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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商量怎么样才能以牙还牙地报复他一次。看见埃德·赫斯勒一见他爸爸走过来就用手抱着脑袋蹲下去那窝囊样儿真是够丢人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通知埃德来跟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可是，他一明白我们谈的是什么，就赶紧夹着尾巴逃跑了。
我很奇怪我这些少年时期的朋友会常常萦绕在心头。我常谈起的那些人大多住在那片老居民区，也就是我非常喜欢的第十四区。在那条街上，他们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作为一个未满二十岁的男孩子，在那片老居民区里，我已经习惯了与那些笨蛋、小流氓、小无赖、不入流的拳手、癫痫病人、酒鬼和荡妇们混在一起。在过去那个可爱的圈子里的每个人都是个“角色”。可是，在我搬去的那片新住宅区里，每个人都很正常，平淡得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除了住在农村里的那帮人以外，只有一个例外。我不记得那家伙的名字了，但是他的个性却在我的记忆里生了根。他是我们住的那一片儿新搬来的，比我们都大一点儿，也跟我们“截然不同”。有一天，我们在玩弹子的时候，我说了句令他惊讶不已的话。他问我：“你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我原来住在德里格斯路。”他一听，马上两腿一叉，一把抱住我嚷着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住威斯路，就在北七街拐角。”
当时就像两个弟兄互换口令似的，我们俩之间立刻就有了某种联系。以后，无论做什么游戏，他总是跟我一伙儿。如果哪个大孩子威胁说要找我麻烦的话，他也绝不袖手旁观。如果他要说点儿重要的事情，就用我们第十四区的土话来说。
有一天，他把我介绍给了他妹妹。他妹妹就比我小一点儿，我对她几乎一见钟情。她不漂亮，即使是在我这个毛头小伙子眼里也是如此，但是她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那种味道我只在我以前住的地方那些我倾慕的女孩子身上见过。
有一天晚上，他们为我开了一个奇特的晚会。我们那一片的年轻人都在——除了我那个新交的朋友和他的妹妹。我伤心极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请他们兄妹俩来，他们告诉我说那两个人不属于我们这个圈子。这是特意为我安排的。我马上偷偷地溜出那幢房子去找他们，我急急地向他们的母亲解释说这只不过是个误会，仅仅是一个由于疏忽造成的错误。人们都等着她儿子和女儿快去呢。她带着会意的微笑拍了拍我的头，告诉我说我是个好孩子。她对我一再道谢，弄得我脸都红了。
我胜利地把我的两个朋友带到了晚会上，后来我发觉我犯了一个悲哀的错误。
大家对他们都很冷淡。我尽力驱散那种充满敌意的气氛，结果证明我是徒劳的。最后，我再也忍不住了。一要么你们就跟我的朋友交朋友，“我用胳膊挽着他们俩，勇敢地宣布，”要么你们就都回家吧。这是为我举办的晚会，我只想让我自己的朋友留在这儿。“
因为我这次虚张声势的行为，我妈妈狠狠地煽了我一记耳光。我疼得退缩了一下，但最后还是坚持了我的立场。
“这是不公平的。”我吼道，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他们很快就让步了，我们之间的僵局缓和了。这简直是个奇迹，我们很快又一起唱，一起笑，一起叫了。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得这么突然。
有一天傍晚，那个叫萨迪的女孩在一个街拐角拦住我，向我表示谢意。“你真棒，亨利！”她说。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这没什么。”我含含糊糊地说、觉得自己傻极了，可又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似的。萨迪看看四周没人注意我们，就勇敢地在我的唇上吻了一下。这一次，我的脸更红了。
“我妈妈想请你哪天晚上去吃顿饭，”她小声说。“你会去一吗？”
我紧紧握住她的小手说：“当然。”
萨迪和她哥哥住在街对面的一幢公寓里，我从来没到街对面的房子里去过。我真想知道他们家是什么样的。去他们家那次，我太激动了，所以什么也没仔细看。
我现在唯一能记起来的就是他们家那种独特的天主教气氛。顺便提一句，住在他们那幢公寓里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去罗马教堂做礼拜。这一点本身就足够使他们与同住一条街的其他人关系疏远了。
在去拜访我那两位朋友时，我最先发现的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穷。他们那曾做过火车司机的父亲已经死了；他们那患着某种令人悲哀的疾病的母亲根本离不开那幢房子。他们是天主教徒，而且非常虔诚。这一点只要我一踏人那间屋子就明白了。
好像对于我来说，在每个房间里都有念珠、十字架、还愿蜡烛、彩色石印的圣母像或者是耶稣受难圆。尽管我在别人家也见过这种表示忠诚的信物，可每次见到它们，我都觉得毛骨耸然。我对这些圣物——如果人们能够那么称呼它们的话——的厌恶仅仅因为它们令我觉得害怕。事实上，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毛骨耸然”这个词，可我的感觉的的确确是那样的。我第一次看见这些“圣物”是在我另外一位小伙伴家里。我记得我当时嘲笑讥讽了半天，我妈妈也把天主教徒看得与酒鬼、罪犯没什么两样。可令人奇怪的是，恰恰是我的妈妈改变了我这种态度。为了让我学会“容忍”，她偶尔也会强迫我去跟我那些天主教朋友们玩儿。
现在呢，尽管我详细地向她描述了我那两个朋友的家庭状况，她一点儿也不表示同情。她一再强调她认为我知道他们家那么多事情对我没好处。为什么？我想知道原因，可是她拒绝直接回答我。当我暗示她允许我从我们家那个总是塞满好东西的餐具柜里拿点儿水果和糖果给他们送去的时侯，她把眉头皱了起来。我觉得她的拒绝是毫无道理的，所以我决定偷偷拿点儿吃的给我的朋友送去。我时不时地从她的手袋里偷点儿零钱，把它们给萨迪和她哥哥送去，我总是表现得像是我妈妈让我这么去做的。
“你妈妈一定是个非常好心的人。”萨迪的妈妈有一天这样说。
我笑了，笑容有些僵硬。
“亨利，你肯定是你妈妈让你把这些礼物给我们送来的吗？”
“当然是。”我说，从来没有笑得这样欢快过。“我们的东西根本用不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给你们带别的东西来。”
“亨利，到这儿来。”萨迪的妈妈说。她坐在一个老式的摇椅里。“亨利，现在，仔细听我说。”她慈爱地拍着我的头，把我拉到她身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孩子，我们都喜欢你。可是，你没必要偷家里的东西来让我们高兴。那是罪过。
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
“那不是偷。”我反驳道。“它们也会被浪费掉。”
“你的心胸很开阔。”她说，“这么小的孩子。却有这么一副开阔的心胸。你等等吧，一直等到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那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地施予别人了。”
第二天，萨迪的哥哥把我拽到一边，求我别因为他母亲不要我的东西而生气。
“她非常喜欢你，亨利。”他说。
“但是你们连吃饭都吃不饱。”我说。
“我们当然会吃得饱。”他说。
“不！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我们该吃多少饭。”
“我很快就会找个工作，”他说。“那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东西吃了。”
“事实上，”他又补充道，“我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工作了。”
“什么工作？”
“我做兼职的殡仪员。”
“那太可怕了。”我说。
“没那么严重，”他回答说。“我又不会去摆弄死尸。”
“你肯定吗？”
“当然肯定。他已经找着人做那种事了。我只是跑跑腿，就这些。”
“那你能挣多少钱？”
“一周三美元。”
我跟他分手后，一直在琢磨着我是不是也能找个工作。也许我能偷偷地找点儿事做。当然。我是想把我挣的钱交给他们。即使是在过去那段时间，一周三美元也买不了什么。我一晚上都没睡着，一直在想这件事。我早就料到我妈妈是不会让我去工作的。不管干什么都得偷偷地干，还得机灵点儿，事先好好考虑一下再说。
和我们家隔了几家住的那家人。他家的儿子另外开了一家咖啡店。也就是说，他已经有了几个常客。星期六，他一般就是自己把东西送过去。他要走的路挺长，我也没什么把握一个人能干得了，可是我决定去找他，让他给我个机会。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他很高兴我来接管这份工作。他几次都差点儿把那小店关掉了。
第二个星期六，我扛着两个塞满了咖啡小包的大包裹出发了。我将领到五十美分的工资，还有了一项新工作。如果我可以收回一些欠款的话，就可以拿奖金。我拿了一个系带儿的亚麻布背包，这样我就可以把收回来的钱放在里面。
在教会我如何接近欠债人之后。他特别警告我说要当心某些地区的狗。我把这些地方在路线图上用红铅笔标出来。路线图上什么都画得明明白白的——小河、排水渠、高架桥、水库、篱笆墙和政府建筑，等等。
第一个星期六我干得非常好。我把钱放到桌上的时候，我的老板只是骨碌碌地转着眼珠。他马上主动把我的工资提到七十五美分。我给他联系了五个新顾客，还收上来三分之一的旧债。他抱了抱我，好像他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
（）
“你保证你不会告诉我家里人我给你干活，；好吗？”我求他。
“当然不会。”他说。
“不，你发誓！以你的名誉发誓！”
他奇怪地看着我，然后，他慢慢地重复着——“我以我的名誉发誓。”
第二天早晨，星期天，我在我朋友的家门外等着他们出门去教堂。没费什么劲儿，我就说眼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去。其实，他们也很高兴。
当我们离开圣弗兰西斯教堂——一个可怕的做礼拜的地方的时候，我向他们解释了我做过的事情。我一张一张地把钱拿出来，几乎有三美元呢，然后把它们递给萨迪的哥哥。可令我大为吃惊的是，他拒绝接受这笔钱。
“可是，我是为你们着想才去干那份工作的。”我劝他说。
“我知道，亨利，可我妈妈是不允许你这么做的。”
“你不用告诉她钱是我给的。告诉她你涨工资了。”
“她不会相信的。”他说。
“那就说你在街上捡的。瞧，我还找到了一个旧钱包。把钱放在钱包里，就说你是在教堂外面的小窄巷子里捡的。这样她就会相信你了。”
他还是不愿意收下那点儿钱。
我也无计可施了。如果他不要那钱的话，我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我留下话让他再好好想想。
还是萨迪帮了我的忙。她与她母亲更亲近一些，知道怎么做才能更有效。不管怎么样，她想她妈妈应该知道我是为他们好——也是为了表达她的感激。
那周快过完的时候，我们一起谈了谈，就萨迪和我。她一天下午站在学校门口等我。
“事情解决了，亨利，”她说，上气不接下气地，“我妈妈同意把钱收下了，但只是暂时的。等我哥哥找到一份专职工作，我们会把钱还给你的。”
我说我不想让他们还我钱，可是如果她妈妈坚持要这样做的话，我也只好屈服了。我把裹在包肉纸里的钱交给她。
“妈妈说圣母玛丽亚会保佑你并赐福于你的。”萨迪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另外，圣母玛丽亚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才不信那种废话呢。
“你真的相信……圣母玛丽亚那类东西吗？”我问。
萨迪看起来很震惊——也许是悲伤。她悲哀地点了点头。
“只是，什么是圣母玛丽亚？”我问。
“你和我一样清楚。”她回答说。
“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她圣母呢？”
萨迪想了一会儿，然后非常天真地回答我说：
“因为她是上帝的母亲。”
“那么，究竟什么是圣母呢？”
“只有一个圣母，”萨迪回答说，“那就是神圣的圣母玛丽亚。”“
“这不是回答。”我反驳说，早我问你——什么是圣母？“
“就是神圣的母亲，”萨迪说，自己也不太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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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上帝不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吗？”我问。
“当然。”
“那么，他就没有母亲。上帝不需要母亲。”
“那是亵渎神明的。”萨迪几乎是在尖叫。“你必须去向神父忏悔。”
“我根本不相信什么神父。”
“亨利，别那么说！上帝会惩罚你的。”
“为什么？”
“就为这个。”
“好吧，”我说，“你去问神父！你是天主教徒。我不是。”
“你不该那么说话。”萨迪极度反感地说。“你还没长到问这种问题的岁数呢。
我们就不问这种问题。我相信，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
“我倒很愿意相信，”我还＊道，“如果他回答我的问题的话”
“那是不对的。”萨迪说，“首先你得相信他，然后，你必须祈祷。求上帝原谅你的罪过……”
“罪过？我没什么罪过。”
“亨利，亨利，别那么说。那样是邪恶的。每个人都有罪。这就是神父所从事的事业。这就是我们向神圣的玛丽亚祈祷的原因。”
“我不向任何人祈祷。”我挑战似的说，对她糊里糊涂的谈话有点儿不耐烦。
“那是因为你是新教徒。”
“我不是新教徒。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也不信！”
“你最好收回你所说的话。”萨迪说，她彻底惊慌起来。“上帝会因为你说了那些话让你去死的。”
她显然被我这种言论吓坏了，以至于她的恐惧把我都给传染了。
“我的意思是，”我说，努力想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我们并不像你们那样祈祷。我们只在教堂里祈祷——当教士祈祷的时候。”
“你临睡前不祈祷吗？”
“不。”我回答。“我不祈祷。我猜我对祈祷知道得不多。”
“那么，我们会教你的。”萨迪说。“你必须每天祈祷，至少每天三次，否则你就会在地狱里受尽煎熬。”
说完这些话，我们就分手了。我向她很严肃地保证我会尽力去祈祷，至少每天临睡前做一次。我走开的时候，我突然问我自己我要祈祷什么。我几乎想要跑回去问她。“罪过！”这个词已经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什么是罪过？我不停地问自己，我曾经做过什么有罪的事情？我极少撒谎，除了对我妈妈。我从不偷东西，除了偷我妈妈的东西。我要忏悔什么呢？我从来没想过向我妈妈撒谎或者从妈妈那儿偷东西也是犯罪。我只好这样做，因为她什么也不知道。一旦她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她就会理解我的行为了。
我就是这么估计当时的情况的。
仔细考虑了与萨迪的谈话，又回想起笼罩在他们家人身上的那种阴郁，我开始觉得也许我妈妈不相信天主教徒是对的。我们在家里从不做祈祷，可我们家的日子过得也挺好。在我们家没人会提及上帝，而上帝也没惩罚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最后得出结论，天主教徒生性是迷信的，就像那些没开化的原始人一样。无知的偶像崇拜者。谨小慎微得连替自己想一想都不敢。我决定再也不凑这个热闹了，他们那个教堂简直像个土牢！突然——只是偶一闪念——我认识到如果萨迪一家人不那么过多地考虑上帝的话，他们也许不会那么穷，东西都到了教堂，到了神父手里，那就是那些总是在要钱的人们。我从来不愿意看见神父。对于我来说，他们太圆滑，太假惺惺的了。哼，让他们滚蛋吧！带上他们的蜡烛，他们的念珠，他们的十字架——还有他们的圣母玛丽亚！一起都滚吧！
最后，我终于和那个神秘的人——艾伦·克罗姆韦尔面对面坐在一起了。我又递给他一杯酒，拍了他的背一下，我们在一起呆了很长时间了，就在我自己家里。
是莫娜安排这次会面的——与克伦斯基合谋。克伦斯基也在喝酒，他一边大声嚷着一边做着手势。他那身材纤巧的妻子也是如此，她假装成我的太太到这儿来应付场面的。我不再是亨利·米勒了。我今天晚上摇身一变，成了哈里·马克思医生。
只有莫娜没来，她应该晚点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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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与克罗姆韦尔见面握手那一刻起，事情的发展就出人意料。说到他，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个英俊的家伙。不但英俊（从南方人的标准来说），还像个孩子似的，嘴很甜，也很容易相信别人。我不是说他傻，他一点儿也不傻，而且还是个靠得住的人。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很聪明；不那么咄咄逼人，却很有能力。他这人心肠很好，也挺开朗的，对人好极了。
跟他搞搞恶作剧，骗骗他好像不太光彩。我看得出来主意是克伦斯基出的，不是莫娜，她对于我们长时间地忽视克伦斯基觉得很内疚，所以，她大概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感觉都不错。我们的把戏玩得很成功。幸运的是克罗姆韦尔已经喝醉了，他本来就不怎么怀疑我们，现在酒进一步使他消除了戒心。他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克伦斯基是个犹太人，尽管明摆着克伦斯基对一个孩子也会机关算尽的。
克罗姆韦尔把他当作了俄罗斯人。对我这个叫马克思的人，他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克伦斯基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假说我是个犹太人）。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我是犹太人——并没给克罗姆韦尔留下什么印象。就好像我们也告诉过他我是个印第安人或爱斯基摩人。他很好奇，想知道我是怎样谋生的，于是我依照预先制定的计划，告诉克罗姆韦尔我是个医生，和克伦斯基医生一同开了个诊所。他看了看我的手，很严肃地点了点头。
对于我来说，在那个度日如年的夜晚，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要记住克伦斯基的太太是我的太太了。当然，这是克伦斯基那个机灵的脑瓜里冒出的又一妙招。他认为，这样可以转移对方对我的疑心，每次我看她一眼，就觉得仿佛是狠狠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