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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重新来一次
从30号门，或者31号门
进入可是，我
已经找不到它们
没有重新了，它在记忆里
我在说重新的时刻
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时刻
它的确是一个新的时刻
但不是重新，不是
迷人的现状
朱永良
我喜欢沉湎于有些虚幻的事物
沉思默想：萨福散佚的诗行
孔子没有编辑的古书
几种关于创造世界的说法
另一种二十世纪的历史
还有诗歌未来的诗体
韵脚的法律地位
人们做梦的政治价值
我还喜欢书页的空白处
并模仿一位阿根廷人
喜欢沙子在沙钟里缓缓坠落的形式
喜欢无事可做的上午
坐在安静的沙发上
目光随意地滑过书架上一行行书脊
让上千本书亲切地吞噬我的记忆
鸭嘴兽
吴越铭
没有谁比我更符合四不像这个称呼
我从河边的地洞里钻出来，那么不起眼
那些可爱的小龙虾，美味的壳
貌似我的伪装，我的温热的蛋
她们喜欢惹起争端
默不做声地潜入水里，并且紧闭双眼
积累满颊的食物，这让我满足
甚至用充满敏感神经的唇吻我的爱人
我们之间只隔着柔软的皮革
没有坚硬的角质，不吃鱼类
既可以看清两岸，也可以扫视天空
一圈圈地把波纹抛在后面
我轻轻衔住她的尾巴，在水中缓慢地转圈
坐看云起
■ 王 耕
父亲是一位开国元勋，儿子是著名的气象专家。
这中间有多少传奇？
谭震林，共和国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二月逆流”的急先锋，“文革”后恢复工作，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退居二线后任中顾委副主任。
谭晓光，北京市气象局的计算机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他与别人合作开发的MI CAPS系统，在国内气象界影响巨大，已经成为国内天气预报员的标准工作平台。在气象界，提起他的名字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称得上是一个“得奖专业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父亲就是谭震林。
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充满惊讶——当他们意外得知这一特殊“身世”——那么随和那么专业那么学术的一位科技工作者，他的父亲会是开国元勋？既然这样，他为什么会选择自然科学的道路？为什么没有从政？为什么没有经商？以世俗人生的眼光来看，自然科学无疑是所有的道路中，最冷清的一条。
一位著名的诗人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森林中的两条路，一条热闹，一条幽静；一条熙熙攘攘，一条人迹罕至。诗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谭晓光的选择正是一个人的选择：我愿意挑选那条幽静而人迹罕至的小路。
问谭晓光为什么选择了气象？
他只是说因为喜欢。
中南海那个爱看云的孩子
前一段时间有一本畅销书《红墙里的孩子》，“红墙”指的就是“中南海”。书的作者幼年是在中南海里度过的，他在这本书中详详细细地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每一个细节。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能够住在中南海，能够生活在红墙里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幸运。
谭晓光就是这么一个幸运的孩子，他的家就在中南海。但是和我们印象中的大多数“红墙里的孩子”给人的感觉不同，谭晓光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少年——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童年的谭晓光常常独自一个人，喜欢安静，喜欢抬头看天——那个时候，他不像同龄的男孩子那样淘气，至少不像《红墙里的孩子》一书中的大多数“小主人公”那样，经常成群结队“聚啸山林”。
如果要谭晓光回忆童年的岁月，回忆红墙里的生活，也许占据他回忆的大部分会是少年的天空和天上的浮云？
谭晓光常常拿自己开玩笑说：“我在家里排行第五，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所以我是最舒服的。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是哥哥姐姐拿主意，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不拿主意的习惯。我这个性格不能当官。当领导要管人啊，还要对自己有严格的约束，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我不行。我大姐可以。我也不能经商，我从小就没有做买卖的天分，而且也不喜欢那些东西。所以我这样的人做科研最合适，我坐得住。一个人呆着对我根本不是事儿，好多人都说编程序枯燥、艰苦、磨人，我觉得那有什么啊？不就是电子游戏吗？其乐无穷啊！也有人说接一个科研项目，最头痛遇到难题，那种一时攻不下来的感觉让人心烦意乱，焦虑不安，绞尽脑汁，筋疲力尽，彻夜不眠。反正我从来没有那种糟糕的感觉，遇到暂时拿不下来的难题，我就先干别的去了，干着千着，忽然一下子，有一天，有那么一瞬间，一个念头一闪而过，顿时整个人豁然开朗。那种感觉特别好——嗨，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
谭晓光常常为自己感到庆幸——“我幸亏没有现在当小孩，现在的小孩多苦啊，家长督着，老师盯着，一天到晚全是课本作业分数，一点儿自己的时间都没有。说培养点儿兴趣，学个钢琴什么的，也是家长的兴趣。现在的孩子太苦了，我特同情他们。我对我的孩子可不是这样，我觉得他只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就可以了。”
谭晓光回忆自己的童年，在他的记忆中，父母工作很忙，日理万机，根本没有时间像现在的家长那样，狠抓孩子的教育。如果说父母对他有什么“狠抓”的地方，让他一辈子铭刻在心的就是“不得搞特殊化”。他家住中南海，在和平门外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学，和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念书。
几乎每个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打架”的人生经历，这似乎是“必修课”。但谭晓光经过这一“必修课”得出的经验是——不要跟人家打架，如果不可避免，还不如打输，因为打赢了，人家会说你“仗势欺人”。而仅仅一句“仗势欺人”，就让谭晓光感到不安——他不搞特殊化，但是他的父亲的确是谭震林，这是一个事实。仅仅因为这个事实，他打架从来都只能输不能赢，所以他宁肯不打架，而避免打架的最好方法是“独善其身”。
幸好他爱科学，他从小就喜欢自己琢磨事情，这是一样完全不用“仗势”的兴趣。他喜好无线电，就每天每天地琢磨，组装出了矿石机、再生式收音机，但超外差收音机没搞出来，“因为零件太贵，咱没钱不是？”
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格外爱不释手。谭晓光迷上了听收音机，接着迷上了收音机的“天气预报”。他的心中充满好奇——为什么今天能知道明天的天气？为什么？太神了！那个时候，气象预报员儿乎是谭晓光最崇拜的偶像。
上到小学三年级，学校气象小组招收新成员，领导气象小组的老师叫王守礼，谭晓光特别喜欢听他的自然课。所以，一知道这个消息，谭晓光赶紧就去报名。那个时候，这个喜欢孤独的男孩子和现在的许多小学生一样，对自己会稍微有点不自信。谭晓光当时的学习成绩不是班上最顶尖的，他害怕人家不招收他，为此专门去问了班主任张老师，那是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一位年轻女教师。少年谭晓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毕恭毕敬地去问：“张老师，像我这样的学习成绩，能参加气象小组吗？”张老师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她说：“能啊，当然能，只要你感兴趣。”
一个平凡的老师一句简单的鼓励，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少年是多么重要啊！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少年谭晓光也许根本没有想过，他对气象的最初兴趣，他对一个气象预报员的偶像崇拜，会影响到他的一生。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喜欢抬头看云的孩子，而现在，他则探索着每块云彩的秘密，他和云彩打了大半生的交道，至今依然乐此不疲。他常说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喜欢一样事物，竟然不知不觉地做了几十年，而且兴趣不减当年。有几个人的一辈子是这样单纯而丰富？一年以后，作为北京实验一小的气象小组成员谭晓光同学又得到“深造”的机会，他加人到北京少年科技馆的气象小组，常常出没于北海公园。在那里，他遇到了另一个对他人生有很大影响的人——刘金桂老师。像她的名字一样，刘老师那个时候是一个年轻富有热情的女教师，她热爱气象，也热爱教育。她是少年科技馆气象小组的辅导员，指导建立了108个气象小组，曾获得模范教师称号。很多年后，谭晓光步人气象科技领域，刘金桂老师还曾找到他——请她过去的学生今天的专家，来给她今天的学生讲述变化无常的气象中所蕴涵的种种奥秘。谭晓光欣然前往，他感觉给孩子们讲怎样看云，怎样看天，怎样识别刮风下雨，对于他来说，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享受。因为谭晓光知道，一个人小时候的兴趣，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成长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在他的身边，当年和他一起在少年科技馆跟着刘老师学地面观测的一个同班学生，后来也走上了气象科研的道路，并且成为某一领域的带头人。
少年的谭晓光熟悉飘过中南海的每一片云，他观测它们。他通过自己制作的“土仪器”预测天气，并且认真地搜集所有的资料。他的少年时光，如果没有那场浩劫，应该是一个最纯粹的科学少年的标准生活——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课外时间都用来发展自己的兴趣。对于他来说，天空、变幻莫测的气候、飘忽不定的云，以及四季的更替，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是一个喜欢往天上看的少年，他并没有注意到低气压已经盘旋在自己家的门口，随时有破门而入的可能。
那个时候，他沉迷于自己的世界。家里孩子多，父母工作忙，没有人会打搅他的安静——一个少年的“独乐乐”，他自己的天地。谭晓光会因为一个空罐头瓶而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亲自动手制作自已的气压表——谭晓光气压表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需要一个空罐头瓶，拿热水涮一下，使里面的空气跑出来一部分，再手疾眼快用气球皮一盖，扎上橡皮筋，就是一个空盒气压表，上面弄一根指针，气压低的时候，气球皮的表面就会鼓起来，弄一个标尺，就可以测气压了。以谭晓光那时所掌握的常识，他知道，如果是低气压控制，那么天气就不好，不是刮风就是下雨；如果是高气压控制，那么一般就是好天儿。
在气象小组的时候，谭晓光还学到了制作一种“晴雨花”的方法。用吸收力强的纸做一朵小花，浸入氯化钴试剂：晴天——花就是蓝色的；雨天——花就是红色的。后来因为找不到氯化钴，谭晓光就自己去找扇子骨，泡透之后完全晾干，这就是他的观测仪器。少年谭晓光通过扇子骨的弯曲程度来判断空气中的湿度——干燥的时候弯曲程度大，潮湿的时候弯曲程度小。
小小少年的心中，满是灿烂的阳光。他以为拥有了一个自制的气压表，就拥有了预测天气的小武器；他以为有了晴雨花，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天晴，什么时候下雨。而事实上，风云变幻恰如人生无常。所以，必须执着，必须无怨，必须永不停歇，这既是科学的精神，也是人生的精神。
忘记是谁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童年时光在一生中占的比例永远是短暂的，正因为短暂，所以极其珍贵。年轻的共和国正经历着开国之初的黄金岁月，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的天空将永远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而实际上，彼时彼刻，中南海上空的政治风云已经聚集翻卷，显出异常的征兆。但谭晓光这个爱看天的孩子，却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一家将很快受到这场政治风云的影响，他们将搬出中南海，从此天各一方。
1967年2月，著名的“二月逆流”震惊全国。当年一批有正义感的老干部，对“四人帮”一伙祸国殃民的做法不同意，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民主生活会上，与“四人帮”一伙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作为国家副总理的谭震林，被点名是“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因为是他率先向“四人帮”发难，会上疾言厉色，然后拂袖而去，很快就因此出名。
谭震林受到排挤和不公正对待，谭晓光一家被迫迁出中南海。当年谭晓光十四五岁，事前，竞没有一点预感，没有任何人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就离开了中南海。
作为“黑帮”子女的青春天空
谭震林一家被轰出中南海，住到中直招待所。对许多人来说这也许要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15岁的谭晓光一生对气象极其敏感，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个云图改变，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对自己少年时的这段“暴风骤雨”却懵懵懂懂。甚至于他还有一点小小的“窃喜”，他从来不觉得搬出中南海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他也从来不觉得住在那里面有什么特别好的。
相反，以前住在中南海的时候，他没有可能带同学到家里来玩，一走到大门口，就被站岗的警卫拦住了。现在同学可以自由来往了。以前家里管得严，谭晓光兜里从来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现在搬出来了，中央办公厅给每个孩子每月25元的生活费，当然这个钱都是从谭晓光挨整的父亲的工资里扣出来的。每个月拿到钱，谭晓光自己留5元，其余的20元全部交给家里。
谭晓光只上了一年初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不知道是否应该感激“科学”，由于对“科学”的巨大热爱，谭晓光在那种动荡的岁月，居然安静地读了大量的书，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思。那年那月，是许多知识分子往事不堪回首的岁月，而就是在那段时间，谭晓光沉醉在“天堂”一般的读书乐趣
中。他兜里有5元钱，这是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而且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当时，许多老教授受到迫害，他们积蓄了一生的书籍都不得不变卖掉。媒体曾经报道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卖过一大车的书，累得满头大汗，只卖了5元钱。少年谭晓光每月自己保留的那5元钱，几乎可以使他成为一个“藏书家”。他如饥似渴地购买，尤其是气象方面的书，能看到的都买回家。
说来好笑，谭晓光当时手头有一套中学教改教材，他花了几个月时问通读了一遍，觉得自己已经全部掌握，认为肚子里的知识挺多，开始有点得意。哪里想到，有一天他寻到一本美国气象学家佩特森的著作《天气学》，一打开，第一章就是基本方程，是一组偏微分方程，谭晓光当时汗就下来了！整个看不懂。
在谭晓光的概念里，他以为方程就是中学课本里的那点儿代数——一元二次、一元一次，可是佩特森说的方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开始四处找书，他要弄明白，他不能连“气象学”的第一章都看不懂，那说明他这么多年的“气象兴趣”一直停留在“业余初段”水平。他要提高自己，至少要提高到能知道人家专业人士在说什么。
这也是谭晓光生平头一次感觉“学无止境”，以为自己知道得挺多，其实还在门外边溜达呢！后来，谭晓光买到了樊映川主编的《高等数学》课本，开始自学微分方程，他需要全部学完微分方程，这才是理解佩特森的《天气学》的第一步，因为佩特森所讲的方程是偏微分方程，比微分方程还要难很多。就这么学着学着，不知不觉草长莺飞，谭晓光17岁了，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招工，但是，他是一个黑帮子女，走资派子弟，档案拿到哪儿去，人家一翻，根本不敢接。正好，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谭晓光虽然是一个性格内向热爱科学的青年，但毕竟也是一个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长大的。他背起行囊插队到吉林省白城地区，在自山黑水之间，做了三年“知青”。那是毛主席号召的，周总理亲自安排的，谭晓光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根本没有多加考虑，他觉得“当然应该去”，就是这样，说去就去了。
那空旷的场院，那高高的玉米地，那曾经热闹非常的集体户，还能记得当年那个清瘦高挑的大男生吗？17岁的青春，寂寞的青春，躺在大通铺上的青春。一个开国元勋的孩子，一个热爱科学的少年，就在那里点上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枝烟，从此一生没有戒掉；喝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口烈酒，从此，他的性格不再沉默寡言，他开始像东北的天空一样，爽朗豪放。
17岁的少年，有没有想家的时候？谭晓光从来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在他17岁，已经没有了“家”，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那个年月，像他这样的黑帮子女绝大多数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家破人亡骨肉离散，写好家书都不知道应该寄到哪里去。
说起来，谭晓光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是插队到农村，而不是参加东北建设兵团。在白山黑水之间，老乡们对他是宽容的，所以他并没有像一些出身不好的兵团知青那样历经“蹉跎岁月”。他没有。他所受的苦，所有的知青都受了；他所流过的汗，所有的知青也都流淌过。谭晓光后来回忆说：“知青时候的友谊是最纯粹的友谊，那种情感比后来上大学时候同学之间建立的关系还要真挚，还要有分量，那是最无私的。患难之交啊！”
有一种人，属于风雨之后，永远相信彩虹高悬的人。
谭晓光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无论曾经遭遇多少风雨和坎坷，总是善于提取其中的积极因素，总是善于在不幸的命运中寻找幸运的曙光。
谭晓光如今回忆从前那段知青岁月，他会说：“那段生活对我的锻炼非常大，我变得能吃苦了，心理承受力也增强了，这些都算是正面影响吧。当时我们都特羡慕去东北建设兵团的人，吃得好，每个月还有30块钱工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管得特严，还是我们好，插队到农村去，建个知青点，男生一间屋子女生一间屋子，全大通铺，晚上睡觉之前就讲故事。那些故事真好听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男生，他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按说也是出身不好，平常还有‘反动言论’，要在建设兵团估计早整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