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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央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之后，下面因为怕犯错误，在执行中“宁左勿右”，导致后期镇反的扩大化：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的、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的、早就有了结论没有问题的，甚至都在新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可无论争辩还是哀求都没有任何用处。其中有好几个，是我父亲以前的熟人。我父亲虽然也感觉他们那点事实在不该论死罪，但当时自己年纪小，又只是一名普通战士，也不敢说什么，只是暗中可怜这些不幸的人。其中，一些被错杀、冤杀的人后来虽然“纠正”了，但是死人是不会复活的；而另外一些则被人遗忘，成为改朝换代的可怜的牺牲品。
镇反后期扩大化时，镇压的利斧第一次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擦肩而过。当时我的大姑父已经去了朝鲜，大姑留在开封教书。有一个认识大姑的被抓特务诬陷大姑解放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特务组织。当时与大姑父音讯不通，于是大姑作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了，单位也立即将其开除公职。在审讯中，大姑宁死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并且想来想去说自己的身份可以由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来证明。幸运的是，这位负责人最终被找到了，立即作证说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务，而且是进步青年。就这样，大姑在被关押了几个月又被释放回家。大姑虽然侥幸躲过一劫，但身体从此垮掉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六、新生气象
公平地说，解放后的最初几年里，新政权真的给了人们以希望和光明，一些旧社会的无法根治的毒瘤短短几年一扫而光。妓院封闭了，妓女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街上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不见了，变成了安分守法的良民；家庭妇女们被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技能，搞社会工作；一些传染病开始得到防治，到处都在搞爱国卫生运动；就连那些解放前人不人、鬼不鬼的瘾君子们，在经过几年劳教戒毒后一个个又黑又胖地回来了。
廉洁朴素的共产党官员，取代了昔日作威作福的旧官吏。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艰苦朴素过来的，没有什么架子。当时开封市的市委书记每天就坐着一辆破军用吉普车跑来跑去，饿了就下车在路边小摊上随便弄几口小吃充饥。跟今天一些坐着豪华车，每日吃喝玩乐的官员们比起来，那时的公仆作风真令人怀念。
在农村，土地改革之后贫苦农民分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很多无地农民几辈子当雇农，此时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都非常激动，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我的父亲常常看到一些农民直到深夜了还在田中忙碌，干完了也不回家，久久坐在田头，流露出对土地的无限眷恋。当时还组织成立了一些互助组，起初都是自愿加入的，几个家庭结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各扬所长；而不愿加入的，则自己干自己的。土改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农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个时候，既没有吓人的政治气氛，没有人人自危的压力，也不搞“唯成份论”，经济状况一天天地改善，社会风气一天天好转。除了少数人确实对新政权怀着刻骨仇恨之外，大多数人成天喜气洋洋。可以说，刚刚解放的头几年，确实让老百姓体会到了“解放”的滋味。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而不像后来那么胡乱折腾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七、在部队里
刚参加解放军那几年，受到新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年轻的父亲诚心诚意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十分积极。时值朝鲜战争，父亲就主动请缨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战场上去。领导不批，父亲又是写决心书、又是闹情绪，跟过去电影里的那些年轻积极分子一个样。领导虽不批准，但却很欣赏年轻人这种热情。
五十年代是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期，当时中苏关系火热得不得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上下都不允许说“老大哥”的一句坏话，连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种种暴行也不许说。父亲所在部队原来隶属于第四野战军，连队中尚有几个东北籍老战士，发生在几年前的那些苏军强奸、抢劫暴行他们还历历在目，因此总免不了会在私下场合里发泄出来。这些老兵称苏联军队为“老毛子”，一张嘴就是：“老毛子可坏着哪，比小日本坏多了。”我父亲没去过东北，对此体会不深，对东北战友的话半信半疑。只是当时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前老师说中国版图像一张秋海棠叶子，解放以后就变成雄鸡了呢？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蒙古不能在咱中国的版图内搞，非要独立呢？
当时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观地讲，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助给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都在当时的苏联来说也是最先进的。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取得那样大的起色，与苏联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苏联援助中国的一百五十六项大工程在中国胡乱折腾的二十年间，起到了支撑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作用；直到今天，苏联援建的一些项目，如一汽、武汉长江大桥等，仍然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当时苏联的援助，甚至还包括供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我父亲的一位上级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参与接收过这些尸体，男男女女几百具，都裸体同在一个大池子里泡着，对死者实在是不尊重。据他说，这些尸体都是苏联劳改营里庾毙和处决的政治犯。
不过，苏联老大哥也并不是天天学雷锋做好事的。后来市面上又来了一批苏联产的花布，本来是苏联的滞销货，就倾销给中国。当时部队号召人人买“老大哥”生产的花布，还称之为“爱国布”。可是这些花布实在不适合向来衣着保守的我国老百姓的口味，一时间在市场上滞销了。部队首长一看人们响应者寥寥，于是就自己带头买了些花布，给全家每人做了一件花布衣服，包括他自己。在他的表率下，部队干部战士纷纷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津贴来买“爱国布”，一时间部队里成了“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花背心、花短裤、花衬衣、花裙子。
五十年代，正是中国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的年代。在部队里，这些捷报往往是在军人们在食堂就餐时宣布的。当时父亲部队的食堂桌椅板凳不够用，多数军人就围成一圈蹲着吃饭。经常会有一位政工人员从外面急匆匆跑进来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喜讯：我国×××的产量已经突破×××大关！”这时军人们就放下手中的碗筷，热烈鼓掌。还有一次，是传达一个“我国人口已经突破六亿大关”的“特大喜讯”，仍旧是热烈鼓掌。当时的人们，除了马寅初等少数有识之士，无论从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并没有预见到这巨大的人口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压力。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人口过度膨胀带来的人民生活贫困、环境破坏加剧、资源消耗过快、失业现象等严重问题凸显出来时才如梦初醒，可惜为时已晚。
我父亲在部队里的津贴每个月只有二元四角，但部队实行配给制，生活还是挺不错的。父亲当兵没几年，我国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渐渐地扩展到一些日用消费品要凭票供应，开始出现了排队现象。而上级对此的解释是：排队现象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在五十年代，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斜纹布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父亲也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影响着这个单纯的年轻人。我父亲特别喜欢普希金的诗歌，后来见到市面上有卖普希金石膏像的，就买回来一尊放在自己办公桌上。有一天一个首长来父亲办公室时看到了，就问这是谁的像；父亲回答说是普希金的。那个首长没什么文化，又问普希金是谁？父亲回答说是俄国的一名诗人。首长听了以后批评父亲说，小国，你有文化，要多读马恩列斯的书，不要读这些无聊的玩意；这个像放在这里不合适。父亲听了，只得服从命令，把普希金像拿回家里了。不过，父亲私下里仍在读普希金的诗歌，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父亲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向儿子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
一九五三年三月，“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和偶像斯大林去世了。三月中旬开封市各界几万人在华北运动场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那天正下着蒙蒙小雨，远处传来了汽笛声。开封市妇联的一名四五十岁的妇女干部，在主席台上发言时哭得竟然昏了过去，真不知道她怎么会对斯大林这个外国人有那么深的感情。时年十八岁的父亲披着雨衣站在靡靡细雨中为斯大林默哀，虽然没有那位妇女干部那么夸张，但也和其他人一样流着眼泪，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父亲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可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长期以来被神话的斯大林的去世，使得当时世界各国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有一种成为“孤儿”的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八、霓虹灯下的哨兵
一九五三年以后，我父亲随部队先后移防广州、武汉等大城市，成了一名“霓虹灯下的哨兵”。他们刚到广州时，广州附近的反革命分子尚未完全肃清，上街时需要配枪。而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匪徒，经常埋伏在城郊的甘蔗地里，谋杀单个外出的解放军战士并抢夺武器。匪徒们一般采取的作案方式是：从背后串出用镰刀割断喉咙，杀人抢枪后就逃走，等到尸体被发现时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在接连发生了几次针对单个战士的谋杀抢枪事件以后，部队里有了命令：不允许战士单独到郊外去；如果需要执行任务，必须三人以上同行。
在汉口时父亲住在汉口鄱阳路一带，办公地点就在江汉路上一座原银行的大楼内。父亲在武汉期间，恰逢一九五四年长江流域大洪水。从四月份开始到秋初几乎天天下雨，以至于父亲对武汉这个“火炉”城市完全没有热的印象。在夏季连下几场暴雨后，长江水位超过了汉口地面好几米，比历史最高的一九三一年还要高一米多。当时叔叔放了暑假，从河南来武汉找父亲和大伯玩，火车到了孝感以后，前面几十公里的铁路、田野全都沦为泽国，只得坐轮船到汉口。那时武汉的长江大堤还是土制的，被洪水浸泡久了存在垮堤危险，我父亲作为一名军人，两个月时间里和战友们一起，日夜守护在大堤上排查险情。由于上游分洪措施得力，到了那年十月洪水退去，汉口和武昌都得以保全。
当时在这些大城市里，还残存着舞厅、夜总会等“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场所”。有一次父亲跟随一位首长逛街，这首长是农民出身，进城不久，对大城市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因此走进到一个夜总会里。穿着公安部队军装的他们一进入夜总会就引起了惊慌：舞也不跳了，歌女也不唱了，乐队也停止了演奏，都老老实实地低着头一动不动。首长见状，连忙小声对父亲说：走吧，人家都怕咱们呢！
渐渐地交谊舞开始流行起来，全国上至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下至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办舞会。刚刚进城没多久的部队官兵都在学跳舞。父亲所在部队一位首长也迷上了跳舞，由于他的老伴是个“解放脚”（「注」“解放脚”指旧社会妇女缠足，中途放足，因此足部有些畸形），没办法跳，于是他就找女文工团员做舞伴。他老伴怕他被狐狸精迷住了，就私下找到父亲作探子，每天监视首长和哪个文工团员跳了舞，说了些什么，有什么异常情况。
武汉公安总队第一任司令员名叫张德发，是个正师级老革命，年纪并不很大。进了城之后，他与一个资本家的小姨子结婚。后来，他逐渐走上了贪赃枉法、官商勾结的道路。张德发最大的罪行，就是不请示上级挪用公款与资本家做生意，结果全赔进去了，“三反”中，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枪毙了。二○○三年，中央电视台放电视剧《江山》，我父亲看了以后，对里面的情节和人物总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一段时间，正是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大家庭”友谊的时期，来自苏联、东欧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客人很多，文艺演出接连不断。我父亲喜欢文学艺术，每场必看，在武汉看了苏联红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朝鲜人民军艺术团、匈牙利歌舞团、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注」玛佐夫舍是波兰地名，位于现波兰共和国中部地区，该地区以民间舞蹈“玛祖卡”闻名于世）、乌克兰小白桦艺术团和东德警察艺术团的演出。苏军红旗歌舞团是苏军艺术水平最高的文艺团体，演出时盛况空前。其演奏的曲目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神圣的战争》和《太阳落山》这两首歌。当时父亲有一位战友，看完演出后激动不已，说听这两首歌时“浑身起鸡皮疙瘩”，父亲听后大笑：“起鸡皮疙瘩可是个贬义词啊。”那位战友连忙争辩，说：“哪里呀，我这是激动，从来没听过这么震撼人心的歌！”朝鲜人民军艺术团水平则比苏军歌舞团差远了，父亲只记住了他们那个报幕员，报幕时嘴里发出“欧穷空龙……”之类难听的喉音，演出内容全记不住了。东德警察艺术团来了四个人，当时穿的衣服跟纳粹的还有点像，肩章如同银色的麻花一样，全是吹铜管乐的。来自贝多芬和巴赫故乡的艺术家们确实不同凡响，铜管乐吹得如同弦乐一样柔和，在中国演出了很多场次，当时招待得相当丰盛。可能是因为当时东德正处于战后重建阶段，生活过于艰苦，那四个东德警察后来竟然不想走了，坚决要求到中国的各大城市、大厂矿、甚至农村去做常年巡回演出。
一九五五年，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父亲被评为准尉军衔，我们家以前曾有一张他当时的照片，穿着崭新的苏式军服，胸前别着纪念章，显得英姿勃勃。可惜后来搬了好几次家，那张照片找不到了。年轻的父亲有文艺的天赋，什么乐器拿来一学就会，又非常勤奋刻苦，无论键盘乐、弦乐都很精通。后来，父亲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而他的手风琴独奏《东方红》还曾经在电台播出。有一年元旦，在武汉璇宫饭店（「注」位于今武汉市汉口江汉路）召开了来华专家联欢会，部队派父亲他们几个为来华的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们助兴。联欢会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一片团结友谊的气氛。
在武汉时，我的父亲还看了一部西班牙电影《黑帆》，讲的是西班牙宗教改革时，新教和旧教之间教派冲突的事情。电影的一些情节至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信仰新教的和信仰旧教的势同水火，各自手挽着手组成队伍大打出手；抓住“异端”教派的人以后，就把这些人绑在铁柱上烧成焦碳……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很久，父亲一直想不明白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意思：里面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干吗非要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一定要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惩罚那些异端？这些疑问困惑了我父亲很久，直到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看到电影中的情节在中国各地街头一点都不走样地上演时，才恍然大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九、“双轮双铧犁”事件
双轮双铧犁是五十年代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农具，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其特点是这种犁耕过以后，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垄。对比原来使用的单铧犁、木犁和七寸步犁来说，双轮双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大，犁地时需要五、六头牛才能拖动。因此，双轮双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较深的大平原地区，比如说中国东北或者俄罗斯的东欧平原，而不适用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
按理说，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我国是“七山一水一分田”，大部分耕地处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层浅，双轮双铧犁并不适用。因此，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用这种犁。一些基层的干部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抵制这种犁。然而，在毛泽东对“双轮双铧犁”表态之后，全国就开始强制推广和使用双轮双铧犁。那些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却被指责为“右倾”、“保守”等遭到打击，有的地方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很多干部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在糖衣炮弹前没有倒下，却栽倒在双轮双铧犁这个“不祥的蛋”面前。
在各地批判、撤换了反对使用双轮双铧犁干部们以后，全国工厂日夜加班紧急生产双轮双铧犁，据说数量高达五六百万套。但是，强扭的瓜不甜，有些地方没有如此之多的牲口，有的地方土壤不深处就是石头，因此根本就无法使用双轮双铧犁。于是这些“先进”的犁被束之高阁，然后又被销毁。“双轮双铧犁”事件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打击了很大一批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基层干部，换上来的都是些一味迎合上面、眼睛朝上不朝下的人，这为“大跃进”期间假话、空话、大话满天飞，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双轮双铧犁”事件发生之时，我的父亲还在部队中，在支农时听说了对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的批判。当时他就感到困惑：耕地用什么样的犁，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何必要管起来？为什么用不用这种犁竟然可以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制度产生疑惑。因此，多年以后，他仍然对“