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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好相反——你怎么知道？”
“也许是，也许不是。”
那天晚上，在柯里离开以前，他说出一条令我们非常震惊的消息，托尼·莫利尔自杀了。他为朋友们举办了一个聚会，而自己却在浴室里上吊了。他们看到，他叼着烟斗，嘴角还挂着一丝冷笑，没人知晓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从不缺钱，而且深爱同居的那个美丽的爪哇姑娘，有人认为他是百无聊赖，果真如此的话，这倒非常符合他的个性。
这消息给我的感觉很奇特，我总是想，真遗憾没能和他更密切地交往，他就是那种我可以自豪地称之为朋友的人，但我过于腼腆，没向他表示友好；他又大大咧咧，没注意到我的渴求。在他面前，我总是感到有些不安，更确切地说，像个小学生。我想做的每件事，他都已经做了……也许完全是下意识地，还有种异样的东西深深吸引了我：他的德国血统。他与我所认识的其他德国人迥然不同，认识他真是三生有幸。事实上，他并非地道的德国人，而是一个世界公民，正是施本格勒详细描述的那种“晚期城市居民”的完美典范。他并不扎根于德国的土地、德国血统和德国传统，而是那些末世，分为埃及、希腊、罗马、中国和印度的晚期城市居民。
他飘忽不定，四海为家——就是说只要哪里有文化和文明，他就在哪里。他会为意大利、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人和我们美国人而战，他不具有爱国精神，但很忠诚，毫不奇怪他在一所法国监狱（偶然）呆了六个月——而且过得很愉快。他喜欢法国人胜于德国人——或美国人。他喜欢愉快地交谈，如此而已。
所有这些方面，加上他的彬彬有礼，精明强干，很通世故，宽宏大量，都令我感到非常亲切，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具有这些品质。他们的性格各有千秋，但对于我来说太过熟悉。事实上，我的朋友们都与我非常相似，而我一生向往并一直在追求的是与我截然不同的朋友，每当我遇到这样一个人，也就同时发现缺少一种维持这种重要的关系所必需的吸引力，因此，没有一个人能成为比“可能”更进一步的朋友。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正像前面提到的，是一个冗长的梦，充满令人毛骨耸然的逃亡。在梦里，巴炽和托尼·莫利尔互易性格，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他们互相结盟，所以有时这种奇怪的令人困惑的联盟分裂出两个各异的人，但没有真切的托尼·莫利尔，也没有真切的巴炽，即使是分开，两者也是一个整体，这种双重角色令我痛苦不堪，我无法说出，也不能肯定，他或他们是敌是友。
这个令人不安的梦，大约是关于我们在一个奇怪的、完全陌生的城市作案。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像苏比波、托诺巴和鲁得娄。我是副手，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因为我总是坏事，陷入困境。每一次失误都令我惴惴不安，惊恐万分。指令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而我总是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把密码指令破译出来。当然，这一行动没成功。相反，我们不断地逃跑，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就像正在被猎捕的野兽。当我们被迫躲藏起来——在山洞、地下室、沼泽、矿井时——我们就打牌、掷骰子，赌注下得很大，我们写出欠条，或者用从银行抢来的赃款。这位巴炽一莫若全然不顾我的恳求，即使在公开场合也戴着单片眼镜。他讲土匪的黑话，搀杂着牛津俚语。即使在说明一件危险、复杂的事情时，他也总犯跑题的毛病，讲一些冗长的毫无意义的故事。跟着他真是苦不堪言。最后，我们三人被逼上了绝路，一帮警察将我们堵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似乎在西部），我们全被打死了，像野猪一样被击毙。等我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但我仍不敢相信，像腾云驾雾一般，我感到头晕眼花。
这就是梦的大概，我试图将它浓缩成一个情节详尽、地点明确的逃亡故事。我认为，追捕的部分，我写得很精彩，但是，逃亡及其插曲的那种突变、迷幻、若有若无的梦境的实质却难以变成清晰的叙述。我左右为难，然而这毕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使我敢于创作更富想象力的小说。也许凭着这种想象力，我早已取得成功了。
要不是我接到奥玛拉的电报，催我们去北卡罗来纳找他，那是另一个新兴不动产交易中心。像往常一样，他说他保留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他们在实现宣传目标上需要我。
我立即回电索取我们的路费，并询问我的工资情况，我收到的答复如下：一切不必担心，伙计，借钱买票。
莫娜立即作出了最坏的打算。她认为他一向如此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十分不可靠，他只是因为寂寞难耐，才给我们拍电报的。
我本能地为他辩护，结果自己热情高涨，尽管我对整桩事情兴趣不大，但也没有退路了。
“那么，”她问，“我们到哪儿去弄路费呢？”
我给难住了，不过只有一分钟，突然我有了一个好主意。“钱吗，好办，去找那天你在商店遇见的小同性恋，记得呢？那个抹坦西得香水的姑娘，就去找她。”
“荒唐透顶！”这是她的第一个反应。
“得了吧。”我说，“没准儿，她会因为你去找她而感激不尽呢！”
她继续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很显然，是她自己反对这个主意。不过，我敢肯定，到了明天，她就会改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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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说，”好像我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样，“我们今晚去看戏，你说怎么样？我们看点儿可乐的。”
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出去吃了饭，看了一个精彩的演出——回到家后，我们仍狂笑不已。事实上，我们笑过了头，以至于过了好几个小时才入睡。
第二天早上，正如我预料的，她已经去找她的同性小朋友了。借五十元，不费吹灰之力，她的麻烦是甩掉那个女孩的纠缠。
我建议。我们不乘火车，而靠搭便车。这样可以有些余款。“你不能指望奥玛拉，也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莫娜说。
“我知道，可今天是今天，我宁愿谨慎从事。”
她已经完全默许了，并同意搭便车，这样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此外，有一个女子同行，搭车更容易些。
女房东对我们的突然决定感到有些意外，但当我解释说有人约我写书时，她显得似乎很和善，并祝我们好运。
告别时她紧抓住我的手，追问，“什么样的书？”
“关于柴洛基的印第安人。”我飞快地关上身后的门。
搭便车很顺利，可令我惊讶的是莫娜显得很失望。我们到达哈波尔渡口时，她感到非常厌恶——包括风景、城镇、路人、饭菜，一切的一切。
到达哈波尔渡口已是傍晚，我们坐在一块高高的岩石上，俯瞰风景。下面是珊那多和波冬马克。它之所以成为一块圣地，完全是因为约翰·布朗。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在此就义，然而，莫娜对此地的历史意义根本不感兴趣。她不否认景致壮丽，但感到万分荒凉，说实话，我有同感，只是原因不一样。我心潮起伏，却绝对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我噙着眼泪，读着托马斯·杰弗逊对这特殊地方的评价：镌刻在直立的碑上。杰弗逊话语庄严，而约翰·布朗及其坚定追随者的行动更是崇高、伟大。
“没有一个美国人，”梭罗说，“如此顽强地捍卫人性的尊严！”一个狂人？也许。
除了一个正直的人，谁还能和极少的几个人策划颠覆美利坚合众国稳固、保守的政府？荣耀属于约翰·布朗！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相信金科玉律，先生，还有独立宣言，我认为它们本质相同。
我们不能忘记，夺取哈波尔渡口镇的起义者人数只有二十二名，其中十七名是白人。“少数正直的有识之士能推翻一个国王。”约翰·布朗说，有二十名追随者，他就坚信能在两年之内粉碎奴隶制度。“要想自由，必须斗争！”约翰·布朗微言大义。一个狂徒？也许，有人说：“大限一到人人必有一死。胆怯者生不逢时。”
若他果真是个狂徒，他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不是狂语？——“任何人都不能说我是在报复。我认为人无权自行报复，我心无此念。我的所作所为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因为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他不会妥协，也不会辩解。他富于幻想，正是这种伟大的幻想激励他的“疯狂”
举动。若约翰·布朗当了领袖，奴隶们如今会拥有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黑奴，还有白人奴隶，奴隶的奴隶，即机器的奴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他为敌人着想的强烈责任感，导致伟大的解放者悲惨的结局。（这才是他真正疯狂之处！）度过四十天的囚禁，在荒唐的审判中，他倒在法庭上，身上血迹斑斑，衣衫褴楼，他高昂着头，走向绞刑架，蒙布这眼，等待着（尽管他唯一的请求很快完成），而弗吉尼亚的英勇士兵们却在继续他们没完没了的愚蠢的流行演习。
那些记下他遗言的人询问如何帮助他，约翰·布朗回答：“请每年寄五毛钱给我住在纽约北埃尔巴的妻子。”当他走向自己的绞架时他一一同他的同志们握手道别，并祝福他们。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就是这样面对他的造物主……
通向南方的大门是哈波尔渡口。你通过旧的统治区进入南方。约翰·布朗侵入旧的统治区迈向了不朽的人生。“我确信没有人为的统治者。”他说。光荣！光荣永存！
一位与约翰·布朗同时代并且与他齐名的人是这样谈及约翰·布朗的：“他不可能接受与他同等地位的人的审判，因为这样的人并不存在。”阿门！哈利路亚！
愿他的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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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将唱起《七大快事》，这是一首歌。
从荒原中走来，
光荣与你同在，
圣父、圣子和圣灵
在永恒的生命中。
当我们像蛇似的在南方酷热的怀抱中蠕动时，常常唱起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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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舍维尔·托马斯·伍尔夫出生在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时，他可能正为《望乡天使》谱曲。我竟从未听说过托马斯·伍尔夫，这真是个遗憾。可能因为过去我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阿舍维尔。不管任何人说阿舍维尔什么，配曲是至关重要的。在大雾山的中心是切诺基平原。对于切诺基人来说，这儿过去一定是天堂。如果你能用清醒的良知来看它的话，现在这里依然是天堂。
在那儿，奥玛拉会带我们进天堂，但我们又一次来迟了。事情变糟了，真正兴旺的状况结束了，已经没有公开的工作等待我去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没有了。说实话，我感到解脱，因为知道奥玛拉存了一些钱，这些钱足够我们熬过几个星期，我决定在这个不亚于别处的地方逗留一段时间来写作。唯一的障碍是莫娜，南方不合她的意。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她能调整一下自己，毕竟，她很少到纽约以外的地方去。
据奥玛拉说，那里有一个森林看守的小木屋，我们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如果我们喜欢，可以不花钱地租用。他认为这是我写作的理想地方。它离镇子只有很短的距离，在小山顶上，听起来他非常急切地想看到我们搬进去。
当我们到达山脚下并拿到小木屋的钥匙时，已近黄昏。在一个极端愚蠢的傻人帮助下，我们跨上骡背，周围漆黑一片，只有莫娜和我。在我们缓慢、吃力地向上攀登时，山林中的急流声从耳边掠过。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几乎花了一个小时才到达小木屋所在的空地。还没等我们跨下骡背就有一群苍蝇和蚊子和我们袭来，那个瘦长腼腆的白痴从不开口。他推门进去，把灯笼挂在一条从方椽上悬下来的粗绳上。很显然这地方已多年没人居住了。它已不仅仅是污秽的，而且鼠害成灾，蜘蛛和各种各样的害虫四处可见。
我们肩并肩横躺在两张吊床上，傻人躺在我们脚边的地板上，我听得见头顶上老鼠窜来窜去令人不快的声音。苍蝇、蚊子被我们的闯入打扰，毫不留情地袭击我们。
不管怎样，我们终于入睡了。
我好像刚刚闭上眼睛就感到莫娜抓住了我的胳膊。
“怎么了？”我嘟哝着。
她凑过来，在我耳旁小声说了句话。
“胡说，”我说：“可能你在做梦。”
我试着重新入睡。很快我又感到她在抓我。
“是他！”她小声说：“我敢肯定，他在摸我的腿。”
我爬起来，划着一根火柴，仔细看了看那个白痴。他侧身躺着，眼睛闭着，像一根棍似的一动不动。
“你在想象。”我说道：“听起来他睡着了。”
无论如何我想最好还是保持警惕，像那样笨拙的、沉默寡言的傻人有着猛兽般的力量。我又划了一根火柴，膘一膘周围有什么可以拿来当作武器的，以防他真的难以控制。
拂晓时分，我们完全醒来，疯狂地搔痒。暑气已经令人窒息，我们让那个男孩去取一桶水，迅速穿好衣服，决定马上逃走。在等那个笨人收拾行李时，我们更加仔细地察看了这个地方。小木屋被小树和灌木包围得透不过气来，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有耳边的流水声和鸟儿狂乱的喊喊喳喳声。我想起了踏上羊肠小道时奥玛拉的告别辞——“特适合于你的地方……一个理想的隐居处。”
又一次跨上骡背下山，我们战战兢兢地发现昨天真是九死一生。只要有一点儿偏差，都会出大事。没走多远，我们就下来步行，即使这样，也还需小心翼翼的，才不致发生偏差。
在山脚下，我们出现在这家庭的所有成员面前。大约有十几个孩子在四处奔跑，大多数孩子半裸着身子。
我们问是否能和他们一起吃早饭。他们告诉我们等着，饭做好了叫我们。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我们烦心地等着，直到现在——还不到七点钟——暑热已经难以忍受。
当他们叫我们进去的时候，全家人已聚集在饭桌周围。有好一会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在食物上的像加了胡椒粉的黑点是真的苍蝇。在桌子两边站着两个孩子，他们正忙着用脏毛巾驱赶苍蝇。我们一坐下，苍蝇就落在我们的耳朵、眼睛、鼻子、头发和牙齿上。我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这时尊敬的长者开始做感恩祷告：
“玛丽得到的第一个福气，
福气之一是好运，
想想她的小耶稣，
是上帝唯一的孩子。“
这顿饭很丰盛——燕麦粉、熏肉和鸡蛋、玉米面包、咖啡、火腿、煎饼、炖梨，总共每人25美分。苍蝇没有另加钱。
奥玛拉看到我们这么快就回来了多少有些吃惊。“没胆儿。”他闷闷不乐地说。
“你知道我讨厌苍蝇。”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那天晚上我们恰好来到一个刚开门的饭馆。它在西阿舍维尔。老板罗林先生过去曾是一名学校教师。出于某种原因，他很快喜欢上了我们。离开时他给我们一封介绍信，把我们介绍给一对夫妇。他们有一间很舒适的房子出租，而且租金也很便宜。我们预付了一星期的租金。第二天我们又回到罗林先生那里，付了足够一星期的饭钱。
从这时起我们再也没看见过奥玛拉。没有争吵，各走各的路，就这么简单。
我从罗林先生那里借了一台打字机。罗林先生表现出一股动人的为文人效力的热情。为了证实自己，我给他一串自己写过的书名，其中也包括正在写的有关大酒瓶的作品。在他舒服的小饭馆里我们吃得很好。他硬要免费让我们吃各种各样的小吃。在他进一步的了解中，我们无疑是真正的文人。他时不时地往我上衣口袋里放几支好烟或者坚持在我们回家时让我们拿走一品脱冰淇淋。
（）
罗林先生看起来过去是当地中学的一名英文教授。我们召开的有关伊丽莎白时代作家交流会议可以说明这一点。
但是我最让他喜欢的，我相信是我对爱尔兰作家的热爱。我读过夏芝、辛格、邓森爵士、格雷戈里夫人、奥凯西、乔伊斯的事使他把我当作好友。他热切地想读到我的作品，但我有足够的理智不把这些放在眼里，除此之外，我确实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看。
在公寓里我们结识了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伐木工。他叫马修，是个彻头彻尾的苏格兰人。他是个仪表堂堂的人。在他放假的时候开上他漂亮的小汽车带着我们在乡间兜风给了他极大的真正的快乐。他喜欢美味和好酒并且知道在哪里能弄到它们。
有一天在“烟囱石块”那里他款待我们一顿饭。我可以真心实意地说，这样的饭我只尝过两次。我必须这样评论马修，从一开始他就想清楚了我们之间真正的关系。
从我们交往的最初他就让我们明白：无论何时和他在一起都不用我们解囊。
。只谈他这方面的事情会让人对他产生错误的印象。他不是有钱的人，也不是我们叫他的“傻瓜”。他是个敏感、富于智慧的人。对书、音乐或绘画几乎一无所知，但他懂得生命和自然，特别是动物——他最喜欢的。我说他不富有。如果他真的希望有钱，早就立刻成为百万富翁了，但是他没有致富的欲望。他是美国人中少有的满足于自己已有的那种人。和他在一起就如同和自己的兄弟在一起。晚上我们经常坐在前门的门廊上一口气聊上五六个小时。那是十分轻松、愉快的谈话。
但是写作……不知怎么总也写不出来。写成一个简单的而且是个糟糕的故事也要花费我几个星期的时间。热浪在这件事上起了些作用（在南方，热可以解释除私刑之外所有的事）。没等我写下两行字，衣服已被汗水浸透了。我喜欢坐在窗前，注视着用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队伍。他们都是黑人，拿着镐和铁铲去工作，边劳动边唱歌，汗水像小溪似的顺着他们的后背流下来。他们越是辛勤地劳动，我越是不能努力工作。歌曲融入了我的血液，但更扰乱我的注意力的是看守的模样，只膘一眼这些人类警犬的脸就使我脊梁发颤。
为了改变单调的生活，莫娜和我喜欢时不时做个短途旅行。选那些遥远的、古老的、我们可以搭车到达的景点。我们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才去旅行（在南方，时间像飞快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