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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入林子的深处去了。在天完全亮了的时候，我们就宣布休息了，并且互相道贺，因为那天是１１月７日。
在中午我和卓娅来到了通行汽车的大道，把铁蒺藜抛散在道上了。它们是会刺破汽车的胶皮带的。当时我注意了一桩事，以后我更逐渐地确信这个了，这就是：和卓娅在一起不害怕。一切事她都做得很准确，很镇静，并且有信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同志们都高兴和她在一起出去侦察。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家’里（部队里）了。我们报告了执行任务的经过，又在澡堂里洗了澡。我记得，在这些事完了之后，我和卓娅俩第一次开始谈自身的问题。我们坐在床上。卓娅双手抱着两膝。她的头发剪得很短，沐浴后脸也发红了，这时在我看来卓娅完全像一个小女孩子。她忽然问我：
‘我问你，你在参加部队以前干什么啦！’‘当教员啦。’那么说我应该称你做“您”了，并且呼名字和父名啊！’卓娅说。
我应该告诉你，卓娅和所有的女孩子们谈话全用‘你’字，和男孩子们谈话则用‘您’字。他们也全称她为‘您’。可是这次她说得那样好玩，使得我不由得就笑了：一下子就觉出来，卓娅在实际上也还是小女孩子，她刚刚１８岁，她是离开学校的板凳直接到这里来的。
我就问她：‘你怎么想起称呼“您”，称呼名字和父名来啦！我不过比你大３岁呀。’卓娅沉思了一会儿就说：
‘你是青年团员吗？’‘是。’‘那么，我就用“你”字啦。你有父母吗？’‘有。还有姐姐。’她就说：‘我有妈妈和一个弟弟，我１０岁的时候父亲死了，妈妈自己把我们养大了。将来我们完成任务回去，我把全组带到莫斯科去，带到妈妈那里去。你看看她好不好。妈妈也一定很喜欢你们大家。我习惯和你们在一起了，我一定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战争终了。’我们头一次这样倾心地谈话。第二天我们接到了新的任务，小组里的人也更动了，但是女孩子们仍然是旧有的：卓娅，丽达·布雷基娜，蔚拉·沃罗施娜和我，我们全成为朋友了。我们的新队长的名字是鲍里斯，他是很有修养和很镇静的，稍微严厉一点，但是向来不骂人，也不允许别人骂人。
卓娅常爱重复他的话：
‘骂人，自己不能更聪明，也不能使别人更聪明。’我们周身带着盛满汽油的瓶子和手榴弹向敌人后方进发了。这一次我们是战斗着闯过去的，但是谁也没有伤亡。第二天我们领受了真正的战斗洗礼，交叉火力由三方面压制了我们。
蔚拉喊道：‘兄弟们，卧倒！’我们卧倒了，紧贴着地。在枪声沉寂的时候，我们往前爬出去大约８００米，那时候发现缺少了３个同志。
‘请许可我回去看看有没有受伤的。’卓娅对队长说。
‘您带谁去？’鲍里斯问。
‘一个人去。’‘等一会儿，先让德国人安静安静。’‘不，那时候就晚了’。
‘好，去吧。’卓娅匍匐地爬去了。我们左等右等，她总是不回来。过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我渐渐地确信卓娅牺牲了。
不然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她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不回来。但是在破晓时候她回来了。她身上带满了武器，双手染满了血，由于疲倦脸也变成苍白的了。
３个同志牺牲了。卓娅爬近了每一个同志，取了他们的武器。由蔚拉的衣袋里取出了她母亲的照片和写着诗的小日记本子，由柯利亚身上取出了书信。
我们在林子深处用细干枝点起了第一次的营火，因为它不冒烟。火是很小的一堆，差不多可以盛在一个盘子里。我们不敢点起更大的火。我们只烤烤手和温温罐头。这一冬季开始以来还没下过雪，没有地方能取得水，我们渴得非常难受。
我被派出去作初步侦察。我刚伏在矮矮的松树丛里，就来了几个希特勒匪徒。他们紧挨着我停下了，他们说，笑。大约一小时过去了，我的脚完全冻木了，嘴唇也干了。好不容易耐到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毫无收获地返回原地了。卓娅迎接了我。她什么也没问我，只是用自己的围巾缠了我的脖子并把我安置在靠火近的地方。以后她就到什么地方去了，回来的时候手拿着杯子说：
‘我给你留下了一点冰棍儿，现在化了一点儿水，你喝吧。’‘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我说。
‘你喝吧，喝吧。’卓娅说。
以后我们的队伍又向前进发了。我和卓娅担任侦察，走在１００米前头，其他的人们在后边，彼此距离约一米半，鱼贯而行。忽然卓娅停下了，并且举起一只手，发出全组停止前进的信号，原来是在卓娅前边在地下倒着一个牺牲了的红军战士。我们检查了他，他的两腿和鬓角都被子弹穿透了。我们在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件申请书：‘坦克驱逐营中尉罗基昂诺夫具。请追认我为共产党员。’卓娅把这张纸折起来放在自己的棉制服的口袋里了。她的脸很严峻，两眉皱紧，在那会儿我感到她完全不像小姑娘，而是像一个战士，她对敌人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
我们向彼得里斜沃进发了，那里有大批敌人。一路上我们割断了敌人的电线。夜间我们接近彼得里斜沃了，村子的周围全是葱密的林子，我们进入了林子的深处，在那里燃起了真正的营火。队长派出去一个男同志警卫我们，其余的人们都围火坐着。圆圆的、昏黄的月亮升上来了，已经降了几天雪，在我们的周围屹立着雪罩着的高大葱密的罗汉松。
‘这样的松树放在骑兵教练场才好哪！’丽达说。
‘是要有这样的装饰！’卓娅接着说。
以后鲍里斯开始分配最后的口粮，每人分得半块面包干、一块糖和一小块干鱼。男孩子们一下子就都吞下去了，我们不然，我们一点一点咬，为的是尽可能地多尝尝滋味。卓娅看了看她的邻人说：
‘我已经吃饱，不愿再吃了，给你吧。’她把面包干和糖向他递过去。
他最初还拒绝，以后就接受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丽达·布雷基娜说：
‘真愿意活着！’不要忘了这句话的意义！在这句话里含着极大的信心，相信在前头有长久的，美好的生活。
这会儿卓娅开始背诵马雅柯夫斯基的诗。过去我一向没听见过她朗诵诗。这的确是不平凡：夜，雪罩着的森林，营火在燃着，卓娅小声地、清脆地背诵着诗，声调充满了动人的情感：
天空飞着黑云，雨压缩了黄昏。
在破车下躺着工人们。
上下的水都听见了骄傲的耳语：
‘四年后在这里一定有一座花园样的城市！’我也喜欢马雅柯夫斯基，并且很熟悉这首诗，可是在这里却像是第一次听见一样。
手足因潮湿而痉挛，泥水里的舒适不怎么好。
工人们在黑暗里坐着，嚼着泡湿了的面包。
但耳语比饥饿声音更大——
它咒骂着雨点：
‘四年后在这里一定有一座花园样的城市！’我回头看了看，大家全都丝毫不动地坐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卓娅。她的脸又发红了，她的声音逐渐增强起来了：
我知道——
将来会有城市，我知道——
花园里将盛开着花朵，因为苏维埃国家有那样的人。
‘再来一首！’在她朗诵完的时候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于是卓娅就开始连续地朗诵她所能背诵的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她知道很多。我还记得她怀着什么样的情感朗诵了《大声疾呼》叙事诗的片断：
我要像举起布尔什维克的党证一样，举起我的一百部党性的小书。
我们就这样记着了这一夜：营火，卓娅，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您一定很喜欢他吧？’鲍里斯问。
‘很喜欢！’卓娅回答说，‘各样的好诗人很多，可是马雅柯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在侦察清楚了地方情况之后，鲍里斯就开始分配任务。我曾听见鲍里斯和卓娅之间的简短的谈话：
‘您留下值班吧。’鲍里斯说。
‘我请求派我出去执行任务。’‘只是男孩子们出去执行任务。’‘应该平分艰苦啊。我请求您。’‘请求’这两个字她是像‘要求’那样说出的。队长同意了。我侦察去了，卓娅到彼得里斜沃执行任务去了。她在临行的时侯对我说：“咱们换换手枪吧，我的比较好，可是我使用自己的和使你的全一样。她拿去了我的普通七星手枪，把自己的自动七星手枪给我了。这支手枪现在仍在我手里，它是图洛工厂１９３５年出品，号码是１２７１９，在战争终了以前，我决不和它分离。
卓娅完成任务回来是变了样子——只好用这句话形容她。她放火烧了马厩，烧了住房，她相信希特勒匪徒也在那里烧死了。
‘做了真正的事之后，心情完全是另样的！’她说。
‘难道以前你什么事也没做吗？你出去侦察过，割过电线……’‘究竟不同！’卓娅打断了我的话，‘这点儿事太少！’经队长许可后，她又往彼得里斜沃去一次，我们等待了她３天，可是她没回来。其余的事您都知道了。
卓娅对我讲过，说您的一家人是彼此很亲热的，差不多没分离过。所以我深信，我能告诉您的这一点事，对于您一定也是宝贵的。我虽然认识卓娅仅仅一个月，可是她对于我也和对于我们队的其他队员们一样，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光明最纯洁的人物之一。
在您来到彼得里斜沃的时候，我也曾看见您的儿子舒拉，他曾在卓娅的坟前挨着您站着。卓娅对我这样说过：‘我和弟弟俩谁也不像谁，我们的个性完全不同。’可是我看见舒拉之后，就知道他们的个性是相似的。我如同现在还看见他一样，记得他站着，看着卓娅，咬着嘴唇，但是不哭。
我没有安慰您的话，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话，我知道在世界上没有在您的悲伤中能安慰您的话。但是我愿意告诉您：卓娅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不死，也不会死的，她活在我们之间。
她将鼓舞很多人奋起斗争，她的壮烈行为将给很多人照耀道路。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的爱，您的女儿们和儿子们的爱，在我们的全国土地上，将永远围绕着您。
克拉娃。”
###我去彼得里斜沃数日以后，无线电播出了卓娅被追认为“苏联英雄”的消息。
……３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往克里姆林宫去领取卓娅的证书，迎面吹来温暖的春风。我在路上想着：“卓娅不能看见这个了，永远不能看见了。她曾爱过春天，现在没有她了。她不能再走过红场了，永远不能了。”我和舒拉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悲思，我们无论想什么，我们每次向前迈一步，都忘不了这个。
并没需要我久待，很快地就把我领到一间大厅里去了。我并没一下子就看清周围，了解我在什么地方……我忽然看见一个人在桌子后边站起来了。
“加里宁……米海尔·伊凡诺维奇……”我忽然醒悟了。
对，是加里宁迎接我来了。他的面貌是我凭着照片看得很熟的，他在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上我也看见过他不只一次。他的仁慈的微微眯缝了的眼睛，永远是微笑着的，可是现在它是严肃的和悲伤的。他完全是白发苍苍了，并且我觉着他的面容是那么疲倦，他双手握了我的手，小声地、非常亲切地祝我健康和坚强。以后他把证书递给我。
“纪念您的女儿的崇高的功绩！”我听到他说。
……一个月以后，卓娅的遗骸运回莫斯科埋葬在诺伏捷维奇公墓了。在她的坟上竖立了纪念碑，在这黑色的大理石上刻着卓娅曾做为标语、做为座右铭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并用自己的短短的生活和死证明了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致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痛苦，悔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做的斗争了。”
舒拉
我和舒拉两人的苦难日子开始了。我们不再等待了，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在过去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希望和信念的——我们希望团圆，相信我们能再看见和搂抱我们的卓娅。每次走近邮箱的时候，我都抱着希望看看它：它可能给我们传来关于卓娅的消息。现在我们由它前边走过去连看也不看它了，我们知道，在那里没有寄给我们的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可能给我们带来欢喜的东西。
我父亲由杨树林寄来了一封非常悲伤的信，卓娅的死严重地打击了他。他在信里写道：“我不了解，怎能这样？我，老头子，倒活着，可是她没有了……”这几行字里含着多少无法解除的痛楚和悲伤啊！全篇信上都是泪痕，有几个字我始终没有能认出是什么来。
“可怜的老人们……”舒拉读完信小声地说。
舒拉现在是我的依靠，我仗着他活着，他尽可能多抽出时间陪伴我。他在过去像怕火一样怕表示温情，可是现在却对我很温柔了。现在他总是用他从５岁以后再也没用过的“好妈妈”三个字来称呼我，现在他已经注意过去他所忽略的事了。我开始吸烟，他就注意到了：如果我吸烟，那就是距离落泪近了。看见我找纸烟，他就注视着我的脸，走近我说：
“你怎么啦？不要这样，我请求你，我请你不要这样……”
如果夜里我不睡觉，他总能感觉出来。他走近我，坐在床边，默默地抚摸我的手。他走后，我就觉得我是被抛弃了，无依靠了。舒拉成为家长了。
下课后（学校又恢复上课了）他就马上回家，如果没有空袭警报，他就坐下看书，在看书的时候他也不忘掉我。有时候他小声地招呼：
“妈妈！”
“啊，舒拉……”
于是他又继续专心读书。可是隔一会儿又说：
“你没睡吗？你听着……你看，说得多好哇。”他就给我朗读他特别欣赏的那一段。
有一次，他在读克拉姆斯基的书信的时候说：
“你看，这有多么正确：‘美术家的最宝贵的品质是心。’好吧，我这样了解：不仅是要会看见还需要理解和感觉……
唉，妈妈！”他忽然高兴地喊道，“不知道战争完了以后我要怎样学习呀！……”
另一次他问：“你没睡呀？我可以打开无线电吗？好像播放音乐哪。”
我点了点头，室中忽然充满了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中的华尔兹的声音。
在那些日子里，一切一切都是使我们伤心的事，这一桩事也不例外：卓娅最喜欢第五交响乐。我们默默地听着，不敢大声地叹气，我们怕空袭警报打断了音乐，因而不能听完……
在终曲奏完后，舒拉深信地说了：
“你看吧，在胜利那天一定要奏第五交响乐和终曲。你以为怎样？”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着。敌人被由莫斯科打退了，但是他曾顽强地拚命抵抗。他们占据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占据了白俄罗斯，包围了列宁格勒，并且还向斯大林格勒突进。
敌人在所经过的地方把一切都焚烧和毁灭了。他们折磨人，拷打人，绞人，吊人。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残忍凶暴的兽行，和我们在这一次战争中所了解的比较起来就微不足道了。报纸烧得我们的手和心都痛，无线电传出的消息常使人惊得目瞪口呆。
舒拉在收听苏联情报局消息的时候咬牙切齿，以后很长时间还是皱着眉，紧握着拳头在屋里往返走着。他的朋友：细瘦的瓦洛嘉·尤里耶夫（这里在四年级时教过卓娅和舒拉的女教员丽基亚·尼柯莱夫娜的儿子）、尤拉·布娄多、沃洛嘉·奇托夫和另外一个男孩子（这孩子的姓是聂杰里柯，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几个人有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后来他们渐渐地来勤了，可是在我回家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讲话，急忙地都走了。
“为什么我一回来孩子们就走哇？”
“他们不愿意打搅你。”舒拉支吾地回答说。
由全国各处
有一次我由信箱里取报的时候，有几封信落在我的脚上了，我拾起来就打开了最先接触了的一封。在折叠地方有一个稍微磨损了的前线的三角印记，没有邮票。信开始就说：
“亲爱的母亲……”我读完了，就哭了。
这些信是不相识的人，黑海舰队的战士们写的。他们想在我的痛苦中支持我，他们称呼卓娅为妹妹，并立誓为卓娅报仇。
从此邮局每天给我送来信。由什么地方寄来的都有！由各战线，由全国各地向我和舒拉伸出了那么多温暖的友好的手，那么多颗心转向了我们。儿童，成人，在战争中丧失了自己的儿女的母亲，被法西斯杀掉了父母的孩子和现在在战场上战斗着的人们都给我写了信，似乎他们全想分担一部分我们的悲伤。
我和舒拉受的伤太严重了，任何医药也治不好这个伤。但是，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表示这个。每封信里洋溢着的热爱和同情心却温暖了我们，在自己的灾难里我们不是孤单的，多少人想用自己的亲切的话来安慰我们，减轻我们的痛苦。这对于我们真是宝贵，真能使我们得到鼓励！
在我接到第一封信之后不久，有人轻轻地好似胆怯地敲着我们的房门，随着就走进来一位不相识的姑娘，她的身材很高，稍瘦，脸上肤色微黑，头发剪得很短，两只大眼，只是不是灰色的，而是蓝色的。这一切就使我想起卓娅来。她羞涩地站在我前边，手里揉搓着头巾。
她羞怯地，由睫毛下看着我说：“我是由军需工厂来的，我……我们青年团员们……我们全体请求您！请您参加我们的团员大会……并且给我们讲话。我们请求您，请求您！我了解这对您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我们……”
我对她说了，我不能讲话，但是我一定到会。
第二天傍晚我到工厂去了。它设在莫斯科郊区，周围的很多建筑大半遭到了破坏。
向导看出我心中的疑问，就对我简单地解答说：“落下一枚炸弹，着火了。”
我们走进工厂俱乐部的时候，大会已经开始了。首先我看见的是卓娅的像片，她正由主席台后边墙上看着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