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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好心的司机仅仅是和我们路遇，可是孩子们差不多相信他是特意来接他们的。这样想很愉快呀！
迁居
在孩子们来到莫斯科两年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领到一间较宽敞舒适的房间，地址是亚历山大路七号。
现在认不出亚历山大路了：两旁建起了新的高大的楼房，便道和马路全是用柏油铺得很光很平的。过去在这里只能找到十几所纯粹乡村式的房子，房子后边是田垄，菜园子，再远是一大片荒地。
我们的小楼四面无靠，孤零零地立着，在工作完了回家的时候，我一下电车就远远地看见它了。我们住在第二层楼上。新房间比我们的旧住所好得多了：它比从前的屋子温暖，光亮，也更宽敞。
新居使孩子们很高兴。
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迁移使他们特别愉快。他们耗费了很多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卓娅仔细地收拾起书、本子和由画刊上剪下的画。舒拉也用心地收拾和包裹了他的东西：玻璃片、石子、钩子、铁片、弯钉子和很多我猜不透是做什么用的东西。
在新房间里我们拨给了孩子们一个屋角，在那里放了一张小桌子，在墙上挂起一块格板，预备给他们放书和本子。
舒拉一看见桌子，马上就喊道：
“左面是我的！”
“右面是我的。”卓娅乐意地同意了，因此，像过去很多次一样，争端自然就消失了。
我们的生活和从前一样：我们一天一天地工作着，学习着。在星期日我们就去“发现”莫斯科的新的角落：我们或到猎禽场，或到莫斯科河对岸，或乘二路电车沿花园路绕一圈，或到无愁园散步。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熟悉新莫斯科和老莫斯科，并且能给我们讲很多关于莫斯科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通过库兹聂次桥，舒拉就问：“桥在哪里哪？”
随着我们就听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故事，说在许多年以前，这里确实有座桥，说聂格林卡河怎样到地下去了。
我们就这样知道莫斯科的许多“墙”，“门”，食堂胡同，台布胡同，榴弹胡同，甲胄街，狗场等等的来历了。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解释了为什么普列斯尼亚（莫斯科市地名）叫红色的，为什么有巷垒街和起义广场……他一页接着一页地给孩子们讲解我们美妙的首都的历史，孩子学习了如何理解和爱它的过去和现在。
悲痛
有一次，在２月底，我们买了马戏园的入场票。我们并不常带孩子们到电影院或马戏园去，所以每去一次在孩子们看来真像过节一样。
孩子们急不可待地盼着星期日，但是怎样也无法让它快些到来：他们幻想着看见会算到１０个数的狗，看见披着灿烂的银甲的细腿扬头的快马怎样绕圈子跑，看见驯服了的海豹怎样由这一木桶上跳到另一木桶上，用鼻子承接驯兽员投给它的皮球……整整一星期的谈话都是关于马戏园的。但在星期六由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已经在家中，并且躺在床上。我很惊讶。
“你为什么这么早？为什么躺着？”我惊恐地问他。
“你不要担忧，一会儿就好。也不过就是觉得不舒服……”
我不能说这已经使我放心了：我看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脸色十分苍白，并且马上就憔悴了，好像他已经害了很长时间的重病。卓娅和舒拉坐在床边，惊恐地看着父亲。
“你们只好自己到马戏园子去啦！”他勉强微笑地说。
“没有你，我们不去！
”卓娅坚决地回答说。
“我们不去！”舒拉响应了。
在第二天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病状更严重了。肋下剧烈疼痛和发高烧。他一向是善于抑制自己的，他并没诉说痛苦，也没呻吟，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需要请大夫去，可是只留丈夫一人在家我不放心。我去叩打邻家的门，没人答应，一定是到外边蹓跶去了：那天是星期日呀。我回来了，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卓娅忽然说：“我请大夫去。”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反对，她就已经穿上大衣，戴上帽子。
“不行……太远……”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勉强地说出这几个字来。
“不，我去，我去……我知道他住在哪里！让我去吧！”卓娅没等回答就差不多已经跑下楼梯去了。
“让她去吧！她是伶俐的孩子，能……找到……”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小声地说完就转向墙壁去了，为的是不让人看见他的由于痛楚而变成灰色的脸。
一小时以后卓娅同着大夫回来了。他诊视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之后，简短地说道：“肠扭转，马上到医院去，需要动手术。”他留下了陪伴病人，我跑去找汽车，半小时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已经被运走了。在由楼梯往下抬他的时候，他开始了呻吟，可是当他看见了孩子们睁大了的惊恐的眼睛，就马上沉默了。
……手术经过顺利，可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并没觉得轻快。每次我走到病房里的时候，最使我害怕的是他的冷淡的面孔：我见惯了丈夫的喜欢与人谈笑的轻松愉快的个性，可是现在他默默无语地躺着，仅仅有时候抬起他的枯瘦无力的手，默默地放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握我的手指头。
３月５日我照例地看望他去了。
在前厅里，一个相识的卫生员异乎寻常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说：“您等一会儿，护士马上出来。也可能是大夫。”
“我是来看病人阿那托利的，”我以为他没有认出我来，就提醒他说，“曾许可我随时来看的。”
“一会儿，一会儿护士就来，您等一会儿。”他重复说。
一分钟后护士匆忙地走出来了。
“您请坐一会儿吧。”
她躲避着我的视线说。
我马上就明白了。
“他，……死啦？”我说出了这样不可能的、令人难信的话。
护士默默地点了点头。
aaa……一个亲人，即使他罹病很久并且预先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如果失去了，也是痛苦、难过的。至于像这样突如其来的、无情的死，我觉得是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从幼年就向来没害过病的人，一星期以前还饶有精力，活泼、高兴，现在他竟不像他自己了，成了叫不应的，冷淡的，躺在棺材里的人了。
孩子们一步也不离开我：卓娅握着一只手，舒拉握着另一只手。
“妈妈，你别哭！妈妈，你别哭！”卓娅用发红了的无泪的眼睛看着父亲的僵硬了的脸，重复着说。
……在一个寒冷暗淡的日子里，我们３人一起站在齐米列捷夫公园里等待着我的哥哥和姐姐：他们要来参加殡葬。我们站在一棵像冬季那样枯干的大树下，寒风阵阵地吹着我们，我们感觉我们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了。
我不记得我的亲戚怎样来到的，也不记得我们怎样度过了这冰冷的、惨痛的、难熬过的一天。只是模糊地记着怎样走到墓地，卓娅忽然绝望地大声哭号，后来就是土打在棺材盖上的声音……
没有父亲
由那时候开始，我的生活就骤然变样了。过去我是感觉到也深知道有一个亲近的可爱的人在我身边，我随时可以依靠他的可靠的臂膀。我习惯了这样安心的依赖，而且这种信心也使我觉得温暖，我甚至不能想象还会有另外的样子。可是突然地剩下我一个人了，关心两个孩子的命运和照顾他们的生活的责任，整个地落在我的肩上了。
舒拉究竟还年幼，发生了的可怕事件他还不能十分了解。
他以为父亲只是像过去的离别那样到远方去了，将来还能回来……可是卓娅却像成人一样地体会了我们的悲哀。
她差不多永远不提起父亲。她看见我沉思，她就走近我，看看我的眼睛，小声地说：“我给你读一段书好不好呀？”
或者她请求：“给我讲一点儿什么吧！讲讲你小时候什么样儿……”
或者挨近我坐下，一句话也不说，紧紧地贴着我的两膝。
她曾尽可能地使我忘掉悲哀的感受。
但是有时候我在夜间却听见她哭泣。我走到她身边，摸摸她的头发，小声地问她：
“你是想父亲了吗？”
她一向回答：
“不是，可能是我做梦啦。”
……我们在过去就对卓娅说过：“你是大孩子，看着舒拉，帮助妈妈。”现在这些话充满了新的意义：卓娅确实成了我的助手和朋友。
我开始在另一学校里兼课，所以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更少了。在前一天晚间我就把第二天的中饭做好。卓娅在吃的时候把它热一下，照顾舒拉吃饭。另外她还打扫房间，以后，她稍稍长大一些就自己生火炉了。
“嗳哟，卓娅能把咱们的房子点着啦！”有时候邻人这样说，“她还是小孩儿呀！”
可是我知道：卓娅比某些成人还可靠。什么事她都是及时地做，向来不遗忘什么。虽然是最枯燥无味的和不重要的工作，她也不敷衍了事地做。我知道：卓娅不会把没熄灭的火柴扔到地下，她会在适当时间盖好炉盖，如果火炭由炉子里蹦出来，她马上就会注意到它。
有一次我回到家来天很晚了，头疼，并且疲倦得没有力量做饭了。我就想：明天我再做饭吧。早些起床就是了……我的头刚落在枕头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不仅不比平日早，而且更晚：为了不迟到，过半小时得由家里动身。
我十分懊丧地说：“这可糟啦！我怎么睡过了呀！今天你们只好吃干的吧。”
晚上回到家来，刚迈门坎我就问他们：
“怎样，你们都饿坏了吧？”
“我们真正不饿，我们真正是吃饱了！”舒拉胜利地在我眼前跳跃着，喊着说。
“快坐下吃饭吧，妈妈，今天我们吃煎鱼！”卓娅庄重地宣布说。
“鱼？什么鱼呀？”
在炒勺里确实有一条热气腾腾的煎得很香的鱼。由哪儿来的呀？
我的惊讶使孩子们很得意。
舒拉继续跳跃着，喊叫着，卓娅也很满意，终于她对我说明了：
“你知道哇，我们在经过水池子上学去的时候，我们往凿开的冰窟窿里看了看，看见里边有鱼。舒拉打算用手捉，可是鱼很滑。我们在学校里跟女工友要了一个空罐头盒子，把它放在盛胶皮套鞋的口袋里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水池子那里停了一点钟，捉了些鱼……”
“我们本来能多捉些来，有一个叔叔把我们由那里轰走了，他说：‘你们会淹死，或者把手冻掉。’可是我们没有冻掉哇！”舒拉插嘴说。
“我们捉了很多，”卓娅继续说，“回到家里我们把鱼煎了，自己吃了，也给你留下了。很好吃，是不是呀？”
在那一天晚上我和卓娅共同做的饭：她很仔细地削了马铃薯片，淘净了米，并且注意地看着我每样东西往锅里放多少。
……以后，在回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死后最初几个月的时候，我不只一次地认定了，就是在那时候，在卓娅的个性里确定了早熟的严肃性，她的这一特点连不太熟识的人都注意到了。
新学校
我的丈夫死后不久，我就把孩子们转到第二○一小学去了：以前的那个学校离家太远，我有些不放心让孩子们自己到学校去。我本身已经不在那里工作，我改在成人补习学校教课了。
孩子们由第一天起就无条件地爱上了这个新学校，他们简直找不出可以表达他们怎样欢喜的话。也难怪他们！他们过去的校舍是一所不大的木房，很像杨树林的小学。而这个学校却很高大和敞亮，并且挨着它还正在建筑着新的壮丽的门窗高大的三层楼房。
在下学年里他们就要迁到那里去。
细心的卓娅，很快就看出了第二○一小学校长尼柯莱·基里柯夫的才能。
卓娅醉心地说：“妈妈，你看看我们的礼堂将来多么好哇！
图书馆更好！多少书哇！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书：靠着四面的墙全是书架，由地板到顶棚，一点儿空地方也没有……摆得满满的。”她稍微一思索就补充了这一句。（我仿佛又听见了外祖母说话——这是她常说的话）“尼柯莱·基里柯夫校长领我们到建筑楼房的地方去，全给我们看了。他还说：我们学校将来还要开辟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们自己栽种。将来你看得见，妈妈，我们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在全莫斯科你找不到比它更好的！”
新学校里的一切事情也使舒拉非常高兴，可是最合他意的是体育课。他能够不断头地述说他怎样爬上双环秋千，怎样跳过木马，怎样学会了往篮里投球。
新的女教员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尤列娃使他们一见倾心了。这是我由他们每天怎样高兴地往学校去，怎样兴奋、满意地回家来，怎样尽可能一字不差地对我述说女教员对他们说的话，看出来的。女教员所说的，即使是一句琐碎的话，他们也认为是有重大意义的。
有一次我翻阅着卓娅的本子对她说：“我认为你留的空白太多了。”
卓娅急忙热烈地反驳说：“不，不！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叫留这么大，小了不行！”
在一切问题上都是这样：既然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这样说了，那么，就只有这样做才对。我也明白：这样很好，这表明孩子们是敬爱老师，正因为这个，他们才努力学习，并高兴地执行她的任何要求和命令。
卓娅和舒拉一向很关心在他们班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一次，舒拉热情地述说道：“今天伯里卡迟到了，他说：
‘我妈妈病了，我到药房去了！’既然妈妈有病，有什么办法呀。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就对他说：‘到自己的位上坐下吧。’可是，在下课的时候，伯里卡的妈妈正好自己来了，她打算带他由学校直接往什么地方去。我们看她很健康，完全没有病呀。丽基亚·尼柯菜夫娜脸红了，生气了，她对伯里卡说：
‘我最不喜欢人说谎话。我的规矩是这样的：如果自己坦白了，没瞎说，’”这时舒拉觉得他把老师的话述说得不大正确了，就改嘴说：“呃……‘没撒谎，那就减去了一半过失’。”他接着又说，“我问：‘为什么如果坦白了就减去了一半过失呀！’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回答说：‘如果他自己说了，那就是他知道了自己的过失，那就不需要重罚他了。如果他支吾，说假话，那就是什么也没觉悟，将来仍然这样做，那就应该罚他……。’”
如果他们的班在测验时总成绩不好，卓娅回家来就面带愁容，因此晚间我就时常担心地问她：
“你得的是‘不及格’吗？”
“不是，”她愁闷地回答说，“我得的是‘好’，我全做对了，可是玛娘全做错了，尼娜也是这样。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说：‘我很抱歉，我只能给你们打上不及格’……”
有一次我回家比平日早些。孩子们不在家里。我很着急地到他们的学校去了，找到了丽基亚·尼柯莱夫娜，我问她知道不知道卓娅在什么地方。
她回答说：“我想，已经全放学了，可是咱们来看看教室里吧。”
我们来到教室门前，就隔着玻璃往里探望。
卓娅和另外的３个女孩子站在黑板前：两个比卓娅高些，全梳着一样的小辫子，第三个很小，是胖子，卷发。她们全很严肃，卷发的女孩子还半张着嘴。
卓娅小声地庄重地对她说：“你做的是什么呀？如果把铅笔和铅笔加起来，那么得出来的仍是铅笔。可是你把公尺和公斤加起来了，你能得出什么来呀？”
在这时候，在教室的左边后面，一个白色的什么东西一晃。我斜看那里一下：
舒拉坐在最后的凳子上逍遥自在地在放纸鸽子。
我们离开了教室的门。
我请求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过一会儿打发卓娅回家，并且以后禁止她在下课后久留在学校里。
晚间我自己也嘱咐了卓娅下课后马上回家。
我对她说：“你看，我今天特意地早些结束了工作，打算和你们多聚一会儿，可是你们不在家。以后请你不要无益地在学校里耽误着。”
卓娅听了我的话一言未发，可是过后，吃完了晚饭，她忽然说：
“妈妈，难道帮助女孩子们是无益的事吗？”
“怎么是无益的事呀？
帮助同学是很好的事呀。”
“那么为什么你说：‘不要无益地耽误着？’”
我咬着嘴唇，可能是第一百次地考虑着：在和孩子们谈话的时候应该怎样慎重地选择词句呀！
“我只是想和你们聚会聚会，我能早做完工作的时候不是很少么？”
“可是你自己说过呀！
做事第一。”
“对呀！可是让舒拉吃饱了也是你的事呀，他是在学校里挨着饿等待着你呀。”
“不，我没挨饿，”舒拉支持她说，“卓娅带去了很好的早饭。”
第二天早晨临往学校去的时候卓娅问我：
“今天我再和女孩子们一起学习一会儿行吗？”
“就是别耽误太长时间，卓娅。”
“只是半点钟！”她回答说。
我就知道了：这确实是半点钟，一分钟也不会多。
希腊神话
我很想保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我们生活里培养成的一切习惯。在放假日子，我们也跟他在世时候一样，游逛莫斯科。但是这样的游逛对于我们是惨痛的：我们始终回忆着父亲。晚间我们的游戏也玩不好，因为缺少父亲，缺少他的幽默，他的欢笑。
一天晚间我们没事，就在回家的路上，在珠宝商店的门前站一会。光辉灿烂的橱窗令人眼花目眩：各种宝石，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光芒闪烁着，迸射着。这里有项珠、胸针，还有些别的辉煌的装饰品。挨近玻璃在一个大绒枕上一列一列地放着指环，在每一指环上都有一块宝石在放着光，由每一块宝石上像由磨刀轮上或电车弓子上一样，放射着五光十色的，刺眼的火星。
这稀奇的宝石上的光彩使得孩子们留恋不舍。卓娅忽然说：
“爸爸允许了给我讲为什么在指环上永远镶着宝石，可是没给我讲……”她忽然不说了，并且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似乎是请求我原谅她提起了父亲。
“妈妈，你知道为什么在指环上镶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