跋涉时遇到了他。他正要去出席一个政治会议，而我则是去赴和一个人迷人的金发女郎的约会。托尼试图说服我陪他一起去参加会议，说这会对我有好处，我却当面嘲笑了他。他有点儿生气，开始对我谈论起政治，告诉我说他要改革我们地区的民主党；我又笑了，这一次几乎是侮辱性的。对此托尼嚷道：“等着瞧吧，几年之内你就会为我投票的，他们需要有我这样的人在党里。”“托尼，”我说，“我从来没为任何人投过票，也永远不会，但是如果你要竟选职位的话，我也许会破一次例的。如果能看到你成为美国总统，我会再高兴不过了，你会成为白宫的光荣的。”他以为我在挖苦他，其实我是百分之百的诚心诚意。
谈话中，托尼提到了他可能的对手的名字，马丁·马隆。“马丁·马隆！”我惊道。“不是我们的马丁·马隆吧？”“就是他。”他让我确信。这就是共和党未来的代表人物吗？——以我当时的惊讶程度，一根小小的羽毛就足以将我击倒在地。
那个笨蛋！他怎么会得到如此显要的地位？托尼解释说那是靠了他爸爸的影响。我记得老马隆，他是个好人，一个诚实的政客，很难得；可是他的儿子！那个比我们大四岁的马丁总是排在班里的最后面，而且说话还严重口吃。现在这个笨蛋居然变成了地方政界的领袖人物。“你知道我为什么对政治不感兴趣了吧？”我说。“你恰恰就错在这里，亨利，”托尼激动地说，“你想看到马丁·马隆成为议员吗？”
“说实话，”我说，“我一点儿都不关心谁成为这个区或者任何区的议员，这无关紧要；甚至谁成为总统也无关紧要，没有什么是重要的。这个国家根本不靠这些卑鄙之辈来治理。”托尼摇头，表示他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亨利，你已经迷失了方向，”他说，“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说完这些我们就分手了，此后的几年之内都没有再见面。
老头子不再喋喋不休地谈论托尼的美德了。我知道，我爸爸只是为了让我能振作起来；我知道，他谈够了托尼·马雷拉之后，就会询问我写作的进展情况如何，卖没卖出一些作品，等等，等等。如果我说还没有重大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