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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都是乡亲们眼中的乖孩子，小偷小摸的事从来与我无关，这也是家教太严的缘故。但是，在义乌，我居然干起了小偷小摸之事，真是匪夷所思。虽然这算不了什么罪行，但又确实是被人所唾弃的行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要用行动来洗刷这次耻辱。（我完全可以省掉这节不写，把这些秘密永远地尘封在我的心里。但是，为了表明我当时的困境，也为了让大家更能明白我以后创业的动力与非凡的忍受力，我还是坚持写了出来，这更能讲得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如果省去这些劣迹，就不能让你们充分地去理解与感受我后面的爆发力。）
我把偷到的伞藏在我藏行李的那个破院里，用砖块掩得实实的，然后才开心地躺在一堆工地木板上睡去。夏天的蚊子特别多，我一晚上都要被叮醒十几回。二〇〇〇九年，义乌全市发动灭蝇、灭蚊活动，据说是为了防治一种什么病。我想，要是那时有这种病，我十有八九会染上，因为我接触的蚊蝇太多了。
早上醒来后，我感觉又很饿了，但我没打算去那家民工快餐店，因为那碗饭是我中午的午餐，不能轻易去动。我忍着饿寻思着这五十把雨伞如何脱手换成人民币：一是拿到市场或店里去转给店主；二是卖给快餐店老板娘；三是去昨天挨打的地方找那两个家伙转手。
思前想后，我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因为一的风险太大，二又没有把握，三没什么风险，最多得不到什么钱。钱的多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现在急需的是两元钱打电话回家。当然能有个几十元是最好的了，这样我可以住上旅馆，洗个澡、刷个牙什么的。
在去找他们前，我也想了很多，我知道钱对我的重要性。我不能不想，不能不考虑每个细节上的事，想得周全才能如愿以偿。
我在路边捡了个破蛇皮袋，装了五把伞打算先投石问路。如果真不测被他们扣了，我还有四十五把，大头在后面，还是有希望的。
我去的时候大概十点钟了，那几个家伙还在睡觉。这是正常的，他们都是夜间工作者。我敲了一个房间的门，出来一男一女，另外一个房间中也走出来了一男一女，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我，实在不明白我怎么又来了。我拉了拉曾经给我烟抽的那家伙的手，轻声说：“师傅，能不能一边去说个话，我有生意同你们做。”
“什么狗屁大事还不能在这儿说呀？老子还要睡觉呢。”那家伙伸了个懒腰，接着又打了个哈欠说。
“不是，这里人多，说话不太方便。”我小声解释说。
“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就在这儿说！”高个长发的家伙吼道。
没办法，我只能当着众人的面从蛇皮袋中取出了一把雨伞，然后说：“我有一批伞想找买家，但我不知道怎么找，于是我想到了你们。我觉得你们见多识广，人多面熟，这点儿小事肯定能行。”
“一批？有多少？”一个家伙问。
“具体我没数过，反正不少。”我故意这么说，目的有二：一是告诉他们这不是太小的生意；二是慢慢套他们。这样他们会为了下批以及下下批货，不至于不给我钱。
那两女的听说是这档子事，没兴趣听下去了，都打着哈欠回房继续睡觉去了。
下面为了叙事的方便，我给那俩家伙取个名字：看守我洗衣服的个矮些就叫小矮吧，另外一个就叫大高。从始至终我也不曾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我生命长河中匆匆而过的一对过客而已。
“你想卖多少钱一把？”大高问我。
“八九块一把就差不多了。”我说。
“八九块一把？你抢钱呀？我看就值五六块一把。”小矮说。
“胡扯个毛啊，五六块你给呀？这种伞顶多三块一把。”大高盯着小矮的脸说。
三块一把，说实话，这种价位是很低，但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我就是送货上门来让他们宰的，得乐意被他们宰，如果他们不狠狠地宰我，反倒不正常了不是？
“三块五，大哥，给兄弟我一碗饭吃吃。”我故意说。
“就三块！不行你走人，我们睡觉，懒得烦这小生意。”大高说得很假，但这假话说得很正常。
“三块就三块，但要现金。”我装做心一狠，咬咬牙说。
“当然现金了，哪个像你厚脸皮。”小矮又摆着厚厚的谱子说。
大高狠狠地瞪了小矮一眼，似乎说，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看你这穷酸样也是等钱用的主，那就给你现钱好了。”大高藐视着我说。
多年后，回忆起大高藐视我的眼神一点都不生气，我感觉非常滑稽。我时常想起这眼神，偷偷地笑出声来。
所谓的有钱与贫穷、成功与平庸，都是相对而言，那天的大高完全有资格以那样的眼神来藐视我，因为从“资产”上而言，他比我成功得多。人的眼神总会在无意间给他人留下某种藐视的信号，理解了这种信号就是动力，不理解的就会当做侮辱。在经商的路上，我一次次遇到过这种眼神，好在我都把它看成了一种动力，驱使我一次次地埋头向前，即使前面是坑，我也埋头跳下去了，因为只有跳下去后，才会切身感受到坑的深度与那种痛楚感。
“那你们要多少把？我现在就去取来。”我问。
“先来个三十把好了。”大高说。
“三十把太少了，要不先来个五十把吧？”我庆幸他们说的数字没突破五十。
“那就五十把吧。”大高说。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里有五把伞，大哥，你给个十五元钱，我好坐个摩的去取另外四十五把过来，路有点儿远。”我说。
“他妈的，你真穷！怎么混的？！”大高边数落我，边从口袋中摸出十五元给我。
我放下伞，接了钱快步溜烟下了楼。
那一刻我心花怒放，那一刻晴空万里！
我终于有钱打电话回家了！我对自己说，不要高兴，沉住气，还有钱进账。我把钱藏在鞋垫下，这样才安稳。我往最坏的想，即使他们等会儿不给我钱，我也有十五元了，完全可以打个电话、吃碗牛肉面了。
我当然没有坐摩的，只是小跑了十分钟就到我藏伞的破院了，边跑我还不忘边在路边捡了几个蛇皮袋。
取了伞，我火速往回赶。
我对自己说，要快，不能不快，否则他们要是反悔我就白费劲了。古人说夜长梦多是很有道理的，我相信古人的学问。
接下来的交易很顺利，我得到了一百五十元。这笔钱对当天的我来说简直是巨额财产。让我更加欣慰的是，那两家伙并没有扣下我欠小姐的盒饭钱。可能他们是着了我的套，想要下批伞；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自己赚大了，无所谓这五十元了；还有可能就是我洗衣服抵消掉了。反正我是被宰得很舒心、很舒服、很心花怒放！我还不忘记讨了他们的BP机号，不要小看这传呼号，作用会很大。
第4章 亲人在家拮据度日，我在外贫困挣扎
虽然现在有一百五十元了，但我还是不舍得坐摩的，我走着回到那个破院子取了我的行李（一个旅行包），按计划好的步骤行事：第一件事：找个便宜旅馆住下，先洗个澡。
第二件事：解决肚子饥荒。快餐店那两碗没吃的白米饭就当是送给胖老板娘了，不会再去吃了。我得找家拉面馆，吃碗牛肉拉面。这些天来，我肚子里太缺少油水了。我还年轻，才二十六岁，不能把身体搞垮了，身体可是本钱。
第三件事要等到晚上才能办。我知道老婆现在上班去了，不会在家，我必须等到晚上才能给她打电话。老婆在燃料公司上班，企业也很不景气，勉强发出工资，我理解老婆一个人上班、带孩子的辛苦。
我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吹着电风扇，感觉就像在天堂。
我舒服地享受着天堂的时光，在享受中睡去……
我睡得太沉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我有些头疼，可能是中暑了，我想问题不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买药吃。虽然我现在有钱了，但这钱得省着花，再也不能过流浪狗的日子了，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我起床下楼，走到院子的水池边冲了个头，感觉头疼稍稍缓解了些。我抬头看看天，太阳依旧斜挂在天边，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我耐心地等待天黑，等待听到老婆孩子的声音。我太想他们了，我的亲人们！
亲人们在家中拮据度日！
我在外边贫困挣扎！
我从来没有这么迫切地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从来没有！
难捱的两小时！
八点一过，我走出旅馆的大门，在街上找到一家小超市。小超市里有几部公用电话，生意很好，挤满了往家打电话的民工。我候了十几分钟才抢到一部电话，赶紧拨了起来。
嘟、嘟、嘟……几声过后，我听到电话那头“喂”了一声，我立马说：“你好，我是你对门的（我家里还没安装电话，打电话都是打到邻居家），麻烦你叫我老婆金子接个电话好吗？”电话那头让我稍等。我居然有些激动起来，可能是这电话费来得太不容易了。
“谁呀？”过了一会儿，传来我老婆金子的声音。
“是我呀。”我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激动。
“你在外面还好吧？半个多月了也没来个电话，我都急死了，以为你出了什么事！”金子急切切地说。
“没事，我好着呢。厂里忙，天天晚上加班，我抽不出时间出来给你打电话。”我撒谎说。我不可能将我已经被老板开除的事儿说出来，那样的话老婆更着急了。
“哦，你发工资了没有？女儿生病了，家里钱不多了，不敢乱花，只买了些药回来给她吃。你要是发工资了，就先寄些回来吧。”
老婆的话像根刺一样扎入我的耳膜，虽然我很清楚家里的情况，但还是很难受。
“发了，今天发的，我明天就给你汇些过去。”我又撒了个谎。我不想让老婆失望。
“明天你不上班吗？”
“上的，我中午会请假出来给你汇钱。如果请不到假，我就后天给你汇。”
我努力地为自己多争取一天的时间，虽然我知道，这一天对我而言没什么作用，我没有工资可领，但我必须忍着难受鼓励老婆，“我没事的，很好。你和女儿在家要舍得吃，不要不舍得，我会寄钱回去的，你放心。”
“嗯，你也要保重身体，天太热，晚上睡觉不要贪凉。电话费很贵的，就这样吧，你抽空再打过来。”
“那我挂了？”
“挂吧。”
“我真挂了？”
“嗯。”
挂了电话，我突然变得精神恍惚起来，满脑子雾水。我木木地朝门外走。超市老板追出来，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你还没给钱呢！”我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
回到小旅馆，我没有出去吃晚饭，一是我没胃口，二是我感觉到了每一分钱的珍贵！我满脑子都是我两岁大的女儿可爱的脸，和她生病时痛苦的眼神。
想完女儿，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钱。我答应给老婆寄钱的，不能不寄啊。可我口袋中只有一百三十六元。我感到胸口一阵阵闷得慌，喘不过气来。我摸出无过滤嘴的平头香烟抽了起来，一根接一根，仿佛抽的不是烟，是罪孽。
我现在能搞钱的事情就是偷伞，但我已经偷过一次了，这种耻辱的事，做过一次，对我来说，就已经超越底线了。难道我还要再干一次？况且，再去危险性很大。我恨我自己，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心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带着一份不安，我在内心苦苦挣扎。
我从口袋中摸出一枚硬币，扔到空中……
是正面！
老天爷为我做出了选择，我必须去冒这个险。老天爷也不想我让老婆失望。老婆是家的希望，有老婆才有家，老婆失望，家也就没希望了。我流下了两行热泪，内心一阵一阵颤栗。
为了家，为了女儿，为了希望，我一定要去冒这个险！！！
我还是选择夜里两点多钟出发，冥冥之中仿佛真有老天爷相助，一切顺利得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一百把伞真实地摆在了小旅馆的床上，摆在了我的面前，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像春天的颜色，一种生机色。
有了这一百把伞，明天我就可以给家里寄钱了。钱的数目我都想好了，就寄四百元。这些伞可以卖三百，我身上还可以挤一百出来，这样合在一起就有四百了。我老婆知道我一个月有五百多的工资，寄四百刚好让她满意。老婆过得不容易，老婆的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去超市打了个传呼给小矮与大高。这次我显得比上次慎重很多，不光是伞多了，而且是第二次所为。人们常说夜路走多了难免碰上鬼，我当然得谨慎。我打传呼是要弄清楚两件事：一是那五十把伞他们脱手了没有；二是那两个家伙是否安全。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电话回过来了，大高问是哪位。我说是昨天卖伞的那位，大高就跳了起来朝我嚷嚷：“你这孙子死了呀？昨天走后也不打我传呼联系联系！我有个朋友要买下你所有的伞，老子又联系不上你，急死老子了！”
我一听很兴奋，赶紧说：“那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你在家吧？”
大高也很兴奋：“快点儿，老子等你！”
这次我没省钱，带上伞直接叫了辆摩的，直奔大高他们那个小院子。一路上我只祈祷上苍不要跟我开玩笑，让我顺利地越过这个坎，让我的家挺过这个艰难的日子。我不喜欢“前途未卜”这个词，太不仁义，太不厚道。我想，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我们都应当想象一个美好的明天，有阳光，有黄瓜、白菜，也有BP机和家人。我们过日子，紧点儿没关系，不放弃就OK；我们努力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尽力就好。我们不需要“前途未卜”这个生硬的词来误导我们的生活。
大高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带了多少伞过来。我撒谎说带不动，只带了一百把。大高说行，一百就一百，明天再多送些过去也行。大高给钱很爽快，三百块一分不少全付清。大高付钱的爽快劲儿，让我轻易地看出他赚得不少，否则就他们这些人能这么爽快不欠账，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有就是，大高还指望我剩下的那批伞让他发点儿小财，岂不知我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收了钱，我一阵快跑回到小旅馆，拿了行李赶紧出门。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我很清楚自己必须离开这里，离开廿三里镇，离开这个屈辱的现场。我和伞厂两清了，我和大高两清了，我和这个地方两清了。我的前途还有光明，我的家庭充满希望，我不能因这破事儿透支我的一辈子。
我坐上中巴车直接往西，到了义乌佛堂镇。这里是义乌的西边，而廿三里镇是义乌的东边，一东一西，够远了。
下了车，我满大街打听邮局，我必须将四百元寄出，寄出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四百元钱放在口袋里太沉了，沉甸甸地让人恐慌。把钱递给邮局工作人员的那一瞬间，我轻松了，我把这种恐慌与负疚转化成了幸福与希望，转化成了家的温暖。
走出邮局摸摸口袋，我知道里面还装着三十二元钱。我要靠这三十二元在义乌生存下去，给家里寄钱。我相信我能做到！
我要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
现在是七月底，离过年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按五百五十元的工资算，我可以节约四百五十元，这样就是二千七。先寄一千元回家，剩下的自己过年回去时再带回去。
我盘算了一番，感觉就是这个账了。
第5章 我没忘，我是来义乌挣钱的
以前，我喜欢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现在，我喜欢张雨生的《大海》。
以前买六十元一台的录音机放磁带听，现在在电脑上用酷狗听。
我的未来不会是梦一场，这是一个草根男儿的信念。我纠结的贫困过去已在大海的潮起潮落中远去。没有太多的人会在意我的过去和未来，他们只看我的现在，但我自己不能忘记过去的一幕一幕，哪怕是猥琐的、丢人现眼的，它们都时常揪着我的心。
张雨生走了，而我活着，活在过去与现在。我现在要再一次回到过去，回到一九九八年时义乌的佛堂镇，我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家工厂做杂工。所谓的杂工就是搬运工，将材料、半成品、成品在几个车间与仓库间来回搬运。工资一般，每月五百六十元，但这达到了我的要求——五百五十元的月工资。
总算是安顿下来了，我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好好利用我口袋中的三十二元钱度过两个月了。那时的义乌工厂都心照不宣地定了一个规矩：进厂押一个月工资。也就是说，我要等干满两个月后才能拿到工资。好在吃饭可以先领饭菜票然后在工资中扣。我后来注意到，不光是我，很多刚进厂的民工，身上都没有多少钱的，有的身无分文，全靠在同一个厂的老乡支持。而我孤身一人，没有老乡，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每用一元钱前都要细细算一下，这一元钱能不能不用或是少用，能省我都尽量省。但这样省还是不行，因为我每两天还得买包一元的香烟。
前面说过，我这辈子对烟的依赖性太大了，无可奈何。想来想去，我这些钱支持不了两个月，后来我就帮别人洗衣服，五毛钱一件；帮别人跑腿买香烟，五毛钱一次；帮别人去食堂打饭打水，也是五毛钱一次……只要能来钱，我啥都能替别人干。我一次次地收起尊严委屈自己，我要活得好好的，努力地寄钱回家，这比什么都重要。家才是我的全部。
那时我想，只要我离开了这个厂，离开了义乌，你们谁都不认识我。在这里，尊严远远不如人民币重要，二者我只能选其一，因为我是来义乌挣钱的，不是来争取人权的。
这个厂子里的人不算多，大概七八十号人，主要以河南人和四川人为多。各地来的人以“同乡”为群体，经常性与其他群体发生摩擦，动不动就出手打架。
现在有个词叫“低调”，那时的我不是低调，是根本不可能高调得起来。我的家乡就我一人在这家厂子里，我属于“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无依无靠那类。我遇事只能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就装。我只想平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