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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肯定会的。”我说，忘了别人也把我说成是外科医生。
好像是要试试我，或者就是开个玩笑，克罗姆韦尔又说：“也许你能告诉我一点儿这方面的事情，马克思医生。你不也是干这行的吗？”
“不，不完全是。”我说，“不过，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们治愈了几个这种病例。那完全视情况而定，要把它解释清楚就太复杂了。”
听到这儿，他明白地笑了。“我懂了。”他说，“可你觉得有希望治好吗？”
“确实是有希望的。”我热情地说。“目前在布彻斯特有一个很出色的外科医生，他的治愈率高达90％。他还有一些我们并不熟悉的特殊治疗方法。我认为那是种电疗法。”
“你是说在布彻斯特吗？那太远了。”
“是的。”我附和道。
“我猜我们还有一瓶葡萄洒吧？”克罗姆韦尔提了个建议。
“如果你坚持要喝的话。”我回答说，“我再喝一点儿就该走了。”
“别走。”他请求我，“我真的很喜欢和你谈话。你知道，有时候你给我的印象更像是写东西的。你不像外科医生。”
“我原来常写点儿东西。”我说，“可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干我们这行的，搞文学的时间可不多。”
“就像我们摘银行的，是吗？”克罗姆韦尔说。
“挺像的。”我们俩都好脾气地朝对方笑了起来。
“可也有内科医生写书的。”克罗姆韦尔说，“我指的是小说、戏剧和一些类似的东西。”
“是的。”我说，“好多人都写。斯科尼勒、迈恩、萨姆塞特、曼哈姆……”
“可别小看艾力·弗尔，”克罗姆韦尔说，“刚才莫娜跟我说了好多他的事。
写了一部艺术史，或者那方面的东西……是吧，莫娜？“他转向莫娜问他说得对不对。”当然，我从没读过他写的书。我不知道好画和坏画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不在行。”我说，“不过我觉得你看见画，就能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噢，凭感觉。这就和你能迅速地鉴别伪钞一样。”
“你把我想得太聪明了，马克思医生。当然了，干我们这一行的，是有人习惯地对伪钞很警觉，可我不是干那个的，我们有这方面的专家。”
“那当然。”我说，“可是说真的、莫娜说得挺对……你哪天得读读艾力一弗尔的书。你想一想，他居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本了不起的艺术史《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他还一边在处方上写两笔呢。他还常坐飞机到很远的地方去，比如说于卡坦、西亚姆或者东部岛屿什么的。我怀疑他的领导们根本不知道他去过那些地方。表面上过着那种无聊的生活。他是个优秀的内科医生。可他是个艺术型的人。我真说不出我对他多尊敬。”
“你说到他的时候口气和莫娜一样，”克罗姆韦尔说。“你跟我说你没时间干别的事！”
听到这儿，莫娜插话了。对她来说，我是个多面手，好像干什么事都有时间。
比如说，他怀疑过马克思医生是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下象棋高手，或者集邮爱好者吗？
克罗姆韦尔断言说他怀疑我在很多方面都挺行的。只是我太谦虚了，不愿意承认，他确信我是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他很随意地提到他那天晚上注意到了我的手。
他觉得从那双手上看得出来我不只会操手术刀。
莫娜用她自己的方式解释了一下他的评论，然后她马上问他是不是会看手相。
“不太会。”克罗姆韦尔说，看起来好像挺惭愧似的。“不过，已经足够把卖肉的和罪犯、药剂师和小提琴家分开。这谁都会，不懂手相的人也会看。”
这时候，我想走了。
“别走。”克罗姆韦尔请求道。
“不，不行了。我必须得走了。”我说，握了握他的手。
“希望我们再见面。”克罗姆韦尔说。“下次记得把你太太带来。她挺可爱的。
我对她的印象好极了。“
“真的吗？”我说，脸都红到脖子根儿了。“好吧，再见。祝你旅途愉快。”
听到这话，克罗姆韦尔举了举怀子。我发现他眼里掠过一丝嘲弄。在门口，我遇见了莫斯科韦基。
“坐在桌子旁边的那个人是谁？”他小声问。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你最好去问问莫娜。”
“那么，他不是你的朋友？”
“这也很难说。”我说，“好了，再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恶梦。像一般人那样，梦的开始是我追别人。我沿着一条黑暗的街道追一个又瘦又小的人，在我后边，另一个人追我。在那个人追上我之前，我追上我追的那个人很重要。那个小瘦子和斯皮瓦克一样。我已经追了他一晚上了，从一个地方追到另一个地方，最后，我终于追上他了。我不知道追我的那个人是谁。
无论他是谁，我觉得他气息很长，脚程也很快。他让我觉得非常不自在，好像只要他想的话，他随时都可以追上我。因为对斯皮瓦克来说，尽管我只想看见他掉河里淹死，可对我来说，把他抓住是最紧急的。他身上带着些文件，对我至关重要。
追到凸出水面的防波堤时，我终于追上了他，紧紧抓住他的脖领子把他提了起来。让我万分惊奇的是，他根本不是斯皮瓦克——他是发了疯的谢尔登。他好像没认出我来，大概是因为天黑的缘故吧。他双膝跪下，求我别掐断他的脖子。“我不是波拉克！”我说，一把揪住他的脚把他倒立起来，这时候，追我的那个人赶上来了。那是艾伦·克罗姆韦尔。他把一杆枪放在我手里，命令我朝谢尔登开枪，“来，我告诉你怎么做。”他说，使劲儿拧了谢尔登的胳膊一下，把他拉到他跟前。然后，他把枪口抵在谢尔登的头上。谢尔登像条狗似的呜咽着。我举起枪，顶在他头上。
“开枪！”克罗姆韦尔命令道。我扣了下板机，谢尔登的身子弹了一下，像弹簧玩具匣里的玩偶一样，脸朝下倒下了。“干得不错。”克罗姆韦尔说。“现在，我们得快点儿了。我们得在明天一大早赶到华盛顿。”
在火车上，克罗姆韦尔完全变了个人。他现在又变得像我的老朋友乔治·马歇尔了。他连说话都特别像，尽管他当时说的话很没条理。他跟我谈起过去的日子，那时候我们常常在那个优秀的爱克塞斯剧团扮小丑儿。他朝我眨了眨眼，亮出外衣里面的衣眼，就是信我们那种教的人穿的衣服，上面印着金色的字母——Fratres Semper（兄弟共济会）。然后，他拍了下我的手，用食指挠我手心，和原来一样。
“够了吗？”他说，又朝我圆滑地挤挤眼儿。顺便提一句他的眼睛已经瞪得很大，非常可怕，那双甲状腺肿大的眼睛在他那种圆脸上叽哩骨碌地，像只肿大起来的牡蛎。尽管，他只有挤眼的时候才这样。当他又恢复到他的另一种身份，也就是克罗姆韦尔的时候，他那双眼睛就变得很正常了。
“你是谁？”我问。“你是克罗姆韦尔还是马歇尔？”
他把食指放在唇边，像谢尔登一样，发出嘘一嘘的声音。
然后，他像表演口技似的，声音从嘴唇里冒出来。他很快地告诉我，几乎听不见，而且说得越来越快——要跟上他的话我的头都要晕了——他已经在关键时刻把消息泄露给我说，总部的人对我非常满意，所以我将被派往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是的，去东京。我将扮作麦卡度的一个得力助手——是为了搜索一些丢失了的画。
“你知道，”他的声音更低了，又用他那双可怕的、像肿起来的牡蛎眼睛盯着我，掸掸衣服，拍拍我的手，又侥挠我的手心，“你知道，那画花了我们几千美元呢。”
说到这儿，他开始讲日语了。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我听他讲日语像听英语一样容易。那是个艺术专员，他解释说，那家伙每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是春宫画专家。我将扮作一个内科医生在横滨见到他。他会穿着海军上将制服，戴一顶滑稽的三角帽。说到这儿，他用胳膊肘使劲推了我一下，嗤嗤地笑着——像日本人一样。
“我很抱歉地告诉你，亨利，”他继续说，又变回纽约口音，“他们在你太太身上发现了罪证。是啊，她也给牵连进来了。她被抓的时候。手里还有一大包可卡因呢。”
他又用胳膊肘推了我一下，这一次更加不怀好意。“记得上一次我们见面吗？在格里米。你知道，就是他们疏忽了我们的那一次。那次以后，我又玩了几次那种绳梯的把式。”说到这儿，他抓住我的手，对我示意了一下。“现在，听着，亨利，把事办好。……我们下车以后，你就沿着宾西法尼亚大街慢慢走，好像你正在散步。
你会碰上三条狗，前两条都不是，第三条会跑到你前面让你拍他。那就是线索。一只手拍它的前爪，另一只手，把手指伸到它舌头底下，你会找到一个麦粒大小的纸团。牵着那条狗，让它给你带路。有人叫你站住的话，你就说一句‘哦哦’！你知道那代表什么。他们哪儿都有间谍，连白宫里都有……现在，听清楚了，亨利，“
他开始说得像架缝纫机一样，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你看见总统的时候，就像我们那样拍他的手一下。你挺奇怪的，是吧？不过，我们不管。把它埋在心里吧。亨利，他就是总统。千万别忘了！他会告诉你这个那个的……他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可你别管，听着就行了。别泄露你知道的事情。奥伯斯普里斯克斯韦基在关键时会出现的，你认识他……他已经跟我们一起干了好几年了……”我想让他再说一遍那个名字，可是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一会儿也停不住。“我们三分钟之后分手。”
他小声说，“我还没告诉你呢。你可是最最重要的，你明白吗？”他捅了我肋骨一下，弄得我很疼。他的声音小得比针尖还细，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清他的话。我的身子痛苦地扭动着，如果把最重要的细节给漏掉了，我该如何是好呢？当然，我记住了那三只狗。条子是用密码写的，我可以在船上把它破解开。坐船的时候，我还得再好好学一下日语。我的发音不太好。“你现在懂了吗？”他说着话，掸掸衣服，拍了我的手一下。“等等，等一下。”我请求道，“最后那部分……”可是他已经走下台阶，消失在人群里了。
我沿着宾西法尼亚大街向前走，做出一副正在散步的样子。我的心慢慢沉了下去。我意识到我现在完全迷惑了，有一阵儿，我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可是，那不是梦。那确确实实是宾西法尼亚大街，一点儿没锗，就在那时，我突然看见一只狗站在路边。我知道那是只假的，因为它被绑在铁栏杆上了。这使我确信我是头脑清醒的。我睁着眼睛，想找一找第二只狗。我没转身，后面有人跟踪我。我很着急，第二只狗也顾不上想了。克罗姆韦尔或者乔治·马歇尔——那两个人也糊涂了——他们没告诉我被人跟踪了怎么办。也许，他说了——当他小声说的时候。我越来越恐慌了。我尽力口想，想回忆我是怎么卷入这笔肮脏的交易中的，可是，我的大脑已经精疲力竭了。
突然，我的心差点儿从胸腔里跳出来。在拐角处的弧光灯下站着一个人，是莫娜。她手里拿着一摞东西，正分发给过路的人。我走到她近前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份，对我使了个眼色，告诉我——“小心点！”——我慢慢地向街对面闲逛过去。
那会儿，我手里拿着那份东西连看都没看一眼，在腿上轻轻拍打着，好像那是份报纸。然后，我假装擤鼻涕，我把它塞到另一只手上。擤鼻子的时候，我飞快地看了一眼，读到这些话：“结尾像开关一样圆满，同舟共济。”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惑之中。可能这是他小声说话的时候，我漏掉的另一细节吧。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准备把那个条子撕成碎片。我每走一百码左右，就一片一片地把那些碎纸片扔掉，每次都有意地听一听追我的人是否停下来把它们都捡起来。
我看见了第二只狗。那是只带轮子的玩具狗，看起来像是被哪个淘气的孩子玩够了扔掉的。为了要证明一下它的确不是真的，我用脚尖轻轻踢了它一下。它一下子就摔碎了，当然，我假装这一切都很自然，又迈开步向前走了。
看见第三只，也就是那只真狗的时候，我离白宫大门口仅几码远。尾随我的那个人这回没法跟了，除非他变成隐形人才能不被我发现。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看见最后一只狗了。那是只身体庞大的新大陆狗，像只小兽一样。它跳着朝我跑过来舔我的手，差点儿把我撞个跟头。我站了一会儿，然后拍了拍他那暖暖的大脑袋。我小心地弯下腰，把一只手伸进它嘴里，探到舌头底下。千真万确、那儿有个小纸团，用银纸包着。正如马歇尔或是克罗姆韦尔说的，它只有麦粒那么大。
我牵着它走，走上了白宫的台阶。所有的警卫都做同一个动作——使劲挤挤眼睛，轻轻地掸掉衣服，在门外的脚垫上蹭鞋子的时候，我注意到了用红色字母标出的“兄弟共济会”。总统向我走过来，他身穿燕尾服和带条纹的裤子，扣眼里别着朵石竹花。他伸出双手来欢迎我。“噢，查理！”我叫了起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还以为我要见的人……”突然，我记起了乔治·马歇尔的话。“总统先生，”
我说，深深地鞠了一躬，“这实在是一种殊荣……”“快进来，快进来，”查理说，抓着我的手，用食指挠了挠我的手心。“我们正等你呢。”
如果他真是总统的话，他可是还和原来一样，一点儿也没变。
查理是我们那个俱乐部里最不爱说话的。因为他不爱说话，让人觉得他挺聪明似的，我们就讽刺他，选他作我们俱乐部里的总统。他家住在街对面的公寓里，我们都挺喜欢他，可从来不能跟他很要好——因为他总是令人费解地沉默。有一天，他失踪了，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有一点儿消息。我们当中谁也没从他那儿得到过信儿，他好像从地球表面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现在，他把我让进他的书房。他可是美国总统啊！
“坐吧，”查理说，“随便点儿。”他拿出一盒雪茄。
我只能坐在那儿瞪圆眼傻看着，他和原来一模一样，连燕尾眼和条纹裤都一样。
（）
他那茶褐色的头发也一如往昔地梳个中分式。指甲也照例精心修剪过，还是原来的那个查理啊。乌夹下面，也还戴着薛西斯协会的老标志，兄弟共济会。
“你知道，亨利，”他开始说了，语调柔和，抑扬顿挫，“我保留自己身世秘密的原因。”他微微向前倾了倾身子，压低了声音。“你知道，她还在找我、”
“（我知道，他指的是他的妻子，他不能离婚，因为他是天主教徒。）”是她策划的这一切。你也许知道……“他跟我圆滑地挤挤眼，就像乔治·马歇尔那样。
说到这儿，他开始转着手指头，像在玩一个小球。一开始我没注意，可是后来他叉重复了好几遍那个动作。我知道他在暗示什么了。
“噢，那东西……”
听到这儿，他举起一个手指头，放到嘴唇上，几乎听不见地“嘘——嘘——”
了一声。
我把那个小纸团从我马甲口袋里拿出来，打开它。查理不停地很严肃地点点头，但没出声儿。我把那张条子递给他看，他又很快递了回来。我仔细地读了读，然后，我把它递过去。他迅速把它给烧了，条子是用日语写的。经翻译，意思是：“我们坚决与联邦结盟，结局会和开始一样。”
电话铃响了，查理用低沉而严肃的声音接电话。最后，他说：“马上请他进来。”
“奥伯斯普里斯克斯韦基马上就到，他和你一起去横滨。”
我刚想让他再解释清楚一点儿，他突然把椅子转向我，把一张相片递到我眼前。
“你认识她，是吗？”他又把食指压在嘴唇上。
“下次你再见到她，就是在东京了，也许是在内庭。”说到这儿，他打开他办公桌最下面的一个抽屉，拿出一个贴着金色标签的糖果企，就是我和莫娜卖过的那种。他小心地打开盒子，给我看里边的东西：一份情人卡，一束看起来像莫娜的头发，一把象牙柄小匕首和一枚结婚戒指。我看着这些东西，查理盖上盒盖，又把它放回到抽屉里。然后，他朝我挤挤眼，掸掸他的衣眼，说了声“俄亥俄”！我也跟着说了句：“俄亥俄！”
突然，他又把椅子转了过来，递过来一张相片。这次换了另一个人，不是莫娜，而是一个和她很相像的人，无法看出是男是女。留披肩发，像个印第安人。有一张神秘的、引人注目的脸，使人联想起堕落天使。我觉得很不自在，我正看着，查理把像片翻了过来。在相片的另一面是莫娜，打扮得像个日本妇女，头发也像日本女人那样梳起来。她的眼睛向上斜看，眼影涂得很重，让人觉得她的眼睛上裂了两道缝。他又把相片翻过来倒过去的，如此这般，几次三番。屋里是一片可怕的寂静，我想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这时，一名随从进来说奥伯斯普里斯克斯韦基到了。他念起那名字来倒像是要奥伯斯葵花籽似的。一个又高又瘦的人像一阵风似的进来了，他径直向查理走过去，嘴里称他为“总统先生”，接着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用的是波兰语。他根本没注意到我，幸亏他没注意我，因为我差点儿犯了个严重的错误，把他真正的名字叫出来了。我正想着，事情的进展很顺利。这时候，我的者朋友斯塔苏，除了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突然不说话了。
“这是谁？”他草率无礼地问道，指了指我这边。
“好好看看，”查理说，挤挤眼，先是朝我，然后朝斯塔苏。
“噢，是你呀。”斯塔苏说，勉强向我伸出手。“他怎么也参与进来了？”他对总统说。
“那得由你来定。”查理温和地说。
“哼。”斯塔苏咕哝着。“他从来什么事也干不好，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这我们都知道。”查理平静地说，“不过，这都一样。”他接了下按钮，一个随从进来了。“格里斯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