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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先生。三言两语之后，尚先生便请父亲谈谈对其表演艺术的看法。父亲没想到这位誉满南北的一代名伶如此谦虚但减，感动之余，也就以诚相见，他说：“一般人只知武戏要文唱，却不知文戏要武唱。其实，它们道理是一个，就是讲究动静、冷热、刚柔、急缓的结合。武戏文唱，可避免过‘火’；文戏武唱，可防止太‘温’。不‘火’不‘温’，入情入理，才是好戏。尚老板的表演，能够做到文戏武唱，这正是秀出班行的独到之处。若是再多排一些可供‘武唱’的文戏，那就更好了。”尚小云非常高兴，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说：“李先生所言极是。但不知李先生肯不肯屈尊为尚某写些本子？”父亲答应试试看。二人虽系初交，却一见如故，顿成莫逆。
不久，父亲就给尚小云送来了他新编的剧本《汉明妃》。这个本子既注意强调王昭君只身出塞的情意，舍身和番的气概，又充分考虑突出尚小云洪亮高亢的嗓音，深厚扎实的武功，从而给扮演者提供一个发挥艺术才能和特长的自由天地。此后，父亲实际上成了尚小云先生的特约编剧。尚小云组织的“重庆社”，排演过一系列新剧目，其中诸如《墨黛》、《卓文君》、《林四娘》、《青城十九侠》等，都是父亲编写的。
一九三二年春天，父亲与尚小云拜结为金兰之好。这种亲密的关系保持了几十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小云的长子长春、次子长麟组建新宁京剧团时，父亲还热心地为他们写本子呢。
七、身陷囹圄志行如初
《蜀山剑侠传》在《天风报》连载后，不久即由天津励力印书局结集出版。书局老板刘汇臣是宁波人，办事精明而又果断。他料定还珠楼主的读者会越来越多，便与父亲谈妥，把与《蜀山》同时写就的《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柳湖侠隐》等书，都包揽下来，独家刊行。父亲得到一笔可观的稿酬后，便托人在北京东单东观音寺买下一所房子，举家迁京，专事写作。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父亲已是名噪京津的文人了。
利用文人做“御用工具”，这是历来侵略者的惯伎。日本人很快就盯了上父亲。先是汉好周大文登门求见，请父亲到敌电台任职。接着担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又来劝说。均遭到父亲的拒绝。他说：“我是写小说的，旁的不会干。”父亲不识“抬举”，自然惹恼了日本人。偏巧这时有一个姓徐的出版商，看到父亲的书销路好，油水大，想把版权从励力印书局夺过来。但父亲是个讲仗义、重感情的人，尽管徐老板肯出高价，也没有答应他。徐老板怀恨在心，托他的在日本人那里当翻译的亲戚，要求“治治李寿民”。
一天晚上，父亲和几个朋友应邀到宣武门草厂胡同顾家吃饭。酒菜上桌，大家正欲把盏举著，突然响起一阵砸门声。顾先生刚刚拉开门闩，便冲进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带走，统统的！”率队的一声喝令，屋子里的人全被押上了汽车，连当时在场的名伶张君秋先生也未能幸免。当天深夜，日本宪兵还到东观音寺去抄了我们的家。这时，母亲才知道父亲出事了！
父亲和友人被捕后，大家都很着急。尤其是张君秋，因为他演出的戏码已经排出，广和楼正等着他上戏呢。父亲心里明白，这回八成是冲自己来的，朋友们都受连累了。于是他就想法安慰张君秋，说自己会算命，按张君秋先生的生辰八字和气色，绝不至于走“背”，不出三五天，即可平安回家。果然，张君秋在第三天被允许取保释放，其他人也被陆续保释。只有父亲因“涉嫌重庆分子”，在看守所里受了七十多天的难。在那令人发指的日子里，日本人百般折磨父亲，鞭笞、灌凉水，甚至向眼里揉辣椒面，还恶毒他说：“你们四川人不是喜欢辣子吗？”在酷刑面前，父亲并不是没有动摇。事后回忆这段遭际，他曾坦率地承认，有几次简直就要挺不住了，但终于还是“熬”了过来，因为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人，不是狗，绝不能答应给日本人做事！
后来父亲被释放，一是因为有个日军大佐听说父亲谙星相，会算卜，便前来间卜，不料他的身世遭遇竟被言中；二是因为母亲和亲友们多方奔走，托人找到华北军部里的熟人，而他们之中又有几个《蜀山》迷；最主要的则是因为父亲并非什么“重庆分子”，而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
七十多天的铁窗生活，极大地损害了父亲的健康，特别是他的眼睛；抄家时还丢失了三部小说手稿，不得不重新写过。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毕竟没有玷污“中国人”这个伟大而神圣的名字。
八、笔墨耕耘风靡上海
父亲出狱时，原来十分健壮的身体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了。在家调养了几个月，稍见康复，便只身南下，到上海去另谋生路。
初到上海，父亲卖了一个时期的字。他从小跟祖父学书法，写得一笔遭劲潇洒的行书，真草隶篆也都颇具功底。但也只能维持自己一人的生活，无法养家，以致母亲不得不卖掉东观音寺那所房子，拖儿带女搬到史家胡同东罗圈去住。
后来，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先生听说《蜀山》作者在沪卖字，立即寻到父亲栖身的亭子间，嘘寒问暖之后，将父亲接到老垃圾桥挽陆家暂住。双方在饭桌上敲定，父亲的全部著作由正气书局独家出版，写一本出一本，稿酬从优。于是，父亲又重操旧业，收入也很快丰厚起来。抗战胜利后，父亲把全家接到上海，在西藏路远东饭店包了几个房间住下。在那里，我亲眼看到父亲进入创作高潮的情景。
那时，父亲每日要写二万字，书局每隔十天就出一本书。陆老板催稿催得特别紧。父亲则因子女众多，负担很重，加之他又有“烟霞”癖，离不开鸦片，只有拼命地写作，才能支付浩繁的开销。但是，父亲的眼睛在日本宪兵队看守所受到损伤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写蝇头小字了，只好请秘书笔录由他口授的文字。每天吃过午饭，喷云吐雾之后，他便意兴大发，文思如潮，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口授小说。两个秘书轮换着休息，他却要一直“说”到深夜。有时半夜醒来，还听见他在说“笑和尚”、“齐霞儿” 均为作品中人物呢！就这样，日复一日，《蜀山》之外，父亲又写出了《虎爪山王》、《大侠狄龙子》、《大漠英雄》、《黑孩儿》、《黑蚂蚁》、《天山飞侠》等数十部小说，随着父亲著作的陆续出版，上海滩出现了“还珠热”。当时《蜀山》等书每本印数上万，仍不能满足需要。记得远东饭店附近有一书摊，早上摆出十余册《蜀山》，下午就售光了。更有一些热情的读者，或登门拜访，或设宴相邀，或要求赠书题字，或恳请合影留念，令人感动却应接不暇。自然，也有一些好事者，为了“扎台面”、“吃得开”，就打起“还珠”的招牌。那时舞台上演连台本京剧《蜀山剑侠传》，本与父亲无涉，海报和文告上却赫然写着“还珠楼主亲自编导”。
一位正在研究中国武侠小说的天津朋友说：“武侠小说最受人喜爱，又最受人鄙视；喜爱它的人并不认真看重它，鄙视它的人又常为它废寝忘食。”这种奇怪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九、翁婿相见破镜难圆
父亲成名以后，一些亲戚朋友对他的态度变了。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外祖父。十多年后，不知是人老心善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竟萌动起“承认亲事”的念头来了。
当时外祖父家住北京真武庙一号，那是一座屋字宽敞、池苑秀美、中西合壁的建筑。外祖父先派大舅经涛前来说合，并欲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接到那里去。母亲知道真武庙条件优越舒适，却不肯离开东罗圈的破瓦寒窑一步。接着，外祖父又让三姨经仪给父亲往上海写信，邀父亲来北京相聚。三姨在父亲和母亲婚恋的过程中，始终持同情态度，父亲觉得不好对她硬顶，便以“文债在身，不好擅离”为由婉言谢绝。
我们全家南下不久，外祖父也赶来上海。他让任上海大中银行总经理的表舅王尔藩出面，向父亲表示，打算把上海的亲友都请来，在国际饭店丰泽楼摆上十桌酒席，举行盛宴认亲仪式。父亲听了，不由一笑，说：“这场家庭纠葛并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何必要大事张扬、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看还是算了吧。”可是，坐在一旁的母亲这时动情了。她想，凡事不过三，外祖父三次来请，事实上已经三认其错，何况，老人家已经年过六旬，再不同意，就有悸情理了。于是，她转而劝父亲道：“就依了老人家吧。过分的铺排没有必要，可以找安静点的地方……”话还未讲完，表舅马上接过来说：“要得！要得！就在我家可好？”父亲素来敬重患难与共的夫人，看到她已点头答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一九四六年夏日的一天，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建国西路懿园表舅家去见外祖父。那天，父亲特意穿上当年在天津孙公馆做家庭教师时穿的旧长衫，这与外祖父那身做工考究、熠熠闪光的丝绸裤褂，恰成鲜明对比，新旧贵贱悬殊，显得极不协调。当时我们并不明白，就去问父亲，他不回答，只说了一句：“小孩子家，莫问！”后来一想，父亲这样做，或许是借此表明自己“宠辱不惊”的心志吧、
翁婿相认，外祖父给父亲送了见面礼，父亲给外祖父磕了头。仅此而已，事后各走各的路，彼此很少往来。要说父亲排斥富贵，倒也不是。那些于危难中帮助过父亲的人，像三姨经仪、六姨经楼、八姨经华、十五姨经信，父亲总是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在一起时，父亲常陪她们看戏、打牌，给他们讲新写好的小说情节，请她们吃自己烧的拿手好菜，就跟亲兄妹一般。数十年人间沧桑，听说诸姨大多数漂泊海外，假如你们有机会读到甥儿写的这篇小文，当会亲切地忆及父亲吧？
十、峨眉采秀青城探幽
《蜀山》的读者，常常津津乐道于书中的写景造境，什么冰峰雪崩的“月儿岛”啦，变幻多姿的“静琼谷”啦，奇花竟放的“绣琼原”啦，诸如此类的景物描写，在他们心头似乎构成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或问：还珠楼主笔底烟云染自何方呢？这里且述其要。
登山，是父亲青少年时代一大乐事。雄伟高大的泰山，奇拔险峻的华山，绵延千里的祁连山，横列如屏的点苍山，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而对他来说，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山，则莫过于峨眉，青城了。
这两座天下名山，早在父亲七岁那年，祖父就带他上去过。以后又爬过多次，父亲在笔记中曾反复提及“三上峨眉，四登青城”之事。他能够做成这番“业绩”，还多亏了王二爷哩。
王二爷和我们家是干亲。这位秀才一肚子的诗书，却终于未能发达。一九一二年，曾祖母辞世锦里，祖父带着当时只有十岁的父亲前往奔丧，离去时把他留下给曾祖父“宽心”，这样王二爷便做了父亲的家庭教师。
王二爷很推崇陆游“功夫在诗外”的主张，反对整天闭门读书。他经常鼓励父亲“须行千里路”，并兴致勃勃地带父亲去爬山。
在父亲心目中，王二爷不仅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导师，而且是一位最佳“导游”。对峨眉、青城的一寺一洞，乃至一木一石，都非常熟悉。攀峨眉，何处可望日出云海，何处可观奇花异卉，何处可赏朗月飞流，何处可沐林岚雾雨；上青城，何处览胜最尽人意，何处探幽最饶野趣，何处驻足最富仙气……他都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理解，说道起来如数家珍。正是在他的引导下采秀探幽，父亲才逐渐熟悉了峨眉。青城的真面目。
那王二爷“导游”，还特别注意对人文景观的介绍、讲解。峨眉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青城亦有“天下第五名山”之誉，古迹名胜极多。每到一处，王二爷都有一段“龙门阵”摆出来给父亲听：“遇仙寺”内，他讲述一求仙者得到仙人帮助，乘其所赠竹杖，化龙返回乡里的奇遇；“白龙洞”前，他叙说那白娘子苦心孤诣，修炼千年，而终于得道的经历；“麻姑池”畔，他描绘绝代美丽的仙女麻姑，自天外飘然而降，临池浴丹的情景……就这样，一个绘声绘色地“摆”，一个凝神屏息地听，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附着于自然景物之上，令秀者愈秀，幽者愈幽，险者愈险，奇者愈奇，真是触处成趣，无一不妙了。
早年在峨眉山上，王二爷还结识了好多和尚、道士，后来携父亲上山，就一一为他引见。其中，父亲最佩服的是仙峰禅院里的一个和尚，他有一身好功夫，能挥掌碎石，踢腿断木，随意吐口口水，便可将硬纸板射穿。父亲的气功，就曾得到他的指点。自然，那里的环境也是极其诱人的。禅院背负危崖，远离尘寰，深邃幽寂，清凉宜人，且有花开如白鸽展翅之鸽子树可供观赏，有活蹦乱跳前来讨食之猴群可供挑逗，是父亲最欢喜的去处。在这两座大山的怀抱里，父亲搜寻着，探访着，采撷着，终于有一天，把他从这里得到的全部收获载上想象的翅膀，于是，读者便读到了《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
世道沧桑，人的乐趣也不会一成不变。成家之后，父亲的兴致由青山绿水转向樽俎庖厨，这或许是读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十一、美食之家其乐融融
一九三三年，父亲编的京剧《酒丐》 即台湾影片《大醉侠》所本，由名丑叶盛章演出，剧中酒保那串“报菜单”的“贯口”，激起满堂掌声和彩声。演出成功后，叶先生对父亲说：“绝了！您是吃家，我得请请您。”
的确，父亲是“吃家”。一只烧鸡，他一尝，就能尝出主料是柴鸡还是油鸡；一盘烤肉，他一品，就能品出燃柴是果木还是松木。事实上，他不仅会吃，而且善做。1956年，戏剧家阿甲在北京西单峨眉酒家宴请同好，父亲也在座。一道鱼香猪肝端上来，父亲望了一眼，就说：“火候不够，我来试试。”说罢，径奔后面厨房。那峨眉酒家由上海来京时，王经理曾请父亲题写匾额，彼此熟识，也就听任他越沮代庖了。不料一比较，后者在色、香、味诸方面竟大大超过前者。技惊四座，大家啧啧称奇道妙。他们哪里知道，父亲结缘厨事业已二十余载了。
古语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父亲的婚姻总算得到了圆满结局，随之而来的就是饮食问题了。父亲想，自己娶的毕竟是一位“千金小姐”呀，饮食上可不能大委屈她了。尽管母亲并没有要求什么，父亲还是想方设法向她“日进美食”。
起初，父亲收入不多，又不懂烹调，只能参照《菜谱》，把那些极普通的菜物，尽量做得可口些。待到他从中悟出一些通则，才不再依“本”炮制，而敢于在“调和鼎鼐”中花样翻新了。母亲曾跟我们说起父亲烧豆腐的情景。那时他最善于做这种经济实惠的菜肴了，什么“家常豆腐”、“捎子豆腐”、“麻婆豆腐”、“朱砂豆腐”、“葱油豆腐”，一天换一个样，叫人总吃不厌。难怪京剧《酒丐》中酒保“报”的那张菜单上，有好几十种“豆腐”呢。
父亲后来成了名，有了可观的收入，做菜仍一如既往，乐此不疲。悠闲自得地在家中做些吃食，和亲人一道品品口味，是他在紧张笔耕之余的一大嗜好。他又非常好客，客人来了，他总愿下厨房露两手，以博得高朋赞许为快。我们家几度迁徙，从北京到上海，到苏州，再回到北京，处处都有一些亲友来家中“打牙祭”。见面一声：“又流口水了！”父亲便热情地张罗起来。我们小时候最盼望两件事：一是父亲停笔；一是宾客临门。因为我们又可以吃到美味佳肴了。
父亲对烹调的自觉追求，是他到上海以后的事。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集中了全国各地的饮食派别：新雅菜馆的粤菜，取材广泛，花色新异；梅龙镇酒家的川菜，调味讲究，浓而入味；上海老饭店的沪菜，汤卤醇厚，咸淡适口；老正兴的锡菜，新鲜脆嫩，味浓带甜；老半斋的扬菜，选料精美，刀工细致……在品尝诸家拿手好菜并加以比较之后，父亲愈发感觉到中国烹调作为一门“艺术”的美妙。一九四六年夏，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忙里偷闲，以一个美食家的口味和眼光，一个厨师的感受和体验，编出《名菜谱》，交由北新书局出版。本来他还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国烹调术的理论专著，可惜时间不允许，否则，他完全有可能对此作出融会贯通的阐释的。
父亲作为家里的“掌勺人”，带给我们许多快乐，也“熏”陶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会炒几个菜，特别是五妹观淑、六弟观洪，他们配制整桌酒席，竟与真正厨师不分轩轻。前几年，京剧艺术家张君秋举行家宴，还请观淑去主厨呢。
十二、停笔辍耕姑苏教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全家住在苏州。由于武侠小说暂停出版，大半辈子埋头写作、无暇顾及子女教育的父亲，这时有了管教我们的工夫，而我们也算是由此得到了一点“家学”。
父亲执教很热心，可是他教的东西大杂，举凡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京昆皮黄，天文地理，乃至饮食游戏，无一不教、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教起来又没有章法，碰上什么讲什么。超初，我们对他讲这种“零敲碎打”很不以为然，心想：那算得甚么学问！时间长了，才渐渐品出其中“味道”。
记得一次，父亲给我们讲宋词。那首小令描写恶鬼在坟场出现的情景，有两句写道：“鬼火一现，露出桃花面。”父亲问：“谁能用一个更好的词语，把‘桃花’换下来？”我们略一思索，便七嘴八舌抢着回答：“青白”、“凶恶”、“狰狞”……父亲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大家正在纳闷，父亲风趣地说：“谁都知道做菜要放盐，若是菜已经够咸了，再撤一把盐，又会怎样呢？鬼本来就是凶恶的，你们再加上一些‘凶恶’的字眼，恶上加恶，反倒乏力了。这首词的妙处，就在于给恶鬼画一幅‘桃花面’，一丑一美，两相对比，鬼的阴鸷可怕情状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事隔不久，父亲带我们去开明戏院看越剧《梁祝》。回来的路上，他故意问：“《楼台会》一场，祝英台有句唱，叫做‘强颜欢笑上楼台’。为什么一定要‘欢笑’呢？用‘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